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民族性： 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结构

关 凯1

1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作为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政治民族，满族的民族性受到历史经历与政治环境的深刻影响。自清 以降，满族的民族性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演变过程，特别是在清末民初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烈变化 的时期，满族从一个帝国时代的政治民族迅速演变成民国之后的文化族群，而这种演变不仅是中 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一个缩影，也塑造出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成员独特的族群认同特点。

历史上，以渔猎为生的满族先民生活在东北亚的森林地带。自唐以降，满族先民历史活动的 一个规律，是不断出现一些彼此互无渊源的强大政权——渤海国、女真金朝、满洲清朝。这些政权分别以不同的政治中心统一靺鞨、女真各部，呈现出“间歇式重构”的特色2，在一个较长的 历史时期内周期性兴起，直到清代达到巅峰，恰如孟森所言“千年之间三为大国，愈廓愈大”3。 二十世纪初，随着清朝的覆灭，中国两千年“大一统”的封建王朝轮回历史宣告终结，现代民族 -国家(nation-state)体系的建构由此开端。在中国政治体制从帝国向共和国转变的过程之中， 满族曾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为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社会动员提供了一个 “种族的他者”，却在现实中以一种流水般自然的方式渐渐融汇于中华民族的泱泱共同体之中。

在当代中国社会，满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第二大民族人口集团，成员超过 1000 万人， 但在文化上已经不具备自己鲜明的族群特点，相反，在诸多方面都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有 着极高的一致性，无论是体质、语言、居住格局、生活习俗，甚至可能部分地包括心理认同。尽 管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场“满族文化复兴”运动却正在诸多领域方兴未艾，如知识界 的“满学热”，互联网上的“满汉之争”等。这种“文化复兴”表现出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 高度依赖历史叙述，并将这种叙述置放于一种现代民族主义的价值逻辑之中，因而在一定意义上 重构了历史解释。

实际上，满族始终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学术命题。对于这个曾经掌握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代 皇权的民族来说，为什么欧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没有在清末民初国家转型的时代催生出来一 个满族民族主义运动，相反满族民族性消散之快、与主体民族融合之彻底在现代史上却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案例。这其中包含了怎样的动力和机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又具有什么样的世界性意 义？

1．因政治而生的民族

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政权，一个是成吉思汗及其后代建立的蒙古人占 统治地位的元朝，另一个就是满族建立的清朝。但与元朝不到百年的短暂统治相比，大清帝国跨 越 3 个世纪的统治，其基础之牢与效度之高，都远胜元朝。 如果说在冷兵器时代，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所向披靡地纵横于欧亚大陆，元朝在中国历史上 的出现有其军事意义上的必然性的话，那么满洲的形成与清朝的统一，或许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偶

2 参见高凯军，2006，《通古斯族系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第 18-23 页。 

3 孟森，1981，《明清史讲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第 369 页。

然。17 世纪初女真人的崛起，其本质在于族内部落政权间的政治与军事竞争1。实际上，女真各 部之所以能够统一，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像努尔哈赤这样的民族创始英雄的适时出现—— 当爱新觉罗宗族建立的政权不断扩大自己征服范围的时候，以女真人为基础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 体就在战争中诞生了。

对于满族的血缘来源，史禄国发现：

……满族人的政治系统以及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起源观点清楚地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他 们的融合性。……在我的关于中国北方汉族人及其邻族的身体特征的著作中，我也解释过， 从体质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满族人是一个融合体；并且，总的来说，所谓的“蒙古人种”只 是一个根据并不充分的假设，依据的是一些旅行者的肤浅印象2。

满族的先民女真人在金代就大量从东北迁居到淮河以北，到元代，和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契丹人一样，这些女真人大部分都与汉人或其他民族融合了，原辽金两代生活在辽东地区的“熟 女真”和那些迁人长城以内的女真人在元朝的官方文献中都已被列为“汉人”3。只有散居渔猎 于今松花江流域、黑龙江中下游、东临太平洋的一部分女真人延续下来，这被认为是后来的“满 洲”的直接来源。

元末明初一部分女真人南迁，到达今吉林省和辽宁省北部及东部一带定居。在明朝的记载中， 这时的女真人被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其中的海西女真， 分布于松花江中游地区及辉发河流域，内部又分为扈伦、哈达、乌拉、叶赫四部。“野人女真” 直到清代仍以其部落名称载于史籍，即今日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族的先民。海西女真与建州 女真同为明代女真社会中的强大集团，但由于后来建州女真处于满洲社会的权力中心，满族历史 以及清史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建州女真上，特别是关注爱新觉罗家族，而在一定意义上忽略了民族 形成初期满洲群体内部的差异性。

