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留给我们自己的设备：主体机器

1. 本章和下一章都强调针对专著的技术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

2. 从支配的问题转移到培力（empowerment）的问题，工作领域到休闲领域，以及从宏观层次到微观层次，阶级集体的焦点让位给单独的个体。

3. 重点聚焦于三种技术设备，被视为现代生活的隐喻：个人计算机（Turkle，2005，p66）、索尼随身听（Sony Walkman）（Du Gay et al.,1997，p11），以及苹果iPod（bull，2007，p4）

4. “客体的（objective）”技术大致上被视为物理力量的延伸，“主体的（subjective）”技术执行认同的工作。我们将主体技术定位为心灵和感官的延伸，它们不会被当成分离的工具，而是我们存有的一部分。

5. 我们会以有关技术和私密性的一些思考作结。技术协助创造了私密空间。

察觉变迁

1. 1970年代起，愈来愈多学者开始主张西方世界有全新的社会形构正在形成：

（1）贝尔（Daniel Bell，1973）：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标示了深层的经济变迁。新社会是以生产时做的转变来定义的，从传统制造转型为服务部门和知识经济。这些现代生活的转型是由信息技术的创新推动。

（2）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p4）：经由计算机霸权达成的知识之技术转型，标志了后现代状况的浮现，在其中，信息超越了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而成为首要商品。

（3）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1975）中提出了另一种类型学，及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历史，包括市场、垄断和后工业。每个阶段以特定类型的技术为特征。（蒸汽推动的机器→不懂电力和内燃发动机主导→电子和核能驱动的发动机）

（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91，p36）：参照曼德尔提出的发展，称当前时期是“第三机械时代”，而计算机是“我们时代的技术”。

（5）维希留（Paul Virilio，2003b，p50）：也提出了一种变化中的技术“拓扑学”。工业时代的大机器让位给后工业技术领域的较小机器。这包括持续进展的电子通讯革命中的各种装置，象是随身听、行动电话、携带式计算机以及它们的后继者。

（6）布什亚（Jean Baudrillard，1999，p77）：认为机器是工业社会的象征，精巧装置是后工业社会的象征。

（7）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2005，p48-9）：认为技术将我们的身体与生理力量延展到世界中。而电子时代以后，他们也延展了我们的感官。并强调（McLuhan，2005，p57），每个新发明都会创造它自己的环境。2.新技术改变了人类感官的比例，亦即人类的感知模式；它们改变了尺度、社会力量和条件。这就是它们的“讯息”。

其1964年著作《认识媒体（Understanding Meida）》在2001年重新发行时，麦克卢汉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主张媒介即讯息，换句话说，意义出现于手段中。对麦克卢汉而言，作为一条规则，媒介内容不会指涉特定文本，反而会指涉其他媒介。于是，书写文字包含了语言，而电报包含了印刷（McLuhan，2001，p8）。不同的媒介有不同效果，麦克卢汉（McLuhan，2001，p24）将他们区分为“热”和“冷”：①热媒介以高度定义的方式延伸特定感官。资料十分丰富。（比如照片）热媒介（广播、电影）要求低度的参与，由于信息丰富，它们没给观众留下太多补充的余地。

②冷媒介的情况则相反。信息水平较低。（比如漫画）冷媒介（言谈、电话、电视）则有高度参与，受众必须积极填补空白。

（8）艾瑞克（Eric McLuhan）：与其父亲麦克卢汉合作的续篇中，其父辨认出思想科学法则，可以运用于任何媒介，虽然它们可以扩张到任何科技，事实上是任何人类产品。他们称之为“媒介法则”。艾瑞克认为（Eric McLuhan，1988，p.ix-x）他们的发现“构成了不只是我们时代、还至少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最重大知性发现。”他们父子俩（McLuhan and McLuhan，1988，p7）指出，虽然我们不会经常这样做，但我们探究我们的技术，询问：它们强化了什么，它们取代了什么，嗯重现了什么，以及当它们推到极致时会导致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解释一项技术提升，逆转，取回或废弃了什么（McLuhan and McLuhan，1988，p129）。

2. *乔治·奥威尔在〈诗与麦克风〉（Poetry and the Microphone）中已经注意到了技术对于感官和感受性的冲击。藉由一个谈诗的节目（诗人要朗读自己的作品），奥威尔开始思考广播如何作为推广诗的载具。依他之见，诗向来是所有艺术中评价最低者。他宣称：诗人通常不会想到他们的作品是要大声念出来的。诗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是印刷文化的一部分，不属于听觉文化。是要观看而非聆听的。通过麦克风来读他们的诗，诗人“受到影响去设想作品是声音，而非纸面上的图案”（Orwell，1961，p318，强调为原文所加）

