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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大纲》2.2.3.3 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2023-11-14 11:19 作者:晦无  | 我要投稿

【本文转载自人民出版社1978年 仅供学习参考】


3、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继列宁之后,把唯物辩证法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的,是毛泽东同志。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这个最大的国际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封建阶级、买办阶级之间的斗争,使旧中国成了近代东方许多矛盾的焦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迫使中国人民不能不艰苦卓绝地进行谋求解放的斗争,前仆后继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了八十年的奋斗和摸索,中国人民终于在十月革命之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科学武器,建立了自己的战斗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结果就在中国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敌人强大、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中取得伟大胜利的经验,必然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实现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世界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这一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的过程中,正在不断地取得伟大的胜利,积累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必然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宝库添加新的财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者背叛革命,背叛马克思主义,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地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提出了系统的修正主义纲领和路线,为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开辟道路,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中国共产党和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同现代修正主义展开了大论战。这次具有空前规模的世界性的大论战,也必然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推进到新的境界。

上述这些斗争的舵手,就是毛泽东同志。这些斗争的理论结晶,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和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国际国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行动指南,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全面的,其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占着突出的地位。这里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光辉贡献,只能就几个最重要的方面作一些简略的说明。

  第一、毛泽东同志把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提到哲学的高度,作了系统的解决,为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和可靠的保证。

  共产党是革命的向导。党要把革命引向胜利,就要有正确的路线。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党的正确路线,只有严格依据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可能产生。如果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的世界观,党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路线错误,把革命引向碰壁。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是唯物辩证法同主观主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曾经在1927—1934年间占居过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直到1935年1月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中国革命才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长期的革命经验证明,不彻底击败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要彻底击败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就必须挖掉机会主义的老根,即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彻底清算主观主义的思潮。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澄清了在党内许多同志中长期认识不清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1)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正确思想是从头脑里随便创造出来的,或者是从书本上抄来的。因此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从来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书本上的某些现成的公式出发;被他们俘虏的经验主义者也相信他们的这一套。《实践论》指出,正确的思想只能从实践中来,即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不亲身参加具体的革命实践,不从实际出发,要取得正确思想是不可能的。(2)判定思想正确与否以什么为标准?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思想的正确与否是依引证经典著作词句的多少而定,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的。因此他们尽管在实践中一再碰壁,还是硬说自己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经验主义者也附和了这种看法。《实践论》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革命的实践。只有当人们在实践中实现了预定的目的时,人们的思想才被证明为正确,在实践中一再碰壁的思想只能是错误的思想。(3)如何处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教条主义者实际上认为理性认识不依赖于感性认识。因此他们从来不肯下苦工夫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从中引出必要的结论,而是凭热情和感想办事。经验主义者则实际上认为感性认识无需乎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他们不肯也不善于在理论的指导下总结经验,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而满足于狭隘的局部的经验。《实践论》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抓住一个片面是不能取得正确认识的。(4)如何对待认识的发展?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了解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们或者是当客观过程向前推移转变了的时候还使认识停留在旧的阶段,犯右倾的错误;或者是当客观过程还没有推移转变的时候使认识超过了一定的发展阶段,犯“左”倾的错误。《实践论》指出,人们的认识必须同一定的具体发展阶段相一致,即求得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切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实践论》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思想,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矛盾论》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着重解决了下列问题:(1)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串于每一过程发展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然而每一过程以及每一发展阶段的矛盾又有质的不同,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研究任何问题时,必须以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为指导,深入地具体地分析特殊事物的矛盾特殊性,找到普遍和特殊的联结,并反过来丰富和发展关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都不懂得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或者是忘记了矛盾的普遍性,或者是忘记了矛盾的特殊性,他们都不肯或不善于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问题。《矛盾论》指出,矛盾双方具有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即互相排斥而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关系,研究问题时必须同时把握这两重关系。主观主义者在看到斗争性的时候看不到同一性(例如“左”倾机会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看到同一性的时候看不到斗争性(例如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民族资产阶级“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结果使自己的认识脱离了客观实际。(3)对抗和非对抗的区别问题。《矛盾论》指出,必须善于区别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对抗性的矛盾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成才能解决(例如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非对抗性的矛盾则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例如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问题上);当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了的时候,解决矛盾的形式也应当随着转化。主观主义者不懂得这种区别,他们或者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来处理对抗性的矛盾,或者用对抗的斗争形式来处理非对抗性的矛盾,或者当矛盾性质转化了的时候不知道相应地改变处理的方法,结果就不能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矛盾论》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思想武装了全党,击破了主观主义思潮。

