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即力量——摘自《1984》

从有文字历史以来——而且或许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末期——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与下等人。他们在许多方面被细细划分开来，他们有过无数不同的名字，而他们的相对数量，还有他们对彼此的态度，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变化。但社会的根本结构从来没有改变。就算在极大的动乱与看似无法挽回的改变之后，同样的模式总是会自动重新确立，就像一个陀螺仪不管朝着此方或彼方推得多用力，总是会回归均衡状态。

这三个团体的目标，是彻底互相对立的。上等人的目标是保持他们现在的位置。中等人的目标是跟上等人互换位置。对下等人而言，在他们有目标的时候——因为下等人经久不变的特征是，艰苦的工作把他们压垮得太厉害，所以在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任何事，他们只能断断续续地意识到——那目标就是废除所有区别，并且创造出一个人人皆平等的社会。所以在整个历史中，一种主要纲领相同的斗争一再地重复。长期以来，上等人似乎牢牢掌握着权力，但迟早会有那么一刻，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信念，失去有效治理的能力，或者两者一并失去。然后他们就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会对下等人假装他们是为自由与正义而奋斗，争取下等人支持他们这一边。中等人一旦达成他们的目标，就会把下等人推回他们被奴役的老位置，他们自己就变成了上等人。现在一个新的中等群体从其中一个其他群体里分裂出来，斗争又再度开始。在三个群体之中，只有下等人甚至都没有暂时达成目标过。如果说在整个历史中从没有某种实质上的进步，就太夸张了。就算今天，处于一段衰落期之中，人类平均的体能还是比几世纪前来得好。但在财富方面没有进步，礼仪没有变得更温和，改革或革命也从没有让人类朝着平等再多靠近一毫米。从下等人的观点来看，种种历史性变化的意义，不过就是他们的主子换了名字。

到了十九世纪晚期，这个模式的重复，对许多观察家来说已经变得很明显了。所以随之出现种种思想学派，他们把历史诠释成一个循环过程，并自称证明了不公平就是人类生活无可改变的定律。当然，这种教条总是有自己的拥护者，但在它目前推广的形式之中，有个显著的变化。在过去，对阶级形态社会的需求一直是特别为上等人而设的教条。诸王诸侯，还有寄生在他们身上的教士及律师者流，全都宣扬过这种教条，还用死后在想象世界里会得到补偿的诺言，来软化这番教条。对中等人来说，只要他们还在奋力争取权力，就总是会利用自由、正义与博爱这类的字眼。然而到了现在，那些还不在发号施令位置、却希望不久后就能攀上高枝的人，开始攻击人道博爱的概念了。在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帜掀起过革命，然后在旧人被推翻以后马上又建立全新的暴政。新的中等人群体，实际上预先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暴政。社会主义——这是一连串思想的最后一个环节，出现于十九世纪早期，起源可以上溯到古代奴隶起义——还深受过往年代的乌托邦主义影响。但在大约一九〇〇年往后出现的各种社会主义版本，越来越公开地扬弃建立自由与平等的目标。出现在本世纪中叶的新运动，大洋国的英社主义、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克主义、死亡崇拜（它在东亚国的通称），有意识的目标都是让“不”自由与“不”平等永垂不朽。当然，这些新运动是从旧运动里长出来的，而且通常会保留旧运动的名称，并且对它们的意识形态表达某种表面上的赞扬。不过它们的目标全部都是阻碍进步，并且把历史冻结在某个选定的时刻。熟悉的钟摆摆荡会再发生一次，然后就停止了。一如往常，上等人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则会变成上等人。但这一回，透过有意而为的策略，上等人将能够永久维持他们的地位。

然而为了长期保持等级社会，问题还要复杂得多。统治集团之所以下台，会有四种情形，要么被外部势力所征服，要么其统治的效率不高，以致大众被发动起来造反，要么它让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得以出现，要么它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和意愿。这些因素都不是单一起作用的，作为规律，某种程度上说，这四种因素全都存在。统治集团如果能防止此四种因素出现，就会永远掌权。说到底，决定性因素还是统治集团自身的精神状态。

本世纪中叶之后，上述第一种危险在现实中已不复存在。如今将世界瓜分的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实际上都不可征服，只有通过缓慢的人口变化使其有可能被征服，然而作为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政府，很容易就可以避免这样。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种理论上的危险。大众从来不会自发造反，他们也从来不会仅仅因为受到压迫而造反。确实，只要不让他们掌握做比较的标准，他们就根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在受压迫。过去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毫无必要，如今也不允许发生，但是其他情形，具有同样大范围的混乱状况能够而且确实会发生，只是不会带来政治性后果，因为不满不可能被表达得清晰有力。至于生产过剩的问题——因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在我们的社会，这一直是个潜在问题——可以通过连绵不断的战争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也有利于将大众的士气鼓舞到必要水平。因此，从我们目前统治者的角度来说，唯一的真正危险，是从他们自身阶层分化出一个由能干、未尽其才、渴望权力的人所组成的集团，从而产生出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这就是说，问题在教育，要不断促进领导集团和紧挨其下的更大的行政管理集团的觉悟，而大众的觉悟则要以否定大众的方式来影响。

