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班牙前线 （上）作者：弗朗克·匹特卡仑
我加上我的见证
我要求见弗朗克·匹特卡仑让我在他的书里加上我的见证。读者当以为我是以小说家的资格而不是以政治家的资格来说话的，我的确不是政治家。
我心中作为我所尊重的自己的良心的秘密的一切东西，每一感想和热情，每一判断，我的本体的每根神经和每个细胞，都在逼迫你们来看这个悲剧。我的意思是指欧洲一切的民主政府的悲剧的政策，错误的或有罪的政策，它正在逼迫男男女女为着他们的民主政治而战斗，他们带着可怜的武器或简直没有任何武器，抵抗由法西斯列强给以充分武器而且经常加以补充的职业军队的威力。
几星期前，我站在巴塞罗那的军医团团部（一所戏院的包厢）跟该团主任亚尔加特谈话。在几分钟内，他领我到一个受伤者跟前，这受伤者是个码头工人，他在一块破木板上敲上钉子，把它作为唯一的武器，冲过来福枪，机关枪，和大炮弹火。这个码头工人甚至在他的伤口还没痊愈的时候，便准备出发到亚拉冈前线去，带着一杆有毛病的旧式散弹枪。
请看西班牙地图。加达鲁尼亚的全境目前是平静的，或可以说是一种凄惨的平静。当我在几天前看到它的时候，玉蜀黍快成熟了。田稻已经收割了，而且已在打谷场上打下了谷子。谷子正被簸分着：临风泻下，沉重的谷粒落下来，而且秕被吹开了。孩子们向来不叫做这种工作的，但今年，他们却正在干着。大人们都带着霰弹枪正在保卫和平，那种凄惨的和平。
你们也许读过关于革命的描写，也许就在我自己的书里。你们以为加泰罗尼亚的生活是混乱的么？我告诉你们吧，甚至物价都没有涨，工厂照常开工，而生活，时时受威胁的生活，并没有反常。因为全加泰罗尼亚是一条心的。
如果我所说的都是真话，你们还能相信那些工人正在外来的专制之下感受着意志不自由的痛苦么？还能相信他们是被“赤党”所压迫，所欺骗，而硬被逼上战场的么？
在比利牛斯山脉最小的小村里，在矮山的市镇里，在平原的城市里，织机在小巷里嘎嘎地响着，穿着工作衣的工人们站在障碍物跟前注望着，大概在等待着用霰弹枪武装起来吧。在厄斯波特，在厄斯卡罗，在特勒梦浦，在里巴加紫那和帕雷斯全境，在勒黎达全境，甚至在巴塞罗那附近，我都看到这种情形。这些人买不到来复枪，你们已经禁绝了它们。但你们并没有把德意的飞机从天空中拖开去。他们在浅浅的地窟上怒吼着，从祖传的打谷场来的人们就带着霰弹枪躺在那里。在卡尔提拉也是同样的情形，匹特卡伦看见的。
我回想起布利马（PRIMO），贝林加（BERENGUER）和亚农索（ALFONSO）等的专政。正在王政崩溃的前夜，我一月一月地旅行了一整年，踏过了一千二百哩路，穿过那广大的，几乎没人知道的西班牙的“隐地”科的勒拉斯，考察西班牙人的生活状况，我敢说，我比那些口口声声说着“光荣的西班牙的传统”的英国人及其法西战士们更明白西班牙牧人，种植阿列布树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和工作。我相信自己知道他们真正的传统：阿列布树是怎样种植的，酒是怎样酿造的，软木树皮是怎样采集的，采无花果时和牧羊时唱些什么歌。我知道的，因为我跟过他们，在夏天，羊群沿着远古的野路，从红色的闷人的平原涌上小山。我知道这些具有真正西班牙传统的人们现在站在哪一边战斗着。我记得自己听过一首歌，它的歌词录在《阿列布树园》里。这是那凡笼歧拉（亚绳拉的一个饥饿的村庄）一个脸庞恰如头颅骨的，枯瘦的，老年的雇农对我唱的。他的歌词和歌调，他的犁的形式和他犁地手法，都是从中世纪传下来的。
我的记事本里这样记着。我们当时的谈话如下：‘兄弟，请问你一天赚多少钱？这不是要不得的问话吧？’
‘从你说来，这不是要不得的问话。我一天赚两个PESETA。’那时候，他的两个PESETA生活费恐怕抵得过一先令六便士。
后来，在那天晚上，我们一边从一个瓶子里喝酒，从一个碗里吃肉片，一边谈着未来的生活，谈着骡夫们，耕夫们，修补匠，农民。在这那凡笼歧拉的“出口”的厨房角落里，有一枝霰弹枪。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这个曾经唱到过‘犁的效用和基督的受难’的人，抓过霰弹枪横在他胸膛上，发誓要准备牺牲自己的性命，要把那些一天给他两PESETA的人赶出去。现在他也许已经牺牲了性命，你们已经使得他用一枝霰弹枪抵抗坦克车，大炮和轰炸机。
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塞塔马农民们向前进着的工人队伍要求簸谷机。几年前，我到过瓜维来拉特利，上亚拉冈的一个村庄。前一年，这地方闹着饥饿，因为没有什么风可以簸谷。你们以为西班牙的军队，腐化的，不忠实的，无学识的将军们，他们要是没有法国的帮助，决不能战胜立夫的武装疗耳人，要是没有意大利的帮助，决不能战胜西班牙的徒手工人——你们以为这些人，以及银行家们，随波逐流的政客们，没落中的贵族和主教们会懂得簸谷机的意义么？天不刮风也不至饿肚子：这是现代的西班牙的希望，工人们正在保卫着这种希望。但你们的错误政策迫得他们用霰弹枪去保卫它。
一：“死”的化身
在七月里，你用不着跑到西班牙，也可知道“有什么事变要发生了”。电报受信纸传达着日夜暗杀的消息，托米手枪，自动手枪，和炸弹表演着右派对于民主派的二月选举胜利的残暴的回答。
在靠近法国那方面的边境的村庄和市镇，空气中荡漾着或种事变的气息。
七月二十，我在塞柏利的车站餐室里吃早点。我早认识那个侍役，他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发生反法西斯的总罢工时会给我一些有益的指示，指示我怎样跑进西班牙。
一股刺鼻的紫罗兰香荡过餐室，一个胖胖的高个子，穿着漂亮的服装，带着蹒跚的步态，走进餐室，踱了一会，出去了，接着又进来，走到一张柜子跟前。
两个比他年轻的汉子跟在他身边。他们全身都显出“保镖”的摸样。（美国）禁酒时，我在落山矶看见过同样的脚色，跟在“大亨”们的身边。他们俯着头，象听候着命令的跟班。
其中一个象普通流氓的打扮，穿着一套紧贴得不成样子的，棕榈色的，码头脚夫穿的衣服，露出插在屁股袋里的手枪。
胖子肥肥的两手文雅地揉捏着紫罗兰香的手帕，一只眼睛注视着门口。
列车从西班牙边境滚过山下隧道的喧声使得这胖子站起身来。三人一同离开了。
“他是什么特殊人物么？”我问侍役。
“人们都这样说，”他回答。
“什么人物呢？”
“从马德里来得上校一类的脚色。大人物呀。在波比南有一架飞机。我想是空军上校吧。住在大旅社。很阔气。”
“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过人们说——我只是告诉你别人说的话罢了——他住在那里大概不是没有目的的。西班牙目前的局势，你恐怕也懂得一点的。”
“还有？”
