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导读 晁岳佩】009 滕侯卒
本文讲述的经文很简单，滕侯卒。主要介绍左传的一些记事原则与杜预构建的春秋左氏学体系。
本文主要是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第三章导读部分的第一节滕侯卒部分的内容。资料为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的慕课教程的文字版，收集整理以作学习。
滕侯卒——杜预的春秋左氏学体系
这一篇大家看到传文很短，我之所以选这么一篇，是因为要讲一讲，杜预构建的春秋左氏学体系，所以这一篇重在导读。《春秋・隐公七年》，春，滕侯卒。这是经文。《左传》七年春，滕侯卒。滕侯当然是滕国国君。
记事原则——不书名，未同盟也
《春秋》记外诸侯去世，全部用卒字。不书名，未同盟也。这是《左传》作者，对《春秋》为什么，没有书滕侯之名做的解释。在《春秋》中，记外诸侯去世多数书名（卒）。比如齐侯小白卒，晋侯重耳卒，是书名的。也有一部分不书名，像这条经文就是。《左传》作者认为，《春秋》记滕侯卒不书名，是因为鲁滕之间没有同盟关系。换句话说，同盟国之间诸侯去世，《春秋》都要书名。没有同盟关系的诸侯国诸侯去世，《春秋》则不书名。《左传》在这里讲的是记事原则，哪些记，哪些不记。
记事原则——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
他下边进一步，对《春秋》这个原则做了解释。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就是说凡诸侯在同盟的时候，在结盟的时候，在宣读盟约的时候要称名。这个于是，在《左传》当中多数作在此，于是称名就是在结盟的时候称名。为什么要称名呢，为了让神灵便于监督。
你如果只说滕侯，参加结盟的时候只说滕侯，你不知道哪一任滕侯，必须报上自己的名字。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曾经出土的山西侯马帛书，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是书名的。因为在结盟的时候，必须告诉神灵你究竟是谁，这样神灵才能监督你。
记事原则——故薨则赴以名
他说因为在这时候，结盟的时候称名，故薨则赴以名，因为向神灵报告的时候称名了，同盟之间大家知道相互的名字，所以当君主去世，向同盟诸侯国报丧的时候，也要称名。
因为史官发讣告的时候称名，使者发讣告的时候称名，那么鲁国史官也根据这个讣告，在史册上记其名。
那这里又有一个书法原则，那就是外诸侯国使者报丧的时候，如果报告了死者的名字，《春秋》史官就记其名。如果没有说出他死亡君主的名字，《春秋》则不记其名。所以这一块讲的是，《春秋》的记事原则，哪些记 哪些不记。
记事原则——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
下面这一句话讲的是意义。告终、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所谓告终是告前任君主去世之终，就是向邻国，向同盟国报告君主去世，同时称嗣也就是向同盟国报告，嗣位的君主，也就是即位的君主是谁。这是一种礼节，通报先君和旧君的交替。
《左传》作者说，这种礼节有继好息民的功能，也就是说通过这种礼节，双方保持一种良好的同盟关系。避免为君主易人，而导致关系受影响。因为关系一旦不好，两国就可能发生摩擦，那么摩擦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劳民。因为打仗是要用老百姓，所以保持友好关系避免战争，可以起到息民，使民众得到休养生息的这种机会。所以《左传》说谓之礼经，这种礼节就是礼经，关于礼经是什么我们下边再讲，所以导读部分我们重点是讲礼经，但是前面也稍微说一下。
记事原则——所释的例，好多不能贯通全经
因为《左传》在这里讲的是，《春秋》记事原则，同盟诸侯卒，《春秋》记名，非同盟诸侯卒，《春秋》不书名。我们知道，《公羊传》和《谷梁传》，解释《春秋》的例特别多，以往的学者都认为，他们所释的例，好多不能贯通全经。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左传》当中所释的《春秋》例，也未必能够贯通全经。比如这条例，这条记事原则。
因为在《春秋》中，记外诸侯卒将近130条，还有30余条记外诸侯被弑，也就是被杀的，被杀的也是死的。也就是在这么多的，记外诸侯卒的内容中，有一大半是称名的，有一少半是不称名的。就是既有同盟诸侯去世称名，也有不称名者，同时也有未同盟诸侯去世称名者。