在此背景下，即使一个人原先不了解大洋国社会的主要结构，也能够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为老大哥，老大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每次成功、每项成就、每次胜利、每项科学发现、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德行，都被认为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取得的。谁也不曾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牌上的一张面孔，电屏里的一个声音。我们可以合理地确信他将万寿无疆，至于他何时出生，已经成了很不确定的事情。老大哥是党选择用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作为热爱、恐惧、崇拜的焦点，在对象是某个人而非某个机构时，这些感情更易于产生。老大哥之下是内党，人数限制在六百万，或者说不到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内党之下是外党，如果内党可以称之为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再往下是愚昧的大众，习惯上称之为“群众”，可能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我们前面所做的社会分类中，群众是下等阶层，因为赤道地区的被奴役人口经常在征服者之间易手，不是永远或者必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有希望，”温斯顿写道，“它就在群众身上。”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党无法从内部推翻，其敌人——如果有敌人的话——无法走到一起并相互确认。即使传言中的兄弟会存在——有可能而已——其成员碰头也只可能是以三三两两的方式。反抗意味着一个眼神，声音里的一点变化，至多会是偶尔的一句传闻而已。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明天早上就能把党粉碎。或早或晚，他们肯定会想到去做那件事，难道不是吗？但是——

他想起有一次，他正在一条拥挤的街道上走着，突然几百个极其喧嚣的声音——女人的声音——从前边不远处的一条小街上传来。那是种可怕的愤怒和绝望的声音，一种低沉而大声的“噢——噢——噢——噢——噢”声，嗡嗡的声音像是一口钟的回响。他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开始了！他想。暴乱！群众终于挣脱羁绊了！到那个地点后，他看到的是两三百个女人正围着街边市场的摊点。那些女人一脸悲痛，好像是一条正在下沉的船上劫数已定的乘客。就在那时，普遍的绝望一下子又变成许多张嘴巴的争吵。好像是某个摊点在卖铁锅，是种质量很差的不结实货色，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饭锅，总是很难买到。在那时出乎意料地停止供应了。成功买到铁锅的女人在费劲地拎着铁锅向外走，却被别的人推推搡搡。还有十几个人围着那个摊点吵闹，指责那个摊主看人卖货，另外还藏有铁锅。接着又响起一阵大吵大嚷声。有两个身材臃肿的女人，其中一个披头散发，正在争夺铁锅，都在用力想从对方手里扯过来。有一会儿，两个人都在同时用力拉，结果铁锅的把手掉了。温斯顿厌恶地看着她们。但是——尽管只有那么一阵子——仅仅几百个嗓子吼出的声音听起来几乎力量骇人！她们为什么从来不为值得一吼的事也像那样吼起来？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他想到那几乎像是从党的教科书上抄来的。当然，党声称是自己把群众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革命前，他们被资本家残酷压迫，吃不饱饭，还要挨打。女人也被迫在煤矿干活（事实上现在还有），儿童长到六岁就被卖进工厂。但同时，完全按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党教导说群众天生低人一等，必须用一些简单的规定把他们置于服从的地位。事实上对于群众，人们了解得很少，也没必要了解很多。只要他们继续干活、繁衍，他们别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他们被放任自流，就像阿根廷的平原上没有笼缰的牛群。他们过着似乎是返璞归真、类似他们祖先所过的生活。他们在贫民窟出生、长大，十二岁开始干活，度过蓬勃却短暂的健美和性冲动期，二十岁结婚，三十岁就步入中年，然后死去，多数寿命不超过六十岁。他们脑子里想的全是重体力劳动、养家糊口、跟邻居为鸡毛蒜皮之事争吵、电影、足球、啤酒，还有最主要的赌博。把他们控制住不算困难。思想警察的特务总在他们中间出没，传播谣言，瞄上并消灭被认为有可能变得危险的个别人。然而没人努力向他们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对群众来说，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感，他们需要拥有的，只是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感情。用得上时，可以随时唤起他们的这种感情。让他们接受更长工作时间和更少配给。甚至在他们变得不满足时——有时确实会——其不满足感也不会带来什么后果。由于缺乏总体上的概念，他们只会专注于一些细枝末节的不如意之事，从来看不到还有更大的罪恶。绝大多数群众家里甚至没有电屏，连民警也很少管他们的事。伦敦的犯罪率极高，是一个充斥着小偷、强盗、妓女、毒品小贩和形形色色骗子的天地，但是因为犯罪都发生在群众自己中间，因而无关紧要。在所有道德问题上，他们也被允许继承其先辈的规范。党在性问题上的禁欲主义并未强加给他们。乱交不受惩罚，允许离婚。甚至如果群众表露出有宗教信仰的需求或者愿望，也能得到许可。他们不配被怀疑，正如党的标语所称：“群众和动物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