“还有，两星期前，这家伙通过柏萨斯边境，来到这里，当然坐车子来得，于是跑到波比南，住在大旅社。在去年和前年，不管那一年，他曾参加屠杀阿斯都里亚（ASTURIAS）的矿工。因此，在选举以后，他必须压服他们。人们说，他在这里有任务的。”
“什么任务？”
“我怎知道？我想你和我都相信富豪们将要默默地坐着，而且——那句老话怎么说的？——神受人民的裁判？他们正象恶魔一样。”
“今天是七月十二。选举以后五个月了呀。”
“准备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这位上校，他在这里边境干什么呢？”
“哦，我得说，我们这里西班牙的同志们也说，他大概在这里听什么。”
“听？”
他做了一个姿势，说明一个人把一只耳朵贴在地上。
“你以为他立刻会听到什么么？”
他做了一个怪脸，而我也必须走了。
火车开进西班牙的时候，这位法西上校正站在对过的月台上。他穿着漂亮的服装，满身香气，带着灵活的带枪的保镖，倾听着日见具体化的危害他的祖国的阴谋的消息，这使我联想起匈牙利的右派军官们，我曾在维也纳看见过他们，当革命党人掌握着布达佩斯的政权时。
他们常常坐在沙赤旅馆里跟罗马尼亚人商量着罗马尼亚怎样侵占他们祖国的阴谋。
我想：如果你要一个一九三六年的“死”的化身，象在中世纪的绘画中常常看到的死神的形象一样，那么，这位上校是可以当得的。
二：两个人的死
那是七月十二日早晨九点钟左右的事情。十二小时后，一辆载着枪手们的巡游车，在马德里一条街道上的弧光灯下慢慢穿过稀少的车辆，用一枝小机关枪射击着一个正站在自己门阶上谈话的人的无防护的背脊，于是在电车轨道中吼了过去，让那个人死在铺道上他的青年热血的血泊里。
这可以说是西班牙战争中的萨拉热窝。被他们枪杀的那个青年是约瑟·卡斯特罗，保安队的中尉。我没有看见过他，但后来听到各种各样的人热烈而又悲痛地说到他，好象不认识不爱好这样一个好青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在成立以来的五年中获得了大大军誉的这个兵团里，卡斯特罗已经很出名了，而且已经被弟兄们所爱好，他们不轻易爱好别人，也不容易被人愚弄。
他在马德里的工人区也同样被大家所认识，所爱好。大家公认他是一个英勇的、爱国的青年军官，一个恰如人们的理想的，大无畏的西班牙共和国的卫士，而且是一个——正如马德里一个工人后来对我说的一样——“使我们对于自己所追求的文化和进步的实现更有信心的人。”
四月里曾有过一次暴动，反抗民众在二月选举时选出来的新政府。
这暴动是枪手们、狙击兵们和专门的炸弹抛掷手们的业绩，他们被人雇佣专门干一种工作：捣乱首都的秩序。
跟着二月选举而出现的秩序，对于右派是致命的东西；混乱，至少是一种战术上的小小的胜利，要是情形好的话，还是一个好机会。卡斯特罗中尉努力维护法律和秩序，镇压马德里的枪手们的暴行，当时那些对于他这种努力感受到威胁的人们中，有一个人就是大人物卡而夫·索塔罗的近亲。
索塔罗是一个贵族，一个富豪，同时又是一个能干的政治领袖。他在他们的会议中比杰尔·洛布尔斯（GIL ROBLES）自己更有能力，恐怕也更有权威。
六月半，卡斯特罗快结婚的时候，他的未婚妻，一个比他更年轻的姑娘，接到一封从卡而夫·索塔罗的官署寄来的信。信上写道：“不要同卡斯特罗结婚。他的末日到了。我们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你在一个月内就要做寡妇。我们总算警告过你了。”
她同卡斯特罗结了婚。当炎热的六月燃烧成更炎热的七月的时候，马德里公安局里的犯罪案卷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选举失败了的政党的枪手们，干着恐怖的事业，有时在夜里干，有时在白天干。
有一天，他们用手枪射击刚离开会场的徒手的市民群众。他们常常掼炸弹，有些训令被抄到了，他们指挥某些犯罪的分子立刻加入CNA（无政府党和工团主义者的联盟），籍以获得煽动暴行的机会。
有时他们是成功的。人民抵抗这种煽动，只靠他们一点点的政治了解，政治训练，和实际的组织的控制，对于秘密混进他们的组织的敌党分子的控制。如果个个人都毫不为煽惑所动摇，那就不会有这种煽动者出现，敌人就得利用另一种武器。
卡斯特罗被杀的那一夜，在夜半前，驻扎在马德里的他的部队的袭击队已经决定不等上峰的动静，立刻去逮捕卡而夫·索塔罗。
这一次，他们定要那个躲在开枪的凶手背后的人抵罪，因此他们非常担心，惟恐卡而夫·索塔罗自己——他背后有大量资财——用钱买得马德里政府的特赦，或逃亡国外，让他的属下在这里担挡祸崇。
大清早，由于摩勒诺中尉的命令，一辆警车开到索塔罗的住宅，把他拖起寐来，告诉他：他被捕了。
索塔罗很惶窘，但还希望索塔罗的金钱能够再“运动”一次罪案，他要打电话给朋友们，给政府的官吏。而队兵们，卡斯特罗的朋友们，却忍耐不住了。
他们此刻预看到一大套法律手续，而结果呢，大概使凶手逃逸无踪。他们坚持原先的计划，把他捉到队部去，让当局知道事情已无法挽救了，指明要释放已被捉住的索塔罗，比事前阻止部下去捉他还要困难得多。
他们把他推进警车里。
警车想队部方向飞驶着。关于此后的事情，我听到好几种互相矛盾的报告，有一种是由一个当时在那警车里的人说出来的。他说，他们听见另有一辆无灯的疾驶的车子在他们后边追逐着，他们就准备着对抗武装夺取犯人的行动，到了最后的一瞬间，一个青年队兵心神慌乱，以为索塔罗说不定还有脱逃可能，于是开枪打穿这个精明的政治家的脑袋。
总之，警车在到队部去的半路上停下，有人对着索塔罗的尸身说：“现在我们只能到坟场去了。”
他们开车到了坟场，把死尸交给巡夜卒，又开车走了。当他们到了队部的时候，摩勒诺中尉现出极度颓丧的神情。
他说，对于在他掌管下的犯人的安全，是要他一个人负责任的，他除了一死，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雪去这件事的污点。当他结束了他的报告时，他突然举枪自杀。
他们击落他手中的手枪。
他们在黎明中跟他辩论了好几个钟头，告诉他：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再死一个人，既不能改善，也不能改变当前的事实的恶劣情态。
他们催促摩勒诺立刻出国，因为在西班牙，他会被索塔罗党判处死刑。摩勒诺望着那致命的黎明降临马德里，声言他要留在那里，就那样死去；他曾两度自杀。
一个美国人给他一张护照。他不要。在极度苦恼的心境中，摩勒诺同意躲藏在马德里，但反对离开祖国。
九天以后，他装在一辆赶头阵的车子里，冲过塞拉山脉，迎击进攻马德里的叛军。他的尸体在山中被发现了，远在政府军阵线的前面，身穿百弹，脸子朝着敌人。
摩勒诺就这样跟自己清算了他的罪债。
三：“你在过低的代价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体的”
