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关于左宗棠的一些野史传闻
长期以来，关于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左宗棠，批判诋毁者有之，推崇赞许者有之。或敬为百代不移之民族英雄，或指作甘做鹰犬之凶屠爪牙。但总体而言，还是脱离了几十年前的历史主义极端化，承认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认可他民族英雄的称号。
而在多年以来流传的某些故事中，有心者将他描绘成一个目中无人，首鼠两端，忘恩负义，不识大体，妄自尊大，整日啰嗦不休不干正事的谐星形象。 有人可能会讲，是人都有缺点，就算有这些事情也并不损于左公的英雄形象。确实，有污点的英雄也是英雄，但是如这些事情都是有心者造谣杜撰乃至于抹黑污蔑的加工，那么又是什么人在对他进行贬低抹黑，目的又何在呢? 梁启超盛赞左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缪凤林推许：“自唐太宗以来，左宗棠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人。”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言过其实盛赞过誉，甚至还有冷嘲热讽说荒诞可笑的。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到过西北五省，感受过苍凉厚重，河山壮阔的华夏子孙。在念及左宗棠这个名字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这是过誉。西北的水利风电能源、无尽矿藏、瓜果、棉花、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实聚宝之盆。建国以来的生产建设兵团、西气东输、一带一路、西部大开发……这是一块加以建设足以造福后世子孙百代的宝地。这不仅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国家的战略纵深屏障和崛起基石。
我写此文意在考证和驳斥一些关于左的野史谬传，因为我观察到，在长期舆论争端里，左宗棠总是和李鸿章一起比较。每当拥趸们发现李除了洋务那些开创者名头和各种“呕心沥血不容易”之外，在其他方面与左相较显得形象不堪时，就会把左宗棠的这些负面传闻扯出来诋毁。说这样一个老糊涂，如此的心胸狭隘，妄自尊大，不顾大局，背刺恩友又怎么能和“东方俾斯麦”相比呢？ 但是说实话，我在这些议论中没有看到关于李的此类攻讦。毕竟在他们眼里贪腐都已经不是罪名了，甚至都不是负面了——理由是当时内外上下已经腐朽不堪烂到家了，李匡扶社稷，劳苦功高，做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还不能中饱私囊吗？那么所谓清官的廉洁奉公也自然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赞的事情，毕竟他们也会收冰敬炭敬养廉银。 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忠孝信义，礼节廉耻居然能熏陶出如此心肝之人，对此真是无话可说。扯远了，言归正传，这或许会做成一个系列，也或许是浅尝辄止。作为一个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我能接触和探寻到的文史资料有限，很多都是电子版。如有谬误贻笑大方，还请方家指正。 左宗棠科举功名野史探寻
首先，是关于左科举方面的野史。众所周知，左宗棠只有举人功名，但是可能有人并不知道，左宗棠也并没有秀才的身份。左宗棠十四岁参加县试名次第一，十五岁参加府试名次第二，据说是知府张锡谦因为他年纪太小，将第一让给了一位老童生。按照这样的成绩，即使长沙府几县只取两名秀才，这个名额对他也是铁板钉钉。但是就在同年，左宗棠母亲病重，左不得已匆匆离开考场，放弃了院试。不久之后母亲去世，左宗棠丁母忧二十七个月，之后父亲又去世继续丁父忧。之后五年期间他遍习经世致用山川地理的实学和贺长龄贺熙龄的故事想必许多人已经耳熟能详，就不必我赘述了。 左丁父忧期间，在城南书院读书，又考进了岳麓书院里的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由当时的湖南巡抚罗荣光创办并亲自授课讲学，在江堤、彭爱学主编的《岳麓书院》一书写道： “
湘水校经堂相当于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院，招收的学生多为岳麓、城南两书院的高材生及湖南各地选拔出来的优秀士子。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的目的是为了矫正当时书院教育中只考帖括，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另辟蹊径，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的有用人才，树立新的学风。它在治学上强调‘精微并举’，注重朱熹、张栻理学的传统，能兼容各学派的不同观点，无门户之见，因而搜括和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
左宗棠在这一年入学，连续七次考取第一“岁七冠其曹”。深受吴荣光赞赏提拔，得到了一份奖学金用以维持父亲死后“日食不给”的生活，“书院膏火以佐食。” 而在道光十二年壬辰，道光皇帝五十寿辰，开了一届恩科，恰逢左宗棠守制期满。乡试三年一届，对于已经守制五年有余的左宗棠来说是绝不愿放弃这次机会的。但是由于当年左宗棠没有参加院试，因此没有生员的身份，无法进行乡试。于是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为他“捐监”，就是给左宗棠买了一个监生名额参加乡试，所以左宗棠不但不是进士，也不是秀才。 乡试取卷惯例由同考官分阅，选中之后由主考官决定是否录取。但是左的运气不好，头场考试的文卷在副考官胡鉴那里就因为“欠通顺”被打落成“遗卷”（也有说法是同考官）。 就在这时，朝廷命令各地乡试考官将遗卷认真审阅，进行补录，以免“怀负奇异者”遗漏。与此同时，副考官胡鉴突然去世，而搜遗的工作一般不由同考官参与。于是主考官陕西泾阳人徐法绩一个人熬油点灯，加班审阅，看完了五千多份遗卷，在正额之外补录了以左宗棠为首的六个人。 当时科场舞弊司空见惯，由于朝廷对于“衡鉴不公，草率将事者”处分极重，同考官不愿对这六份遗卷进行补荐，尤其是左宗棠的卷子，有人议论这是一份“温卷”，就是托了人情提前得知题目进行温习的卷子。因徐法绩坚持己见不为所动，有些人甚至破口大骂。 于是徐法绩出示皇帝谕旨，并当众将左宗棠的卷子和后续场次的文卷展示给在场同考官内帘监试官阅看。一直看到左宗棠写的礼经文，名为《
选士练兵，简练俊杰，专在有功
》。在互相传阅之后，众考官止喙息声，再无异议。等将弥封开启，看到左宗棠的名字。监临乡试的湖南巡抚吴荣光立时“避席揖公”，祝贺徐法绩收了个好门生，感谢他为国选才，慧眼识珠。众考官见到这份文章是一众湖湘名流“以国士见待”的左宗棠所作，也豁然释疑。而补录的另五人中吴敏树，罗汝怀二人，日后也都是古文辞名家。 同治八年秋末（1869年）督师西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特地巡视泾阳，拜谒重修徐法绩墓园，为徐法绩撰写神道碑铭并序。并让徐法绩之孙去信吴敏树，请他为二人的座师徐法绩写传，于是吴敏树在《太常徐先生传》中记载：
“是岁为道光壬辰，其秋主试湖南。先生于文章，主其正大名切者，副者入闱而卒。先生专其事，自房荐外，必搜取其遗者。同考官至声詈，先生不为动。榜出，举者多知名士，而得于遗者六，敏树与今陕甘总督左公崇堂与焉。”
道光十二年湖南乡试壬辰恩科，左宗棠二哥左宗植中第一名解元，左宗棠考中第十八名举人，虽在副榜，但也有了会试的资格。而之后三试不中，左自此绝意科举仕进，就又是耳熟能详的故事，我就不再啰嗦了。 但是在汪康年《汪穰卿笔记》“记胡文忠左文襄轶事”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左全孝读光耀癸巳北闱落卷，言左文襄入学前一考，文佳被摈。晚督两江，前学政以道候补两江，见左，左恶声色斥之曰：“汝此姓名，曾放湖南学差者非邪？曩时吾同试文何不佳？乃被摈。”高讽其文，逐节问之：“此何不佳？乃被摈。混得学差却不耐烦校卷，有人才如左老三，乃不能录为门生，却来江南为汝长官，汝尚浮沈一候补道。如汝人才，岂复合作道。汝曾作官河南，知造何孽。”呼左右曰：“来，为我行文河南，取他劣迹。”此人惭惧，告病去官。
大意是左晚年出任两江总督，看到了一个候补道的名字，发现他是之前乡试时黜落自己考卷的副考官湖南学政。就问他我左老三这样的人才你不取为门生，凭什么说我的文章不好。然后把自己年少时做的文章一句句背诵出来，念一句问一句，问他你说我的文章哪里不通顺。又说你曾经在河南做官，就你这样的糊涂蛋，谁知道你做过什么混账事。让左右发公文给河南要查询他的劣迹，吓得这个候补道告病去官。 左宗棠呵斥学政考官
乍一看以上这种爽文情节，好像是说左出了一口恶气，又似乎在显示了他的好记性，连年少时作的文章都能随口背诵。实际上呢？这分明是在刻画一个居心不良，又睚眦必报，自以为是的狭隘形象。 类似于此类加工描绘的还有另一个版本刘坤一，这个按下先不提。前边已经说了，副考官胡鉴已经暴毙身亡，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副考官?那是不是只是学政而非副考官？ 并非如此，各种故事都是加工成副考官前湖南学政。翰林放为各省正副考官与学政称为放差，而学差却是专指学政。要知道乡试主副考官和学政虽都是中枢直派，但职责不同。学政是主持院试选拔秀才督察府学县学的，按例根本就不能参与乡试。所以别说副考官，就是担任同考官也不可能，更不要说去把谁的卷子落为遗卷了。 就算是有这个副考官湖南学政，那么左宗棠外放两江是1882年光绪八年春，此时距离左人生唯一一次乡试的道光十二年1832年秋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年。 那么当年的湖南学政已经多大年纪呢？