关于这个问题，杜预也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他是深信《左传》的，但是《左传》这个例，明显在《春秋》中，也不能贯通全经。那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就通过这一点我们知道，《左传》作者，所解释的《春秋》例，有的能够贯通全经，是正确的，有些例也不能贯通全经，对这一点没有办法解释。
我们只能说《左传》作者，在解说这些《春秋》例的时候，也有他主观的一面。我刚才说这一点，无非是告诉大家，我们在读《左传》的时候，也不要完全迷信，《左传》所释的例。
谓之礼经——杜预的春秋左氏学体系
第二部分我们讲，杜预对谓之礼经这句话的引申。《左传》只是说告终 称嗣也，以继好息民谓之礼经，但没有说礼经是什么。杜预对这条传文加了一段注释，请看引文部分。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书于策。明礼经皆当书于策。仲尼修《春秋》，皆承策为经。丘明之《传》博采众记，故始开凡例，特显此一句，他皆放此。
放此就是仿此，凡杜预注中说到他皆仿此的，都是在此是说点破这一句，以后都以此为例。也就是说，凡是带有凡字的都是礼经，这一段话看着不长。但实际上是，杜预构建春秋左氏学体系的，最重要的一段内容。
谓之礼经——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
下边我们分别来做解读。一是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礼经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左传》中所有的凡例，都是周公所制礼经。那么什么是凡例呢，指的是《左传》中五十节，以凡字开头的文字，也就是五十凡。比如这节传文当中的，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这就是凡例。
关于凡例的内容，杜预在《杜注》的序当中说，其发凡以言例，引文上有，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这三句话是说这些凡例，都是周公传下来的治国常制，经国之常制，经就是治或者叫理，治国之常制。并且还都是史书之旧章，在旧史书当中已经包含的内容。
根据这个说法，凡例就是鲁史春秋中，所隐含的周公所制礼经，这个说法明显不能成立。第一，按照杜预所说，礼经似乎是一本书。它史书之旧章，周公所制礼经就是史书之旧章，似乎是指一本书，老《辞源》 旧本的《辞源》，就是把它作为一本书来解释的。所以旧本《辞源》说，在引了这句话之后，在引了杜预的注之后直接就说，今之所谓《仪礼》。我们知道在三礼当中，《仪礼》被称为经，《礼记》称为传。所以旧本《辞源》，直接就把《仪礼》看作是，杜预所说的周公所制礼经。并且有不少辞典沿用了这个说法，这是一个误解，礼经不是一本书。
谓之礼经——会、朝，礼之经也
我们再看下一页引文，《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会、朝，礼之经也。孔颖达疏，经训常也，法也，会以训上下之则，朝以正班爵之序，是会、朝为礼之常法也。
所谓的会指的就是，诸侯之间的聚会，所谓朝就是诸侯对天子的朝见，或者说小国对大国的朝见。孔颖达说这种会、朝，体现的都是训上下之则。所谓上下之则是等级之间的规则，班爵之序也是不同等级之间，诸侯中的等级关系。也就是不论是会还是朝，目的都是为了，明确各诸侯国之间的地位差异，也就是为了明确等级制度。
因为这一点，会、朝被认为是礼之经也。孔颖达明确的把经训为常，训为法，所以杨伯峻先生就用了这个常法，把礼经理解为礼之常法。其实我认为在这里经就是常，没必要理解为法。礼之经就是礼之常，我们经常说经常经常，经和常在这儿是同义的。也就是这个礼经，就是礼之经，就是礼之常。
所谓谓之礼经就是说，凡诸侯同盟，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这条礼节，是常用礼节，它不是一本书。
谓之礼经——五十凡
我们再看，所谓五十凡即凡例的内容，在五十节带有凡字的传文中，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春秋时代礼节的表述，这一部分或可称为礼之常，常礼。另外有一部分，是对春秋书法的解释。比如桓公三年说，凡平原出水曰大水；宣公十六年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这都是，对《春秋》用字原则的解释。这一类的内容不属于礼的范畴，它不应该被称为礼经。
