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复习提纲(四)
第十二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伦理道德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
第一节 传统伦理道德与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基础:一是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一体,即由家及国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与此相适应,伦理道德学说在各种文化形态中便处于中心地位。
1、中国哲学是伦理型的,哲学体系的核心是伦理道德学说,宇宙的本体是伦理道德形而上的实体,哲学的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所以说:西方哲学家具有哲人的风度,中国哲学家则具有贤人的风度。
2、中国的文学艺术也是以“善”以价值取向的,“文以载道”,美善合一,是中国文化审美性格的特征。
3、在传统科学技术中,伦理道德也是首要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科技的价值观是以“正德”即有利于德性的提升为第一目标,然后才考虑“利用、厚生”。
第二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一、传统道德规范与传统美德
传统美德——就是传统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本内核或合理内核。一般来说,传统道德规范或德目有两种:一是由伦理学家概括出来的,或者由统治阶级提倡并上升为理论的规范。二是那些虽未能在理论上体现和表述出来,上升为德目,但在世俗生活中得到了广泛认同与奉行的习俗规范。
所谓传统美德,是指那些自觉的或习俗的道德规范中那些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而且是古今一以贯之的,在现代仍发挥着积极影响的那些德目。
二、中华十大传统美德
1、仁爱教悌
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不仅在各个历史时期,在各种道德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在世俗道德生活中也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
“仁”——中国文化中,“仁”与“人”、“道”是同一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人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恻瘾之心”,即同情心。“仁”德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其根本是孝悌。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得到普遍的奉行。从而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
2、谦和好礼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义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有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中国人认为,礼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礼也是治国安邦的根本。礼同时又是立身之本和区分人格高低的标准。中国伦理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礼仪文化”。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礼”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出于对长上、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礼之运作,包含有“谦和”之德。礼之用,和为贵。
3、诚信知报
中国美德由于性善的信念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
“诚”即真实无妄,其最基本的含义是诚于已,诚于自己的天性。
“信”与诚是相通的品德。信之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
“报”即知恩思报。回报既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也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原理与机制。中国人早就有“投之以木瓜,报之以桃李”的道德教训。
4、精忠爱国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逐步凝结成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精忠爱国的浩然正气和民族气节。在中国社会中,家——家乡——国家是直接贯通的。中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作“祖国”,不仅是衣食之源,而且是情感之源,对其有强烈的依恋意识。爱国主义是爱亲爱家情感的升华。
5、克已奉公
中华民族由于家族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已奉公的美德。
6、修已慎独
修已——性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类尊严的强调与期待上。中国传统的伦理认为: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已”,只要安心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这种修养学说强调自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我,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已”。
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已,戒情恐惧。
修已慎独的修养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
7、见利思义
对义利关系的处理集中体现了中国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孔子强调“见利思义”。
8、勤俭廉正
中国人民历来就以勤劳节俭、廉明正直著称于世。他们以劳动自立自强,形成了热爱劳动、吃苦耐劳、诚实勤奋的优秀品质。与此相联系,中华民族又有尚俭的传统。
9、笃实宽厚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家,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的精神。
10、勇毅力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或者说是道德意志方面所体现的美德。
三、传统美德与典范道德人格
传统美德在历史上造就了各种道德人格,这些道德人格按照其体现道德理想的不同程度可分为圣人、贤人、仁人、大人、君子、成人、善人等等。