哦，原来已经去世三十八年了。那么副考官又是谁呢？
乡试正副考官和学政放差，硬性规定是两榜进士出身，或者是庶吉士散馆的翰林出身，如曾国藩便是此类。说到底，如果只有三甲同进士的身份，类似于举人副榜这种安慰奖，去做乡试正副考官和学政，实在是不够资格。那么这位胡鉴又是什么出身呢？经过查询找到三位叫做胡鉴的进士。
分别是嘉庆十九年（1814年）进士胡鉴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胡鉴改为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十年（1860年）进士胡鉴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那很明显，庶吉士三年散馆，第二个明显比较符合，果然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科进士金榜中胡鉴名列二甲第八十五名，虽然排名靠后，但是却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散馆授为翰林编修。要知道两榜出身的进士已经是仕途畅通，而庶吉士翰林出身人称老虎班，只要不犯错误有人提携，升官提拔的速度堪比坐火箭。 举例左宗棠的部下，张之洞的门生浙江人陶模。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同治十年四月（1871年）散馆分到甘肃文县当知县，由杨昌濬推荐左宗棠将其调转省城兰州所在的皋兰县，光绪元年（1875年）任正五品秦州知州，光绪五年（1879年）从四品甘州知府，六年迪化州知州，七年（1881年）宁夏府知府，九年（1883年）署兰州知府时升正四品兰州道，十年（1884年）甘肃按察使，十一年直隶按察使，十四年（1888年）陕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十七年（1891年）担任新疆巡抚之后又署理陕甘总督，一直到二十六年（1900年）担任两广总督在任上去世。二甲进士庶吉士散馆十年六任，正七品知县升到从四品知府，二十年间官至巡抚总督，虽然有着西北边荒人才稀缺竞争较少，好出政绩，左宗棠杨昌濬也大力提拔举荐的各种缘由，但也足以说明这个庶吉士的分量了。 而如果在京官任上，翰林院是所谓“储才之所”，翰林出身与普通进士任官六部不同，基本上三五年内便会迁转。如放差乡试考官或学政后，就是在翰詹科道和六部内来回升转，直至升任京卿乃至部堂，虽然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熬年头熬资历，但是翰林出身比之普通进士要占很大便宜。期间外放，京官都是高出外官一品，如五品郎中员外郎监察御史外放担任四品道府大员。 五十年前为庶吉士翰林编修放差乡试考官、学政，和督抚藩臬平起平坐。五十年后地方候补道，这故事的真实性可想而知。那有没有可能是胡鉴没有暴毙，只是官运不太亨通?似安徽人汪祖绶者，庶吉士出身兼资文武带兵打仗却做了一辈子七品县官。又或者其实是同考官，只是并不出名所以误记为副主考胡鉴？
光绪八年还官运颓唐还能够跟左宗棠打交道的胡鉴，这会还远在广东被人弹劾，当是咸丰年的第三位进士胡鉴。当然实录不会记载的详细完全，可是别忘了，胡鉴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进士。有清一代进士共两万多人平均年龄34岁。有记载最年轻的进士是福州人林廷禧16岁，嘉庆帝的老师朱珪17岁。就算这位胡鉴天纵奇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那他也比左宗棠大了十二岁。 那么左宗棠外放两江时多少岁了呢？七十一岁。两榜进士翰林老虎班，为官六十二年后，至少八十三岁年纪还在候补正四品道员，官场上真的会存在这种人吗？只听过百岁童生考秀才，没听过八十进士候补道。 而乡试同考官就更不可能了，除开顺天府乡试，各省乡试基本都是正副考官各一。地方上同考官四到十八人不等。历来同考官的选取是由“监临”的督抚选取本省或省外科甲出身的在籍进士和州县官来担任。那就更是属于科举老前辈了，年纪只会比胡鉴更大，那到五十年后又该是多少岁，至少也要八十五岁乃至九十岁以上了。 按照古代官员七十致仕的规矩，清代除了获得恩旨的朝廷大臣外，只有担任教职者即“年逾七十致仕之教职官内有精力尚健、堪以留任者，亦止准展限五年，概行令其休致。”而在实际上，六十岁之后官员便可以“因老祈休”。即使是担任三品以上重任的朝廷大臣，没有帝后信赖恩旨特许，到了七十岁一样要退休。何况一个至少八十多岁的老进士，要有多大的脸才能让皇帝恩旨来留你一个老头子在地方上候补？ 另外，清史稿中在有关于徐法绩的记载为：“
典试湖南，其副病殁，独专校阅，遍搜遗卷，拔取多知名士，而得於遗卷者六人，大学士左宗棠其首也
。”再看看那条道光十二年湖南乡试正副考官的内容和吴敏树的《太常徐先生传》所记，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副考官胡鉴，早就在入闱时暴毙在了长沙。那么百年来各种故事中宣扬的左呵斥的这个“学政”“副考官”又是什么玩意？ 汪康年是进士出身，他是肯定是知道这些科举的道道的，就算没有听过科举场里左宗棠徐法绩这段很有名的故事，也不会无知到连学政不能担任乡试考官，官员七十要退休都不知道。尤其是左宗棠去世在福州时他正值壮年，闽浙是左宗棠起家之所，不知道多少人为他立祭传颂，他岂能不知道左宗棠多少年岁。 汪康年和左全孝都是张之洞的幕僚，他还是张之洞孙子的教书先生，又是大办报务的名士，如果是云亦云不学无术的货色，文坛宗师张之洞会让他给自己孙子开蒙吗？汪康年在听左全孝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怎么会听不出这里边的谬误？但是他还是选择记载登刊，留之后世，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而其他经左全孝之口所述的种种轶事虽然听着绘声绘色却难经推测，什么左宗棠吓走法国军舰，跟李鸿章曾国荃抬杠的谐事显得真实性可疑。左全孝是衡阳清泉人，任衡州劝学所所长，在湖北时与汪康年同为自强学堂教师，之后游历日本，按岁数讲再以官职论，一个左宗棠去世十年了还在担任县教育局长的人当时是怎么知道法国军舰之上人家说什么?又怎么知道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谈话内容?督抚出行，起居八座，护卫可不是摆设，尤其是有马新贻被刺的先例，闲杂人等连听人家说什么的资格都没有，又怎么能形容的如亲眼所见?如果是听人转述，那么真实性又有几分呢？ 这些个故事经他之手广为流传，记载在各种清末民国的笔记传闻里，历来民间百姓对于名人的轶事趣闻喜欢添油加醋议论长短，这不过是消遣耍笑。可若是明知内情荒谬却仍然记录登报而传之后世，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只是为了博人眼球为了报纸销量？ 顺便放两张有关于汪康年的百科内容
并刘坤一版本野史探寻
顺便再跑跑题，花点篇幅再讲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这个版本的主角是另一位晚清名臣刘坤一。 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为湘军中一大派系江刘系的首领之一。跟随大自己十二岁的族侄刘长佑镇压太平天国，荡平湖南江西等地，官至江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晚年主持东南互保并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开启清末新政这些事情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个名为“刘坤一泄不第之恨”的故事记载在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中。内容为： “
刘坤一岘庄为秀才时，仅应乡试一次，为江西人黄令房荐，批语颇为推挹，而主考弃之。此本寻常事，刘则以为终身之恨。二十年后，刘以军功官至江西巡抚，昔时为主考者，适由知府保升道员，在赣省候补，方充要差。刘莅任，首撤其差，谕令听候察看，不许远离。而访得黄令，久经罢归，乃具舟遣使迎之，相见执弟子礼甚恭，且聘为通省大小书院之掌教。黄力辞，以掌教批阅文课，课颇烦重，非一手所能了。刘曰：“先生自可倩门人子弟，代为评阅，不必亲劳也。”黄因屡为某主考解说，刘云：“门生向来恩怨分明，今固未褫其官，但令其闭门思过耳。”刘官赣抚多年，某主考竟以忧悴卒。黄年近八十始逝。刘升江督后，尚时通函，尊称为先生。”
在各类野史文章和当下各路营销号里这个故事也是添油加醋，有些以历史文史之名开头者，连原始笔记都不看，也不求甚解，全然不知何为科举“房师”“房荐”。改几个字就写为“同考官黄令房”“江西人黄令房”，令人笑掉大牙。 而有些笔记中记为“同考官某县令黄孝直”，记载刘坤一乡试的年份分别为道光二十二年、道光二十五年、道光二十九年、咸丰元年、咸丰二年。主考官则是时为唐某时为文某时为某某并不而具姓。时间则为“同治四年”、“同治六年”“江西巡抚任上”。加工之后不过又是“前湖南学政”“句诵文章”之类与左宗棠一样的情节描述。 这个故事的爽文情节从左宗棠故事里的五十年缩成了二十年，而刘坤一二十五岁生员从军，青年戎马，军功赫赫，又有族侄刘长佑做后台，十年后便官至二品巡抚。寻常的进士翰林二十年里在官场里兜兜转转还真没有这种升迁速度，确实显得真实性很高。 世载堂杂忆为刘坤一版爽文的最初记载，那么就以此故事来推论。刘坤一自同治四年（1865年）担任江西巡抚，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整顿丁漕事务得罪了江西本地士绅，与左副都御史胡家玉互相指责，被降级调用后革职留任，不久恢复原职署任两江总督，此后调任两广总督，光绪二年调回两江实授总督。 既然已经说了是“抚赣多年”，那么最早要从同治四年即1865年算起，二十年前1845年为道光二十五年，与各路野史文章记载的乡试时间之一相同。然而刘坤一生于道光十年（1830年），那就要他在十五岁时完成县试府试院试去参加乡试。鉴于刘坤一是生员中最优之廪生，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然而道光二十五年并没有乡试举行，前一年二十四年有恩科，后一年二十六年为正科。那么他是不是在这两年参与乡试呢？其考官又为何人呢？鉴于各种故事已经陈明，是房师黄令荐于主考唐某、文某、某某，那么就排除同考官，只查询这两年的正副主考名字生平便可知故事端倪。