那一周的周末，由于“民众运动会”的色彩鲜艳的招贴，巴塞罗那城是愉快的。我们很疲倦了，坐在珂龙旅馆的露台上喝咖啡，望着卡塔仑耶广场上的群众，从旁边涌了过去。
我想起上次坐在这里的情景，那是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事情。电话总局门前的路上横着机关枪，各国新闻记者的群集热切而有倦乏地在这露台上彷徨着，等待着打电话到伦敦去。路透社的记者打通了电话，走出电话局，兴奋地报告消息。当他刚从伦敦打听的消息散布在露台上的时候，立刻涌起一阵骚动和惊喘的气息。
这就是巴尔都（当时法国外交部长）和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在马塞被杀的消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血案的丑恶的背景：那些幕后人物——罗森堡（德国国社党的重要人物），“盖世太保”，和意大利的秘密警察，还没有被暴露出来。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慕尼黑举行的秘密会议，那些丧命的手枪就在这里发给的。我们只看见枪手的影子突然伸长而横跨欧洲，在仔细观察的一刹那，个个人都十分清楚地看出欧洲已经到了怎样的关头。
在这不寒而栗的一刹那，连顶迟钝的人也看出了政治的恐怖行动不得不被看作“某些强国”的日常政策中的一种公认的手段。
今天，卡斯特罗被杀的消息，和接着而来的卡斯特罗的武装同志们怎样结束了卡而夫·索塔罗的消息，突然从马德里由电报传到这里，尽管有严厉的新闻检查，而在半小时内，就象报警的汽笛一样传遍了全城。
在蓝布拉街上，我听见有人在上面窗口向我呼喊。一个同志跳跃地冲下雕刻家协会办公处的楼梯，他是美术家，协会的组织者，同时又是战士。
自从我们一同站在本利的水果市场上的那一天以后，我简直没有再见过他，他那时画了一幅不恭的图画：一个法西斯的卸职官吏站在一只空香摈箱上向饿得半死不活的职工们大声演说。他那时是个亡命者，刚从停泊在巴塞罗那港口的杰尔·洛布尔斯的拘禁船逃出来的，他因为参加一九三四年反法西斯的罢工而被拘禁在那里。
“时局有什么变动么？”
他耸耸肩膀。一只手动了一下，做出一个西班牙式的手势，意思是说：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变。他把一张写得很潦草的字条给我看，这是被谁丢进他的门里的。它的内容：“离开巴塞罗那。你们得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否则就得死。”他说明法西斯的枪手们跑到一切工会办公处，用死威胁英勇的职员们。“从各方面看来，”他说，“我想气压表已到起暴风雨的度数。”
办公室里另一个职员一边俯首看着那张字条，一边和气的说：“还得想想有些人正在这城市里逍遥着，他们以为我们选举已得到胜利，因此敌人就完结了。我们会看见颜色的。”
“英国呢？”那个同志问。“那边情形怎样？”
我开始告诉他，他老是一个不大有耐心的人，当我告诉他们某些劳工领袖在法西斯的势力跟前依然分裂着劳工运动，甚至益发强化这种分裂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在那里走踱着，弹着指头。
另一个职员说：“但他们难道一点不懂得时务么？难道他们不曾从我们和法国的榜样学习到一点教训么？”
我告诉他们一些关于每日新闻的故事，他们说：“如果它没有使你哭，他将要使你笑的。”他们问起加巴莱洛（西班牙内阁总理）要求联合的申请在国际职工会联合会引起怎样的反应。我们对这件事稍加讨论，于是我又问一些关于最近从马德里传来的消息的事情。“攻击已经开始了，”他们说，“如果你要休息一下，最好请赶快去休息。请走下那海岸，洗一洗澡，于是准备应付事变。”
“你知道”另一个人说，“有许多人还生活在幻梦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过去为着联合，为着人民阵线而努力，如今他们以为我们选举已得到胜利，敌人们就会退坐下来，让我们在这国家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体。但你在过低的代价上是建立不起民主政体的。”
四：在散牢
我们接受了这个忠告，沿着海岸跑到散牢（SALOU）去休息，洗澡。散牢是一个靠海的小村庄，有两条街，房屋的下半都掩埋在BOUGAINVILLEA（一种热带植物）和芳香的冬青树中，还有几所美丽的小别墅，一所有露台的海滨咖啡店，盖着波形铁板的红色圆屋顶，此外还有七哩纯是白沙的不毛的沙滩。
在车站旁边的独层楼的饭店里，排着够四十个人吃饭的台子，但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唯一的顾客。这里的侍役就是每日下半天在那海滨咖啡店里工作的同一的侍役。他穿上白色的罩衫，端中饭给我们吃，在许多空台子中间行走，好象他看不见那些台子，看不见他们是空空的。你觉得自己好象是参加某种苦心作成的戏剧的演出，而坐在正要出演某一场面的台景中似的。
这个侍役是总工会的会员，他的家是在离开这里几哩路的内地累乌斯（REUS）。他开头显然十分当心。甚至在这围绕着冬青树的荒凉的露台上，你也会想起这样的印象：在现在这种时候，任何人如果不是自己的朋友，说不定就是自己的敌人。
甚至在那里，你也能看出气压表快到起暴风雨的度数了。
那时候，散约里奥将军（SANJURJO）跟希特勒紧急会谈后，正从柏林赶回国来，而法兰科（FRANCO）将军的密使们也已从罗马起程回摩洛哥了。
“每年这个时候，这饭店都是这样冷落的么？”我随便问道。
“不！”他说，“不是这样的。往年有许多富豪都从马德里来到这里的别墅，在这里花费一些钱。”
“那么现在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他做了一个我曾经看见过的同样的手势，说明目前时局说不定有变动。
“我知道今年有些富豪已到法国去了。”他小心地说。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似乎不安于民主政治，”我提示道。
他比较大胆地望着我，微笑着。“问题就在这里，”他说。“这不是这种人走的路。他们有他们的打算。现在我们已经联合在一起，在西班牙搞起民主政治来了，我们选举已得到胜利，他们就想破坏一切。”
我们一同喝酒，他倾谈着。他是个很年青的人，而传到这个荒凉的村庄来的政治消息，并不多，而且很杂乱。他必须把自己看见的当前几件重要事情说了又说，问我们事实是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他从自己的直接经验很知道教会和有钱的反动派是什么东西，然而他觉得自从选举胜利以后，他们应该听天安命，让相当的人们平平安安的做他们的事业。