简而言之，明代的女真社会实际上是一些散居在广袤地域的互不统属的部落联盟，与明朝有 藩属关系。满洲这个民族后来之所以能够最终形成，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的产物。从 16 世纪 末到 17 世纪上半叶，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迅速崛起，以一种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方式统一 女真各部并以“八旗制度”吸收进中国北方其他一些民族的成员，最终锻造出一个“新”的民族 ——“满洲”。满洲民族共同体的本质，从它一经形成开始，就是一个民族化的国家政权。

1635 年，当时的后金国汗、后来的清太宗皇太极改族称为“满洲”4，次年又改国号为“大 清”，并接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不再称“汗”。其用意一方面在于避免“金”与“女真”的 称呼可能唤起汉人社会对“靖康之耻”的历史仇恨，另一方面则是满族建立国家政权之后，“基 于汉族的影响，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逐渐发生变化，文化观念亦被涵化，于是产生改汗为帝或者 更易国号的政治需要。”“改称皇帝不但意味着满族统治者从此与明朝皇帝并立，而且是其国家制 度全面汉化的标志。至此，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告一段落，从此开始清朝的历史。”5

1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可参见孙文良、李治亭著，《明清战争史略》，2005，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 史禄国，1997，《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9 页，第 184 页。

3 《满族简史》编写组，1979，《满族简史》，北京：中华书局。第 11 页。 

4 1635 年 11 月 23 日（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颁布命令：“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 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 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 这是“满洲”族称的肇始，也是今日满族传统节日——“颁金节”的由来。但真正把“颁金节”作为满族的民 族节日确定下来，却是非常晚近的事。1989 年 10 月 8 日至 13 日，由辽宁省民族研究所、辽宁省丹东市民族 事务委员会、辽宁省丹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丹东市共同主办了“首届满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国内外近百 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经与会的满族代表协商，正式把每年的 12 月 3 日定为“颁金节”。

5 刘小萌，2001，《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第 397-398 页。

从 1644 年清朝建立直到 20 世纪初年的一个半世纪的光阴之中，清朝一直处于一个帝国扩张的过程之中1，亚洲腹地一直是“清代历史的焦点”，清朝前期和中期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它在 亚洲内陆的征服上，直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才使清廷不得不将政治的重心“转向中国本土 和沿海”2。因此，如何有效地统治一个疆域浩瀚、民族众多的庞大帝国，始终是清廷面临的政 治挑战，也构成了清帝国实施跨民族统治的历史经验。

从总体上说，这种统治经验在有清一代是相当成功的，经过清前期帝国建构的努力之后，经 康乾盛世，清代无论是处于华夏文明中心的汉人社会还是边缘的少数民族社会，都对清廷的统治 保持了相当稳固的忠诚。而直到最后，在清末民初，打破这种帝国忠诚的力量也并非缘起于帝国 内部民族关系上的冲突（尽管满汉畛域被革命党人夸大渲染以动员汉人社会支持革命），而是根 基于欧式民族主义思潮的东渐与深入人心。当源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一种具有现代感的 充满正义与正当性的冷峻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的时候，特别是这种出现与大清帝国在面对殖民主 义的战争与竞争中的丧权辱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沿着欧式民族主义所指引的方向 求索自己国家的未来（如孙中山），将帝国内部那些在文化上互相浸润、互相融合的族裔群体按 照西方的思想公式想象成一个又一个孤立的“种族”，终使儒家文明“有教无类”的天下观成为 历史与文化的弃儿。

清朝需要依靠满洲群体对整个帝国实行政治统治，因而它必须要建构满洲的民族性和民族认 同。而这种建构的主要手段一方面是政治的，在制度上的主要依托是八旗制度（下文将论）；另 一方面则是文化的。就后者而言，比如历代清帝都重视对本民族史和本家族史（爱新觉罗家族） 的编撰与修订，这是满族学习儒家文化的必然反应——儒家文化最显著的政治传统之一就是强调 “承天命、治天下”的皇权法统，即今人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清朝早期的正式文本（《满文 老档》、《满洲实录》等），建构了一个关于长白山上的仙女始祖的满族起源神话3。这个祖先神话 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解答清代满人关于祖先源流的求索，而是为了建构清代满人的民族认同。但 在这种民族想象之中，已经没有任何关于通古斯种族的记忆，而只有关于民族起源的完全本地化 的萨满式神秘叙述。