也就是说，杜预把五十凡都视为礼经，从内容上与《左传》是不吻合的。因为这些内容有讨论礼的地方，也有不讨论礼的地方，把它统一的都视为周公所制礼经，肯定是不对的。也就是说，讨论《春秋》书法原则的，这一部分内容，明显不是周公所制礼经。也就是杜预，实际上是扩大了礼经的范畴。
第二点，杜预把《左传》当中的礼经，泛指所有的凡例、五十凡。实际上在《左传》中，他这个礼经，指的仅仅是这一条传文。凡诸侯同盟 于是称名，故薨则赴以名。这种礼节被称为礼经，是礼之常，是常礼，是各诸侯国之间经常用的礼节，相互通报先君之死。所以杜预把它泛指五十凡，似乎包括所有的凡例，这与《左传》本意是相违背的。也就是说《左传》的礼经，只指这一条凡，这一条礼，而不指其他的内容，杜预把它扩大到全部的凡例，是不符合传义的。
第三，杜预把五十凡都认定为周公所制，更没有任何依据。我在这里，只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条礼节，做一个解读。其实其他的礼节，五十凡所引的礼节的内容，往往都可以这样去做解释。也就是说这一条礼节，是不可能为周公所制的。
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在西周初年进行分封的时候，分封的目的是什么呢。分封的目的是为了派出这些子弟，带领一部分人，到某一个地方建立据点，去控制当地的异姓部族或者邦国，同时拱卫王室。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周初的分封诸侯，目的是控制异姓邦国和拱卫王室。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所封的同姓诸侯国之间，是无须结盟的，因为他的目标一致，是为了和外人打仗，是为了对付外人，他们之间无须结盟，而他们和其他的异姓邦国之间，实际上是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或者说叫敌对关系。所以在这时候，姬姓诸侯国和异姓诸侯国之间，也不可能举行同盟，也不可能进行结盟。所以在春秋初期，在西周初期，这种诸侯国之间的结盟或者同盟，是不存在的。既然没有结盟 没有同盟，周公不可能为未来的时代，预定一种制度，对吧。
所以我说从这一点上说，所谓周公所制礼经，肯定不能包括这样的内容。而这种礼制只能是在春秋时代，大国争霸初期才有的制度，杜预把它说成是周公所制礼经，明显违背了历史史实。所以我认为，《左传》当中的五十凡，凡是讲到礼制的内容，反映的都是春秋时代的礼制，而不是西周初期的礼制。所以都不是周公所制，那么杜预把它说成是周公所制礼经，都是想当然而已。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句，凡例都是周公所制礼经。
十一年不告之例——告则书，不告则不书
下边这句话说礼经皆当书于策，他说，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书于策，明礼经皆当书于策。这是他这段注文的第二句，那么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是什么呢。我们看传文，看引文。《左传・隐公十一年》，这就是所谓的十一年不告之例。
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这是说在此年的十月，郑国利用虢国的军队去攻打宋国，目的是为了，报复宋国对郑国的侵伐。宋不告命，故不书。这是解经语。在《左传》的初期，前半部分，最前的一部分，《左传》当中，有很多这种不书的内容。
所谓不书就是，《春秋》为何没有记这件事，到《左传》中后期，基本上没有了这部分内容，就是《左传》前期有。在这里《左传》实际上是在解释，《春秋》为什么没有记载，郑伯伐宋这条内容，也没有记大败宋师。《左传》作者认为，是因为宋国没有派使者，来通报这件事情，所以鲁国史官没有记载此事。这完全是从鲁国史官记事的角度，来阐释的一条《春秋》记事原则。
对这条原则他下面做了归纳，归纳表述。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是春秋的记事原则，其他诸侯国发生了战争，如果当事国没有向鲁国通报，鲁国史官则不记此事。不然则否，没有来通报者一律不记。也就是说，鲁国史官即使知道，其他诸侯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件，只要没有接到正式通报，就不予记载。