道光二十四年湖南乡试正副主考官为江西上犹人李临驯，山西绛县人乔晋芳。李临驯籍贯江西，咸丰九年作为“在籍御史”参与了清军克复上犹的战事。获得过加衔升叙的奖赏，晚年在乡教书，倒是有可能和刘坤一产生过交集。 不过按照任官回避制度，本省人不许在本地任官，尤其还是知府道员这样的地方大员，即使与外省接壤与籍贯在五百里内的州县也要回避。所以别说在江西候补，就是在江西境内做县官都不允许。整个晚清能有例外的并不多，诸如李鸿章安徽籍贯特旨不须回避出任两江总督。而李临驯也并不是知府转候补道，而是在湖广督粮道任上告假回乡，此后再未出仕。联系到他是曾国藩的同年，作为给湘军提供后勤保障的湖广督粮道，想必他面对家乡被荼毒殆尽的情形时，内心必定是复杂的。 而乔晋芳是太平军围攻长沙时的知府，保卫长沙立有功劳得赏花翎，此后告病回乡，于咸丰八年（1858年）去世。此时刘坤一还在江西大战太平军，不过知府官衔而已，自然不会有什么交集了。
而后一年的道光二十六年，湖南乡试正副考官为江西人萧浚兰与浙江人冯培元。萧浚兰主持乡试当月，还没到任的云南学政王恩祥因为行止卑污被革职，改任萧浚兰。而萧浚兰在主持乡试之后赴任云南，母亲于年底去世回乡丁忧。一直到接任云南布政使期间，因云南杜文秀起事加上巡抚徐之铭恶名在外不敢赴任，在四川逗留近三年被革职。此后在四川总督骆秉章幕府襄办营务，同治五年末因助云南巡抚刘岳昭剿杀苗民有功赏四品顶戴并还花翎。此后回乡再未出仕。且萧浚兰亦是江西人，即使再入官场，按照回避制度也不可能在江西候补。
浙江人冯培元则是早在太平军一破武昌时便投井而死，官职为湖北学政，赠予侍郎，谥号文介。按清史稿记述： “
时粤匪已犯长沙，人情汹惧。培元幼孤，家贫，母何贤明苦节，抚之成立。及至湖北，将迎养。闻岳州陷，驰书止母行。母报曰：“如果有变，见危授命，大节不可夺。其遵吾教！”培元奉书，涕泣自矢。贼至攻城，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陴同守。城陷，投井死。三年正月，贼去，向荣率兵入城，有以告者，始出而殓之，尸如生。事闻，文宗以武昌之陷，阖城文武殉难，恤典特优，赠侍郎，建专祠，予骑都尉世职，谥文介。后两子学瀚、学澧皆赐举人。”
那既然道光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的主副考官并不符合故事所述人物，那么道光二十二年的主副考官是否又符合呢？当然，乡试三年一届，二十六年之前的上届乡试自然不可能是野史所说的二十二年而是道光二十三年。正考官为山东人陈枚，副考官为云南人甘守先。
且不说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刘坤一是不是真的神童到如此地步，我们只当刘坤一确实参与了陈枚和甘守先的这届乡试。 陈枚在四川担任永宁道员，此后在贵州铜仁为官，离任归乡后于同治三年时，在潍县出行游玩卒于途中。 而甘守先在道光二十四年担任陕西乡试正考官之后遍寻不到其人踪迹，最后在云南古代名人记录中寻得，言其人在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得罪了权贵醇亲王，畏惧吞金，卒于京师武都庙，年仅而立。不过当时醇亲王年不过五岁，许为误记，或为当时的惇郡王奕誴。 那么还有道光二十九年的正副考官，陕西人车顺轨和浙江人徐元勋。
车顺轨在咸丰元年担任湖南学政期间因病回乡，此后再未出仕，在家乡多家书院内主讲。至于继任刘崐，还是那句话，学政不能参与乡试，且此人是与刘坤一同时期的朝廷大员，不可能出现在江西做什么候补道。
而徐元勋的名字则在实录中记录寥寥，清史稿里更是毫无记载难以追寻。最后我在法制出版社的一份报刊里寻到了徐元勋的信息，这是专业学者经徐元勋后人委托对其人和其藏书十多年的长期查证，当为可靠。徐元勋其人一直在京城担任侍讲学士等官职，一直到1880年才辞官回乡。
另几个版本还有咸丰元年和咸丰二年之说，那么一直到咸丰五年刘坤一投身团练为止，便只有咸丰元年这一届恩科乡试符合条件了。至于为什么咸丰二年的正科乡试不符合呢？ 那是因为乡试又叫做秋闱，是在省城举行。而从咸丰二年四月开始，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南，七月初三攻占郴州，此后西王萧朝贵一路势如破竹，太平军足足围攻了长沙城近三个月。这中间有着左宗棠出山缒城而入帮助张亮基“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西王萧朝贵亲自督战被炮火击中身亡等故事。之后洪秀全杨秀清由郴州来援，战事不利长驱北进，鲸吞江南。此后几年湖南一直战事频繁，咸丰二年的乡试一直到咸丰七年（1857年）才补行。湖南省的乡试整个咸丰年间也只举行了三次，分别是元年恩科、七年补行、九年恩科。七年时刘坤一在江西作战攻克临江得知府实职，九年时，石达开兵进湖南，盐运使衔道员刘坤一在湖南广西地带清剿追击，更没有空去参加什么乡试。那便只要一看咸丰元年的正副考官何人，便知故事真假。
副考官乔松年何人自不必言，乃是清廷信员。同治二年之后历任安徽巡抚、陕西巡抚、仓场侍郎、东河总督，光绪元年逝世前官职为河东河道总督。
而吴保泰则在同治二年十二月回河南丁母忧，离任前官职为詹事府詹事。职官表并不记道府之类的官职，那其人有无可能之后到江西去担任知府然后做候补道呢？ 答案是并无可能，詹事府詹事为正三品京卿，若有升迁便是为内阁学士和六部侍郎，且在第一序列之内。虽然康熙朝之后不立皇太子，詹事府地位下降只专作翰林院迁转之地。但其职清要，掌纂经史文书，侍班议政，负责殿试阅卷。在九卿集议和朝会议事中，詹事府詹事位在大理寺卿之次。 清代文职正三品官员的等秩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宗人府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顺天府尹、奉天府尹，各省按察使。可见詹事府詹事地位并不低，在清代官场，三品是一个分水岭，只有三品以上文武官员，才能被称作“大臣”一类。 地方文官三品以上，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合称藩臬盐三司，督抚之下真正的一省大员。在京官体系里三品之上的京堂则被称为“卿贰”，是次于大学士尚书此类“卿相”的统称。京官又高于外官，外省的从二品布政使如果升任京官，即使担任从三品的太仆寺卿，在等秩中也是为升官，只是其中权势不可同日而语。 官员丁忧并不是降职任用，京官外官更是系统分明，即使是丁忧之后不以三品京卿候补调转，而是被派到地方去任职。也绝不是担任什么知府再去候补道员，因为这是五六品京官的迁转职司，等同于连降五六级调用，如此严重的处分职官表不会没有记录。所以最大可能是吴保泰丁忧之后，或是奉养亲眷，或是厌倦官场，或是因病衰亡，没有选择出仕候补。 至此，左宗棠和刘坤一两个版本中这些所谓主考官副考官学政，都已经明了去向。并无可能出现在他们面前出演爽文情节，真实性几乎为零，足以见积年野史所传之谬。 世载堂杂忆作者刘禺生同董老是留日同学，世载堂杂忆扉页还有董老题字据说都是作者亲身经历或者耳闻目睹的谐事。口耳相传加道听途说，真实性能有多少呢？ 左宗棠未必有进士心结
比这个呵斥学政的爽文情节传播的更广为人知的故事还有几个，一是说是左宗棠一生跟曾李郭等人失和，内心就是因为他深恨自己三试不中，功名只有举人，自负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所以对进士出身的人痛恨敌视，跟“恩师”曾国藩，救命恩人郭嵩焘几次闹翻，一生咒骂不停，对李鸿章也是各种找茬，绝不肯正常共事。说到底是内心的自负和自卑让他妒火中烧，狭隘自大，以至于做出这样“忘恩负义”“耍小脾气”的举动。
再是说他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听不进有识之士劝告，以至于幕客纷纷求去，什么逼死严咸，弹劾成定康，挤兑走吴观礼，和李云麟史念祖的不睦也被加工多种版本。 此外，还有在左宗棠由闽浙移督陕甘途中在九江接受当地官员拜见，对进士出身的道台知府不理不睬。唯独问到九江同知王某时听到是举人出身，才正眼相看，问他认为举人出身和进士出身那个好。同知王某说是进士整日治诗赋词章，无暇治实学。不如举人可以游览名山大川增广见闻，讲究经济实际，所以是举人好。左大笑夸赞，说是在座诸位只有这位王丞最有才能。一副妄自尊大，荒诞不经的可笑派头。 更广为大众所知的另一个胡编乱造的故事，即左宗棠在同治十三年出关西征新疆的前夕，因为惦记自己不能生入玉门关，死后不能谥号为文，要低曾国藩一头。就在这种国家命运攸关之际耍心机，吵闹着要回京去参加科举考试。最后是慈禧猜出了他的心思，下旨赐他同进士出身，升为东阁大学士，这才让他安心用兵西域，有了收复新疆的壮举。 在这些故事的描绘下，左的形象可谓不堪至极，忘恩负义，目空刚愎，挟国事自重。尤其是这最后这一件，将左宗棠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腔热血壮志涂抹成了私心作祟的个人勾当，不顾大局的任性之举。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 “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担。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一介书生，数年任兼圻，岂可避难就易哉。”
“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求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俄罗斯乘我内患未平，代复伊犁。朝廷所派大员均无实心办事之意，早被俄人识破，此事又须从新布置。我以衰朽之躯，不能生出玉门。惟不将关内肃清，筹布出关大略，遽抽身退休，此心何以自处?”