我想起巴塞罗那那个人说的话：有些人还生活在幻梦里。
“这里周围某几个村子里，”他说，一边想我侧过身子，低语着，“牧师们到处奔走着，从袋里拿出钱来给予各色流氓，小瘪三，无赖，和贼骨头。牧师们告诉他们：只要人民阵线被结束了，他们就可以永远这样拿钱。”
奇怪的很，他这番话，正是几天前阿尔法勒司·特尔·凡约在拉塞尔方场（RUSSELL SQUARE）的总理饭店告诉我的事情的直接证据。
五：“共和国万岁！”
星期六早晨（七月十八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工联所属各职工会委员会，尤其是铁路工会，向全体会员发出紧急通告，叫他们在当天打委员会办公处经过一下。
他们来了，得到委员会的警告：本星期日不得离开城里，要取消准备消磨这一天的一切假日安排。铁路工人决定本星期日停开这两大城市的四等列车，使那警告获得实际的效果。
在这里，可以看出工人组织对于目前局势的估计和政府的估计根本不同。政府有大量材料可以参考，然而像它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常常所作的一样，它确实把那反叛自己的运动的范围和性质估计的太低了。
政府始终以为原有的警宪力量足以应付任何有爆发可能的事态，它在叛军的有组织的进攻面前，对于由拥护民主主义的人民所选定，所支持的政体的强固性，显示出某种“幻梦式”的信任。
而在另一方面，工人组织没有那样多的直接材料可以参考，但他们所受的政治教育，他们对于政治实际之理论上的理解，都比政府优越的多，他们第一绝对相信袭击一定要发动，第二相信这次袭击的猛烈残暴和可怕，决不下于一九三四年陶而斐斯驾驭维也纳的工人的袭击。
那天星期六，政府的无线电台一再广播着关于摩洛哥起事的公报。我当时不了解这种公报为什么要那样强调下述这一件事：尽管谣言有相反的说法，但西班牙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宣布“战时戒严”。
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宣传上对于民众的保障。而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目的。在叛军方面，他们利用口头和利用几个已被他们临时占领的无线电台，已经宣布“战时戒严”，用意在于预先威吓工人们，不得有任何保卫共和国的行动——特别是总罢工。因为“战时戒严”自然要取消工人组织的行动自由，使军令能够多少直接统制工人，特别是在几个最重要部门，如铁路，运输，电力等部门。
星期六的清早，我在散牢原想搭南下的早班快车，而结果它却变成开到巴塞罗那的最后一班慢车。
在西特给斯（sitges），一群侍役站在荒废了的高尔夫球场上，心想把英国的旅客们引诱到这“西班牙的项链”的有名的胜地的旅馆中去，对我们呼喊着，说巴塞罗那正在开火。
过了西特给斯，沿着靠海的村庄一带的车站上，人们开始在列车周围汹涌着，喊着由车站的电话传来的消息。
车内的乘客们开头默默地站着，或互相语着，当袭击的消息传到车里而且被证实了的时候。几个钟头以前，他们还不过是一群偶然出门的人，穿着各自最出色的衣服，到巴塞罗那拜访亲友的。此刻，他们突然成为被袭击的人了。
车内涌起一阵兴奋的，热切的嚅嚅声和嗡嗡声。一个穿着新作的出客衣，站在我旁边拥挤的三等车的通廊里的年轻的银行书记，钻出车窗，向全世界呼喊道：
“共和国万岁！”
喊声响遍小车站的时候，铁路工人们，农妇们，渔夫们，书记们，商人们，和旅馆脚夫们，齐向列车涌来，车内的人们涌出车窗迎接他们，全体一起喊着这个口号。不相识的人们互相握手，互相叫着“同志”；用火车慢慢地开向巴塞罗那的时候，“民主政治万岁；共和国万岁，”的呼声，在车廊上下到处震响着。
列车爬向前去，停下，接着又往前爬。有时，经过有枪火的地点时，就有警告传下来，叫大家俯卧在地板上。随后，一声“过去了”，个个人都挂出车窗，竭力向前窥视着巴塞罗那。
火车之所以迟迟不敢迈进，因为在那个时候，巴塞罗那西南郊外的工人区散斯的民众，正在跟叛军争夺着街道和车站，叛军在黎明时突从山上的兵营向他们进逼。
在这个血腥的壮烈的黎明中，西班牙到处的民众都突然从床上挣起来，用着手枪，散弹枪和赤手，跟武器充足的叛军决战。率领叛军的军官们，好几星期以来，一直在倾听着发动叛乱的信号。
我们的火车慢慢开进散斯，鸣雷似的欢呼在车站上下滚动，又从俯临堤防的街道滚下，报告着胜利。火车不再前进了，我在南方早晨的美丽的新鲜和光线中穿过巴塞罗那，来复枪和机关枪的喧声渐渐更加响亮起来，当我走向市中心的时候。一群一群的民众，有些还没有完全穿好衣服，有些头上绑着绷带，手里握着手枪，在紧张的静默中倾听着街道上咖啡店里和酒吧间里无线电的报告。
我绕过医科学校旁边的转角，看见第一批救护车从卡塔仑耶广场冲下来，而在那广场里边，一群医科学生带着无比的速度工作着，包扎着在前线保护我们的民主政体的第一批伤兵的伤口。
六：“暴徒袭击教堂”
回想起来，那天早晨那些男男女女冲出家门抵抗军队的袭击，保卫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城镇，这似乎是显然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
然而这些睡眼惺忪的，大半没有武器的人们，在西班牙最大要塞的全部来复枪和机关枪扫射之下冲向马德里的蒙坦雅营房的人们，却突破了一切战争的公律，依照这些公律，他们决不能占领那些营房的。
他们占领了它们。当他们冲进营房的时候，二三十个握着自动手枪的军官排列在一垛胸墙的后边，在民众无比的英勇跟前，他们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不单由于害怕，而且由于惊异，因为民众冲向机关枪的基台，冲向来复枪兵的队伍，冲破了占优势的敌人的阵营，敌人原以为自己是不能战胜的，而且应该是不能战胜的。
六个人把守着巴塞罗那的电话局，三个人把守着无线电台，抵御一全队的法西斯军官，那个白发苍苍的女革命家卡利达麦卡特忒（caridad mercadet）率领一小队带着来复枪，猎枪和两枝气枪的男女，攻击兰布拉街尽头的司令部：他们似乎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可能的。