十一年不告之例——经承旧史，史承赴告
师出臧否，亦如之。也就是其他诸侯国军队出去，是胜、是负，未来通报者一律不记。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就是即使发生了，诸侯国灭亡的这种大事，只要没有人来通报，鲁国史官也不记载。也就是这一段整体上是讲的，《春秋》记外诸侯国之间，外诸侯国之事的一个原则，告则书 不告则不书。
这就是后来杜预归纳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就是说整个《春秋》的内容，是来源于旧史，换句话说，圣人的《春秋》，就是根据鲁国的旧史《春秋》，改作而成的，这是经承旧史。史承赴告是说，《春秋》上的这些史事，都来源于其他诸侯国的赴告。
但这句话实际上，大家仍然有把它扩大化的嫌疑，所谓的史承赴告指的，只是鲁国史官在《春秋》当中，记载的外诸侯国之事，是史承赴告。那记本国之事呢，他不需要赴告，也就是记外诸侯国之事的内容，在整部《春秋》当中，也就占1/3多一点。所谓史承赴告指的是，仅仅是指外诸侯国发生的事。
十一年不告之例——杜预 过度引申
《左传》这又是一条凡例，解释《春秋》的一条例，解的是记事原则，对外诸侯国所发生的事件，记或者不记的原则。但是杜预在注这一句话的时候，又做了引申。杜预《注》说，命者，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
杜预在这里首先是偷换了概念，《左传》说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左传》在这里强调的都是告，告则书，不告则不书。但是杜预首先强调的是命，所谓告命，是外诸侯国君派使者来通报，命告也是外诸侯国派使者来告。告命和命告是一样的，强调的都是告。
但杜预首先来强调命，他认为《左传》当中的这个命，都是指国之大事政令。我们知道 在一部《春秋》当中，完全没有记载，外诸侯国大事政令的内容。记鲁事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初税亩，用田赋。但是对外诸侯国这一类的，所谓的大事政令，是没有记载的，所以杜预在这里用命来取代告，是曲解。
所以他说史乃书之于策，史乃书之于策是说，凡是外诸侯国报告的，都是大事政令，得到这种报告《春秋》就记载。实际上外诸侯国，没有来报告大事政令的，《春秋》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左传》强调的，只是外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有命告则书，不告则不书。完全不存在大事政令的，这方面的内容。
凡将君命者书于策，不将君命者书于简牍。所谓将君命就是奉君命，奉君命来告者书于策，未奉君命来告者，也就是没有来告者，不书于策，书于简牍。简牍我们知道，策就是连起来的竹木简，牍就是方木板。一般是指，也就是所谓的策是指正规史书，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备忘录，写了放起来。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大事记于策，小事记于简牍而已。也就是凡记于策的皆是大事，也就是杜预所说的大事政令。所以这种理解，与《左传》的本意是不吻合的，杜预在这里，歪曲了《左传》的本意，也就是把《左传》的本意扩大化。
本来指的是战争的记事原则，现在它成了记大事政令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杜预又把大事政令，与礼经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此盖周礼之旧制。他认为鲁国史书当中，这个原则属于周公，是周礼之旧制。这就和礼经说结合起来了，所以他下面说，明礼经皆当书于策，也就是说大事政令变成了礼经，礼经都是被记载于鲁国旧史中的。所以杜预这一段注，明显的是在曲解传意，把与大事政令完全没有关系的，战争记事原则，曲解成了礼经，曲解成了周礼之旧制。
杜预——春秋大义上承周公而来