“衰病余生，何能担荷此任?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
“ 臣本一介书生，辱蒙两朝殊恩，高位显爵，出自逾格鸿慈，久为平生梦想不到，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况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慌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必不出此。而事颇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所踞……若此时即便置之不理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
“以西事论，俄踞伊犁，安集延踞喀什噶尔，均是腴疆。乾隆朝，先平准部，继平回部，而历代防秋更戍之费，至是始免，百数十年享利，数典忘之。此时关拢既平，余威犹震，不及时规还久域，其势必折入强邻，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人臣谋国，不可不预为万全，苟顾目前而忘远大，彻夜自思，何以为安？议者乃借外寇以相恐吓，尤为非理！”
这些左宗棠书信奏稿中的字字句句振聋发聩，思虑长远，全为后世所计，又岂有所谓之私心大过国事?又岂是某些别有用心者宣扬野史编造故事就能涂抹贬低否定的?只可惜后来子孙大多对左宗棠生平缺少研究，反而指着一些污蔑他的野史传闻嬉笑怒骂，口口声声这些污点也不影响他客观上收复领土，捍卫国家主权，民族英雄的形象。好一句“客观上”！好一个“不影响”！真是深得某些年极端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之精髓。 对于什么所谓曾国藩是左宗棠的“恩师”“举主”，以及他和曾国藩郭嵩焘两人之间的“忘恩负义”“反目成仇”的种种故事。在刘江华《左宗棠传信录：基于清宫档案的真相还原》和平湖月满《河山曲：追寻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这两本著作中他们二位已经进行了探寻和驳斥。这二位经过十几年如一日的检索，在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有关书信、奏稿、年谱、笔记、函札、官档之中排比梳理，对勘考异。方才成书，比之我这寻章摘句，选择性查找的业余爱好者更有权威公信，有兴趣者不妨一观。 他们经过查询研究，已经推翻了所谓什么“左宗棠打樊燮耳光”、“咸丰密令有不法情事可将左某就地正法”、“左宗棠为夺权忘恩负义背刺郭嵩焘”、“左宗棠是哥老会龙头”等诸多野史的不实之处。 有这两位前辈珠玉在前，这些事情我就不多笔墨了，之后有时间会简练的挑出来讲讲。现在要说的是左宗棠所谓的什么进士心结，说是他屡试不第嫉恨进士出身的人所以不愿意共事。 且不说左宗棠发迹前的挚友罗遵殿胡林翼等人就是进士出身，他在京城中也有翁同龢，李文田，徐用仪、李廷箫这些进士出身的好友。他一生翻脸相向的，不过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数人，如此便可得出左宗棠不能容人，敌视进士出身的结论来吗？ 左宗棠一生由举人而晋大学士入军机，爵封五等，入执中枢，这是多少进士出身的翰林乃至于满人都难获得的荣誉。出山之后两年即任浙江巡抚，此后军功显赫任总督、大学士，由东南至西北，征战关山万里，名播宇内四海。督抚之尊已经是起居八座，威仪煊赫，一省文武军民俯首听命。而到了左宗棠这种地位还需不需要因为这个举人出身而耿耿于怀尚且不论，就算他真的心胸狭隘到不能容人，为何多年以来此种描述只见于野史? 左宗棠得子较晚，三十多岁才得长子孝威，对其可谓倾注心血，关切万分。虽然因为军务繁忙，少于耳提面命，但在家信中对子女可谓谆谆教诲，之后儿女子孙代代成材。直至今日，左宗棠的教子家书也是被誉为家庭教育的典型模范。 左宗棠在多封家信中，都提出了要左孝威读书学做好人的要求。并表示对八股取士应试科举的态度：
“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做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什么人物？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做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己……读书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务在从溶涵泳，以博其义理之趣……只要尔读书明理，将来做一个好秀才，即是大幸。”
“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源之学者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此我阅历有得之言，非好骂时下自命为文人学士者也。”
左孝威17岁便乡试中举，去书父亲表示想参加会试，左宗棠回信表示：
““我之教汝者并不在科第之学……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
“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
“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科第一事，无足重轻，名之立与不立，人之传与不传，并不在此。
于是在同治七年，左孝威不顾母亲周诒端病重去京会试被左宗棠得知痛批之后，左孝威一生再未科举，只有举人功名。
如果说左确实对功名之事耿耿于怀，那在他功成名就，高位显爵之后又何必表示对八股文章科举功名的不以为然?难道说是因为仇视进士，自卑功名出身，以至于连自己儿孙的科举之路也要阻断? 相反，正是左宗棠多年以来沉心实务，只治实学从而建功立业，匡济天下的心得体会，才让他有如此观念。左宗棠认为科举虽然是人生大事，但是更重要的是学习真正有用的学问，能得功名与否只在其次。品德不端，学问不足，居心不良，即使得了进士翰林也是不学无术误国误民的货色。 可能有人会说，家书这种东西跟日记一样，只怕都不是心里话。那么问题来了，多年来某圣人的家书家信日记，不知被多少人多少次解读推荐，有人置以此词，拥趸皆谓：这是以小心之心度君子之腹。 那么为何同样是家书家信，同样的身位地位，功业声名，到了左宗棠这里，就都是虚伪违心之言?只是因为他不是进士出身只有举人功名，所以跟自己儿子写的私信都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怪话? 左宗棠年轻际遇
左十九岁时，结识了经世派著名人物，在家养病丁忧的江宁布政使贺长龄，贺长龄与他交谈之下，深感他志向远大才华横溢，对他
“以国士见待。”
当得知左宗棠为买书节衣缩食四处借贷之后，嘱咐他以后不必再破费借贷，自家藏书任他借读取阅。左宗棠从此称为贺家常客，“
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
” 贺长龄还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于左宗棠攻读，这本书汇集了清初至当世有关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等经世致用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巨大。贺长龄对左宗棠充满期许：
“天将降大任于君矣，望季高笃志践行之！”
贺长龄结束丁忧之后，推荐左宗棠到弟弟贺熙龄所主持的城南书院深造，城南书院是为南宋大儒张栻创办，因院址在长沙城南的妙高峰而得名，乃是岳麓书院的一部分，是数百年湖湘文化的源流之地。
贺熙龄主持城南书院八年，“
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
”左宗棠从其学门下，深受贺熙龄的教导关爱和器重鼓励，“
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 道光十九年秋，贺熙龄北上京师途径九江，曾赋诗一首《舟中怀左季高》，诗曰：“
九月湖湘水倍清，卷云亭上故交行。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而今迈步从头越，莫叹前程未可寻。
”他在诗中加注说：“
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
” 道光二十六年，贺熙龄病重垂危，临终前听闻左宗棠长子孝威出世，大笑道这正该做我女婿。其遗愿由罗泽南等弟子传达，和自己的门生左宗棠结为亲家。 道光十七年，第二次会试落榜的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邀，担任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及主讲。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往江西阅兵途中回乡省墓，醴陵知县请左宗棠在馆舍书写楹联，以示欢迎。
陶澍至官舍后看到左宗棠撰写的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此联对仗工整、含义隽永，并嵌入了陶澍受道光皇帝14次召见并为其年幼读书的印心石屋题写匾额的“旷代之荣”，不禁引为知音，提出想见楹联作者。知县前去通知左宗棠，孰料心高气傲的左宗棠竟拒不前来。于是陶澍亲自前往拜见，对左宗棠一见而“目为奇才”，第二日左宗棠回拜，两人长谈整日滔滔不绝，结为忘年之交。“
乃激赏之，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 道光十八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在归乡途中前往金陵拜访陶澍。此次相见，陶澍主动提议将自己幼子陶桄与左宗棠长女定婚。其时，陶澍官太子少保，两江总督，还是左宗棠知交胡林翼的岳父，左宗棠不过布衣举人，只担任过等同于如今中学校长的渌江书院山长职位。 左宗棠以地位、辈分、门第不合而婉言谢绝。陶澍说：“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仍然坚持自己的婚配之议，左始终不允。三年后陶澍病危，临终前念念不忘，专程函请左宗棠到病榻之前，只为托付独子结为姻亲，并聘请他为幼子教书开蒙。此时陶澍之友，尚还在世的贺熙龄也写信做媒劝说左宗棠。只因陶家一门无长，而陶澍生前整顿盐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得罪官吏不胜凡数，尚不知多少人觊觎陶家家产田地。左宗棠于是应命，同陶澍结为儿女亲家。 陶澍逝世之后，左宗棠“
以文毅平生知己之恩，又重以吾师之命，既受重托，保此遗孤，惟凭我一腔热血，尽力维持。
”在陶家教书八年，名为西席，实为持家，护持陶家孤儿寡母。陶家建有一座藏书楼，藏书丰富，尽为兵政、农学、田赋、荒政、水利、舆地及奏疏、经史等实用之书。“
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
暇日皆遍读之，学力由是日进，一生勋业，盖悉植基于是时也。
”通过攻读吸收陶家藏书，左宗棠大有长进，奠定了自己一生功业之基础。 道光二十九年，云贵总督林则徐回福州老家养病，途经湖南，刻意绕道长沙，将官船停靠在湘江边上。此行目的，是为了见一位被忘年交胡林翼推许为“近日楚材第一”“湘中士类第一”的教书先生。林则徐遣人至距湘江十里外的湘阴东乡柳庄，请时年已三十七岁的左宗棠前来见面，之后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湘江夜话”。 林则徐与左宗棠彼此神交已久，
“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将左视为可托付一生衣钵事业之人，两人彻夜长谈，无所不及。林则徐将自己治疆五年的资料和舆图交给左宗棠，并言道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临别时挥墨赠予一联：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 一年之后，林则徐在奉命前往镇压广西太平军起义途中，于潮州普宁行馆病逝，享年六十六岁。生前在遗折中夹有附片举荐左宗棠，曰：
“臣为官举政多年，遍数门生故吏，唯以左氏宗棠令臣倍加叹服，其文可安邦定国，武可治军靖乱，才具盖世无双。国家有难，朝廷亟须用人之际，望起用此干练之才。”
不过此说历来见于左宗棠和林则徐的传记之中，我手中并无林则徐文集，也没有找到完整的遗折原文，不知遗折中有无此附片，又是否记载在遗折或文集之中。但既多年来都有此说，且左又素被视作林则徐衣钵传人，期望甚高，当有此事。 罗唣了这许久，要说的是什么呢？陶澍何人?是有清以来两湖分闱之后湖南第一位通过科考而发达的高官。在科考录取率低于今日彩票中奖的古代，他堪称湖南士子的榜样偶像。其人官至两江总督，为官期间，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工程，改革货币政策，开中国经世致用学风之先。他自降身辈和左宗棠结亲，可谓天下士林震动，消息传到京师，连大翰林曾国藩都忍不住说怪话。 贺长龄官至云贵总督，为官四十年，治水治河，勤于职守，与民惠政，查禁鸦片，整饬吏治，大兴文教，劝课农桑。林则徐更是一代名臣，整治河漕，兴修水利，理财禁烟，声望隆于海内。三人都曾在两江共事任职，陶澍任江苏巡抚时贺长龄为江宁布政使，陶澍为两江总督时林则徐为江苏巡抚，三人又同为经世派代表人物。 三位封疆大吏，世之名臣纷纷折节下交，乃至愿意自降辈分结为姻亲，对一个白身举人推崇备至。左宗棠由此声名大噪，一直到咸丰二年入张亮基幕府开启一生功名事业。此后辅助湖南巡抚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组建楚军，攻略闽浙，挥师西指。从咸丰二年出山后十年间位至督抚，二十年间封侯拜相，如此功业，如此盛名，真的还非需要这进士出身才能显得自己不低人一等吗？一句性格偏激就可定论无疑? 早在骆秉章幕府时期，左宗棠已然名播天下，人人侧目。劣幕案之后左宗棠荐刘蓉自代，离开湖南意往京城会试。途中被安襄郧荆道毛鸿宾拦下，带来胡林翼信件，言明京城已被官文网罗四布，不可自投险地。于是转道湖北英山胡林翼大营，其后又赴安徽宿松吊唁罗遵殿并与曾国藩会晤，京城之行未能前往。 结果在京城闹出了另一桩趣事，据在湖南游幕多年，与湘军头面人物往来密切的兰州名士朱克敬于《瞑庵杂识》记载：
“咸丰庚申，左宗棠为某总督所构，将入都应会试以避之。都中士大夫相诫，为考官毋失左宗棠。未几，闱中得一卷，文甚奇伟，皆疑为宗棠，亟取中之。榜发，则湘潭黎培敬也。”
左宗棠痛恨科甲出身不能共事?