那些企图出卖西班牙的军官们，以为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他们过后承认自己有过这样的念头。他们以为自己很容易得到胜利。他们料不到这些为了保卫民主政治和最基本的人权而联合起来的民众，会发挥出最高度的胆量和毅力。直到几天以后，操在民众手里的胜利当面凝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自己的叛乱必须更进一步，他们把自己的国门开的更大，以迎外敌，向德国，意大利和摩尔人(moors)讨求援军，正如一百多年前法兰西贵族为要对抗本国民众，企图把法兰西卖给外敌一样。
那天星期六的早晨，我走到医院街上，看见脸孔紧张的男孩们和女孩们，挥着可怜的旧式武器，内中有几枝从猎枪店拿来得损坏了的猎枪，慢慢的，却又坚定地走上人行道，走向一座高耸的红砖砌成的教堂，教堂的墙壁间有许多衬着沙袋的枪眼，一架机关枪和二十枝左右新式来复枪从这儿无止息地乒乓着，放射着。
一个男孩子突然倒在人行道上，滚到马路上。一个女孩子连忙向他弯下身去。他低声哼了一些什么。她从自己手臂上拿下了共和国的国徽递给他，他吻了这国徽，就死了。队伍继续前进着。
我当时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这个在一个牧师的来复枪的射击下死在医院街的孩子，不久以后，在英国的一种反动报纸上以“暴徒袭击教堂”的罪状而被控诉，说用暴力对付牧师是一种野蛮的举动，失去了有体面的人民的尊敬和支持。
我们以为当教会拿起武器袭击人民的时候，人民是有权利保卫自己而抵抗牧师的。
你请拨动一下无线电机的开关，听一听人民在防御战中失败了的地方的情形吧。你请拨到塞维尔（seville）听一听喝得烂醉的钦普特兰诺将军（general queipo de llano）一边打噎一边写出无穷尽的恶劣的驳斥，驳斥文明，进步和民主政治。在塞维尔，民主派的人们得不到武器，而在本城最穷困的区域，他们用着短刀和滚油支持了四天，从一条街打到另一条街，从一座房子打到另一座房子，从一个房间打到另一个房间。
妇女们把油烧滚，在来复枪的射击下，把装在壶里，锅里，和污水桶里的滚油递给躲在窗架上和屋顶角上的男人，他们就从那里倒下油，倒在前进的叛军上。
他们都战死了，而没有死在这第一次争夺城区的战阵中的别的人们，也被屠杀了，其中有许多后来被活埋掉。这时候，将军们在加的斯（cadiz）聚会，计划着发动摩尔人北进的军事，他们同意为要“维持国家的安静”，肃清安达卢西亚（）的工人群众，是一种军事上的必要举动。
请再拨动一下无线电机的开关，听听将军们对你说些什么。这里是法兰科，那里是摩拉（mola），另一处是卡巴内拉斯（cabanellas），他们对着扩音器吼出一种可怕的合唱，述说未来的计划，使受难的欧洲的空气充满着军阀们的威胁，充满着大黑暗的恐怖，充满着枪火，屠杀和奴役，充满着将校们，宗教审判官们和一切人民的敌人们的进军。
七：这无论如何是很奇怪的事情
被武装民众的正面袭击赶出了他们的主要阵地，法西斯的枪手们爬上屋顶，特别是教堂的屋顶，狙击着街上的民众。
他们获得相当的成功。他们胡乱地向武装的男子和走向市场去的妇女射击，正像我能从许多个人经验中观察到的情形一样。街上拿着来复枪的民众常常在枪火中跳跃起来，开始对着房窗和屋顶胡乱地还击，他们以为敌人的枪弹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有几所教堂被射击着，当叛军的枪手们逃过它们的屋顶的时候。
我走到总邮政局，寄发一通新闻电报，我共费了半个钟头，在路上不断地被从屋顶上发出来得枪火所拦阻。我们看见民团和保安队沿着那些屋顶奔跑，肃清了它们上边的叛兵。
痛苦地，但又迅速地，命令开始传到这大城市里来了。巡逻车冲过所有的街道，巡逻队守卫着街角，注望着屋顶，警戒叛军的枪手们。第一次禁止抢掠的命令和第一次枪毙抢掠过的犯人，在几小时内相继地出现。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出现了布告，这布告顷刻间以种种式样在政府的势力范围内一切具有艺术或历史意义的建筑物上出现：
“公民们，这座建筑物此刻是你们的财产。要爱护它。要尊敬它。看别人都在这样做呀。”
英国的美术家斐利沙布朗——她过后战死了，枪弹穿过她的脑壳，当她在塔登塔（tardenta）开着一架机关枪的时候。——那一天走到英国领事馆，请领事在一些文件上签个字，文件是关于刚在叛军发动前的巴塞罗那郊外的撞车事件的。
“一个无约束的动乱时期已经开始了。”领事严肃地告诉她。
他同时还带着相当的愉快告诉她，一个叛军的纵队已从萨拉戈萨（saragosa）向巴塞罗那进发——这消息是不确实的，但法西斯的工作人员们却竭力在本城到处宣传着它，这种宣传是跟发动那些屋顶上的枪手们的射击同一目的：造成极度的混乱局面。
驻西班牙的英国公使和英国领事所传播的消息，跟法西斯的工作人员们所制造的消息是这样的合调：这无论如何是很奇怪的事情。
八：一管双筒猎枪
生着一副饱经风雨的脸孔的亚维晋达，注视着从黑暗中驶出来的汽车里边，用一种沉静，确实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得向你们报告，守卫这条街路的，只有我们十一个人，而且只有我自己和另外一个人带着枪。你们能替我们想法子么？”
我们是到法国的边境去的，这时大约到了巴塞罗那和吉洛内（gerona）间的中途。在过去一个钟头内，我们在宵夜的黑暗中穿过了一个武装的村落。过了一里路又是一里路，在躲在星星底下的极度黑暗中的城镇和村庄里，志愿兵无日无夜地在外边守卫着，警戒着。
当前说话的人是个老年的农民。
“你此刻带着什么武器？”车内的民兵中有一个问。
农民把一枝双筒的猎枪给我们看。
“另外一个人呢？”
“也是同样的枪，但他的比我的更旧式。”
他站着耐心地望着车内，他的两眼严肃地巡视着我们。他说他已经看见了我们的通行证，他想我们也许能替他们想想法子。
“无论如何，我当然要继续守卫这条路的。不过，同时，万一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那....你们知道，这是一种责任。”
我们告诉他，我们会报告这件事。明天也许会从吉洛内送给他们一些枪支。
我们开始前进了。他向我们道歉，因为路上横着苦心设计出来的栅栏，每次有车子通过的时候，必须把这栅栏移开，过后再移回原处。
“这是因为我们武器太少的缘故，”他说。“当那部法西斯蒂的车子通过这里的时候，我们幸喜得有这垛栅栏，才能把他们捉住。”
我们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什么法西斯蒂的车子？”
“就是刚刚说的那部车子。如果你要看看，她就在那儿。”
我们走出车外，看见路边有一部车子靠在一株树上，她的牌照是看得见的，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一个法西斯的军事团体的车子，附近一带的战争，都是这个团体负责的。