第三节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历史发展
中国传统伦理思思想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
一、它是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神精神互摄整合而形成的有机体,儒家、道家、佛家是其基本结构要素,其中儒家伦理是主流与主体。
二它随着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生长发育,在此过程中阶级性与民族性、时代性与普遍性交错并存,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相补相协。
一、中国伦理思相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孕育展开——抽象发展——辩证综合的辩证过程,它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先秦——汉唐——宋明)正相符合,体现了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的一致性。
1、先秦——中国伦理精神孕育展开阶段
1)在上古神话和《周易》中,我们可以大致发现中国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中国神话有三个重要的特点:一是崇德不崇力;二是惩恶扬善,善恶报应的信念;三是重天命而轻命运。《周易》建构了中国伦理精神的原初的哲学模式: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体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最初建构自己精神世界时的价值取向,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普遍和永恒的影响。
2)西周确立了一个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伦理秩序和意识形态,这就是周礼。周礼成功能将氏族社会的原理转换为文明社会的伦理政治秩序,为日后中国社会建立了伦理生活范式。
3)春秋时,孔子站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折点上,通过对春秋以前中国文化成果的总结,成功地对中国社会的生活秩序进行了伦理化、道德化的提升,创造了以礼、仁、中庸为内核的伦理思想体系,为儒家伦理提供了一个基础。仁是孔子对中国伦理学最突出贡献,是中国伦理精神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标志。
2、汉唐——中国伦理思想的抽象发展和大一统、封建化阶段。
这一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与文化选择的能动性相结合的过程又可分为三个小阶段:
1)两汉儒学
秦汉之际,《礼记》成书,由此作为日后中国伦理精神生长的元典和本体的《四书》伦理体系事实上已经形成。董仲舒伦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伦理精神的封建化和抽象化的统一。董仲舒以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成为不可动摇的名教或礼教。
2) 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荡,中国化理精神系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玄学伦理。玄学伦理是试图把儒道结合以克服人的精神和伦理生活中的矛盾的一种努力,其特点是“托好老庄”,用道家的“自然”对价值对儒家的“名教”进行评判。
3)隋唐佛学
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的虚幻形式克服了传统伦理中“德”与“得”,道德与命运的内在矛盾,在基本精神取向上又与儒家伦理契合。
3、宋明理学——中国伦理思想辩证综合阶段
程朱理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
二、中国伦理学的结构和基本原理
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礼”的法则,“仁”的原理,修养精神,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
礼是中国文化人伦秩序与人伦原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概括,可以说,中国伦理的秩序就是“礼”的秩序。
中国人性思想有以下特点:
1)第一,强调人禽之分,突显人的尊严。
2)人格均等,人人可圣。
3)修身养性,向内探求。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宗教
中国古代宗教所包甚广,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到夏、商、周时期的天帝崇拜;从长期以来存在于民间的尊天、祭祖、拜鬼神到汉魏以后广为流传的佛道二教,凡此均属于中国古代宗教。
1、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宗教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人对某种超自然力量的盲目信仰和崇拜,这使得它与象征人类文明之理性、理智等相当程度上是对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说宗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呢?
1)从宗教的产生上讲,
2)从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看,更与各种文化现象结下了不解之缘。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
2、中国远古宗教
与世界上许多地区和民族一样,宗教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国就出现过自然神,崇拜、动物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原始的宗教形式,其中尤以自然神崇拜和鬼魂崇拜最为盛行。
自然神崇拜——就是把诸如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等自然现象神化,进而把它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加经崇拜,祈求它的保护和赐福。
日神崇拜在中国古代诸天神中曾经具有“群神之首”的地位。这与太阳对人类生活有着直接和强大的影响有关。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人,既需要太阳的恩赐,又对其变化感到神秘莫测和无可奈何,渐渐地把它作为一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对它顶礼膜拜。这样,与人类生活着密切关系的太阳,就成为人类最先的崇拜对象。
鬼魂崇拜——其理论依据是“灵魂不死”说。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由于不能解释做梦、生死等现象,错误地认为有一种独立于身体之外或不随形体的死亡而消失的精神实体——灵魂,由于这种录魂不会死亡,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超人的能力,原始人既惧怕受到它的危害,又希望能得到它的恩赐,久而久之,不死的鬼魂成为远古人普遍的崇拜对象。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人们又总认为自已的亲人的鬼魂或自己部落首领的鬼魂最能保护自己,慢慢地,对一般鬼魂的崇拜又逐渐转化为对自己祖先鬼魂或本部落首领鬼魂的崇拜,由之渐渐演化出祖先崇拜。