由此，奥威尔发现，广播影响了诗人和听众。麦克风创造了一种新的重要性。

“在现代时期——譬如过去两百年里——很寻常的是诗变得愈来愈少和音乐或口语有所连结。诗需要印刷出来才得以存在，我们也不再期待诗人知道如何吟唱或是朗诵，就像不会期待建筑师知道如何粉刷天花板。（Orwell，1961，p317）”

麦克风与无线电广播的混合体。将诗人带入与他们作品的新关系中。新的感受成为可能。虽然广播是一种公共播放媒体，但它拥有某种私密性。无线电广播听起来象是一种个体化的技术。诗人的朗读播送给独处的个人或一小群家庭团体，而非大众。朗读者也可以认定有某种程度的善意。如果聆听者不感兴趣，他们可以做其他事情，最有可能是调整旋钮，观众决定了基调，这里的权力关系比较衡平。观众不会凌驾朗读者。负面情绪也排除了。无线电广播消除了紧张（怯场）和羞耻感（公开朗读的尴尬）。诗对于诗人意义重大。麦克风与广播容许了面对观众时不可能有的精湛技艺，因为现场观众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观众的接受（或不接受）会反馈于诗人的表演，或者，无论如何诗人都被迫要注意观众。而在广播中，诗人可以完全专注于诗作本身。对奥威尔来说，这就是为艺术而艺术。

3. 并非所有理论家都同意麦克卢汉和奥威尔关于技术设备问题的看法，也有许多人认为，精巧装置是缩减而非延伸且提升了人类能力。

（1）米尔斯（C.Wright Mills，1971，p194）在《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书中主张，技术性精巧装置的累积削弱了人类心智。文化生活遭受损害，因为使用者不理解这些不断增加的技术，而其设计者却在技术之外少有认识。因此，技术丰裕无法用来衡量生活质量或社会进步。精巧装置展现了理性的非理性。文艺复兴人由欢乐机器人取代。

（2）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967，p6）也同意这种观点。先进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心理经济学；它制造了它所要满足的需求。人们在精巧装置中发现了自己。但这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其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延续了这条思路。我们贩卖自己的劳动力和自由时间以便拥有这些事物。它们消耗了我们，海玲我们的注意力偏离真正的议题：技术到达了一个阶段，令我们可以做更少工作，并且界定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精巧装置的功用就是引导我们的欲望，并且僵化我们的能力（Marcuse，2006，p100）

（3）布什亚（Baudrillard，2002，p41）主张这些精巧装置从社会纹理中汲取了眼中代价。我们实际上亦自身的自由来换取它们。这就破坏了社会存在和社会交流。其预言这种情况的一项后果，就是：未来的公共空间会充斥着“活尸”，接上各式各样的移动设备。“每个人都同时在其他地方（Baudrillard，2003，p24）”【札记】何其然也！

（4）桑内特（Richard Sennett，2006，p154,172）也提出了技术脱离的主题。其以Ipod能储存上万首歌曲为例，力陈信息超载引发的消极性。

（5）齐美尔（Simmel，1971，p234）的观点呼应了一些比较民粹主义的评论（我们正在生产更聪明的机器和更愚笨的人），其但又的是工业社会生产出日益精致的物体，人类文化则奋力追赶，但其实已经赶不上物体的步调了。

4. 但需要明确的是，那些精巧装置的批评者对于他们反对的事物似乎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直接经验，也未曾有系统地研究过它们。例如当维希留（Paul Virilio，2005）被问到他对于新媒体设备（他批判其为冷战军事复合体的发散，并且比喻为新占领）的使用时，他说：“我宁愿保持距离，在一旁参与”。而深度使用者则会提出非常不一样的解读。

【札记】人的再度异化

5. *意义“总是在使用中形成”（Du Gay et al., 1997，p85，强调为原文所加）

第二自我：个人计算机

1. 特克尔（Sherry Turkle）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研究1980年代早期，个人计算机从大学实验室到学校与家庭的早期接纳者的传布，探讨了一项新的家户技术如何被驯化。

2. 早期的计算机消费者也是建造者（开放的印刷电路和自行组装计算机）；如今的消费者会进入已经设定好的环境，而不是建立自己的环境。这就取走了早起爱好者与暴露机器之间的某些私密关联。使用者现在收到引导，脱离了计算语言和构造的深层结构。反之，他们正“学习接受机器的（界面）表面价值”（Turkle，2005，p9）

3. 《第二自我》是针对数百名成人与儿童，从事数千个小时访谈和观察的产物。约格斯（Bernward Joerges，1990，p211）描述它是“迄今为止，有关计算机技术之文化意涵的最具野心经验的（民族志）研究。”

4. 特克尔（Turkle，2005，p20,50,90）发现，计算机使用者会投身与他们的机器之间的密集、互动且提升的关系。这些发现不会同意技术效果模型，后者的技术决定了人类行动，它们也缓和了早期的技术支配观念。相反这里的焦点是人们会他们的技术做什么（Turkle，2005，p93）。相对于提出单向度的解释，特克尔（Turkle，2005，p170）发觉人们与他们的计算机的关系是“多重决定的”。