整个有清一代，清廷出于政治目的建构满洲民族的文化努力贯穿始终。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建 构过于依赖国家化的政治力量，所以到清朝覆灭之后，满族似乎在“一夜间”就“消失不见”了。 我们这里仅借史禄国的看法，看一下他眼中满族的“结局”：

满族人是东亚大陆非汉族人口成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民族之一，他们只是部分地采纳汉 族文化而取得对中国的统治，但是，在获得这一胜利后不久，他们失落了他们固有的民族文 化——正是依靠它，他们才成为中国的统治者。当他们失落自己民族文化的时候，他们也丧 失了自己的权力。现在，满族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注定要完全消失，不过，他们已经把 他们的新知识传给了与他们同源共祖的一些民族群体，例如，满洲和蒙古的通古斯人，以及 西伯利亚的部分民族群体4。

显然，在史禄国看来，满族这个因政治而生的民族，亦因政治而消亡。

1 清帝国鼎盛期疆域之辽阔，管辖之有效，都达到了极限，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疆域上，极盛时 的清朝版图（如 1820 年）北至恰可图（今俄蒙边界），南尽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西北达巴尔克什湖与葱岭， 东南至台湾及其属岛钓鱼岛；东北至外兴安岭、乌第河，极东至库页岛。参见李治亭，2005，《清康乾盛世》，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第 528 页；葛剑雄，2007，《历史上的中国——中国疆域的变迁》，上海：上海锦绣 文章出版社，第 209 页。 

2 费正清编，《剑桥晚清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39 页。 

3 关于满族族源传说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满族文化史》（张佳生主编，1999，辽宁民族出版社，第 273-279 页） 

4 史禄国，1997，《满族的社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72 页。原书出版于 1924 年。

2．八旗制度的历史影响 

八旗制度是大清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八旗制度最初起源于女真人的狩猎组织，而后成为帝国的基本政治军事制度。在满族形成的早期，满洲贵族将通过征战、降服或掠夺而来的不同地区、语言相异、习俗不一的各部女真以及 蒙古、汉人、朝鲜人等，在生产、赋役、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通过八旗制度统 一起来，使他们渐渐融为一体。八旗制度不仅为必须依靠战争才能生存的努尔哈赤女真政权最大 限度地解决了兵员与政治动员的问题，更塑造出八旗子弟共同的身份认同。当然，这种制度的一 个远期社会后果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显示出来，那就是在满人和旗人之间出现的身份同一或混淆。

随着努尔哈赤及其后代征服地域的扩大，降附的蒙古、汉人和朝鲜人逐渐增多，于是蒙古八 旗和汉军八旗（朝鲜人也包括在内）出现了。清朝建立后，清政府优待所有编入八旗的“旗人” 提供优厚待遇，包括供应专门的土地、豁免税赋与劳役、提供房屋、士兵皆有薪俸，同时开辟与 特殊的旗人入仕渠道等。这些旗人，无论血统上来源于满洲人、蒙古人、汉人或朝鲜人，大多认 同满洲文化，遵守满洲习俗，社会地位上也高于不在旗的“民人”（主要是汉人百姓）。同时为加 强军事防御，清廷令八旗兵分别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称为“京旗”和“驻防八旗”。从此八旗营 区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驻扎，一直到民国建立。

对于“旗人”与满族的关系，如柯娇燕所说，“整个清代‘旗人’与‘满人’的含义始终纠 缠不清地混在一起。”1刘小萌认为后世的满族大多是指旗人，而并不单单是满洲一族2；王钟翰认 为旗人在清代就是满族的代号，但“八旗蒙古”一贯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而“汉军八旗”中 一些人已经“满化”，与满族成员融为一体，但还有一部分始终保持了汉人的身份，不能被视为 满族3。而在路康乐看来，“旗人一直缺乏种族、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4，那不过是一种当兵的职 业。

按照欧立德的分析5，作为清代一种“法律化”的基本社会制度，清朝政府通过八旗制度制 度化地维护满族的特权地位，优先考虑满人和蒙古的利益：在科举上对满人和汉人实行不同的考 试科目和评价标准；禁止满族从事除官吏和军人以外的职业；并在司法上予以满族赦免或轻罚的 以及不施杖刑的特权等。按照欧氏的估计，清朝共设有万余官员编制以及花费 25%左右的年财政 预算用于维护八旗制度的运行，而“旗人”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 2%。因此，八旗制 度成为一种类似印度种姓制度的社会等级制度，其后果是，即使满族不再“国语骑射”，他们也 仍然认同自己的满族身份。

