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复习提纲(五)
第十六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一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意涵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审视,所谓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指代表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体现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那些主要的思想观念。
民族精神——广义地讲,就是指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就其性质而言,它是一种伟大的卓越精神。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它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传统——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和思想要素的、前后相继的,至今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风尚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
文化传统——就是受特定文化类型中价值系统的影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逐渐形成的、全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难以移易的心理和行为习惯。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体系包括:
以人为本 刚健有为 贵和尚中 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一、天人合一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之一,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1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天人合一远在先秦时期就已经产生;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天人合一是由北宋著名哲学家张载提出来的。
1) 西周时期,天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载,天人关系其实就是神人关系。
2) 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将天地与人事联系起来,反映出了天与人可以相通、可以按照同样的法则运作的思想。
3) 战国时期,《易传。文言》里提出了“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合一思想。所谓天地合其德,是指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4) 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两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 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思潮,几乎为各派别的思想家所接受。张载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在张载看来,世界的本原是太虚之气,人与天地万物都由气构成,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由气构成,气的本性也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观点,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物质性的气。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统一问题,或者说是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问题。
2、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的辩证思考。根据这一思想,人不能违背自然,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去改造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
另一方面,自然界对于人类,也不是一个超越异已的本体,不是宰割人类社会的神秘力量,而是可以认识、可以为我所用的客观对象。
天一合一思想,对于解决当今世界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二、以人为本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用中国传统方式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
人本主义思想的确立,不仅有助于人们合理地对待人与神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有助于抵制宗教神学。
道德人本主义——这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人本主义,可以称为道德人本主义。道德的人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文化总是把人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把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体道德精神境界的升进,寄托于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地位,对于人的精神的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它以道 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用道德自觉抵制宗教强制,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只强调个人的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人具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与现近代西方面资产阶级人本广义还有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三、刚健有为
刚健有为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是中国人的积极的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1)孔子已经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他十分重视刚的品德。他说“刚毅木讷近仁”。
2)《易传》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作了概括的经典性的表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健动不止,生生不已,人的活动乃是效法天,故应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对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盛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而且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如外族入侵、政权易的手之时,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刚键自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作为刚键自强思想之重要表现,是坚持独立人格的思想。
四、贵和尚中
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由此形成显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1、 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2、 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
重和去同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容纳不同意见,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的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道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道教合一,以至于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世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尽管其间经历了种种艰难曲折,中国文化在各种不同价值系统的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冲击碰撞下,逐步走向融合统一表现了有融乃大的宏伟气魄。