5. *【三延伸】马克思倾向于认为技术是（人类）力量的延伸，而麦克卢汉认为是感官的延伸，特克尔认为计算机是心灵的延伸。【札记】以ChatGPT为代表的AI的出现并逐渐成熟，意味着计算机逐渐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大脑皮层”。它或许不仅再是一种延伸，更成为了“心灵的本身”，成为了“另一个心灵”，也就成为了真正的“第二自我”。

6. 《第二自我》的第二部分探讨“心灵的机械化”，还有个一个附录提供了心灵科学的社会学方法论探讨。特克尔（Turkle，2005，p279）采取这种去向，因为她认为计算机是全新类型的技术，是“第一种心理机器”。

7. 计算机作为促成设备的角色带来了“握裹力（holding power）”，受访者反复告诉特克尔，计算机给了他们生活其他领域缺乏的某种控制度。“主体的”计算机对某些人来说，比较不是一个工具，而是心理-社会存在的构成要素。因此，关注焦点在于计算机作为似乎会思考的额机器，如何协助我们思考自己与其他人。特克尔将计算机定位为边缘客体，跨越了物理/心理，以及动态/静态的区分。计算机是自我反思的额“召唤性客体”，同时是我们（心灵）的一部分与世界（物质）的一部分。

8. 拉图尔认为，技术总是彻底拟人的：它们由人类制造和使用，它们会做原本由人类做的事，而且它们会进一步塑造何谓人类。因此拉图尔全然同意特克尔：在讨论机器的时候，完全可以提到情感和关系。针对社会学家，拉图尔声言“你们区别了人类和非人，我不会支持这种偏见，反而认为只有各种行动者——有些是人类，有些是非人类，有些拥有技能，有些缺乏技能——彼此交换他们的性质。”

9. 特克尔的发现与早期精巧装置理论家的宣称有矛盾：我们将它们人性化，但它们并未将我们机械化。但这个说法需要修正。首先，在她的研究中的“人类”是分散的。其次，特克尔主要是对家庭计算机的个人使用感兴趣。她的发现能否明显适用于资料输入操作员，值得怀疑。

10. 对于“机器会欺骗吗？”这一问题，不同年龄和发展阶段的儿童给了非常不同的回答。根据观察，特克尔（Turkle，2005，p53）辨认出三个不同阶段，各自有其伴随的推理形式。

l 【形上学阶段，专注于身体思考，首要问题是机器是活的吗？】幼童，身体性的解释，认为机器必须拥有像我们一样的设备（大脑、眼睛、手）

l 【掌控阶段，大约在七至八岁降临，这时的问题是，机器受控制吗？】大一点儿儿童，回避了身体上的等同，改采行动的解释。特克尔称其为“行为主义的”。机器可能有不同的欺骗方式。我们的欺骗是可见的。也许机器是在内部欺骗。

l 【青春期，掌控被认同问题以及机器如何有助于生产自我所取代。问题变成：机器说了我什么？】第三个阶段完全是心理层次的。它忽略了身体器官和行动能力，反而聚焦于意图的议题。在这里，众人普遍赞同意图的观念。为了能欺骗，你必须知道你在骗人。

这些发现与特克尔（Turkle，2005，p23-4）关于儿童如何理解它们与这些机器之间关系的更广泛研究相符。

11. 【两种主导取向】特克尔（2005，p99）辨认出各种程序化取向与风格。透过对于运用程序语言Logo的一项学校计算机计划的密集研究，特克尔发现两种主导取向（虽然她也注意到有混合的风格），其成为这些形成对比的风格为“硬式掌控”和“软式掌控”，前者计划先于程序，精确占有优先性，偏向于科学家或技术人员的刻板形象，后者强调互动而非筹谋，对话而非口授，提到感觉与情感（这是前者没时间理会的东西），偏向于比较爱好艺术。前者大部分是男性，后者则倾向于是女性（Turkle，2005，p105）

12. 特克尔（Turkle，2005，p105,114）以传统的性别社会化来解释，但是其声言女人在计算机操作上有极高希望，因为计算机“提供女人进入正式系统的方便之门。计算机可以协商，它能够回应，它可以被心理学化”。既是女人在计算机操作方面有长远的历史（Plant，1997，p37），这个梦想并未实现。

13. 女性主义技术理论家威吉曼（Judy Wajcman，1991，p164）主张，如果女人要从事高科技工作，太常需要牺牲他们的阴性特质。技术在文化和是哪个被编码为男人的事业。硬式掌控，也就是刻板形象的额男性客体关系，占了支配地位。其（Wajcman，1991，p155）接受特克尔的前提，认为计算机具有充足性别关系的潜力，但最终遵从了规范。计算机“安插进入既存的男性次文化，并且获得它的阳刚面孔”。在计算机操作的世界里，男人累积了象征与物质报酬。女人在信息科技产业里有严重的代表性不足（Bartol and Aspray，2006；Zarrett et al.,2006），而且她们集中于“相对软性的”服务领域，象是行政、通讯、顾客服务和营销。男人垄断了程序编写的技术硬核（Whitehouse and Diamond，2006）