显然，按照清代八旗制度的安排，“旗人”按旗籍享受国家提供的各种待遇，因而成为“社 会上等人”。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满人”和“旗人”的族群认同都成为了清帝国国家政权的一 种附属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族群认同的内生性特征，而使其主要成为一种外在的被给予的 身份符号。由于这种身份符号具有显著的社会功能，可以想象，当时的大清臣民难免不像今日一 些社会成员工具性地利用民族优惠政策一样地利用这种身份符号，这也可以用现代族群理论中的 资源竞争理论予以解释。而任何形式的认同存在久了，就会发生某种形式的变异，在满族问题上， 那就是旗人人口规模的非自然增长的扩大。而且，一旦失去政权的政治性依托，这种“人口规模” 也会迅速缩小。满族的历史就鲜明地证明了这一点。

1 Pamela Kyle Crossley, 1990,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6. 

2 刘小萌，1996，《八旗子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 78 页。 

3 王钟翰，2006，《清史满族史讲义稿》，厦门：鹭江出版社，第 88 页；第 105 页。 

4 Edward J. M. Rhoads, 2000,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p290. 

5 参见 Mark C. Elliot,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由此可见，清廷强调旗人和汉人的分野，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是仅仅考虑到民族性问题。 所以，尽管后来无论是语言上还是习俗上，满汉渐渐相互濡染，以至难分彼此。但由于满汉之间 社会等级制度不同，在清代社会的“民族冲突”中，满汉冲突始终是重要一环。只是这到底是“民 族冲突”还是“政治冲突”，是后者之魂借了前者之身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始终是一个相当有趣的命题。

3．清朝对汉人社会的治理

客观而言，“清室以异族入主中国，统治极难驾驭的汉人，其国祚能长达 268 年，更能造成 100 年以上的盛世，这种成就，决不是偶然的。满洲是一个具有颇多优点的民族，它的最大长处， 是勇武善战而又有政治才能，并有高度的模仿能力，肯虚心吸收外来的文化和人才。这些地方， 与蒙古人大不相同。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 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1傅乐成斯言，实际上论述了清朝对 中华帝国政治发展做出的贡献。

然而，“清 人入关，北方没有抵抗很快征服，很少有人员伤亡。但，在南方遭遇到南明守旧王朝士大夫的负隅顽抗，尤其在其龟缩江南的一带”。汉“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是读书 人”，但这些人为了“使他们的经济生活维持在某种水平线之上”，只能“应举做官，这样就走上 与异族政权的妥协”，从而使“中国社会实已走上一条比较和平而稳定的路，而为狭义的部族政 权所宰制。”2尽管钱穆具有汉人正统思想的偏见，但他也承认清朝在处理“帝国政治”与“民族 政治”关系上所取得的政治成就。

清廷并不回避自己优待满洲蒙古的“民族政治”，当然也不愿意让这种民族政治从“反清复 明”这样一个方向发挥作用。于是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无论是理论——如雍正皇帝亲撰《大义觉 迷录》对“华夷之辨”进行理论反驳；还是制度——如厚葬崇祯、开科取士，重儒尊孔。因此， 尽管从中原王朝的正溯来看，清政权是一个“异族的政权”，但它却成为儒家文明的守护神和发 扬光大者，从而赢得了汉人社会的支持，使这种体制得以维持 200 年基本没受到挑战。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在天平天国运动中汉人儒生的表现。太平天国直接的军事镇压者如曾国藩、胡林翼、左 宗棠和李鸿章，他们完全忠诚于清廷，视清廷为礼教化身，并没有因“华夷之辨”而挑战满洲皇 权，尽管他们都曾经手握重兵。另一方面，汉族泱泱人口对满族事实上的包围以及儒家文化对八 旗子弟的浸染，也促使满族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愿地走上了“汉化”的道路。

清前期与中期是爱新觉罗家族英才辈出的年代，六代英君明主代代相连（清代皇位的继承并 未遵循长子继承制，这使得最优秀的皇子能够脱颖而出），文治武功皆显卓越：统一中国、平息 动乱、开疆辟土、抵御外侮，将中国从水深火热的明末乱世带入中华帝国时代的颠峰时期——“康 乾盛世”。大清王朝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而这一 切的实现，没有汉人社会对清朝统治事实上的强大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费正清认为，（清朝）“东亚大陆上这个伟大帝国尽管以人口稠密的汉人地区为中心，但长期 以来不得不兼顾中亚边远地区的民族，特别是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和半游牧部落，这些马上民族在 中国的内政中曾一直是一支相对重要的力量。尽管某些中国历史学家惯于对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 中原的过程轻描淡写，但这种征服仍然反映了中华帝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本质特征。在异族通过 征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3