“他们人呢？”有谁问。
“我们捉住了他们，”老人答。“开头，他们的车子吼着冲过来，我们喝令他们停住。于是他们对我们开枪。于是他们冲进栅栏里，于是他们横在那株树上，于是我们还枪，他们中只有一个人向我们还击，于是我们又开枪，于是完结了。”
的确，那些躯体都躺在路边。有一个显然是车撞在树上时受伤过重而死了的，其余两个显然是被一枝双筒猎枪在短距离内打死的。
“这事情是坏透了，”老人说，一边回到那栅栏跟前，把它从路上移开来。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叛乱。为什么他们要冒犯我们呢，呀？”他俩眼闪烁地看着我们，好像对这他不明白的全部事件，应该有一番简单，清楚的解释。
九：第一次轰炸
青年垂头丧气，浑身发抖，惊恐万状，垂着一副怪蠢笨的脸孔，怪可怜地站在破车子旁边，这车子原先是很好的纳喜车。他承认自己刚才说了谎话，说自己开车怎样能干，他承认自己除了在巴塞罗那开过一次送货的货车外，从没有开过别的车子。他刚才以为替一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和一外国新闻记者开车到前线去，是怪威风的事情。
因此，他们还在巴塞罗那背后的蒙的塞拉特（montserrat）的错落的岩石的阴影里时，这个笨伯就以每小时走五十里的速率，把这大型的纳喜车开进一个山弯的尖嘴里。于是重新开出来，向一辆喝醉了酒的车子一样，左右摇晃着，摇了五十码左右的路，车鼻子又在一株树上撞得粉碎，前轮跌到三十尺下的一条充满岩石和红色泥土的干了的水路上。
我们派他去另找一辆车子来，把我们送到可以找得到汽车夫的地方，他回来时带来一辆大型的霍茨启斯车（hotchkiss），它的齿轮匣是破了的。
我们在消退着的下午的热度中，慢慢穿过加达卢西亚（），找到另一辆车子和另一个车夫，他的模样像饰在古代希腊花瓶上的人物。我们打发那个笨伯同两个民兵回到马德里去，民兵们知道他不能开车，但他们以为不值得说出这一点，他们不愿意使一个伙伴垂头丧气。
他们最初两天在巴塞罗那打过仗的，但此后显然忘记了有战争的存在，一切举动都完全是随随便便的了。他们离开我们时虽然唧咕地抱怨着，但一点也不认真。
“这看来是一件小事，”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对我说，“但它会使你想起我们目前的处境。你看，我们应该在开头建造起一架健全的‘战争机器’。他们没有一点儿思想，没有一点儿思想。”
他带着关于组织反法西斯的民团的书面的和口头的训令，到各处乡村的人民阵线委员会去的。在亚哥拉蒙脱（agramunt），傍晚时候，当地农民合作社的书记向我们提议：当这委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要事，应该去看一看教堂，这教堂是很不错的。
在渐渐加浓的暮色中，我走到那可爱的中心广场，它小得像一个房间，人群稠密得像市镇，美丽的像一个标准广场。教堂看起来是一座很漂亮的建筑，但在雕花的大门上贴着一张通告，说明这是加达来政府的所有物，任何人不能进去，直到里边的艺术宝藏被整理就绪，而把一部分相当的艺术品搬到博物馆去以后，它们放在博物馆里更便于民众的观览。
我跟着一个向导（它是当地面粉厂厂主的儿子）漫步出到这小市镇的边界，这里的街道是通乡下的。
一个憔悴的农妇站在自己的门阶上，两臂交抱在沉重的乳房下边。晚灯亮起来了，泥土的气味强烈地浮漾到街道上来。
在攻击萨拉戈萨德那个纵队里，有五十个人是从这村庄去的，内中有九个是她的儿子。
她说“他们说不定要死。我们大家说不定都要死。但法西主义决不能来到加泰罗尼亚。”
我无话可说，无话可以问她。我们只是站着看看这个村子，握一握手，走回市政厅。
“即使这次事情不会有什么别的好结果，”我的向导动人地说，“我们妇女的解放就会证明此次抗战很有价值。”
我们在夜间又乘车穿过野路，到了勒黎达（lerida）。在人民阵线委员会的总办公处，他们正在无可奈何地替我们设法睡觉的房间。勒黎达已经成为萨拉戈萨前线的后方根据地，一切可用的旅馆和大房子都变成了预备住伤兵的医院，或改成了各种组织的办公处。
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在车站等车室里睡了一两个钟头，就天亮了。
我必须在那里同那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分手，另找一辆车子和一个车夫，出发到前线去。一个野蛮相的孩子（后来知道他是一个专门的汽车夫）同着一辆可坐五个人的小奥柏而车出现了。
我们在日出时动身，在一所乡下旅店里吃了面包，喝了酒，我们要付钱，他们却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就驰过夫兰格（fraga）上边岩石错落的高原上。
这是一片荒原，前面有一个峡谷，在这峡谷的谷底，突然出现了繁茂的绿草和树木，像河流周围的沃壤。再过去，地面又像悬崖一样耸了起来，突然跟亚拉冈（aragon）高原连接在一起。
“如果这个地方有水的话，”车夫乔治说，“它会变成世界上最富庶的村庄之一，可以住几十万人众。可是现在它却是一片荒原。”
“为什么他们不能灌溉呢？”
他突然发出讥讽的哄笑。“你想包工们投标灌溉这个地方，讨价几百万比赛塔呢？请你问一问沿路一带任何地方，从这里到马德里一带的任何地方，从这里到那正在流血的塞维尔（seville）一带的任何地方，如果你高兴的话，于是把代价的总数算算看。”
他一边开着车，一边大笑着。
“这次战争如果是我们得到胜利”他说，“那首先就要干这件事。我们先铲除了那些恶棍，于是灌溉这片地方。如果我们有机会灌溉它，它将变成花园一样的地方。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想这就是此次战争的原因”
“你看，这是理所当然的。你选举得到了胜利。好了。人民第一次得到胜利。人民需要灌溉。好了。如果人民需要灌溉，他们会灌溉的，他们要把一切袋里装满了灌溉费的人们统统排挤出去，他们不能够么？好了。这样一来，他们能够忍耐得住么？牧师们和大包工们？他们当然忍耐不住的。好了，这就是此次战争的原因。”
他以一小时五十五里的速率开着车，用膝头驾驶着，让两手可以自由作手势，他一边说话，一边开上高弯，叫我看看那辽阔的荒原，到处点缀着麦田，展露在我们的周围。这使我联想起内瓦达的荒原，那里一切看来都那样广渺无边，使你失却一切大小和形状的感觉，当你透过望远镜望着浴在月光中的群山的时候，你什么都感觉不到，除了地球的无限的年龄。
早晨前进着，你差不多能够感觉到圆圆的地球在太阳底下慢慢地旋转，太阳此刻带着可怕的，赤裸的热气燃烧到大地上了。