随身听的异议：文化产物的传记

1. 杜盖伊等人（Paul Du Gay et al.,1997）希望我们将随身听设想成一个通俗文化机器，是通俗文化的首要人造物之一。

2. 作为文化研究的领导学者，杜盖伊等人（Du Gay et al., 1997）想要认可文化用于理解社会行动是的分析力道。*要有意义，某个东西就必须是文化的。共享的意义促成了沟通，它们提供诠释社会行动的框架；简言之，它们协助令社会成为可能。有鉴于文化的建构性角色，以及它在认知与是坐上的核心地位，文化不应该被贬抑为经济或政治过程的反映。意义提供了物质世界（随身听这个案例中，是配线、塑胶和金属的物体世界）和语言、思想与沟通的象征世界之间的桥梁。它也桥接了拥有与消费的真实世界和幻想与欲望的想象世界。

3. 杜盖伊等人认为（Du Gay et al.,1997，p11）“光滑、高科技、设计具有功能性、缩小——（随身听）它具有一种隐喻，代表了……独特的晚期现代技术文化或生活方式。”

4. 杜盖伊等人的研究进展认为（Du Gay et al.,1997，p10），随身听不只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不是由这项精巧装置本身成长出来的；它是通过五种相互连结过程——再现、认同、生产、消费与管制——的回路而现形的。要理解一个技术物体，我们需要理解这个文化回路的每个部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形式、功能、使用和意义都是相互重叠的。对此，杜盖伊等人指出（Du Gay et al.,1997，p80）“文本与技术、硬件和软件、生产与使用，都相互依赖，彼此关联”为了掌握这些相互关联，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同时是个人、文化和制度性的分析。这个计划聚焦于创造（creation）、理解（comprehension）和行为（conduct）。

5. 杜盖伊等人引导我们注意语义网络和论述形构，鼓励关注经由语言及其它符号系统的再现与沟通模式。去探讨表意实践，也就是哪些塑造了意义的行为（Du Gay et al.,1997，pp15,18）意义不仅编码与口语、印刷和视觉文化中，也编码与使用的文化中。

6. 从杜盖伊等人（Du Gay et al.,1997）的《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可以得到一些经验：

（1）首先，技术是一种集体成就（随身听没有单一的作者）；一旦技术的形式取得共识，大量生产就卷入了生产线劳工大军（但在这个阶段，随身听也只是一个“潜在的”个人音响，“它要完全实现，要拥有任何社会意义，生产必须连结到消费（Du Gay et al.,）”

（2）其次，技术最好是诠释为一个过程（随身听基于顾客的使用而持续升级），随身听的两项教训（第二组耳机插孔和不明显的耳塞）提示了SCOT的两点修正：①相关社会群体可能比通常所预设的还要众多；②技术封闭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稳定可能只是暂时状态。

（3）最后，杜盖伊等人（Du Gay et al.,）的文化回路，提供我们一个有用的架构来理解技术成功。一项技术如何在线、依附于它的认同、它的生产条件、它的使用性质，以及影响分配与消费的各种时间，将一个物质事物转变成为有意义的文化人造物。在这个过程中，它有用地对抗了旧的文化工业论证（第二章有介绍），后者坚持文化是企业关切替我们生产出来的。

7. 如果计算机延伸了人类的心灵，那么随身听就给了它自己的音景（Du Gay et al.,1997，p20）特克尔的第二自我占据了一个第二世界。随身听则标志了感官生活的重大重组，弥补了城市生活的一般特质：视觉的首要性。

8. 齐美尔（Simmel，1969，p358）主张“在整个人类关系场域中，相互凝视代表了最完美的相互性”。他认为，如果回避了凝视，那么自我确认、自我否认、社会邻接和社会距离都会以不可知的方式改变。因为唯有在相互凝视中，人们才真正地向彼此展现。齐美尔（Simmel，1969，p357）也很清楚，我们的物体关系具有情感面向，我们对它们会有情绪和美学反应。

9. 随身听知识感官知觉的比率确实改变了，彼此瞥视的相互性，被布尔（Bull，2000，p191）所谓的相互性“听觉观看”（auditory looking）的“非反思性”凝视取代了。

10. 齐美尔认为听觉是最为民主的感官，总是一种超越个人的现象。但随身听终结了这种情况。随身听让聆听可以全然个人化。布尔（Bull，2007，p12）写道，听觉文化不再是被动而民主的。