服汉人建立的王朝中，汉人和异族人共同进行管理的最佳典范就是清政府的统治。”3 由此可见，清朝作为中华帝国时代的最后一季封建王朝，其统治的重心在于“国”而非在于 “族”。传统多民族帝国的政治结构特点，注定使其统治带有一定的民族性特征，汉唐宋明这些 历代华夏王朝也盖莫能免。然而，中国之所以作为世上唯一以实体国家延续至今的原因，恰恰在 于中华文明的力量。任何一朝，无论其皇权族属，必以华夏文明为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文化 的基础，何论清朝，即使蒙古元朝亦非例外。忽必烈并非其时唯一的蒙古大汗，却是其时唯一的 中国皇帝。

1 傅乐成，1977，《中国通史》（上、下册），台北：大中国图书公司，第 673 页。 

2 钱穆，1996，《国史大纲》（修订本，上、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848-852 页。 

3 费正清，2001，《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 447-448 页。

4．清朝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治理

柯娇燕在其著作《满族人》1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清朝究竟应该算是一个“鞑靼帝国”（Tatar Empire）还是一个“中原王朝”（Chinese dynasty）呢？她认为满族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民族的大汗 而非中国传统王朝的帝王身份出现的。这种观念的产生实际上和清代治边的策略有着很大的关 系，但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有清一代，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政治取向始终是在华夏文 明区，因而形成了“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尽管清廷“因俗而治”，在一些边疆地区，特别是 在蒙、回、藏这些地区保留、利用了一些传统的政治权威与结构，但其用意，绝非在于“以夷治 夏”，相反，无论是朝贡、册封、联姻，还是改土归流、军事控制，其帝国建构一脉相承中华帝 国的政治传统，落脚点无非是“以满治夷”，强化满族作为帝国统治民族的政治地位，但这个帝 国本身，却仍然是华夏文明的江山社稷。

当然，与之前的华夏王朝或有不同的是，清帝国的扩张欲望更为强烈，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策 略也更为灵活多样。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朝似乎有两个“政治首都”：一个是北京，这也是正式 的首都；但另一个部分担负首都职能的所在是热河（今承德），康熙以后，清代皇帝一直是在那 里接见外藩使臣。清代管理蒙回藏及外藩事务的政府机构是理藩院。和其他政府机构不同的是， 理藩院里没有汉人大臣，全部都是满大臣。理藩院作为清代处理有关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事务的权 力中心，不仅带有相当的“排斥汉人参与”的色彩与意味，同时也刻意排斥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 联系，而是使蒙、回（新疆）、藏这三大区域都直接面对帝国中央，从而分而治之。

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社会一直怀有深刻的戒心，这种戒备也体现在清廷处理满洲与其他民族的 关系上。在一种“华夷之辩”的观念视野里，满洲统治者一直是以“夷”的身份自居的，这在《大 义觉迷录》中有明确的表示。这使得满洲统治者非常重视与其他民族（“夷”）的结盟关系，特别 是对蒙藏等大民族。清廷高度尊重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不以治理汉地的做法处之，而以因地制宜 的羁縻和强调中央权威的软硬两手控制之，如对蒙古，既厚待，有“满蒙一家”的做法和说法， 亦以盟旗制度分化之。但对一些西南少数民族，则采取治理汉地的做法，如鄂尔泰等人的“改土 归流”。对叛逆的边地民族，则大兴兵戈予以讨伐，如康雍乾三代的西北用兵。

总而言之，清廷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手段相当灵活而多样，恩威并施，如乾隆帝所言：“中 国抚驭远人，全在恩威并用，令其惑而知畏，方为良法。”2因此，本身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统治 者，在前现代时期，有效地巩固了多民族帝国的统治。