如果说左宗棠真的是耿耿于功名之事。那在平日言行，奏稿家信等文字中理当有所表现。相反，他的书札家信中，无不是视“成人”优于“举业”，强调以德为先，举业次之，对子孙更多的是“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的期望。 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与次子孝宽信中，对三子孝勋县府考试失利给予开导道：
“惟勋儿以试事不如乃弟，私自惭愧，而体弱多病，殊为可忧。汝须告以读书在求学问、识道理、做事业，可以自立自达之处甚多，何必陷溺于科名？”
他教育子孙反复说：
“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
“诸孙读书，只要有恒无间，不必加以迫促。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子孙贤达，不在科名有无迟早，况科名有无迟早亦有分定，不在文字也。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
即便是出于朝廷大员、国家重臣的身份需要主张科举时，也是将“圣贤之学”和“科名之用”区分开来。如在《
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折
》折中说道：
“臣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固非谓科第文章，中以歆动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誉也。”
左宗棠参加过三次会试，第一与第三次落榜，第二次虽未落榜，但分配给湖南进士名额已满，分为“誊录”。温葆琛争之不得，只好与此门生失之交臂。应试跋涉与落第后的种种艰难处境与精神折磨，让左宗棠铭记于心。认为此中甘苦，足以磨炼小辈心性。 同治三年，他写家书给长子孝威说，
“尔意必欲会式，吾不尔阻。其实则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且可藉此磨砻心性。”。
同治七年，他写信叮嘱儿子孝威接济落第的举人，并回忆自己当年会试窘迫情形，黯然泪下，
“尔父三试不第，受尽辛苦，至今常有穷途俗眼之感，尔体此意周之为是。”
他深知科举士子长途跋涉，倍尝艰辛，生活不便，在《家书》中，告诉孝威道：
“下第公车多苦寒之士，又值路途不靖，车马难雇，思之恻然。吾当三次不第时，策蹇归来，尚值清平无事之际，而饥渴窘迫、劳顿疲乏之状，至今每一忆及，如在目前”。
左宗棠官至总督，每年养廉银足有两万余两，但他大多用于公事救赈。比如同治八年湘阴水灾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陕甘大旱，捐银陕西一万两，甘肃庆阳三千两。他每年寄回家的不过二百两银子，从不多给，深恐家中儿女挥霍无度，染上官场习气、少爷排场，堪称小气至极。连两个儿子购买地基想翻新老屋多花销六百余两都写信痛骂一番，责备他们不能“
仰承亲训，默体亲心
”，不能“
忆及黄沙远塞、长征未归之苦况。
” 然而在左宗棠的家信之中，涉及到资助落第士子回乡路费、救济同年科考者后代之类的开销不胜繁数。既然按照各路文人的描述和“考据”，左宗棠其人刚愎自用，心胸狭隘，深恨科甲之人怨怼嫉恨，那理应是对这些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才对。为何又屡屡资助科举士子，甚至于对这些人比对自己的家人都大方?唯恐人家不能卷土重来再去会试?这跟所谓的狭隘岂不是自相矛盾? 至于说仕途生涯，前边提到的浙江人陶模，二甲进士庶吉士散馆大考二等，分发甘肃文县之后，浙江巡抚杨昌濬知其才德去信左宗棠大力推荐。左宗棠见他为官清廉，勇于任事，当年便将他从边界小县调到兰州“首县”皋兰重用。之后又推荐他到地处关隘的迪化州，大力提拔举荐，推陶模为“治行第一”，并不以门户、乡籍而见拒，又哪里有痛恨之说? 晚清著名的“顽固派”人物谭钟麟，湖南茶陵人，咸丰六年进士，为官清正，素有贤名。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特地请旨将他由河南按察使调任陕西，出任布政使并护理巡抚。光绪三年（1875年）实授陕西巡抚。光绪五年（1879年）调浙江巡抚，光绪七年（1881年）升陕甘总督。任内抚治灾民，救济百姓，打击贪腐，大兴文教，禁除烟土，筹办后路粮台，保障西征后勤，二人可谓和衷共济，深交厚谊。直至左力持新疆置省，损及陕甘总督权势二人才有所争执。 与谭继洵为同族的浏阳谭氏谭继洵，咸丰十年进士，由谭钟麟举荐于左宗棠。从户部郎中任上奏调为甘肃巩秦阶道员，任内安定民生，救治流亡，左宗棠在年终考语称赞他“实心任事，勤慎有为”。并在和杨昌濬书信中夸赞：“
甘省好官、道员以谭敬甫
（谭继洵）
、周子岩
（周崇傅）
为最。
”其人官任甘肃按察使，甘肃布政使，湖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与谭钟麟之子谭延闿俱为清末民国著名人物。 周崇傅，湖南零陵人，同治七年戊辰科二甲第八名进士，与陶模为同年，翰詹大考由翰林编修降调为从七品内阁中书。左宗棠知其有济世之才，上疏请调周崇傅入营，负责掌管运输西征军后勤给养，颇有劳绩。左宗棠特地推荐他署理专为满人所任的镇迪道员，加从三品盐运使衔。在新疆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清丈田亩，厘正赋税，修浚河渠，建设屯垦。其人清廉朴实，在新疆时整日衙署不举火，一日三餐常是集市购买冷水炊饼饱腹，人称“炊饼道员”。光绪八年跟随左宗棠到两江治理盐纲，打击贪官污吏，一年上交盐税二百余万两。 在左宗棠辞去两江总督之后，周崇傅也退归故里，寄情山水。时左宗棠部下王德榜与湘军宿将席宝田在永州创办萍洲书院，聘为山长。光绪十六年（1890年），清廷诏起为喀什噶尔兵备道，赴任新疆。不料两年后受诬告被罢职自省，他为人刚直激烈，有口难辩，蒙冤自尽，死后才被平反。 此外，除开众所周知与左宗棠反目或逐渐不睦的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宝鋆、王文韶、袁保恒等人，和左宗棠关系颇佳，进士出身的官员有：张亮基、骆秉章、吴大瀓、翁同龢、徐用仪、李文田、李廷箫等人。其他有所交际共事关系尚可的进士出身者更不知凡几，如潘祖荫、文格、毛鸿宾、李福泰、阎敬铭、丁宝桢、李鹤年、李鸿藻、刘秉章、徐宗干、温葆琛、边宝泉、崇保、颜士璋、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安维峻、吴可读、王家璧、裴荫森、梁肇煌、吕耀斗等。 在以科举为进身之阶的时代，左宗棠多此会试不中，于是绝意仕进用心实学得以建功立业，而太平军捻军等兴起，各路科甲出身的大员面对太平军是什么德行直到现在都是历史笑谈。对于左宗棠而言那更是风闻目睹的经历，而平定动乱所倚仗的虽不乏儒生文人却的又都大部分都不是科举出身。因此说左对科甲出身醉心八股词赋的进士持否定和偏见鄙视态度当是无疑。 但无视左一生共事来往之人不乏科甲进士，乃至于无视所处环境将其强行描写成王闿运此类离经叛道的狂生，而丝毫不加细究，这实在不是著书讲史的态度。 左个性鲜明，性烈如火，不好相处，又缺乏政治权斗的智慧手段，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但是在官场之中，科甲出身乃是主流，只说左宗棠西征，后勤调拨，维持地方，抚赈救济，宣治教化，粮饷奏销，请功犒赏，这些那个少的了从地方到中枢，以科甲出身的要员大臣来帮衬?别说左宗棠是自比诸葛还没有诸葛亮的权势，就是诸葛亮敢这么来只怕也难以成事。 这世上的人总喜欢将丰功伟绩加之个人以神化，庸者也随大流相附和。孰不知功业成就除了领袖的带领更多的是要天时地利人和，人和还在天时地利之上。没有汉武帝信赖培养，汉初七十年积累和汉军将士如臂使指奔袭跋涉，霍去病能有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的不朽功迹?没有朱元璋专任信赖，调度后勤，将校辅佐上下一心，徐达自己便能扫平中原驱除鞑虏?同理，左宗棠跟谁都搞不好关系，那么就凭左宗棠加上刘锦棠董福祥一帮能征善战敢死之士就可肃清西路?只怕不然。
左宗棠心胸狭隘打击幕僚?