11. 特克尔（Turkle，2006，p4）讨论了行动电话创造社会隐形的能力。

12. 陈（Shing-Ling S.Chen，1988）阐述了隐藏使用者的经验，她研究了40位大学生的日志（这些大学生被要求记录两个星期内的随身听经验），陈辨识出几个共同主题：个人音响有能力私人化与强化经验、满足情感需要、建构经验以及对他们施展控制。简言之，随身听似乎像一个自我全神贯注的设备。

13. 布尔（2000，p2）基于“没有关于人们每日生活经验之听觉性质的当代解说”这一事实，在伦敦划了两年时间针对个人和团体从事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以《声拒城市》（Sounding Out the City）矫正了这一点。他针对技术化经验的分析，聚焦于私人化聆听的众多意义。布尔（Bull，2000，p147）思考个人化音乐在视觉、社会交流与地方中创造出不对称性的能力。携带者可以用不同于周遭人群的感知方式来占有相同空间。个人音响影响了我们如何观看（及注意）其他人，我们如何与他们互动，以及我们如何思考我们的环境。随身听促成了不同的聆听、观看和生存方式。

14. 布尔强调一种“听觉认识论（auditory epistemology）”（Bull，2000，p163），他的经验研究让他可以建构出11点个人影响使用的类型学：

（1）环境控制：随身听使用者控制了他们听到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听。他们创造了一个世界。

（2）社会控制I：随声听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边界标志。使用可以作为一种“不要打扰”的记号。

（3）社会控制II：女性回应者特别指出，她们经常在公开场合收到不想要的（口语）关注。随身听可以将这些过滤掉。聆听者可以守着自己的设备。这也增加了携带者的满足和自信。

（4）内在控制：随身听经常用来阻挡负面的想法和感觉。它们用来创造正确的“头脑空间”。

（5）享乐主义：随身听协助追求愉悦，主要是可以耽溺于“我的时间”。

（6）审美主义：使用者会搭配音乐与心情和景观，以便创造“电影般的”经验。随身听协调了视线、声音和想象。

（7）叙事：个人音乐填补了生活的缝隙。特定音乐也连结到怀旧和个人记忆。

（8）陪伴：随身听对抗寂寞和孤立。使用者身边有一台随身听就绝对不会感到孤独。

（9）惯例增强器：我们有许多人过着例行的平凡生活；每周前往相同工作的相同通勤。个人音乐协助度过这段时间，它们令每日生活变得比较可以忍受。

（10）目的：个人音乐经常给予人们更多动力、能量和方向。大家用它作为激励因素，而且它们有时候（象是配合运动）协调了随附的身体活动。

（11）分享：随身厅不只是一种孤立的设备。使用者会与重要他人分享音乐，创造出两个人的亲密世界。

布尔的发现显示，我们认为随身听既是孤立的技术，也是培力的技术，提升了我们的身体与我们的感知能力。它们令我们成为其他东西，某种更多的东西。

连上你的自我：私人世界与iPod

1. iPod的容量和连结属性，使得随身听的“介中”叙事被iPod的“恒在”取代了（Bull，2007，p128）“iPod文化的核心信条是心情、声音与实践的细微管理”（Bull，2007，p148）

2. 其他人无关要紧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可以用机器来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技术取代了人。“愈来愈常出现的情况是，从第二样事无的角度来看，一个所谓的人其实代表了一样事物。例如，对自动柜员机而言，一个消费者就如同一张信用卡；对译码器而言，电视机的观看者意味了一个遥控器，诸如此类（Droit，2005，p124）”于是，iPod加入了一长串其他技术（汽车、随身听、行动电话、携带型计算机、个人数位助理）中介了公共空间（Bull，2007，p54）。

3. 声音围堵策略促成了“都市冷漠”；距离、排他性，以及断裂。这个相反的，温暖传达的是紧靠、包容性和连结。布尔提出了两者之间的逆向关系（虽然他称之为辩证）：我们的个人空间愈温暖，都市空间就越冷漠。挟着移动技术，我们连接了不在我们面前的其他人。我们忽视哪些在现场的人。有了手机，就至少有另一个人。有了ipod，你就与自己产生了连结（Bull，2007，p85好的

从我们的空间到我的空间：公共生活的私人化

1. 齐美尔（引自Schivelbusch，1986，p75）指出：在巴士、火车和街车于十九世纪发展以前。人们不太可能一次看着对方几分钟或几小时，或是被迫这么做，却没有彼此交谈。

2. 阅读成为当时旅客的常态，这种行为会损及与同行乘客之间的沟通。谈话和社交衰退了。希维尔布施（Schivelbusch，1986，p67）称之为“感知与沟通的解离、分散和琐碎化”。

3. 对于（技术物）这种筛选实作的觉察，滋生了另一波精巧装置的批评者。他们接受我们与事物产生关联，但他们主张我们这么做危及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技术代替了人类同伴。结果，公共生活就衰微了。成问题的，既是社群的衰微，也是不受拘束个人主义的崛起。