第二节 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化
从历史渊源上说,道教是从古代的鬼魂崇拜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不仅仅是鬼魂崇拜,而是渗杂了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和黄老道术而成的。故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有三:一是中国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是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三是秦汉时期的黄老道。
一、道教的创立及其历史发展
创立时间:道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独立宗教,是在东汉时期。东汉顺帝年间,沛国丰人张陵学道于鹤鸣山,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24篇,自称出于太上老君的口授,并依据巴蜀地区少数民族地民间信仰,创立了道派。因入道均须交五斗米,故称“五斗米道”。五斗米道主要是教人诲过奉道、以符水咒语治病。此派教徒尊张陵为天师,故又称“天师道”。
太平道——东汉时期道教的一个教派。此派由巨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的基本思想是以黄老道和《太平经》的学说为中心,主要信仰咒术和内省治病。
道教在魏晋时期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东晋时葛洪从神仙方术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了道教的丹鼎一系。其代表性著作是《抱朴子》。《抱朴子》分内外二篇。内篇言神仙方药、鬼神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去祸,属道教。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抱朴子》是儒道并举之书。在神仙方药上,葛洪崇尚金丹轻举,讲究药物养生,认为世人通过修炼吞丹而得道后,可不死而登仙。
南北朝时,道教的最大发展是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寇谦之原系北魏嵩岳道士。自称太上老君授予天师之位,命其改革、整顿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税钱,及男女合气之术”,而改为“专以礼拜求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炼”。寇谦之的改革,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宗教变成官方宗教。加之他确实革除了道教某些弊病,并制定了许多新的科仪,因此“自是道业大行”。
唐宋后,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形成了讲究符录为主的“正一道”。正一道崇拜鬼神,注重符篆。以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为宗旨。与别的道派不同,信仰“正一道”的道士可以结婚。
唐宋之后道教的另一大派系是“全真教”,。“全真教”与正一教相反,反对符篆,排斥咒术,而倡儒释道三教合一,注重“识心见性”的内修真功。它在宋元时期是道教中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一个派系,其思想深受儒家和佛教的影响,进入明清后衰落。
二、道教的信仰特征和基本教义
1、道教的基本信仰是“道”。道是宇宙万物之本原,同时又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道教信仰的最高神——三清尊神,也是道的人格化。
三清尊神——元始天尊(象征洪元),灵宝天尊(象征混元),道德天尊(象征太初)。
2、道教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道教认为,通过修道,使人返本还原,与道合一,就可以成为神仙。道教所说的神仙,不但指灵魂常在,而且指肉体永生。因此,长生久视、全性葆真就成为道教的一个基本教义。
3、道教修炼的方法
丹鼎派、全真教认为:通过内修、炼养,便可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目的;
符录派、正一道则诊断符录咒语、科仪斋醮要可以禳灾求福、祛病延年。
具体修炼的方法有一系列的道功、道术。
道功——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虑、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
道术——指修命固本的具体方法,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神丹、药饵服食、符录斋醮等。
三、道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1、道教与古代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中不少学科(如化学、医学)与道教关系十分密切。
1)道教与化学:为了得道成仙,道教徒们采用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就是服食丹药。为了制作丹药,道教徒们写了许多炼造金丹的书,做了话多炼丹的实验,正是这些炼丹理论和实践,翻开了中国古代化学史重要的一页。
2)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道教炼丹家往往兼攻医学和药物学。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景弘对药物学造诣颇深。他所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等,对中国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都有重大的贡献。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也精于医药,著有《备急千金方》。对于药方之制作方法、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对于今天的药物学和中医学治疗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道教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
仅就小说一系言,从六朝至于宋明,许多作品都深受教道的影响。如六朝的志怪小说,其中不少作品是专为道教而作的。六朝以后,以神仙道教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很多。如唐代的《枕中记》,宋代汇编成书的《太平广记》、明代的《四游记》。唐诗中李白写了不少与道教有关的诗作。
3、道教对于中国古代民俗的影响尤为广泛。有些影响至令延续。例如: 对城隍、土地、灶君之崇拜和祭祀,几乎遍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乃至各家各户。门神、灶马、桃符、等,均出自道教。
