大战争小故事——敌人的拥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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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全新系列，通过在亲历者的回忆，感受战争残酷与冷暖。
来自“髑髅”师老舍恩菲尔德（Schoenfeld）的回忆：
1945年1月，我再次获得几天探亲假，我从布雷斯劳（Breslau）坐火车去了柏林。一到柏林，我就往北方赶路，去找我的父母。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回家几天，当看到我时，他们都充满了喜悦。显然，我们都有很多话要对彼此诉说。第二天，我决定去战俘营边上散步，那里原来是国防军的一个营地。在营地的左边，我看到盟军战俘总是在玩一些球类游戏。营地右边的是俄国战俘，他们看起来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很消瘦。他们的身体里几乎没有生命的迹象。我和几个俄国人交谈了一下，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吃东西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食物，而盟军战俘则得到了所有的食物。又一天，我去看了另一个营地，那里只有乌克兰妇女。母亲告诉我，那里的一个看守经常殴打这些妇女。这个看守就住在我父母家的街对面。我试着和他谈了谈，告诉他要谨慎对待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因为俄国人很快就会打到那里了！至于他有没有真的把我的话听进去，就是另一回事了……探亲假结束后，我回到了布雷斯劳-利萨（Breslau-Lissa）。
1945年1月，俄军在布雷斯劳东南部的奥珀伦（Oppeln）和奥劳（Ohlau）附近夺取了两个桥头堡。布雷斯劳之战无可避免！但即便是在俄国人离得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城里仍是一片宁静与祥和。我记得自己与一些战友到城里去散步，还参观了旧市政厅。但当我们在抽烟小歇时，突然注意到一群高空轰炸机飞过城市上空。但在我们意识到这点之前，我们的周围已经发生了爆炸。显然，飞机一到城区边界就开始投掷炸弹了。我的脑袋被一块砖头砸中，血像杀猪一样流个不停。我的战友们立刻为我处理了伤口，并把我送去野战医院。我的头上至今还留着这个疤！野战医院位于城中的一个地堡里，那里还有一个党卫军的临时军事法庭。我无意中听到人们的谈话，他们似乎正在为行刑队寻找志愿者。我一听到这里，就马上离开了。第二天，我听说行刑队是要枪决一个被判处死刑的18岁奥地利男孩。我们都必须到场观看行刑，但当下令开枪时，我转过身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枪决一位年轻的战友，尤其是在我们距离战争结束那么近的时候。在此期间，我头上的伤口愈合了，我得向我的部队报到了。我的部队被部署在铁路路堤，那里是利格尼茨（Liegnitz）至布雷斯劳双线铁路的延伸段。在那里，一位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向我们下达了组一支侦察队的命令，为此我挑选了六名战友出来。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没有战斗经验，但我们必须找出俄国人当时所在的确切位置。在我们去找俄国人的路上，前线的一切似乎都非常安静。我们经过几栋房屋时，突然听到一辆坦克和几辆其他车辆的声音。我的战友们明显变得紧张起来，我不得不让他们平静下来。那辆坦克是俄国的T-34，我之前在东线见过。这辆T-34离我们还有一段安全距离。我们大概等了几个小时，但后来发动机的噪音听起来很近了。我命令战友们悄悄地撤退，并保持低姿前行。我们必须尽快向指挥部报告此事。正当我们跑回自己的阵地时，遭遇了五名俄国士兵，其中一人有一挺转盘机枪或叫DPM轻机枪。我开始用我的机枪进行射击，并打光了所有的弹匣，接着我开始逃命。但在跑出300米后，我站在了一道很高的栅栏前。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翻过那道栅栏的了，但不知怎么，我就是设法快速翻了过去并继续跑起来。然后我听到了坦克的射击声，但它没有影响到我周遭的环境。坦克因为某种原因停了下来，保持不动。