4. 技术创造出新式的连结性社交。它遭到谴责，指其松开了社会纽带，以更脆弱的关联网络取而代之（Bauman，2003），标志是它们的抛弃式“直到进一步通知特质”（Bauman，2002，p153）。中介社会关系的最极端形式，只需要按一下鼠标。

5. 德波（Guy Debord，1994）也认为汽车和广播是孤立的技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p.xxiv）在他讨论社会计算机化的前言中，断言我们都生活在“社交的云端”。吉鲁（Henry Giroux，2007，p36）主张，掏空的“鬼魅社交”正在流行。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2008，p47）生成近来“人人都是一座岛”。史瑞夫特（Nigel Thrift，2005，p131）则提到了“大量个体化的趋势”。这里讨论的所有精巧装置，都促成了这些现象。细川周平（Shuhei Hosokawa，1984，p170）指出“随身听显然对应了‘单一’的自我位置”；布尔（Bull，2007）描绘iPod众多意义的同时，坦言它的一项讯息是“拒绝共享空间”。使用者占有的是另一个声音领域（Bull，2007，p21）。我们再度发觉自己置身于“非空间”（Auge，2008）

6. 根据麦克卢汉负责的媒体法则，我们可以说个人电子精巧装置强化了个人经验，取代了人际接触，重获自主性与控制程度，而且如果推到极致，它们就废弃了公共生活。但是，容许公共生活私人化的技术，也可以用来导向私人生活的公共化。社交网络网站、部落格等，标志了内向引导式存在的终结。这些网际网络技术让我们可以在时间与空间中眼神自己。这一点结合上使用者经常将它们的公共性质误解为比较私人的东西，可能导向负面的意图后果。

7. 鉴于这些技术精巧装置的流行，你永远无法确定是谁在观看。再者，更便宜的数字化全球近用，以及更强大的软件，结合起来创造出恒久数位记忆的条件。每个想法和行径，无论多么鲁莽，一旦贴了文，就会一直留在上面。在今日的网络化世界中，你总是伴随着一个历史性的自我，也就是迄今为止你的资料痕迹（Mayer-Schonberger，2009，p1-2）

结论（全文）

技术，诚如特克尔 （Turkle, 2005, pp. 18-19） 告诉我们的，改变了思想和行为，我们对于自我和他人的感受，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联方式。这里讨论的所有设备，都具有涉及这些变迁的性质。特克尔（Turkle, 2005, p. 1 5 ）描述个人计算机是边缘或阈限物体，介于无生命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它似乎改变了的关键事物之一，是公共/私人的区分。陈 （Shing-Ling Chen, 1998, p. 256）称随身听是“暧昧的技术”，对钱伯斯（lain Chambers ）而言则具有“诡异性质”（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142）。贝利 （Stephen Bayley）更直截了当。它是个“讨厌你机器”（sod-you machine）（引自 Morley, 2006, p. 39 ） 。

我们在这一章的开头，是讨论精巧装置的不同伟大理论家的话。他们认为精巧装置是我们时代的标志，而且完全会造成伤害。技术有负面效果。欧威尔（Orwell, 1961, p. 321）反对这种立埸，指出我们绝对不该混淆了技术能做的事情，和它实际上用来做的事情。这引导我们迈向堪称技术最重要却最罕见研究的面向：人们拿技术做什么（Pinch and Trocco, 2002, p. 309）。特克尔（Turkle, 2006, p. 10 ）认为这是技术的内在史。努赛尔徳（Andre Nusseldei; 2009, p. 22 ）称之为“技术作为决断力”，他认为这是“技术最困难且『隠匿』的面向”。生产者永远不会彻底编码技术的意义。唯有使用的经验研究可以揭露技术的隐匿面向。这带领我们从产品遮向实作。

这类研究产生的立即洞察是，基于好/壊二元分立的工具性技术取径，极其不适当。技术不只是对人群发挥作用，人群也不只是拿技术来用。我们和技术之间具有情感性的关系。杰德（Jade）告诉布尔 （Bull, 2000, p. 35） :“它有点象是另一个人。你可以跟它有关系。你从它那里得到东西。它们和你一样 ，分享相同的东西。你跟它有关系，好像它是另一个人”。11岁的法拉（Fara）对于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机器人齿轮（Cog），也有相同看法。“它不像玩具，因为 你无法教一个玩具；它比较象是你的一部分,你知道的，就是你喜欢的某种东西，有一点象是另一个人，象是婴儿”（Turkle, 2005, p. 293）。探讨科技的其他经验研究显示，我们的各种精巧装置都有类似情形，从我们与之互动的东西中迸现出人们 （Michael, 2006, p. 152）。因为这些原因，特克尔 （Turkle,2003）指出，我们认定我们的精巧装置是同伴，而非工具。我们需要学习“将我们自己看成不是分立的，而是与我们的设备成为一体”（Turkle, 2006, p. 1 6 ）。毕竟，它们中介了我们的世界经验。它们影响了行动与偏好，而且与精巧装置批评者的意见相反，这些影响经常是正面的（Du Gay et al„ 1997, p. 93）。