在民族价值观方面 ,中国文化素以礼仪道德平等待人,承认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
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中——指事物的度,即不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狷。
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做事不走极端,着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扩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第三节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功能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一、 民族凝聚功能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民族凝聚的功能。文化基本精神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它可以超越地域、阶级、种族、时代的界限,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哺育着第一个中华儿女,使其凝为一体,同心同德地为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懈地奋斗。
我们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精神,还滋养出了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坚持和而不同的矛盾统一观,反对片面求同或乱斗一气,坚持统一,反对分裂。
中国千百年来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的形成,实际是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熏陶的结果,是它的折射。
中国文化基本精神还是增强并推动民族凝聚力更新的精神力量。
二、精神激励的功能
文化基本精神代表着民族精神,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体现,因此,它应该而且必然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健康的发展方向,能够鼓舞人民前进,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中,都具有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伟大作用。
1、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的精神,在两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2、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这种价值,首先是道德价值。中国历代都出现许多重修养、重气节、重独立人格的志士仁人,与传统文化精神的薰陶、培育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3、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激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价值整合功能
整合不同的价值,使其在中华一体的文化格局熔铸成为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又一功能。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发展起来的。这些特色各异的地域文化,几乎都蕴涵着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都有中华一体的文化认同意识。正是在这种共同精神的烛照下,多元发展的地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
价值观——是一种评价性的观点,它既涉及现实世界的意义,也指向理想的境界。具体而言,价值观总是基于历史需要,体现了人的理想,蕴含着一般的评价标准,形成一定的价值取向,外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并作为稳定思维定势,倾向、态度,影响着广义的文化演进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通过 对天人、群已、义利、理欲等关系的规定,逐渐展示了自己价值观念,并在儒、道、墨、法、佛诸派的价值原则中取得自觉的形态。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不同的价值观念相拒而又相融。
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累器的特点,这主要是儒家的价值取向而言。
第一节 天人关系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天人关系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价值关系,而天人之辨则成为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逻辑起点。
一、人文取向与人道原则
人是否应当超越自然状态?作为价值观的天人之辨,首先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1、儒家认为:
自然是一种前文明的状态,人应当通过自然的人文化,以达到文明境界。自然的人化意味着化天性为德性(形成道德品格)。儒家辨析天人关系,总是兼及个体,与注重群体的文明化相应,儒家一再强调个体也应当由自然的天性提升为人化的德性。
儒家以“仁”作为人道原则,首先要求对人加经尊重和关切。一切以人的利益为转移,在神学的形式下,人依然处于价值关怀的中心。
2、墨家
在天人关系上,墨家的看法与儒家固然存在着不少差异,但也有相近的一面。墨家对自然状态与人文形态作了区分。通过人的活动,人超越了自然状态中的动物,建立起文明的社会生活。这里内在地蕴含着化自然为人文的要求。如何使文明社会 的秩序得以稳定?墨家提出了“兼爱”的原则。兼受观念所体现的,同样也是一种人道原则。
在注重人道原则这方面儒墨的区别:儒家强调的“仁”,是以孝悌为本,它更多地受到宗法血缘关系的制约;墨家的“兼爱”原则,则超越了宗法关系,它所体现的人道原则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普遍的内涵。
3、佛家
儒墨所揭示的人道主义原则,在佛教那里也得到了某种回应。在论证成佛根据时,佛教常常强调人道胜于天道。人尽管也是宇宙中的一员,但其地位去高于其他的存在。佛都提出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道义,渗入了某种深切的人道观念。
4、在宋明理学那里,人道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理学家首先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
二、无以人灭天
在天人关系上,各家的主张:
1、在天人关系上,儒墨将自然(天)视为前文明状态,强调自然应当人文化,也就是说,自然只有在人化之后,才能获得其价值。
2、而道家认为:自然本身便是一种完美的存在,而无需经过人化的过程。
3、儒家一再认为人与禽兽之分作了严格辨析,要求由野而文;道家则将“同与禽兽”视为“至德之世”。表现了不同的价值趋向。
4、广义的天人之辨还涉及天性和德性的关系问题。儒家孟子一派认为德性即是天性的内容,荀子一派则认为德性是天性的的改造。相对于儒家注重天性的改造,道家更强调对天性的顺导。
三、力命之辨与人的自由
天人之辨内在地关联着力命关系问题。“天”的超验化,便表现为“命”。命其涵义大致接近于必然性。与命相对的“力”,一般泛指主体的力量和权能。作为天人辨的展开,力命之辨所涉及的,乃是人的自由问题。
1、儒家:主体和力量和权能首先表现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作为超越了自然状态的存在,人具有选择行为的能力,并能自觉地坚持和贯彻道德原则。儒家肯定了道德实践过程中的自主权能,这构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其历史影响极为深远。不过,儒家对主体权能的理解,往往与天命的观念纠缠在一起。人的活动超越道德领域,就会受天命的限制。从社会范围看,一定时代的政治理想能否实现,最终决定于超验的“命”。
2、道家:与主张“无以人灭天”相应,道家将“无为”规定为主体在世的原则。无为,既是对违逆自然的否定,又意味着接受既成的境遇。道家的天命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服从超验的天,成为主体的最终选择。
3、较之儒道对天命的设定,墨家和法家将注重之点更多地放在主体的力量上。对主体力量高度信任。
从价值观各自特点看,儒道徘徊于外在天命与主体自由之间,并表现出某种宿命的趋向;墨法则从不同的角度拒斥了“命”的观念,并对主体力量与权能作了较多的肯定。
第二节 群已关系的定位
天人之辨主要在主体(人)与外部自然关系上展开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由天人之际转向社会本身,便涉及到了群已关系。
一、修已以安人——儒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一方面,自我的实现是成人的前提;另一方面,主体又不能停留于成已,而应由已及人。正是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自我的德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完成。