当我到达己方阵地时，那里有的只是一片混乱。军官们又喊又叫地跑来跑去，因为他们也束手无策了。铁路路堤后的铁路站场里挤满了年轻的士兵。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迫近的俄军十分好奇并离开了掩体。只要把头伸出来，就足以让你送命！第一个把头伸出掩体的人在几秒钟内就被子弹击中。我跑向那个死去的士兵，把他带走了。不久后，又有一个人被打死，因为他伸出头去看了看俄国人。我再也按捺不住，大喊道：“给我拿一支‘铁拳’来！”很明显，有一个俄国狙击手在树上盯着我们的阵地。虽然我也可以用我的MP40与之作战，但那样太冒险了。我拿到了“铁拳”，并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来瞄准狙击手。当我找好位置时，我手持“铁拳”，瞄准那颗树，然后开火。你知道，接着就发生了大爆炸，树枝飞得到处都是。狙击手终于消失了。
俄国人不断地把我们赶回城里，战争变成了只能逐屋战斗的巷战。有时，会发生双方同时占领一栋房屋的情况：我们在一楼，而俄国人在二楼！这种巷战对双方来说都很难打，许多人在布雷斯劳丧生。但在布雷斯劳期间，我从未放弃过自己所占领的房屋。有时，我会在同一个街区里待上八天，时不时地也能再次把俄国人赶走！我和战友们把自己安置在建筑物的二楼，从那里我们可以很好地观察到街道的情况。我们把一挺MG34架在房间靠后一点的位置，并用一张大木桌加以掩护。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接俄国人的到来了。但另一边却出奇地安静，甚至在夜间也十分安静。第二天早上，一些战友出去寻找食物。以他们找到的食物量来说，我们可以轻松地在那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许多房子都通过地窖之间的隧道相互连接。我们的工兵在城中建造了一个完整的隧道网络，将所有的房子都连接起来。当我们被俄国人包围时，城里依然有大量的平民。
在我们的阵地前方，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广场。在广场的另一边，一栋房子的大门里突然出现了一门俄军4.5厘米反坦克炮。我的一个战友喊道：“有一门反坦克炮从门里出来了！”是的，俄国人使用的是4.5厘米反坦克炮，它是我们3.7厘米反坦克炮的翻版。我让我的机枪手等着，直到反坦克炮整个通过那扇门再动手。反坦克炮一完全暴露后，我就命令我的机枪手开火了。但只持续了几分钟，广场就再次变得空空荡荡。那门反坦克炮又不见了，因为它退回了之前所在的房子里。几天后，我们被转移到城中的另一个地区。那是位于城中奥得河流域的两条“胳膊”之处。在河中央有一座岛屿，已经被俄国人占领。奇怪的是，他们没有向我们开火，而我们也没有向他们开火！后来有传言说，要塞司令赫尔曼·尼霍夫（Hermann Niehoff）将军正在与俄国人谈判。我们接到的命令是继续坚守阵地，但不要开火。
我们趁着这段安静的日子与俄国人打起了交道。我们让他们到我们的阵地来，他们答应了，然后发生的事情是你在其他任何历史书中都找不到的：我们眼含泪水地互相拥抱在一起！就在此前的几天，我们还在互相争斗，而现在我们却一起拍着对方的后背哭泣。我们像这样与俄国同行见了几次面，每次他们都说：“Woina kaput！”意思是战争结束了。随后，传来让我们收集所有武器的命令，以便向俄国人缴械。当这一切都完成之后，就开始了被囚禁的长途行军。那是一段盛大的华尔兹舞，由在街道上缓慢行进的士兵所组成。在我们行进的过程中，一名俄国士兵走近一名德国士兵，想要抢走他的手表。一位骑马的军官看到了这一幕，他走近那个士兵，掏出枪，就在我们的眼前把他给打死了！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但我们大致有点猜到，尼霍夫已经与俄国人谈判过，让他们不要干扰我们。那位军官转过身来对我们说：“Verbotten（不允许）！”这明确了他们遵守着与尼霍夫达成的谈判条件。经过几天的行军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营地——原帝国劳工组织的营地——那里有许多其他士兵。我们党卫军成员大概有10到12名。我们没有在那里待很长时间，就被分成20人的小组，每组都由三名俄国士兵看守。我们被带出营地，前往一个未知的目的地。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一栋房子里过夜。第二天，我们都得到了一把镰刀，我们只得开始下地干活。突然，我听到步枪的枪栓声。我转过身，发现其中一名看守用步枪指着我。