第三，杜预为了证明鲁史中含有礼经，因为他在这里强调，实际上就是鲁国旧史当中有礼经。他目的是为了强调这一点，所以他为了强调这一点，又找到了一条传文，这就是我们引文当中所见。《左传・昭公二年》，这条传文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韩宣子就是韩起。观书于大史氏，就是到大史那里去看书。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杜预从这里边又看出了周礼，他的意思是说韩宣子，韩起在鲁大史处，通过看《鲁春秋》看到了周礼，那么说明鲁国旧史春秋当中，含有周礼。所以在序言中，引文上有，杜预进行了进一步说明，说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杜预根据这条传文进一步推论，说韩起在鲁史春秋当中看到的，就有旧典礼经，旧典礼经也就是周公所制礼经。
他说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这里在强调鲁国旧史，是按照周公所制原则记录下来的，但是到后来一些史官，没有按照周公所制定的原则来记。所以孔子，圣人去作《春秋》的时候，就把违背周公所定原则的，这一部分史书做了改造，于是改作《春秋》。
所以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就是说孔子对西周部分，那些仍然继承着，周公所制礼经原则的旧史书，没有进行改造，因为自隐公以后的鲁史书，没有继续继承，周公所制礼经的原则，所以圣人对它进行了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上遵周公之遗志，下以明将来之法。这个明将来之法，就是圣人垂教后世之义，那么圣人垂教后世之义，也就是来源于周公。
杜预——春秋左氏学体系
换句话说，《春秋》大义是上承周公而来的，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其发凡以言例。所谓发凡以言例指的就是五十凡，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这句话是说圣人从鲁史春秋中，看到了周公所制礼经的内容，把它传授给左丘明，左丘明再把这些内容，写进了《左传》。《左传》当中的五十凡，就是这一部分内容，也就是说《左传》当中的五十凡，就是周公所制礼经。这个周公所制礼经，是来源于西周初期的周公所制，通过《鲁春秋》传给了孔子，孔子再把它解读出来，传给了左丘明。左丘明把它写进《左传》，这就对《春秋》大义，找到了一个源头和传承顺序。
也就是说杜预通过这三段传文，他构建了一个春秋左氏学体系。孔子在鲁国旧史基础上改作《春秋》，这是最明确的一条，其中既体现着周公所制礼经，也有孔子的新意。这个新意就是所谓的解经语，因为杜预明确说凡例是周公所制，解经语是孔子的新例。《左传》当中的五十凡，是周公所制，《左传》当中的解经语，是孔子新例。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就是《春秋》大义。
左丘明是孔子弟子，为解《春秋》而作《左传》，《左传》中五十凡和解经语，体现着孔子传承的，垂教后世的大义。也就是说周公制礼经，孔子传礼经，《左传》述礼经。我说这就构成了，成体系的春秋左氏学。
杜预——虚构的春秋左氏学体系
这是前人没有讲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从前面的解读当中可以看出，杜预的这个体系是虚构的。第一，所谓周公所制旧典礼经，只是一个假说，没有文献可以证明，所以孔子从哪里看到的，没办法考证。第二，韩宣子所叹的周礼尽在鲁矣，不过是说鲁人对西周文化，继承保存了更多的内容，与晋国相比，并不能体现《鲁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也就是说他对韩起的这句话，是做了过度的引申。
第三，他说孔子作《春秋》，是根据旧史，他也没办法说出，我们今本《春秋》当中，哪些地方是孔子改的。所谓的孔子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也是想当然之意。第四，左丘明受经于仲尼没有根据，我们前面说过，《左传》成书应该在战国中期，《左传》的作者如果是左丘明，他不可能见到仲尼，所以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这句话，也是不成立的。
第五，凡例是周公所制礼经，我们前面说了不成立，不可能是周公所制。第六，所谓的新例，也就是解经语，如何表达了孔子新意，杜预也不能加以说明。总之杜预构建的春秋左氏学体系，各个部分都是不成立的，所以他的整个结论也是虚假的。