走过漫漫的长途，看不到什么动静。后来，一个头戴黑色阔帽，身披斗篷的农民突然在路边一块岩石上站起来，四周围绕着羊群，他举起紧握的拳头，向我们致敬。
“敬礼，同志们。”
“敬礼，同志。”
我们赶上一辆自动槽车，接着又赶上一辆救护车。于是我们看见攻击萨拉戈萨的巴塞罗那民军的杜拉提的纵队在前面无尽止的道路上面慢慢地移动着。
各种各样的车辆，从巴塞罗那的公共汽车和出租的汽车直到罗尔斯罗伊斯汽车，都出现在这纵队里。再它们的上边，是一切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党派的旗帜，它们在中午无风的赤热中卷叠拢来，有西班牙共和国的国旗，有加泰罗尼亚的旗，有无政府党的红黑旗，有现在联合在一起的五个革命政党的党旗。
差不多在每辆车的车顶和车旁，都放着红白条纹的垫褥，这一遍可以铺在路边睡觉，一边可以稍稍抵御流弹。
纵队的编制，每十人为一基本单位，每百个单位归一人指挥。速率最快的车子走在前面，侦查路上有没有阻碍，其次是这纵队的主要队伍，他们装在公共汽车里，运货汽车里，以及各种各样被征发来的车子里，再次是装有发动机的辎重车，最后是一长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
靠近纵队的前头，我看见那个白发的老妇人卡立达麦卡特，一个革命党政治局的女委员，她在保卫巴塞罗那的抗战中获得了鼎鼎的大名。
当这纵队慢慢涌过高原的时候，乡村的道路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他们在几个钟头前还藏身在田野间，躲避法西斯的暴徒们。
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消磨了下午的五个钟头，在农民们的家里吃饭，他们向我们道歉，说因为这里被法西斯所占据，他们不能喂养母鸡，也不能收获蔬菜或别的农产物。
傍晚时候，我们又出发前进，到了黄昏，我们赶上从加泰罗尼亚出发的三个纵队的最北面的一个纵队。这纵队的先头人员，占据着下一个村庄，而纵队本身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之间的大路上绵延了两里多长，我们跟他们一同停下来过夜。
天气严寒。在我们前面的那辆车子里，有三个排长，两个班长和四个士兵，他们是从驻扎在巴塞罗那的萨波斯的团里来的。
当法西斯军官们强迫他们攻击巴塞罗那的工人时，他们从自己的营房里逃出来，加入工人们的队伍作战。
他们从营房带出一架战地电话机，一些掘战壕的工具和别项有用的器具。他们丢弃了军服，现在全体都穿着工人穿的蓝色工作服。
他们用掘战壕的工具，替自己在路边壕沟里掘了一个洞窟，他们在这儿蜷缩在垫褥里，抵抗寒冷。
我们大家都吃干燥的面包和沙丁鱼，它们是西班牙前线士兵经常的食物。
黄昏九点钟，这纵队在月亮底下静默着，电光在北面高山上边闪动，除了洋溢在高原上的千百万蚱蜢的营营声，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
黎明以后，日出之前，有分发一次面包和腊肠/
日出以后，我们听到远处飞机的嗡嗡声。大家都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从萨拉戈萨来这里侦查的。
它在我们头上的天空盘旋着。开头是西班牙蔚蓝的高空的一个黑点，后来渐渐降低下来。
这时我们看出这是一架外国飞机。我们后来知道这是意大利的轰炸机。当我们站在那儿，为了抵御刺目的阳光，用手遮住眼睛，凝望着上边的飞机时，突然袭来一阵急速的呼呼声，像裂帛的声音一样。
一秒钟后，来了一个猛烈的轰炸，一道柱形的泥土和烟雾，从离我们纵队的后尾和侧旁约四百码的地点射了起来。
当我们还来不及伏卧在路上的时候，轰炸又接一连二地袭来。
有些人迅速地滚到壕沟里去躲身。另有些人避到路边的麦田里，伏卧在麦秆堆中。
还有些人因为从没有看见过飞机的袭击，只以为最好不要跑，所以仍旧屹然站立在运货汽车旁边，无防护地，一动不动地仰望着上空怒吼的敌机。
司令官们沿着纵队跑来跑去，命令人们离开道路。纵队的中央有一辆药弹车，如果一个炸弹碰巧落在它上边，它会使整个纵队飞上天空。离我几码远的地方有一个人跌到了，鲜血从他头上流下，躺在地上呻吟着。在这第一次轰炸中，两个人死了，其中一个是女人，六个人受伤。
敌机盘旋上去，接着我们又听见它从纵队的后面很快地袭来，当第二次轰炸到来的时候，大部分队伍都及时分散到田野去了，离大路上的车辆百码远。
我漠然地觉得任何掩护物总比没有掩护物好，于是向着两个干草堆跑去。我想，“我躲到左边那个干草堆里去好呢，还是躲到右边那个去好？”一个跟我并排跑的工人向右边那个干草堆跑去。我跟着他。五秒钟后，我看见一个炸弹直落在左边那个干草堆上。
第二个炸弹落在更前一百码的地方，一大阵刺鼻的浓烟使我们看不见纵队，当我们伏卧着，倾听着落在沿路一带的炸弹的呼啸声和轰隆声的时候。
没有一辆车被击中，但又有一些死伤。法西斯飞机回萨拉戈萨去，而十五分钟后，又有两架飞机来到我们的上空，装来新的炸弹。
这一次，大部分队伍都能够躲到离开大路几百码远的相当好的掩藏所去。
我们又伏卧下去，敌机扑到我们的头上，在沿路一带每隔二百码地方丢下一个炸弹，又没有丢中大路和纵队。
队伍里涌起惊异和惶乱，有几小部分还表现出恐慌，但立刻被克服了。大概有一部分出征的人以为可以长驱直达萨拉戈萨，于是来一次猛烈的巷战，而在这巷战中，他们是准备跟任何强敌决斗，不顾一切地决斗。
望着这广原上的纵队，用尽战斗的人类的全部热狂的机智，在一个可怕难关中斗争着，为要改善人类和人类的组织，为要重新创造制度和政权，恐怕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西班牙民主政治所遭逢的攻击的性质。
惶悚地仰望着亚拉冈的蓝空，我第一次了解这不是将军们的成功或失败的事件。国际法西主义正开始露出自己的手来。
一〇：一种幻想
火车照常开着。开往瓦伦西亚（valencia）的夜车准时开出，到目的地却迟了五分钟。开往马德里的接班火车，依照车站的时钟，迟开了四分钟，到马德里时，比规定时间迟十分钟，这时太阳正落到亚尔喀拉山的山脚，火车前面是一长列粮食车，从马德里东面和南面各村庄送往首都和前线的。
下半夜四点五分，天还没亮，几辆汽车离开拉哥加巴莱洛所住的公寓，开向瓜达拉马的路。
第一辆车子装着四个民兵，加巴莱洛本人和总工会的两个职员坐在第二辆车子里，而在第三辆里，坐着后来当外交部长的阿而发勒司特尔凡约，《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以得加马尔和我。