左宗棠治军，重用武人，部下以提镇大员为多，文官实少。加上西北地处边荒，饱经战乱，苦寒穷困，远离中枢，实非华士所喜。兼之左宗棠眼里不揉沙子，又自比诸葛，凡事无论大小，独断专行，一手包揽，绝不容他人置喙。是以门下人才匮乏，在刘典杨昌濬刘锦棠这些人离世或独当一面之后竟无人可用。不少在他门下的幕客也都与他分道扬镳，如吴观礼、虞绍南、施补华、李云麟等，还有一些不知什么故事里相传的严咸、成定康、魏铭等人。 这其中又另有说头，如浙江人吴观礼，由举人捐纳刑部员外郎被左宗棠征调入幕。之后注销了左宗棠保举的布政使衔陕西候补道官职，去京会试，得中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二甲进士被选为庶吉士翰林编修，直到光绪四年在席卷半个中国的丁戊奇荒中“以办赈染疫死”。有人说这是左宗棠排挤吴观礼，以至于吴观礼与他反目成仇放弃官职弃他而去。 要知当时士人以科举正途为贵，之后如张謇，在朝鲜助吴长庆袁世凯立下定乱大功，可十几年间屡屡会试失利也不愿受保举而为异途之官。而吴观礼与张佩纶为同年，长张佩纶十五岁，光绪四年赈灾去世时四十五岁，当为1833年道光十三年生人，应试之年不到四十，还不算是老进士，心向科甲何足为怪。且在职官员如欲科举不得恩旨须注销官职才可应试。吴观礼其人研究者寥寥，何以因此事而有受左宗棠排挤而反目成仇放弃官职之说? 吴观礼与张佩纶、陈宝琛被章士钊称为“翩联三士壮同光”，是后世概括之晚清诗歌流派“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其人于左宗棠总督闽浙时入幕府参佐军政，经略五省，久负才名，在京与名士集会宴饮，诗酒风流。此同光三友交结士林领袖潘祖荫、李鸿藻、翁同龢，会集了陈启泰、宝廷、樊恭煦、邵积诚、邓承修、洪良品等一票翰林文人，晚清清流派这一政治团体形成与吴观礼大有干系。左宗棠与翁同龢之神交就全赖吴观礼从中疏通活动，左宗棠在得知吴观礼去世后还特意请旨将其与故去之夏炘、王柏心、吴士迈在国史馆立传，决不是一句反目成仇就能简单概括的。
用左宗棠在《
已故军务人员志节可传恳宣付史馆折
》中讲述：
“翰林院编修吴观礼，浙江仁和县人。由优贡、举人捐员外郎，签分刑部。臣督闽浙时，闻其潜心书史，内行甚笃，调其入军，练习营务。漳州克复，全闽肃清，吴观礼相从入粤剿贼。嘉应事毕返闽，归途治漳、泉、龙岩积匪，整饬吏事，均资其筹策。嗣随赴陕西，复由晋追贼赴燕、齐，相与讲求阵法，所用吴观礼短衣匹马，辄居臣前，时或并辔徐行，与商战略，传宣进止，臣深赖之。惟素患肝疾，两目汁流不止，遇尘飙顿起，则蔽翳益甚；中途转剧，两晴且陷。臣劝令少憩就医，吴观礼遂辞臣归。捻平，臣复返秦，吴观礼目疾渐减，尝作书寄臣，询讯兵事。时臣已度陇，驻军平凉，吴观礼以回势尚张，急请赴陇襄事。臣念其目疾虽幸少愈，而陇右寒苦，风尘时起，实非所宜，商其暂驻西安，督办采运饷需局务，聊资养息，俟全愈赴营未晚。吴观礼以从军而避劳就逸，于义不可，乃注销所保陕西道员官阶，以原资赴试，复成进士，入翰林。臣闻喜甚，冀其有所建立。吴观礼心系西事利钝，深以臣担荷日重，衰疾渐臻，无分任劳勋之人为忧。臣每详举近事告之，或杂以谐语，释其念虑。吴观礼自典蜀试归，应诏陈言，多蒙采择。虽局外论事容有未及详审者，而直抒所见，要本于忠爱之忱，固非建言要誉比也。旋闻肝疾举发，没于邸寓。检其寄函时日，相距不过句许。而议辨之切、意念之深，无殊平昔。惜夫未见其止，遽资志以殒也。”
所述与各路妖魔鬼怪讲述的两人不能融洽反目成仇相去何止千里?连一点正经的内容都讲不出来就一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左宗棠”的模样言辞凿凿，何其荒谬。
至于成定康，实录中分明记载光绪三年正月下旨以记名按察使安肃道史念祖代替因病乞休的甘肃按察使成定康。左宗棠奏稿中涉及弹劾参革腐败官吏无能将校的折片为数量不少，上至满人提督成禄下至把总县令。而按察使这种一省三司三品大员被参岂会不留底稿。可我在光绪二年三年的左宗棠奏稿中并没有翻找到左参劾成定康的折片，只有光绪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甘肃臬司成定康已接篆任事片
》以及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成定康病请开缺请讯简委署臬篆折
》。
“窃臣据甘肃按察使成定康禀称：前在陕北军营八年，积受寒湿，致患喘咳，时发时愈，近复增剧；又加以喀血之症，神思恍惚，夜不成眠。据医者云：病由感受寒瘴所致，又因劳心案牍，过服峻剂，虚火上升，故增吐翻诸疾，非静养难期复元。现虽力疾从公，而任重事繁，深虞疏误。恳请具奏开缺回籍调治前来。臣维臬司为刑名总汇，事务殷繁。成定康自受事以来，力求振作。而旧患未除，新恙复剧，所陈病状，难冀速痊，虑有贻误，委属实情。应准其开缺回籍调理。甘肃臬司篆务，查有布政使衔记名按察使、安肃道史念祖，明干谨饬，历练已深，堪以檄委接署。其安肃道篆务，查有布政使衔新授镇迪道福裕，沉静朴实，才可有为，堪以委署。除分檄饬遵外，相应请旨，俯准甘肃按察使成定康开缺回籍，所遗之缺恳恩迅赐简放，以重职守。再，成定康开缺后病痊尚堪起用，合并声明。”
这跟几十年来“成定康因事触怒左宗棠被弹劾去职”又是一回事吗？连一份的弹劾的奏稿都翻不出来，居然能演绎出一番内斗戏码，这都已经不是道听途说所能解释的了。 严咸其人二十五岁而卒，我对其人缺少了解，只知道其是咸丰年通政司通政使严正基之子，与两位英年早逝的同乡舒焘、向师棣被曾国藩并称为溆浦三贤。王闿运为其作《严咸传》，收在《湘绮楼文集》之中，由于我看的是电子版，又是竖排影印没有目录，翻到头晕眼花也没找到原文。只看过有关的部分译文白话，大致是他投到左宗棠幕府效力，但是左宗棠觉得他没有参与过军事，就把他留在营中作文案以备考察。严咸其人有狂躁症，几次要求带兵上阵都没被允许。等了一个多月见左宗棠没给他安排事情，觉得是看不起他，大闹一番之后竟然活生生气死了。 王闿运以此批判左宗棠不能辨识人才，心胸狭隘，压制严咸，我倒是觉得未必。一是以目前知道的严咸事迹，他虽有才名却是因为文章和诗写得好，并没有过军阵带兵的经验，又是致仕通政使严正基的公子。严正基曾在太平军围攻湖南时作为广西援军协守长沙，之后张亮基总督湖广时任湖北布政使兼武昌知府，左宗棠尊称他为“严丈仙舫”，与左宗棠既是长辈又是患难之交。 左宗棠当时正在闽浙剿杀太平军，以数万人力敌几十万太平军，可谓稍有不慎便一败涂地，最危急时左宗棠身边只有几百亲兵直面几万之敌。若不是刘典听到消息马不停蹄翻山越岭奔袭截击，左宗棠就该被活捉了。这种情形怎么敢让一个没有军事经验的公子哥去带兵，另外一个月没安排工作就能把自己气死的官二代……这到底谁在说谁心胸狭隘?我实在没看明白。 二来王闿运此老，与章太炎并列清末民国两大喷子。比之章太炎，他的一些言行更是无的放矢，乃至于胡说八道。尤其是对于左宗棠，两人平生际遇相似却人生截然不同，以至于咬牙切齿，其湘绮楼日记中充斥着胡编乱造抹黑污蔑的内容。平心而论，同是少年成名，举人不第，幕僚出身。左宗棠遇上了张亮基骆秉章，十余年间建功立业，名动天下。可王闿运出京一趟幕主肃顺就阴沟翻船身败名裂，因为派系缘故，蹉跎几十年无人敢用，劝说曾国藩造反不果，又投左宗棠不得，其后几十年处处贬低曾国藩左宗棠，有些内容之荒谬绝伦堪与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相比较。等有空来说说这位名士的搞笑言论，比起野史舆论宣传的左宗棠整日痛骂曾国藩，嫉恨谁谁谁，这位才是切切实实留下来日记记载。小肚鸡肠，偏激狭刻，这八个字用来形容此老那才真的是相得益彰。可不是徒子徒孙一句不畏权贵，愤世妒俗就能糊弄过去的。 李云麟与左宗棠的恩怨就简单的多，左宗棠主讲渌江书院之时。李云麟叔祖父之子李恩纬担任醴陵知县，通过李恩纬李云麟得以结识左宗棠，之后被左推荐于曾国藩。同治五年在布伦托海逼捐引起民变被革职发往黑龙江。又被左宗棠请旨复用，结果二次入疆因为西征及新疆置省与左屡屡产生矛盾。左宗棠担忧他在关外募兵带进陕甘会加重本就严峻的兵饷负担，只准他只身赴任。引起李云麟严重不满，其后又因为左的怀柔政策和后勤问题大放厥词，在其《西陲纪行》中颇多怨言。赴塔城查询中俄交涉的案件时大张旗鼓，诋毁左的政策，还挑拨与曾国荃的关系，最后被左礼送回京。当中情由，研究晚清西北边疆史的赵维玺老师有左宗棠李云麟关系考一文，陈述颇为确切，比之某些文人之大作何止是专业所能形容。 而虞绍南，长期以来只知道他左宗棠得力幕僚，因事冒犯了左宗棠，以至于不辞南去，在得知虞绍南去世，左宗棠命次子孝宽送了一副挽联：“四千里独往独来，地下有灵应识我；二十载任劳任怨，人间无处可留君”。其人生平记叙文字我搜索不到，只有百科中的一些内容。所能找到的几位学者所书传记小说，都把光绪五年去世的虞绍南写作光绪六年跟左宗棠进军哈密，使我失去了翻看的欲望。不知其事，不好评价，如有虞绍南相干记载的文字内容欢迎交流。我也很好奇因事冒犯，到底是什么事。 还有施补华，他的生涯痕迹很明显，因为落拓被杨昌濬举荐，进入左宗棠幕府，然后被左宗棠派到张曜处听用。左宗棠对张曜这位“嵩武上将军”，可谓爱重之极，甚至还在爱将刘锦棠之上。称赞他识大体能任事，特意请旨将张曜由武职改任文职。而张曜与施补华，在某本著名的官场谴责小说里被作者写作“庄宫保”“史观察”，一套移花接木颠倒黑白把这两位因为治黄河劳累而逝的英雄黑出了翔。作者即买办官僚一类，整出来一套“贪官固然害民，清官更加害民”的谬论来，遗毒至今。可见无耻文人之心肝！ 至于魏铭，虞绍南好歹还在百科与汨罗市志，岳阳名人等地方见于文字。魏铭更是只见于文章相传，连一份正儿八经的野史记载都难找到，只说他是和左宗棠不合，在西安治病说了很多坏话，说的什么话，因为什么不合，都是一问三不知。鉴于吴观礼和成定康的先例，我对这两位的描述报怀疑态度，因为我实在没有渠道找到有关这两位的具体记载事迹，不知从何讲起，只怕又是莫须有的事情。 历来所谓的“专家学者”乃至于无知之人，只谓左宗棠三次落第不中，所以偏激牢骚，自卑恼恨。于是在给自己儿孙的私家信笺里都倨傲负气，以至于耽搁了后人功名。说什么左宗棠一生痛恨科举，尤其是科甲出身的进士，压抑打击催生矛盾，以至于门下没有督抚大员撑腰，落得晚景凄凉。 