第三节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由于受到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及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隋唐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化的佛教。
一、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佛法之东传
1佛法的基本思想:可以用四个字加以概括,即“苦集灭道”。在佛教中也称“四谛”,谛者,真实不虚之义。“四谛”即佛教的四个最基本的道理或真理。
苦——所谓苦”,亦即“人生皆苦”、“一切皆苦”。除了生、老、病、死诸苦外,还有“求不得苦”(即欲望得不到满足之痛苦)、“爱别离苦”(即生离死别之苦)、“怨憎会苦”(即由于种种原因不得不与自己意气不投者一块相处之苦恼)、及“五取蕴苦”(由于把五蕴和合之假身执着为真实之存在所造成的种种痛苦)。
集——要获得解脱,首先必须弄清造成痛苦的原因,这就是“集”,“集”的本意是“招聚”或“集合”,意味“招致”苦难的原因。原始佛教认为,造成人生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烦恼”,而“烦恼”之最大者是贪、真、痴“三毒”。或叫在大根本烦恼。
灭——在原始道教看来,人生本身就是一个“苦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些“岸”也就是佛教所说的“涅般”或者“入灭”,即“四谛”中的第三谛“灭”。
道——要摆脱痛苦,必须掌握脱离痛苦的方法,此即是“道谛”。“道”者,道路、途径之谓也,亦即方法。佛教认为,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能出生死苦海,到涅般彼岸,进入一种“常乐我净”的境界。
2、佛教的修行方法
最主要的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等。后来这些修行方法又被概括为戒、定、慧“三学”。
汉明帝,既公元67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二、佛教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1、佛都东传之初,中国人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和接受佛教,、结果把佛教变成神仙方术的一种。
2、东汉末年,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传入和流布,佛经的翻译日渐增多,逐渐形成安译和支译两大系统。安译属小乘佛教,重修炼精神的禅法。支译属大乘佛教。
3、魏晋时,玄学与佛学合流,形成“六家七宗”。六家七宗又可概括为三个个主要派别,即心无、即色、本无。
心无派——即心无宗,其主要思想是从破除“心执”的角度去谈空,认为只要“心中无物”,即是空,至于外境外物的空与不空,可以不去管它。
即色派——包括识含、幻化、缘会、即色四宗。这四宗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否定外境外法的角度去谈空,认为一切外境外法本身就是缘会,,幻化而有,并非实有,因而都是空的。
本无派——包括本无宗和本无异宗。此二宗都以“本无”谈空,带有浓厚的玄学色彩。
4、进入南北朝后,中国佛教思想的主流逐渐转向佛性理论。
南北朝弘扬佛性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慧远、梁武帝和竺道生。 慧远和梁武帝的佛性说,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或“神不灭”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慧远以“法性”谈佛性,而些“法性”既是永恒不灭的精神,又是无所不在的“法身”,是把印度佛性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神不灭”的思想融合在一起的典型代表。竺道生大力提倡和弘扬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的理论和“顿悟成佛”思想,则深受中国传统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思想的影响。这一教义自南北朝后成为中国佛学的主流。
5、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时期的佛教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种佛性理论,但其思想内容却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注重心性。可以说,隋唐时期的佛教学说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性心性化,或者换个角度说,是把儒家的心性佛教化。作为中土佛教之代表的禅宗,更是全抛印度佛教之源头而直探心海。至此,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已发展为中国化的佛教。
三、中国化佛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1、佛教与中国哲学
自魏晋后,中国古代哲学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如魏晋之玄学,先是作为般若学传播的媒介,进而与般若学交融汇合,最后为般若学所取代。隋唐二代,佛学则成为当时社会势力极大的一个思想潮流。至于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受到佛教影响也十分明显。可以说,如果不懂得佛教的本体论论思维模式和“明心见性”的修行方法,对于理学就难于理解。
2、中国古代文化之冠冕——诗、书、画都打下了佛教的深刻印痕。以诗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无一不受佛教教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小说,其源即出自佛教之变文。是中国古代的诗、书、画,都很注重“境界”,而诗人“境界”与佛教的“禅机”多有相通之处。
3、流传于蒙藏等地的藏传佛教和流传于西南地区的南传小乘佛教,这两种佛教流派对于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也曾产生过极其广泛的影响。
第四节 三教交融与儒学的宗教功能
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具有强烈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的人文传统的理性主义学说。儒学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才使中国未曾出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有过的宗教全面统治时代。但这并不等于说儒学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和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的宗教功能。
1、传统儒学的宗教色彩(在天道观及修行方法上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