然后他放下步枪，让我到他那边去。我小心翼翼地走近他，而他正在点烟。当我走得足够近时，他把烟推到我的鼻子下面，让我把它放进嘴里。接着，他叫来了翻译，他告诉翻译，他在一战期间当过德国人的战俘，在那段时间里他遭受了恶劣的对待。然后他说，他无意向我开枪。你无法想象，当我听到这句话时，内心有多高兴。我的战友们后来告诉我，当那个俄国士兵把我叫过去时，我的脸白得像粉笔一样。在接下去的几个月里，我们被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直到最后来到苏台德地区的格鲁利希（Grulich）。那是1945年10月，有传言说我们将被运往西伯利亚。那是目前地球上你最不想去的地方，所以我开始和几名战友讨论我们该作何选择，是要去西伯利亚，还是要尝试逃跑？我能召集到的有六个人，分别是三名党卫军和三名国防军士兵，一天晚上点过名后，我们决定逃跑了。
我们逃出营地，一来到外面就下了山。我们不停地跑，直到来到一个废弃的农场。在那里，我们躺在干草堆里稍作休息。清晨，我们继续开始逃亡，直至抵达一条我们看起来很眼熟的街道，我们的队伍也就此分开了，三名国防军士兵决定走自己的路。我不记得我们走了多少天，但我们每晚都是在树林里度过的。有一天，我们讨论起是继续在树林里穿行，还是去走柏油路。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因为树林虽然安全，但行走不便；柏油路虽然更容易行走，但又不安全。我们最终决定接着走柏油路，但走了300米后，我们就遇到了三个手持MP38的波兰人。随之我们听到的是：“举起手来！”我们都被搜身了，他们发现了我的兵役证，还有一些晋升文件和授勋证书。我觉得这三个人比我们更害怕，他们急匆匆地把我们带去了最近的警察局。我记得那是位于下西里西亚一个叫巴特赖纳茨（Bad Reinerz）的小镇。我和我的两名战友分开了，我被送到了格拉茨。服役期间我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所以知道这个小镇。我们在格拉茨受到的待遇很差，我们不得不忍受看守们的虐待。每天早上点名时，他们中的一人都会打我们的后背并以此为乐。当他走过时，我们必须转过身，这样他就可以用枪托击打肾脏的部位。这很疼，有些男孩在他动手前就已经哭了。我受够了他的虐待。轮到我的时候，我转身背对着他，准备感受枪托击打肾脏的滋味。然而，当他向我打来时，我跳开了，所以他扑了个空。我迅速回过身来，直视着他的眼睛。他全然不知所措地站着，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然后他转身跑了。有趣的是，在那之后虐待行为就停止了。有一天，我们发现战俘营来了许多高级军官。他们是战时与我们交战过的所有国家的军官。他们花时间与我们进行交谈，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很快就有机会自由发言了。另外要提到的是，自从这些军官来过战俘营后，我们的牢房门就一直开着了。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互相拜访，和老战友们聊聊天。然后，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一天到来了，可以回家的机会非常之大，但首先我必须要出庭才行。1946年10月8日，我被一个身穿制服的人押送到法庭。我得到一位会说德语的辩护律师。当法官进来时，我被告知坐下来并慎重地听他讲话。法官问我在战争期间射杀了多少波兰人。我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接着，他们完成了一些文书工作，最后法官说：“谢谢！你可以走了！”我得到了释放文件和一些钱，然后就可以走了。在回家的路途上，我先在柏林的一个隔离营里被关了几周，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因为我知道自己就要回家了。营地指挥官问我为什么想回家，我就给他看了一封我父母的来信。他说他会在早上拿到我的释放文件。回家的路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最后我总算抵达了父母家。显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我会回来，所以当母亲打开门后，她把我带进去见父亲，我们一言不发地相拥许久。我终于回家了，噩梦结束了。
那一年是1947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