尤其以某位著名张姓历史专家，乃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历史类著作极多，说道又多的很，什么非虚构历史写作，什么“贵族精神”。据称对曾国藩和左宗棠进行了深入研究，什么正面侧面，挖掘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添补了历史研究之空白，名头真可谓如雷贯耳。 但其人在曾左一生恩怨考中，添油加醋，大肆加工，引入野史记载，甚至是虚构了编造了一堆情节。这些故事跟某些野史记载一同被照搬在各路文章视频里，可谓深得清末民国笔记道听途说满嘴火车之遗风。 书中连曾左著名的“四十年旧交”都搞不清楚，写出咸丰二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这种话来，引用的书信也指鹿为马分不清是写给谁的。还把曾国藩拢共十四年不到的军旅生涯吹成“行军打仗数十年”“除一开始几次失手外，没有大的跌蹉”。通篇无的放矢，泛泛而谈，将曾左脸谱化叙事，而粉丝谓之“专业”。这位学者多年来著作等身，好评如潮，出过的节目得过的奖项压下来能把人砸死。我对其人著作观之甚少，不敢多加臆测抨击，只是观此一文，便可知所诩“深入研究”“严谨态度”是何其可笑。如此治学出书尚且能成为历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名家教授。再看看当下讲解历史科普的许多人，偏听偏信，指牛说马，囫囵吞枣，颠倒黑白，居然还能出视频写文章收货大票粉丝。那我这种业余爱好者也自然能大放厥词，指点江山了，起码我不会拿自己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来胡吹瞎编。 左宗棠与举人同知轶事探寻
又扯远了，接下来该说的是左宗棠与九江同知王某野史。关于这个故事，大致有两个版本的记载。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左文襄以孝廉从军，立跻通显，居尝高自期许，以为秀才能任天下，布衣可佐王业，雅不欲以甲科中人为评之定鉴，此盖有所激而然也。光绪甲申法越之役，帅军由江苏至福建，道次九江，官吏呈刺谒见，左视九江道履历，乃进士出身，未延见，仅传见九江府。继而德化等县皆进士出身，不得已，皆见之。后有同知王惟清，以举人需次者，持刺来见，左视之若大宾，肃衣延之入，即纳之上座，于后谒者概令谢绝。侯辕诸人疑之，密贿持帖者探左意。未几，柬房人云：左见惟清时，颇谦抑，进茶后，问惟清出身，惟清以举人对。左问举人与进士孰尚，惟清曰：“举人尚。”文襄佯示疑讶，诘之，惟清正对曰：“凡人作秀才时，仅经营于八股试帖，以外无暇他及。通籍后，又有大考试差，纷纠于内，不得不于小楷诗赋昕夜研攻，犹必出习世故，奔走于酬酢应答之间。惟至乡榜告捷，胸襟始展，志气甫宏，经世文章，政治沿革，乃稍稍有暇究治焉。幸而出仕，及膺任县要，皆其平日所营治者，尚得有尸位诮耶？故卑职窃谓举人尚。”文襄拍案叫绝，称是者久之，曰：“一篇好议论，今何幸闻之！足下在晚近中，真不愧为佼佼矣。”语毕，送惟清出，时道府方站班，文襄顾左右曰；“此间好官，仅一王丞，奈何使之屈抑如此？”道府耸然受教。文襄行后，道府问惟清与文襄感洽之故，惟清详述之，与阍人所道同。
此段故事被加工成极多版本广为传播，到现在还是某些文章视频里被当成“历史”讲述，然而其真实性却大有说道。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国钱塘人徐珂编撰，是仿照《宋稗类钞》、《明稗类钞》所成书，初刊于民国六年(1917年)。按照其书序言，应当最晚在民国六年就已经开始编写，书中记载丰富，无所不包，分九十二类，共一万三千五百多条，有三百万多万字，是清代野史掌故的综合之作。其中故事所取往往不注出处，谬误错杂不在少数，虽也有精辟可信之说，但历来方家著书写史并不采信。如作者自己所言：
“以平时随笔自行札记之事，分隶各类，或从家藏秘笈搜采而得，故与近今流传之本微有不同。而说部报章，亦在参考之列。” “亦有辗转稗贩而得者，其中事实，或且传闻异辞，如于朝野见重之人而述其一二遗行，社会不齿之人而纪其一二嘉言。今所以兼搜并采者，实有春秋责备贤者及劝善惩恶之意寓于其中，非仅以广异闻已也。”
由于这故事描写的实在形象，左宗棠活脱脱一个滑稽谐星，所以成为许多人“喜闻乐见”的故事来传扬。可是在十几年后，京城的《国闻周报》报刊，开辟了一个叫做「凌霄一士随笔」的专栏，为徐凌霄、徐一士两兄弟合署。记载了这样一个更加细致也远没有那么言语夸张添油加醋的故事：
曩闻汪建斋君（立元）谈其尊人若卿先生（绶之）官江西余干知县时谒见宗棠情况，甚有致。宗棠以侯相佩钦符赴闽治军，所过诸官执礼甚恭，宗棠则自待颇倨。过余干，汪登舟谒见，宗棠危坐以待，戴大帽而不著公服，长衣加背心而已。汪叩拜如仪，宗棠昂然不动，惟以手示意命坐。卒然问曰：“潘靇在江西如何？”时靇为赣抚，宗棠直呼其名，若皇帝之召对也。汪对以好。又问：“何好？”汪举其办赈之成绩以对。又呼布政使之名而问曰：“边宝泉如何？”亦对以好。又问何以好，亦举事以对。又问：“江西臬司现为何人？”对曰：“王嵩龄。”宗棠笑曰：“彼已官至臬司耶？”嵩龄起家寒微，曾在黄鹤楼卖卜，故宗棠有彼哉彼哉之意。后询汪以余干事，颇嘉其政绩，谈甚洽，临别赏办差家人以五六品功牌云。盖宗棠自负勋望阶资，度越时流，对下僚不免倚老卖老，故作偃蹇。
建斋又云：宗棠前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北上过九江。九江道许应钅荣暨府县均进士出身，宗棠以乙科起家，弗引为同调也。九江同知王某谒见，宗棠阅履历，知为举人出身，乃问曰：“进士好，抑举人好？”王知旨，对以举人好，复问何以举人好，对曰：“中进士后，如为翰林，须致力于诗赋小楷，即为部曹知县，亦各有所事，无暇以治实学。举人则用志不纷，于讲求经济最宜。且屡上公车，览名山大川，足以恢宏志气；历郡邑形胜，足以增广见闻，故举人较进士为好。”宗棠含笑称善。王退后，宗棠极口赞誉，谓九江各官惟王丞为最优。众以为王或有异政见赏，旋知其故，为之爽然，事亦甚趣。
这两个故事相比较则又是错之毫厘差之千里，前者“视若大宾”“拍案叫绝”举人进士之比，无不描写左宗棠的倨傲狭隘。除了一个难以查证的同知王惟清以外，内容都是添油加醋。而后者却是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听汪立元据父亲描述所记，虽有想当然之处却颇为符合左宗棠性格，也与史实也大致相符。而口气言行更是大相径庭，一个是荒诞狭隘一个是自负骄狂，看着一样实际上可不一样。 徐凌霄徐一士俱为笔名，两人为维新派幕后人物之一徐致靖之侄。徐致靖父亲徐家杰是李鸿章会试同闱，帮助身患疟疾无力提笔的李鸿章誊抄文卷使其得中进士，从而结为通家之好。其人官运平平，儿孙却仕途通达。徐凌霄兄弟亲身经历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又熟知诸多秘史掌故，主笔的凌霄一士随笔，为清末历史掌故名作，内容详实，细致分明，可信度远比清稗类钞清朝野史大观之流为高。 汪立元其人，有关资料甚少，惟与其同为钱塘人的汪康年在师友书札里有几十封来往信件，可知其人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就已经在活跃士林之中。东南互保之后，容闳唐才常等人两次在上海愚园召集士人牵头成立“中国议会”，汪立元是首批十人干事之一，排在汪康年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沈敦和、施则敬在上海筹办“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汪立元列题名册二十二人之中，俱是江浙有名士绅与商人实业家。而其父汪绶之更只有百科和某些诗文集才有记载，言其光绪年间官至江西余干、南昌知县和宁都知州。 既然如此，他们记载描述的就可信度高吗？也未必，有一定可信度但未必真实。 按左宗棠年谱并光绪十年九月十二日左宗棠在江宁所发《恭报由江宁起程赴闽日期折》所记： “
因台湾军务吃紧，臣不敢稍涉迁延，致滋贻误。前调各营，已饬分起开拔前进。其后起即随臣开拔，定于本月十三日由江宁起程，取道江西河口以趋崇安，由延平到福州，一水之便，克日即到。容将布置情形随时具奏，以纾宸廑。”
左宗棠于八月二十六日到江宁，九月十三日启行，十九日抵达湖口，在九江、湖口设立粮台，于江西河口、福建诏安设转运分局。一直到十月十四日抵达延平，之后前往福州。左宗棠在江西至少呆了十几天，以汇报路程所言从河口去往福建崇安（今武夷山），无论是粮台转运还是公务拜见，鄱阳湖下游的余干县都是必经之地，汪绶之与左宗棠相见当属无疑，且情节完整，性格描写也颇类左宗棠，可信程度不低。如若清稗类钞所说，途径九江自然是为了中法战事，涉及后勤转运粮台之事只见九江知府同知，旁人一概不见，思来简直令人喷饭。 左宗棠二入军机赴闽之前担任两江总督，正是潘霨顶头上司。边宝泉光绪三年担任陕西督粮道，五年时因为催饬周至县旗甲归解夏粮引发滋事被弹劾，左宗棠为他上折辩护并在年终考语对他赞誉有加。而王嵩龄则是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才为彭玉麟幕僚，等他同治六年被保举为安徽候补道员时，左宗棠已经是闽浙总督开始移督陕甘。以左宗棠狷狂自负的性格，对这些人自恃长官前辈直呼其名也未必不可能。 惟左宗棠抵达湖口前两日潘霨已从江西巡抚卸任，由布政使刘瑞芬暂护，继任巡抚为浙江布政使德馨。鉴于当时通往九江的电报线还未接通，驿站传达又有延迟，且事务交接、路程跋涉、消息迟滞等种种原由，此事倒不能说有误。 但其时江西布政使为刘瑞芬，并非边宝泉，前任藩司边宝泉早在一年前的光绪九年十月六日，就已升任陕西巡抚，十一月初三他的谢恩专折就已经从西安递进了军机处。之后江西官场才是按察使刘瑞芬继任布政使，盐巡道王嵩龄接任按察使。而与南昌接壤不到二百里之隔的余干知县汪绶之竟不知此事?