那是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夜间已经很冷，“瓜达拉马的微风”像一句西班牙的俗语说的一样，“吹不熄一枝蜡烛，然而会夺去一个人的性命。”经过一小时的驰驱，我们出到瓜达拉马村上边的路上了，听见落在前面的要隘奥尔多得雷翁（alto de leon）的炮弹的炸裂声。
从极左和极右的地方偶尔传来来复枪机关枪的枪火。决定在这天早晨五点钟开始向瓜达拉马前线的敌人阵地作猛烈的攻击。加巴莱洛和凡约并不是来这里玩玩的，而是来亲自考察攻击进展的情形，查究某些旧军队的军官溺职的事情，他们依旧矢忠共和国，当他们的同僚们公然弃职的时候。此外还有军需处渎职的传报，这种事，只能亲自来调查的。
我不知道在这寒冷的塞拉的黎明中穿过瓜达拉马前线的小小的一群中有没有人知道或预见到英法政府的举动将立刻大大破坏了战事的平衡，而使敌人更占优势
如果当时有人报告，说伦敦和巴黎立刻就要颁布严格的禁令，不准运军火给共和军，而葡萄牙的大门却依旧大开着，准许德意接济叛军的军火通过，那么，我想不管加巴莱洛或凡约都不会把这事情看得十分严重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叛军在重炮和药弹两方面已占了大大的优势，而且事实上，全部旧军队里的军官当然都在他们方面，而我们呢，一部分军官在夜间逃走了，他们违背了尽忠共和国的盟誓，像他们的长官们请进外国军队攻击他们的祖国一样随便，我们正在跟一切关于建立新人民军的问题斗争着。
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大战期间塞塞克斯（sussex）的人民军的历史上，有一种简明而生动的描写，描写启拆涅（kitchener）的第一军的混乱。这是很不好的。如果你想像一下这样的情形：个个军官都在宣战前二十四小时逃走了，而从没有开过火药气的新兵至多训练了八天，就被送到前线去跟有经验丰富的军官做指挥而且有优越炮队作后盾的正规军作战，那么，你就会隐约瞥见那些摆在人民军的组织者和支持者的面前的困难问题。
加巴莱洛住在瓜达拉马路边的一所小别墅里，他在这里能够很方便地收受前线各部队的直接报告。
马尔恐怕有谁会吓了我们，使我们不敢如他所希望的跑近前线去，而他又不能跟谁争辩，因为他在冷风中声音嘎了，他因此就抓住路边一辆车子的舵轮，把凡约和我送到下边的村庄。
我们看见一队民团在壕沟里休息。肮脏，褴褛，他们的神态和外貌给人一种士气沮丧的印象。他们完全不惯于在当时环境中是无法避免的那些随时应变的办法。他们做惯了的，喜欢做的，是单纯而且明确的工作，需要精密的命令，指示他们怎样做，要把需要个人独创性的范围尽量缩小。
他们跟沿路一带的民兵成了可怜的对照，民兵们都利用当时的机会，在水桶里冲洗着，水是从战线上边什么地方的泉里打来的。
几天以后，瓜达拉马民团的司令被捕了，因为他打算背叛，命令部下全体逃走。这位司令被枪毙了。接着三个民兵跑到民团的团部，要缴团兵们的械。
这是一幕奇妙的而且有些讨厌的景象。有些团兵仆了下去，哽咽地喊出歇斯底里的抗议，说他们已经服务很多很多年了，“我的品性从没有过一点污点呀，朋友们，同志们。”另有些团兵则咆哮着，威吓着，紧握着来复枪。也有些明白的团兵，猜到了自己队伍准备叛变，就默默地把自己的全副武装交给民兵。
最后他们全体都被解除了武装，由一小队兵士把他们送回马德里。此外还发生了无数这一类的不幸事件，表明许多年来一直被用作镇压罢工，屠杀民众的工具的团兵，决不能立刻改变自己的传统，几十它知道自己此次是站在正当方面作战的。
跟着这些不幸事件，这部分民团自动解散了，其中最好的分子被编入一支新的队伍，名叫“人民护国军”，当叛军最后攻击马德里的时候，这支新军在塞拉前线和塔拉未剌前线干出辉煌的战绩。
我们对矮小的老年的立开尔美将军（general riquelme）——一个矢忠共和国的旧军官说话，他旁边还有一班参谋和一二民军的司令。我当时有一个浮面的印象，以为这些正规军的军官虽很勇敢，虽以大无畏精神解决着关于队伍的组织和他们觉得几乎不能理解的队伍的心理的一切困难问题，然而他们却缺少那两个没有经验的民军首领（一个是机匠，另一个是雕刻匠）所表现出来的无限的独创性：我这个印象后来被事实证明了。
旧军官们对于民军的战斗力备致热烈的赞扬，但在当时的新环境中应该怎样训练他们，驾驭他们，却似乎感到迷惑了。
我们在离前线一里左右的那所别墅的小客厅里坐在椅子周围，立开尔美等待着进攻胜利的报告。
“贵国人们的印象如何？”立开尔美将军带着很客气的神态问我。民军的司令们往前侧着身子，带着真诚的关切等待我的回答。
我告诉他们，西班牙和法国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已经大大影响了英国的运动，使反对联合的障碍易于打破，而叛军的武装进攻又加强了这种影响，因为在目前，敌人的威胁的性质，最最坚强的联合防卫的必要，已了如指掌，除非是政治上的稚见，决不会有人否认这一点，除非是政治上的奸贼，决不会有人反对。
“我想，”雕刻匠庄重地说，“除了这几天内我们的弟兄在那山上被叛军的枪炮打死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
“真的么？”立开尔美温和地说。“什么事情？”
“是一种幻想，”雕刻匠说，“以为没有最大限量的努力，也能获得民主政治，享受民主政治的果实。但我所谓最大限量的努力，是指一切人们，一切对于民主政治的福利和自由的福利稍稍有一点希望的人共同的努力。”
“有些人想以很小的努力去获得很多的自由。当然还有一些人，实在并不关心什么民主政治，而当他们发觉自己失去了自由时，已经来不及了。这些人助长那种幻想，以为目前的危险并不是怎样了不起，以为对方不会攻击到底，因此就不需要最大限量的努力去联合，去防卫。”
“当我说最大限量的努力时，我的意思是包含那种一直战斗到死的意愿，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得献身于日常的战斗中。大多数人都情愿死在最后的决战里。而决意献身于日常的小战中的人却比较少，小战其实也有决定的作用的。”
“保罗尼逊写过一部小说，我忘记了这小说的名字，他在这里边说，只要你肯时刻冒着最大限度的危险，时刻拼你的命，别人绝不会制胜你的。”
“当你说着害幻想病的人们时，”那个机匠说：“你切不可忘记了奸贼们。你不同意么？”他问我。
“奸贼，当然有的，”我说。我举出几个英国劳工领袖的名字，而且引出他们的谈话。
“是的，”雕刻匠说。“确有这样的人。但你以为他们的势力还能在你们的劳工运动中保持得很久么？你们的职工运动内部情形到底怎样呢？”
“凡约刚从伦敦开会回来，他应该说得比我更清楚。”
我们回到加巴莱洛所在的别墅，马尔和我单独出发到马德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