  毛泽东同志的这两部伟大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武装了全党,给全党同志提供了一个观察革命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提供了一个鉴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试金石,因而从根本上摧毁了一切形态的机会主义,为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是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反对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因为修正主义的认识根源也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

  第二、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系统地、深刻地、简要地、通俗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使它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能够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为广大革命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群众化,是一项极其重大的任务。马克思和列宁都十分重视这个问题,曾考虑过写一本通俗简要地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小册子,作为教育广大工农群众和党的干部的材料,但是没有来得及实现。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把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任务完成了。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作了全面的、严整的、集中的论述,使人读了能够有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著作不但概括了人类几千年来的认识成果,不但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观点,而且概括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全面的发展,论述得特别深刻;这些著作的篇幅都不大,而且用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动活泼的语言,富于形象性,结合了群众的切身经验,使人感到亲切易懂。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具体化为党的工作方法,即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这样,唯物辩证法这个人类认识的最高成果,就经过毛泽东同志这位巨匠之手,真正变成每一个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都可以直接掌握的尖锐武器了。现在,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高潮,广大群众不仅在课堂里和学习时间里,而且在车间里、田头上,在生产和工作的休息时间里,都可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见面,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已经能够或者正在学会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之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哲学同群众的结合还从来没有这样紧密,哲学所发挥的物质力量还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空前未有的新局面、新境界。这种新局面和新境界的出现,无疑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的功绩。

  第三、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的独特条件之下,创立了一整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的学说,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中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在以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问题。如列宁在1919年11月所说,这样的任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2]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完满地解决这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以及其中的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复杂的矛盾,从而正确地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纲领,路线、战略、策略。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3]因此,必须一方面坚持革命发展阶段论,把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明确地区别开来,一方面坚持不断革命论,把这两个阶段的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尽一切可能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以便在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不停顿地立即展开社会主义革命。他指出,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保证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指出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必须同他们建立最密切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动摇性的两面性的阶级,必须对他们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他们的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实行联合,对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进行斗争。由于实行了这样的统一战线政策,就使得党在各个革命阶段能够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武装斗争的问题上,他突出地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的作用,提出了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路线;他以极大的精力研究了革命战争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提出了一整套使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人民军队高度无产阶级化和革命化的建军理论,使当初数量很小、装备很差的人民军队在斗争中愈战愈强,终于战胜了数量庞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军队。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他提出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党内斗争方针,创造了整风运动的党内斗争形式,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保证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巩固。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贡献,不但保证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同时对于正在争取革命胜利的世界各国人民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解决上述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他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等等方面的著作,处处都贯串着唯物辩证法的精神,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活的范本。因此,他在光辉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的时候,也光辉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这些发展,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伟大的著作中。

  第四、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完整学说,从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发生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又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通过武装进攻或“和平演变”)。于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必须解决的、关系到共产主义事业最终胜利的严重问题。毛泽东同志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武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并且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其他著作中,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批驳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也澄清了革命队伍中的错误认识。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也同样适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迅速地发展生产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矛盾分为两类,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对人民内部矛盾应当用民主的方法处理,对敌我矛盾应当用专政的方法处理。只有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法加以正确处理,才能够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战胜那些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基于上述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诸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准备条件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以不断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打击资本主义势力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为目的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作准备的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方针;为密切党群关系、防止官僚主义而实行的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为巩固国防、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而实行的一整套建军原则;为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而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条件和办法,等等。只要坚决地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这些原则办事,就能够避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的成果,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为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伟大的革命勇气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底的结果,这是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独特的光辉贡献。

  实践出理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经验必然要通过伟大的革命领袖之手而集中起来,成为伟大的理论。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当代革命斗争中的极其复杂的新问题的过程中,必然要以新的内容独立地推进唯物辩证法,把它提到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是迄今以来人类历史上一切先进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是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的伟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同他的整个革命理论一起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掌握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心灵,在世界上各个角落里点燃革命的火炬,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注:

[1]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2] 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8,139页。

[3]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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