个人计算机、随身听和iPod使用的研究，都显示了它们的培力性质（Bull, 2000, pp. 76-81; Bull, 2007, p. 21; Du Gay et al., 1997, p. 93; Hosolawa, 1984, p. 166; Turkle, 2005, pp. 84-6）。这来自它们促成的新控制水平。有了它们，我们不再是一个共享世界的占居者，而是我们自己的世界的作者，虽然方式颇为有限。我们需要留心有关社会阶级和文化资本的议题。要能接受它们的培力，我们必须负担得起，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它们。特克尔（Turkle, 2005, pp. 143,174） 指认个人计算机是受使用者指挥的世界。随身听则被指出可以协助管理心情（Du Gayetal.,1997, p. 21）、经验（Chen, 1998, pp. 259, 269）、社会关系与社会场合（Bull, 2000, pp. 180-1）。它被有效地用来作为一种抵抗城市物质组织的模式。一位女性告诉《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当我听着随身听的时候，我不只是不理睬外界。我也替环绕周遭的风景打开了配乐”（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93）。这与细川（Hosokawa, 1984, p. 166）将随身听指认为“都市策略”一致。布尔（Bull, 2007, p. 129）写到iPod的使用：“它容许前所未有的心情，环境与声音的细致管理，容许成功管理自我，度过使用者一天里的各种偶发事件”。

在通俗说法中，新技术甚至更加培力，虽然有关（经济和文化） 资本的论点依然有效。Web 2.0与象是脸书、Linux、MySpace、第二人生 （ Second Life）、维基百科 （ Wikipedia）及YouTube这类软件带来的惊奇，提供了创造和表达的无限新 可能性：部落格、便携摄影机和原始内容、家庭影片、混搭、播客。这些是全球化的社群和协力。我们是点对点的对等网络（peer-to-peer），而非企业对消费，是创造美丽新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数字化就是民主化。基于这些理由，“你”成了《时代》杂志的2006年度风云人物（ Grossman, 2006）。

我也需要进一步讨论技术的影响力（valence）。技术不仅牵涉培力和控制'它们也涉及感觉。陈 （Chen, 1998, pp. 263,272） 的随身听研究揭示，它是一个“情感激励器”。使用者从外部世界撤回情感能量，然后在自我之中释放情感。大学生使用者的日志也显示随身听有助于扩大感觉，以及中介和维持心情。无聊时刻变得有趣，孤独者得到了陪伴。换言之，这个设备用于协助建构经验。布尔 （Bull, 2000, p. 43 ） 的研究也显示，随身听“被当成策略性的设备，用来管理和改变思考、感情和决断之间的关系”（ Chow引自 Du Gay et al„ 1997, p. 138）。以特克尔（Turkle, 2005, p. 36） 的说法，个人计算机、随身听和iPod都是“召唤性的物体”。

好几位理论家已经辨认出与技术问题有关的一个现代性的情感问题：我们与周遭的断裂。这种个人化倾向被视为威胁了社会纹理。这里讨论的所有技术性精巧装置，都是涉及私人化的设备。它们全都提供使用者他们自己的存有泡泡。特克尔（Turkle, 2005, pp. 92, 1 2 6 ）观察个人计算机创造出分离世界的潜能。她承认，“计算机提供的满足基本上是私人的”（Turkle,2005, p. 164）。陈 （Chen, 1998, p. 263） 提到随身听的使用是“电子自恋”，杜盖伊等人（Du Gay et al., 1997, p. 20 ） 说 ，使用者遁入一个“第二世界”，细川 （Hosokawa, 1984, p. 177）指称这个世界是“秘密剧场”。随身听使用者报告（事实上是想要） 的普遍感觉，是“社会隐形” （ Bull, 2000, pp. 78-81）。布尔 （ Bull, 2007, p. 23 ） 同样认为iPod是一种“分离的技术”。这些议题也会随着其他移动设备而出现。例如手机的经验研究，显示它们是情感性的物体（Vincent, 2005），扰乱了公共与私人的标准思考（Hoflich, 2005）。

特克尔持续追踪我们的通讯精巧装置的演变，从早期的家庭计算机、电子邮件以及第一个虚拟社群，到随后的移动技术、实时通讯和社交网络网站。连结性是常规。这项技术总是在场，而且总是在我们身上。第一代计算机可以说是投射，是第二自我，后来的技术创造一种新的“系连”（tethered）自我。或许针对这一点说得最好的，是一位黑莓机使用者告诉特克尔（Turkle, 2006, p. 13）的，“我瞄一眼我的手表来觉察时间；我瞄一眼我的黑莓机来取得我生活的意义”。实际上，我延伸自我到这些通讯设备之中。罗特曼（Brian Rotman，2008，p81） 同意这个看法。他主张“改变西方文化地景的技术巨变，深入了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精神而发挥作用”。

