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必须死”：浅谈《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主义和人之境况

“为什么一定有人要死？”雷纳德问弗吉尼亚。

“为了对比，”弗吉尼亚说，“为了让活着的人更加懂得珍惜生活。”

“那么谁会死？”雷纳德又问。

“诗人，”弗吉尼亚说，“那些心怀梦想的人。”

《时时刻刻》（The Hours）

笔者分三次看完电影《时时刻刻》，花两天读完《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这本小说，由于主题的交织复杂和意识流文本的丰富性，这篇文字仅算是管中窥豹。 

天才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乡间构思和写作《达洛维夫人》，一字一句、字斟句酌，那是她当下生命的全部。电影中，弗吉尼亚的姐姐说弗吉尼亚最幸运，因为她的头脑中有另一个世界，她可以活在那里，拥有造物主般的力量。小说是作家生活的写照，《达洛维夫人》何尝没有自传的痕迹，那些按捺不住的疯狂、喷薄而出的意象、随心所欲的勾勒，一个“精神正常的现代人”是无法表达的，不是不想，而是想不到。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难忍被束缚但缺乏抗争的手段，于是在艺术中重建自我，将自己投射在主人公身上，如影随形。伍尔夫让笔下的克拉丽莎·达洛维活下去，而让她的反面、退伍军人兼诗人赛普蒂默斯去死，这其实反映出作家本人面对生活的勇气。 

《达洛维夫人》没有《到灯塔去》那种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时间跨度和天人两隔的错愕，但达洛维夫人“存在”于每个历史时期：忘不掉往昔又离不开当下，内心和现实之间总有一层隔膜，嫁给庸俗的人，做着场面的事。她要忍受无涯的日子，无比精致又极度匮乏，平静的外表下是内心的挣扎。她的一部分活在过去，因此永远不可能感到真正的满足，逢场作戏和孤独才是最实在的每一天。

“她十二岁，而她的历史已经刻写在天上；她从未创造自己的历史，却日渐一日地发现历史早已成形；这种生活的每一阶段事先都能预料到，而每天都不可抗拒地让她朝前走；当她想到这种生活时，她是好奇而又恐惧的。”波伏娃在《第二性II：实际体验》中如是说。这段议论想必更适合《战争与和平》里仍然年轻的娜塔莎，她归于平淡的结局无法让人欣喜，但读者又不能否认其时代背景下的“合理性”，这就是托翁“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殊途同归，《时时刻刻》中的三位女主人公（包括伍尔夫本人）早已过了十二岁的年纪，当她们真正过上可怕的“这种生活”，好奇感荡然全无，只剩下焦躁、无聊和恐惧，自杀并不是意料之外的选择。 

在电影和小说里，“晚会”是虚伪的代名词。达洛维夫人在晚会上偶然听到年轻诗人赛普蒂默斯的死，此事被威廉医生讲出来，好像谈论天气一般平常。赛普蒂默斯抗拒见精神病医生，只此一个理由，然后从窗口一跃而下。其实，达洛维夫人和赛普蒂默斯同样痛苦，前者刻意掩盖，而后者无所畏惧。在《时时刻刻》里，诗人理查德因作品获奖，但十分抵触好友克拉丽莎（和达洛维夫人同名，青年时期的理查德即给她“达洛维夫人”的昵称）要为他举办的庆功晚会，加上忍无可忍的艾滋病，最终从公寓窗边翻身飘落（电影给了一个慢镜头）。两位诗人跳楼时漫不经心，对待死亡就像对待任何一件平凡事。

心怀梦想的诗人是赤子，在这个规训与惩罚的世界里不被接纳。这是人的境况，也是人的不幸，游走在虚伪和真实之间，徘徊在被认可和做自己之间。福柯早就看穿了这些，提出“不断革命”来抵抗规训，不过从没见有人真正做到，或者他们已经进了精神病院。想起纪念沈从文先生的一对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不折不从又不自杀的赤子着实难做，大多数人要么妥协了，要么自杀了，所以沈先生很伟大。 

那么对女性而言，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压力和束缚往往更大，屈服总是更具诱惑且更容易，然而屈服之后的痛苦仍旧把人引向自杀。《时时刻刻》的三个女人代表了三个时代，从伍尔夫到克拉丽莎，女性的权利和对自我的掌控力肉眼可见地递增，但她们还是没能最终摆脱宿命，内心的挣扎时刻存在，尽管形式略有不同。 

《达洛维夫人》用一天讲一生，一天的故事以一场重逢结束，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留白式结尾。假如诗人赛普蒂默斯的死真的让达洛维夫人更加珍惜生活，接下来，她就不得不为自己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