彼得·普度将 17 世纪的东方地缘政治格局描述为在明朝、沙皇俄国、蒙古和满洲之间不同 时期发生的战略竞争，作者从“边疆环境、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以及通过历史表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建构民族与族群认同”3等角度解释了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控制蒙藏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在与沙皇俄国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从而将领土扩张到整个欧亚大陆东部，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前的中原王朝相比，清朝的满洲统治者不仅以军事征服作为扩张 手段，更采取灵活的“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利用贸易网络治理边地）和“地区化” （regionalization，促进区域性的政治整合）的策略有效地合法化自己对这些边疆地区的统治并使 之维续，其政治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总而言之，清帝国立足中原，开疆辟土，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建构其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不 仅延续了中华帝国的法统，更以独特的方式促进了帝国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政治整合

1 Pamela Kyle Crossley, 1996, The Manchus,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2 《清高宗实录》(卷六)。 

3 Peter C. Perdue, 2005,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5.

5．“民族”作为统治工具

总而言之，清代帝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将“民族”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来加以 运用。首先，清廷通过各种政治手段建构满洲民族的民族性，以维护满洲群体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边界，从而使自己的政权有一个具有强烈内聚力的“民族化”的基础。其次，在制度上确立“八 旗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清廷投入大量财政与政治资源维持八旗制度的运转，从而使 “八旗子弟”始终成为清代最重要的政治统治集团，其成员具有极高的忠诚度，并通过世袭保证 其统治集团地位。三是将汉人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尊崇儒家文化，尽量赢得汉人社会的政 治支持。四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恩威并施的手段，扩张领土，因地制宜，并在赢得少数民族政治支 持的同时构建起一个“隐约”的“满蒙藏同盟”，其目的在于防备汉人社会的反抗。综此四点， 其核心恰恰在于大清帝国的国家建构。

基此可以看出，“民族”作为有清一代重要的统治工具之一，其收效甚巨。在这一点上，恰 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言，“现代主义坚持把现代世界的民族类型与过去的集体文化认同区分开来 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却应该注意不要在这些‘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划出太大的断 裂，也不要像霍布斯鲍姆那样预先否定前现代群体和现代民族之间的任何延续性。”1由此可见， 利用民族主义促进国民效忠于国家，并不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体制确立后才有的现象，在 欧洲民族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之前，清政府已经拥有了类似的政治经验。而这种政治经验的来源， 无疑与满洲统治者出身于异族而统治中原的历史境遇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朝统治者的“前现代 意识结构”当中，已经有鲜明的族群建构论与工具论的痕迹。

自 1980 年代以来，建构论在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已渐居主导地位。在建 构论者的理论视野里，族群或民族不过是现代社会主观建构的产物，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但当我们分析中国历史现象时却可以发现，作为“前现代群体”的清代“满洲人”，也正是在政 治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民族”。也就是说，当“血缘命定”式的原生论强烈地塑造了我们对“民 族”的认知和理解模式的时候，清代的满族统治者已经在实践意义上超越了这种认知，并通过卓 有成效的政治手段控制“民族意识”，使之为帝国政治服务。清代的政治遗产，不仅包括满族民 族性的历史建构，亦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形成过程推波助澜，导向明确，根基深入。

清廷“让民族成为统治工具”的政治实践，除了强化满族自身民族性的政治建构，同时依据 对其他强势或边远民族（蒙、藏、回，包括越南、朝鲜）的政治承认及宗主与藩属国之间间接统 治关系的确认扩张大清帝国，并对一些“弱势民族”（如西南的“苗蛮”）采取直接统治（“改土 归流”），即现代话语所谓“尊重差异”与“同化”并置的政治手段巩固帝国的疆域及治理。就统 治术而言，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与现代国家毫无二致。

但大清帝国作为“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儒家文明帝国的法统是“君权天授”，此即雍正高呼“我虽夷，但可承天命治天下”的理论 依据2。而儒家的“天下”是“大一统”的天下，“有教无类”式的文化认同显然高于“华夷之辩” 的局促。正因如此，清廷相对比较稳定的统治维续了整整两个世纪，尽管对汉人社会来说，这是 一次“异族的统治”。清廷以满洲和八旗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利用“民族同盟”约制汉人社会， 种种做法的文化根基，在于当时的中国甚至整个东亚都是“传统儒家社会”，其政治价值与伦理 基于同一的儒家文化。而一旦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理念东渐，整个政治格局即为之一变。

6．民族主义话语中的满族镜像 

当 19 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力量到达中国之后，满族的统治遭到根本性挑战。鸦片战 争之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清廷屡屡失败。船坚炮利的殖民主义列强带给中国的 不仅是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还有现代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民族主义观念。