边宝泉，刘瑞芬在江西任官都时日非短，一任三年。就算是工作交接耽搁时日，汪绶之其人又高风亮节耽于事务，没有去为长官送行或者庆贺高升。但江西全省连续几年水旱灾害接连不断，又遇上中法战争，江西奉旨招募勇营调拨粮饷，巡抚衙门和藩臬两司与各县往来公务频繁。作为在任官员岂能连这点人事变动都不知晓。 查光绪七年五月，广昌县徒犯胡歌三逃回余干本籍，纠集党羽抢掠害命旋聚旋散跟地方勇营打游击，导致刚刚署理余干知县两个月的黄政懋被革职。而汪绶之光绪十二年二月试俸期满奏请实授，推测最晚光绪八年二月汪绶之就已经在县衙理事了。
这五年期间，李文敏，潘霨，德馨三任巡抚，布政使职位由边宝泉、刘瑞芬、张端卿、卢士杰四任交接，按察使是刚毅，刘瑞芬，王嵩龄，瑞璋轮班上任。除非是汪绶之这位县太爷糊涂到连着五年在公文上连署名的布政使按察使是谁都不看，才会把顶头上司给搞错。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糊涂蛋，说出来的话又有几分可信?但是看这细节描述，什么戴大帽不穿公服，长衣背心，五六品功牌，言语细致，绘声绘色，隔了十几年还记得这么清楚，想必不是糊涂蛋。 或许是因为时日长久，亲身经历的汪绶之在十几年后讲起记忆出错，又或者汪立元过耳疏漏，那么再讲述的各种言语情节又有多少是真实发生的，又有多少是自己臆测填充的呢？再看看这个故事演绎的各种版本如亲眼目睹一般，去掉这些讲述者添油加醋注的水分，真实情形到底如何，各位可以自行判断。 顺便多扯几句，自立军与中国议会是同地设立，渊源匪浅。自立军事泄被剿杀，中国议会的骨干或被捕杀或是逃亡，湘鄂两地被牵连捕杀者广矣，光是湖南便不下百余人。汪康年逃亡湖北，几年后赴京城补应朝考，参加光绪三十年中国的最后一届科举，任内阁中书，之后在学部为官，创办《京报》，混的风生水起，被当年卷款坐视的康有为指责为自立军事泄的告密之人。 然而早在汪康年赴京之前，汪立元就被礼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调入幕府，担任京师大学堂支应提调。光绪二十八年腊月初还应张百熙之命邀请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按照时间来算自立军事败不足一年，汪立元就已经混迹京师谋得肥差，多年后又是王揖唐所组建臭名昭著的安福俱乐部骨干成员。是否真如张之洞奏折所言自立军事泄是唐才常被街边剃发匠发觉踪迹而告发，怕是只有当事人心里才清楚了。我不知全貌，稍加臆测，不敢加以置喙。 左宗棠耍心机得到“赐同进士出身”?
鉴于这个故事已经烂俗到耳熟能详，我都没有去找原故事记载在什么地方。因为不管记载在什么笔记野史，这个故事之虚假可笑都不值一驳。 说是临出关前夕，六十二岁又或是六十三岁六十四岁六十五岁各种描述不等的左宗棠担心自己万一不能生入玉门关，死后又因为没有进士翰林的出身，不能和老对头曾国藩一样获得“文”字的谥号。所以当用兵在即又或是兵马出发到一半的时候，左宗棠闹着要回京参加同治十三年又说是光绪元年的会试。最后是慈禧看出来他的小心思，赐他同进士出身，并晋为东阁大学士，这才安抚了这位拥兵自重不顾大局的左骡子。之后左宗棠去世得谥号文襄，满足了他一辈子没有中进士的虚荣心。 看似只是讲述了慈禧的“英明”和左宗棠的偏执，其用心却堪称恶毒。这个故事直接就把左宗棠力主西征，勉力筹饷，海塞之争一锤定音，忍受攻讦背刺，将士艰苦用命的事迹泼了一盆脏水。 同治十三年倒确有会试，可是进士名单里却没有左宗棠的名字，下一届也不是光绪元年而是光绪二年。先不提科举之于体制皇权能不能允许这么乱来，整个清代恩赏免于会试，准予直接参加殿试的例子都屈指可数，如同治二年的翁曾源与裴荫森。翁曾源因为有羊癫疯屡试不中，以荫生特赐举人后，又在祖父翁心存病逝被特赐免于会试，直接以进士身份参加殿试，最后中了状元。裴荫森则是咸丰十年参加会试，因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而没有发榜，在同治二年免于会试补行殿试，中二甲进士出身。这都是直接赏免于会试，最多就是翁曾源直接给你个进士名额还是要你来殿试，可不是说你功劳大就能视科举如儿戏，就是两宫太后同意，满朝上下也不会同意。 编造者孤陋寡闻不知翁曾源裴荫森，说什么二百七十年只有左宗棠一个人得此荣誉，仿佛确有其事一样。要查证这个再简单不过，就直接把实录里左宗棠从加协办大学士到优叙到授大学士任东阁大学士的所有内容拉出来，就知道有没有所谓的“赐左宗棠同进士出身”这一回事。
以总督加协办大学士及大学士衔，类似于唐宋节度使与知州加参知政事、平章政事，对臣子而言是极大的荣宠。用左宗棠谢恩折的话说，这是
“外僚侧内辅之班，参知政事；乙榜并甲科之选，佐理平章。”
我估计有些人连什么是甲乙榜都不知道，不然怎么能信这种扯淡故事。 左宗棠在光绪十年二入军机之后因为在皇帝寿诞时未行叩拜，被礼部尚书延煦弹劾：
“左宗棠之受恩，尤非寻常可比。仗国家之威灵，赖各省之协助，侥幸而有尺寸功，远已封至侯爵，异数也，并非进士出身，而擢至端揆，旷典也。”
醇亲王奕譞则为左辩护：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曰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口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
这时候都已经什么年头了，再有一年左宗棠都要去世了，怎么还有人提起他不是科甲出身呢?西太后的“赐同进士出身”呢？信者以此言之凿凿，真是人云亦云不知所谓。 清末民国野史泛滥，个人笔记记叙又往往塞私货，不能尽辩真伪。当年研究左宗棠的著名学者秦翰才先生，在为左宗棠立传著书，开风气之先时，遍寻有关奏稿、密档、年谱、笔记、传闻，甚至远涉关外，实地考察采访才成《左宗棠全传》《左文襄公在西北》《左宗棠轶事汇编》等系列著作。数易其稿，几十年如一日，内容详实，立场持正，在当时左宗棠一片批驳之声时肯定左宗棠的功绩又并不避讳左宗棠的缺陷，他的作品直到如今也堪称左宗棠传记作品之冠。 然而他通读考证各路笔记野史时，也不免采信了许多不靠谱的事迹记载在书中。这是由于年代所限，上世纪的专家学者写作撰书远不如今人可坐于一室而阅览宇内书籍。他们要自费购买书籍，收罗资料，寻访前人，联系有关单位，耗费的心血精力难以想象。我绝无意推翻前人著书，毕竟现下的专业的历史研究都是站在前人肩膀才能高屋建瓴。我一个半瓶子直晃荡的业余爱好者更不及前辈万一，但是还是不自量力的指出一些关于左宗棠并入正记的野史谬传。 当年在天涯煮酒看平湖月满论述“一个真实的左宗棠”，觉得眼前新开天地之余，不免也认为这是对于左爱重之余隐恶扬善。有如连横之余刘璈，张某之于曾国藩。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对于左宗棠事迹了解的更多，进行了一些探索，居然发现很多事情都是强加乃至于刻意污蔑的野史。加上总有人围左救李，心中颇为不忿。 眼下多数人都是对于李某俾斯麦的不容易是研究又研究，解读又解读，不厌其烦。却因为某些原因对真正于国家后世有实际贡献的左宗棠缺少关注，甚至是不以为然。做李文忠难还是做左文襄难?我不好说，只能尽自己绵薄之力给英雄正名而已。 这是第一次在b站发文章，起因是跟别人的一次争论，彼说我是戴有色眼镜来陈述臆测的固有观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扯谎。我说他是看东西囫囵吞枣按图索骥定点打靶，不知其然，最后都是问牛答马不欢而散。我跟别人吐槽说什么水平的人都能做视频发文章了，感觉这种事自己也能行了，结果被支持说可以写一篇文章试试，遂有此文。全程思维发散，篇幅冗长，下次尽量缩短篇幅。 等闲暇之余再批驳另一些所谓的“左宗棠轶事”，比如左宗棠陷害何琯，左宗棠挪用千万南洋水师经费，左宗棠压制刘锦棠，左宗棠整日不干正事絮絮叨叨，左宗棠强行把文案师爷提拔成江宁知府此类扯淡故事。再指出史念祖郭嵩焘李云麟这些人在笔记中指责左的不实之处，顺便谈谈多年来是什么人在魔化抹黑左宗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