新中介形式和新通讯网络创造出来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网络化的自我”。技术让我们以不同方式做事。于是，或许比较合适的说法是有一种改变了的社会性，对应于正在减弱的社会性。钱伯斯正好掌握到这一点，他写到随身听给了我们一种不同的城邦概念（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142 ） 。这种其他出路可以描述为共同地方转变成为社会集合空间，而其中的连结与共同在场脱离开来。邻近人群之间的关系，没有像中介的经验那样受到重视（Bull, 2007, p. 54）。不像精巧装置批评者可能会说的“主体性的单向度崩解”（Bull, 2007, p. 23） ，相反，“我们正在见证一种新社会性形式，在其中，我们物质身体的孤立显示的不是缺乏连结，反而可能是连结的先决条件”（Turkle,2006,p. 3）。

进阶读物（全文）

卡普兰（Douglas Coupland, 2010）的《麦克鲁汉:你根本不懂我的著作！》（Marshall McLuhan: You Know Nothing of My Work!） （New York: Atlas & Co.） 提供了麦克鲁汉思想的古怪新介绍。以麦克鲁汉（McLuhan, 2005 ）的《理解我：演讲与访谈》（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Cambridge, MA:MIT Press）来补充这本书，也很合理，这本书收录许多有关技术的文章，包括〈电子时代的人类未来〉（The Future of Man in the Electric Age） 和〈预测经由网际网络的沟通〉（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via the Internet）。麦克鲁汉启发了大量有关媒体生态的著作，也就是将技术视为环境的研究。波斯特曼 （Neil Postman） 的学术研究在这方面非常重要。参考他的1985年著作《自娱至死：演艺事业年代的公共论述》（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按 : 台湾版译为《娱乐至死》） （New York: Penguin），以及他的1993年出版品《技术垄断：文化屈服于技术》（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 New York: Vintage Books）。富勒（Mathew Fuller, 2005 ）的《媒 体 生 态 》（Media Ecolo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提供了这个主题比较新的讨论。

有关工作场所早期计算机使用者之信息社会阴暗面的文选，可以参考“处理世界”（Processed World ） 网站：http//www. processedworld.com/

要升级我们有关技术理论的讨论，并进入网络化世界，推荐以下几本书 ：盖洛威与崔克 （Alexander Galloway and Eugene Thacker; 2007）的《开拓：网络理论》（The Exploit：A Theory of Network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与 福赫斯 （Christian Fuchs, 20 08）的《网络与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理论》（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New York: Routledge） 。《开拓》是明尼苏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的电子中介（Electronic Mediations）书系第21部 。这个书系的其他书籍也值得参考。

吴修铭（Tim Wu,2010）的《总开关:信息帝国兴衰》（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按：台湾版译为《谁控制了总开关？》） （ New York: Alfred Knopf） ,追溯了信息技术的长期命运。他主张信息科技倾向于从私人嗜好转变为公共产业，从业余奇巧装置变成运作顺畅的机器，以及从开放系统变成受到严格企业控制的系统。他在电话、无线电、电视、电影，以及或许现在是网际网络中，观察到这个模式。

维寇尔（D・E. Wittkower, 2008）的《iPod与哲学：电子时代的象征》（iPod and Philosophy: iCon of an ePoch ） （Peru, IL: Carus）汇集了专长为哲学、传播与文化研究的各种作者。值得注意的是, 布尔 （Michael Bull）未曾被提及。书中章节包括 〈iPod故我在〉（iPod Therefore iAm）、〈iPod 无懈可击的 白色〉（The Unbeatable Whiteness of the iPod ）和〈移动俱乐部: iPod、孤独与社群〉（Mobile Clubbing: iPod, Solitude and Community）。

麦可 （Mike Michael, 2009）近期针对行动电话使用的社会学研究，参见〈“乡村行动电话”：论技术自然的某些反讽空间性〉（"The-Mobile-Phone-In-The-Countryside": On Some Ironic Spatialities of Technonature ） ， 载 于 D. White and C. Wilbert （eds） Technonatures （Waterloo: Wilfred LaurierUniversity Press）, pp. 85-104。

特克尔（Sherry Turkle, 2011）的《在一起孤独:科技拉近了彼此距离，却让我们害怕亲密交流？》（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 New York: Basic）完全以更悲观的观点，替换她早期对于新技术的乐观主义。在这本书中，她主张许诺连结的“社交”媒体 ，反而倾向于制造更多孤独。

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 2010） 的 《脸书效应》 （ The Facebook Effec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如其副标题所示，尝试提供“连结世界的公司的内部故事”（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 ）。Nicole S. Cohen撰写了脸书的政治经济学，见于2008年春季号的《民主公报》（Democratic Communique） , vol. 22, no.1。

《计算机中介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是有关部落格电子邮件、简讯服务和社交网络网站等主题的最新论文的好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