殖民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损失和耻辱记忆，直接导致了中国主流社会对拥有皇权的 “鞑靼统治者”（Tatar rulers）的民族仇恨。满清的腐败统治被认为是中国在与西方殖民主义对抗中遭遇无以复加的耻辱失败的根本原因。从社会层面来看，首先是普通百姓的生计渐窘，民间的 反满力量开始壮大起来，于是有太平天国运动这种草根的起义。而知识分子反满思潮的出现则相 对比较晚，在曾左李张这批造就了“同治中兴”的拥护满洲皇权的传统文人官僚之后，一批吸收 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以孙中山为代表，直接用西式的民族主义 标签满汉，开展社会动员，发动资产阶级革命。今天我们看钱穆的思想，便是继承了这种传统。

1 安东尼·史密斯，2006，《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 113 页。 

2 《大义觉迷录》语：“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 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又异心。”

清季之末，民族主义是摧毁大清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利器。受西方影响、在观念上脱离了“天 下观”的新一代政治与文化精英，在传播共和理念的同时，也将汉人的民族意识作为发动共和革 命的价值基础。1905 年在日本自溺的陈天华在他充满革命激情的《猛回头》中高呼自己是“俺 家中华灭后二百余年一个亡国民是也”1，章太炎称满族皇室“此客帝盘踞之久也，悉取主人而 奴之”2，“排满运动”一时似有风起云涌之势。但吊诡的是，清末民初的“排满运动”不仅并未 演变成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大规模种族屠杀，甚至在民国成立肇始即宣布“五族共和”的国策 之后很快销声匿迹。其中固然有时局演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排满运动”只是革命动员的 工具，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与观念共识。

杨度曾言：“‘革命排满’四字，在社会上可以成为无理由之宗教”3，可见这纯粹是一种工 具性的动员。而即使是陈天华本人，在《警世钟》中也写道 “名为他（满族）做国主，其实已 被汉人所化了”4。而一向理性的蔡元培则指出，反满既然是反对满族中少数人的封建特权，那 种“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就 是一种种族主义偏见5。

大清帝国统治传奇般的建立以及伴随着巨大耻辱的最终破产，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满汉关系的 互动，更包含着中国遭遇世界或者说东方遭遇西方的历史宿命。满族作为清帝国的统治民族，一 方面留下了丰富而深刻的民族历史记忆，另一方面也注定成为民族主义观念的牺牲品：当羸弱的 国家遭受蹂躏，社会不满的宣泄对象必然是统治者。而当这个统治群体插着一个民族标签的时候， 那个民族就会渐渐成为社会的公敌，至少是在观念上。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起步，最初正是以一种民族政治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 前。尽管中华民国继承的法统和疆域，正是来自大清——这个曾经遭到无数汉人诅咒的“异族的 王朝”。

路康乐在其研究中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中心讨论了满汉民族关系状况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强调满族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作为汉民族主义的对照物。路康乐指出，清代后期，“满族”的意义 开始从一种职业身份（旗人）转化为一个族群（满族）6。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社会 的文人和官员越来越多地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的概念从一 种文明开始转化为一个地域性国家，而满族则因此成为一个“种族群体”(racial group)，与汉人 对立起来。近现代中国社会对满族和清朝的这种认知模式无疑对后来的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至今仍存。

清末，时局变化之下，来自国家层面对满族民族性政治性建构力量渐渐消失，以开放满汉通 婚为标志，清廷开始放弃以政治手段维持“满汉畛域”的祖制。民国之后，随着八旗制度的崩溃， 满族被迫更名易服，迅速融入汉人社会。

1 陈天华（刘晴波、彭国兴编），2008，《陈天华集》，长沙：湖南出版社，第 29 页。 2 王春霞，2005，《“排满”与民族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 131 页。 3 同上，第 269 页。 4 《陈天华集》，第 74 页。 5 《“排满”与民族主义》，第 137 页。 6 Edward J. M. Rhoads, 2000,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p291.