群体认同的更深刻含义,是一种责任意识,作为主体,自我不仅以个体的方式存在,而且总是群体中的一员,并承担着相应的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孕育下,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价值传统,它对拒斥自我中心主义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对个体生命与个性自由的关注——道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相对于儒家,道家对个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与自然状态的理想化相应,道家所理解的人,首先并非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一个的自我,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道家将自我认同提到突出的地位。与儒家注重于德性的完善有所不同,道家对个体生命存在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不过,道家过份地强调自我认同,多少弱化了群体认同,他们强调保身全生,固然肯定了个体的生命价值,但对个体承担的社会责任却不免有所忽视。,很难避免自我与社会的对抗。
三、群体原则的强化——墨法两家在群已关系上的定位
儒家主张由成已而兼善天下,道家从自我走向个体逍遥。
1、墨家对群体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墨家的尚同思想,含有群体沟通之意。墨家虽然注意到了个体的社会认同,但将社会认同理解为服从最高意志,则又弱化了个体的自我认为和独立人格,在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则下,个体的价值被淹没在统一的意志中。
2、法家:群体原则在法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强调君权至上,是法家的基本特点。君权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代表了整体的利益。体现了整体优先的原则,但又表现出对个体的贬抑。
3、佛家:对群已的定位更为复杂,佛教以出家这修行方式,它所追求的是个人的解脱,表现出一种疏离社会的趋向。从这方面看,佛教淡化了个体的社会责任。但另一方面,佛教又主张自觉地普渡众生。表现出对群体关注的倾向。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重群体轻个体的原因:
综上所述,从群已关系上,儒家在肯定“成已”的同时,又较多地强调了对群体的认同;道家则更注重个体的自我认同,二者分别突出了价值观上的群体原则与个体原则。随着中国文化的演进,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念、法家的“废私”主张等相融合,不断得到强化,并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作为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群体原则确实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内容,但它的过分强化,也有负面的作用。在群体观念下,个体的存在价值,个性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正当权利等,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确认。道家虽然提出了个体认同的要求,但其要求一开始便包含着自身的缺陷,因此注定只能是一种微弱的呼声,而难以得到普遍的回应。这样,中国传统价值值系便不可避免地具有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
第三节 义利与理欲:价值观的深层次展开
从价值观上看,义利之辨首先关联着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以及二者的相互关系。
一、“义以为上”的道义原则——儒家的义利定位
辨析义利,是儒家的重要特点。根据儒家的观点,义作为当然之则,本身便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上”。儒家往往将义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当然,儒家并不弃绝利。按儒家之见,利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上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但对利的追求始终必须处于义的制约下。
儒家突出义的普遍制约,反对唯利是求,这对于避免利益冲突的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确实有积极意义。然而,“以义制利”的要求与“义以为上”的观念相结合,往往又导致了对功利意识的过度压抑。常常容易弱化社会激活力量。
二、墨家的义利定位——功利的取向“义,利也”
和儒家一样,墨家对义十分注重。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但墨家更侧重于义的外在价值。照墨家看来,义之所以为贵,主要就在于它能带来功利的效果。“义,利也”。
较之墨家,法家赋予功利原则更为极端的形式。按照法家的看法,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以利益为纽带。法家对义则采取更直接地持取消和否定的态度。
义的摒弃,功利原则便成了唯一的范导原则。群主冶国,也要利用人们趋利的本性,以功利作为激励手段。
但是,以功利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必然导致功利意识的过度膨胀,并使人的价值追求走向歧途。
三、理欲之辨的价值意蕴
义与利的关系往往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即所谓理欲关系。
1、儒家:与肯定“义以为上”相联系,儒家更关注理性的要求。儒家追求所谓“孔颜之乐”,它的核心是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想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但是,儒家的这种价值追求,同时又蕴含着“理”与欲之间的某种紧张。宋明理学更是将二者的关系趋于极端。“存天理,灭人欲”。
2、墨家:墨家崇尚功利原则,而所谓利,往往又被还原为感性要求的满足。在墨家那里,感性原则功利原则是融合为一的。然而,墨家在确认感性原则的同时,对人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往往又不免有所忽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造成了“理”与“欲”的紧张。
第四节 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
不同的价值目标正是通过人格理想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态
一、内圣的追求——儒家的人格理想
人格的完善,是儒家基本的价值追求。儒家注重的是人格的内圣规定。内圣首先表现为善的德性,而善又以广义的仁道精神为其内容。除了仁德之外,人格还包括“知”的规定。内圣在某种意义上即表现为仁与智的统一。
从人格取向看,所谓外王,是指治国平天下的事功。
二、道家的人格理想
相对于儒家之注重“善”,道家更多地赋予理想人格以“真”的品格。其人格典范也被称之为“真人”。人格上的真,首先表现为合于自然,在道家看来,理想人格并不是自然的对立物,相反,他总是融入天地中,与万物为一体。按道家的看法,人格的追求并不表现在以普遍的仁义规范来塑造自我,它的旨趣在于尊重自我的个性,并使之得到真实的流露。
第十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一、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
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
二、从开眼看世界到师夷长技
第二节 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艰难历程
一、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
二、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
三、观念层面文化变革
第三节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一、西方文化的冲击
二、传统文化的内在活力因素
1、经世思想
2、变易思想
3、民本思想
三、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四节 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近代文化论争
内圣外王——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
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十九章 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新文化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二、探索过程中的失误和曲折
第二节 八十年代“文化热”
一、社会主义改革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二、文化研究的巨大成绩
三、文化讨论中的不和谐音调
第三节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方针和道路
一、从“会通超胜”说到“古今中外法”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指导原则
三、中国文化的认同与适应
四、中国文化的综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