尽管如此，杜预构建春秋左氏学体系，意义仍然重大。只是我说他这也不成立，那也不成立，但是前人没大有这样说的。因为我一篇文章，就叫《杜预礼经说驳议》，就是谈这一部分内容。我说我们尽管认为，杜预的这些说法不能成立，但是在整个的春秋学史上，意义非常重大。
杜预——构建春秋左氏学体系意义重大
我们知道，在西汉末期刘歆第一次提出，立《左传》于学官，立《左氏春秋》于学官。当时的今文学者，也就主要是指《公羊》学者，和《谷梁》学者，反对刘歆的提议，理由是左氏不传《春秋》。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说如果从解经的角度，从解经义的角度，左氏确实不传《春秋》。他没有通过具体解说经文，引出圣人垂教后世之义，和《公羊传》《谷梁传》，完全不一样。
《左传》解经是以事解经，所以在汉代与要求以义解经的，主流春秋学是不一致的。所以到了东汉的时代，尽管《左传》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东汉一代，《左传》为什么，没有能够被立于学官，得到主流官方学术的认同呢。我说关键在于东汉的学者们，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解读《左传》。说出一套，不同于公、谷的《春秋》大义。
同时东汉时代的春秋学者，我们手中的课本，洪亮吉在解读，在为《左传》作注的时候，大量引用了东汉学者的佚文。我们通过这个佚文可以明确看出，东汉这些学者，在解读《春秋》的时候，所引出的《春秋》之义几乎，80%以上都来源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他们所说的《春秋》大义，都出于《公羊传》或者《谷梁传》。
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从《左传》本身，引出孔子垂教后世的大义。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依附《公羊》《谷梁》，只是不断地告诉大家，我们的《左传》，也有和你《公羊》《谷梁》，一样的大义。而很难说出我们的《左传》，有更多的新的大义。既然《公羊》《谷梁》都有了，何必再立《左传》于学官呢。
我说这就是在东汉时代，《左传》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是它却不能够被立于学官。关键就在于东汉的学者，没有真正从《左传》中，解出《春秋》大义，也没有构成系统的，春秋左氏学体系。杜预所建立的，这个春秋左氏学体系，尽管有许多漏洞，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但是他毕竟是，第一次构建了这个体系。说出了圣人为什么作《春秋》，圣人是如何作《春秋》的，《春秋》大义从哪儿来的，《春秋》大义包括哪些内容，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我说尽管这个体系，有许多不成立的地方，但在那个时代他得到了，绝大部分《左传》学者的认同。所以我说这里还有一个，学术史上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公羊传》《谷梁传》，讲的是政治理论，当这种政治理论，被讲的太多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感到厌倦。如果把三《传》放到一块读，你肯定喜欢读《左传》，而不喜欢读《公羊》《谷梁》。当这种大义，已经被说的比较透彻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新意要阐发的时候，所以大家说还是《左传》好。
所以喜欢《左传》的人，并没有过多的去考虑，杜预说的有没有漏洞，而觉着他适应了，我们读《左传》的需求。我说正是因为这一点，杜预构建的春秋左氏学体系，真正地把《左传》，抬进了经学的殿堂，特别是《五经正义》。
唐代的《五经正义》，在春秋经部分选了《左传》，而没有选《公羊》《谷梁》，于是《左传》，就成为了春秋学的正宗，取得了正统地位。所以这是《春秋》经学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我说尽管它有漏洞，说不通，但是它意义巨大。
以上便是山东大学晁岳佩老师《左传导读》第三章第第一节滕侯卒部分的文字版内容。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点个赞吧，十分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