7．当代满族的族群认同结构

如果说，清代的满族民族性是一种帝国政治建构的产物，那么，后帝国时代的满族民族性， 则是基于祖先神话、历史记忆和风俗遗迹这些文化特点的一种社会性族群想象，其鲜明的特点， 就是去政治化结构。

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在我国有一种普遍的趋势，当然不单单只涉及到满族，就是我们平素 所强调的“民族文化”，基本上都是那些古老的文化遗痕，而非现实中那种汉族和少数民族高度 互动的文化关系。而这种文化上的互动，在族群认同上产生的影响，正是不同族群之间自然发生 的文化融合。在这个方面，满族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证。

以开放的族际通婚为标志，当代中国社会满族与汉族在各个方面的融合程度已经相当深化。 草根社会的族群认同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已经相当淡化，“满人”、“旗人”与“汉人”这些曾经标 识出“满汉畛域”的族群概念，正在被新的民间定义更改、修正甚至放弃不同。乡村社会民间对 满族身份的理解，更多地基于一种家族记忆和对作为某种社会资本的族群身份的工具性利用。当 家族记忆为族群意识的主观表达提供了某种稳定的历史资源的同时，这种似乎“血缘命定”的主 观认同，尽管提供了族群记忆得以延续的场域，却也有着随境而变的机变和流动性。在许多情况 下，它表现出一种情境化的认同选择——抽象的群体与具象的个人可以凝聚同一，亦可以分离。

满汉族群融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来自不同的物质和心理基础，也有着不同的机制。例如在东 北地区，清代统治民族建构满汉畛域的努力，并没有真正抑制住汉族农业移民在东北追寻土地和 生计的冲动和努力，而东北汉人移民的渐渐增多，不仅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亦对经济生产和 文化生活产生影响。这种努力甚至在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时期也一直在发生作用。正如一位日 本学者在《记忆的地图——战后日本的国家和满洲》1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伪“满洲国”时期 300 多万移民到东北的日本贫苦农民，尽管用残酷的殖民主义手段占领了大量良田，却无法离开 当地的“满洲人”为其耕种，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在寒冷地域耕种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和经验。而曾 经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日本人，一概将当地的中国人称为“满洲人”（Manchurians），并不去 区分他们究竟是汉族还是满族。而这些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在那些“满洲人”眼里，他们是侵占 了别人家园的敌人。事实上，面对日本殖民者的到来，中国各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被刺激得空前高 涨，中华民族认同深入各族人民心里。二战结束后，当殖民者的背影远去，东北广袤土地上的人 口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融入祖国大家庭的怀抱，新中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政策，并 向少数民族提供各个方面的优惠政策，国家建构空前巩固，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满族的族群性 就这样在 20 世纪的百年中进一步得到消解，当然，更为彻底的融合机制来自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运行。

然而，问题也有另外一个方面。

1980 年代后，满族与汉族出现某种新的分化趋势，这个与满族自治单位的成立在时间阶段 上是重合的。在一些满族传统聚居社区，这种趋势集中体现在正式登记的满族人口增加、满族文 化活动的重新兴盛以及关于满族的国家叙事和民间叙事都有对历史记忆的延展与重构等。这样我 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在 21 世纪的中国，满族在族群认同上出现了一种融合与分化的二重结构。

在刺激族群分化的动力机制方面，表面上最明显的诱因或许来自建国以来民族政策对满族的 影响。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的族群身份提供了一种基于个体和社区的利益结构，因而草根社会通 常将族群身份视为某种社会资本和社会竞争的工具，对此竞相追逐，结果造成满族人口的超常规 增长2。实际上，在满族族群性重构的社会行动中，真正的主导者是地方社会精英和民族知识分

1 Mariko Asano Tamanoi, 2009, Memory maps: the State and Manchuria in Postwar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 在 1964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满族人口为 2,695,675 人。从 1980 年代初期开始，满族人口从 4,304,160 人(1982 年人口普查数字)迅速上升到 9,821,180 人 (1990 年人口普查数字)，期间满族人口增长率达到 128.18%。满族人 口数字在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中为 10,682,262 人。显然，满族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除了单纯的自然增长（这 个时期正是我国政府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年代），由民族成份转换造成的人口统计数字的机械增长是更重

子。出自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动机的族群重建工程，其核心资源在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支 持。各类商业组织以族群文化为卖点发展旅游相关行业，为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一种文 化上的资源，于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成为各个层级政府不变的运作逻辑。同时，地方经济 发展也确实符合所有社区成员的利益，因此本来在草根日常生活中可能已经淡化的族群意识又重 新被强调及强化，并经由代际传递重塑下一代的族群认同。

这些做法及行动策略中实际上都包含着各种社会行动者出自不同动机的理性考虑，但却共同 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对任何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来说，自然深化的民族融合都是国家建构的福音， 但吊诡的是，在我国，正式制度的有些方面却恰恰朝相反的方向设计与实施，从而使像满族这样 的建构性特点鲜明的族群，隐约有些“再政治化”的倾向。

摘自：

http://www.shehui.pku.edu.cn/upload/editor/file/20180626/20180626193646_476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