1)从思想渊源来说,儒家学说是夏、商、周三代思想的继续,而在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天神”观念。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是“人”的发现。他注重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但是,并不意味着孔子已经抛弃了“天”。实际上,孔子没有完全抛弃或打倒“天”,整个儒家学说都没有完全抛弃“天”的外壳。“天道”仍是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所以说,儒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宗教色彩。
2)董仲舒在“天人感应”理论下把“天”进一步神化、人格化,儒家的“天”又被宗教化了。董仲舒还把世间的一切,包括政治制度、伦理纲常等等,统统归结于“天”,把先秦儒家所建立的一整套正在逐步脱离宗教的政治、伦理学说,又重新神学化、宗教化了。
3)此外,传统儒学的宗教色彩还大量地表现在修养理论上。宗教式的主观内省,是儒家的一种重要的修行方法。孔子:吾日三省吾身。是通过内省内以上达天道的道路。
儒家修行方法的宗教色彩还表现在“慎独”的修行理论中。所谓慎独,即在只身独外、无人知晓时,也必须十分谨慎地使自己的行为举止符道德准则。这种修行理论在相当程度上事有“上帝临汝,无二汝心”的宗教色彩。
2、宋明理说具有一定宗教功能
由于南北朝后儒、释、道三教的不断融汇,由于儒家大量地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有关思维方法和思想内容,宋明理学(包括心学)把佛、道二教的许多思想内在化了,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
1)作为宋明理学理论纲骨的“心学”说,其最高范畴“天理”“天道”“本心”、“良知”等,思想蕴涵上,吸取了隋唐佛教的“佛性”论,从而使宋儒之“心性义理之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儒学化的佛性理论。
2)其次,由于宋明理学把心性本体化,其修行方法了逐渐地由修心养性转向禅宗式的注重证悟的“明心见性”。
3)此外,从思想内容上说,宋明理学家千言万语,无非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此“灭欲”说无疑具有强烈的宗教禁欲主义倾向。而理学家们所极力提倡的主观内省、“主静”、“居敬”、“半日读书,半日坐禅”等,更具有浓厚的宗教式面壁修行的色彩。
第十四章 中国古代哲学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外于核心的地位,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宗教的基本功能是由哲学来承担的。
第一节 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和思想传
在3000年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其中影响最在的,有四大思想资源和思想传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和宋明理学。
一、原始儒家
1)代表人物: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
2)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乐经不传,是为五经)《论语》《孟子》《荀子》和《礼记》中的《中庸》、《大学》等
3)原始儒学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儒家精神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也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
二、原始道教
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
经典:《老子》、《庄子》
思想:道家和儒家最终都强调个人与无限宇宙的契合无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与儒家努力尽自己的社会人伦义务不同和社会责任、积极入世、恪守礼教的主张不同,道家通过否定的方法,否定知识、名教、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包括儒家仁义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道家追求的自由是精神的超脱解放,不是指放纵形体的情欲。
三、中国佛教哲学
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主要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与道教相近,佛教智慧也用否定、遮拨的方法,破除人们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的执着,获得精神上的某种自由、解脱。佛教启迪人们空掉一切钻研追逐、攀援、偏执,破开自己的囚笼,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
四、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是儒道释三大资源与传统在宋明时期的新的综合。它以儒学为主干,融摄佛道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整个宋明理学将道德提高为本体,重建了人的哲学。理学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人”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对培养气节操守,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建立主体意志结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把道德自律、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扬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道德主体的庄严伟大。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境界
一、创化的宇宙,创造的人生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肯定变易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事实,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
对宇宙创化流衍的信念,实际也就是对人的创造能力的信念。在宇宙精神的咸召下,人类可以创造富有日新之盛德大业,能够日新其德,日新其业,开物成务,创造美好的世界。
总之,使人格向上发展,不离开现实世界又要超越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培养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哲学的真谛。
二、天人之际,性命之源
在天人关系上,中国哲学有“天人合一”的主张,也有“天人交胜”的主张。天人关系问题,是人在宇宙之位置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也即是人生之意义问题。
中国哲学家把人看作是“最为天下贵”者。所以,众多讲天人合一的思想家,都把人在宇宙中的卓越地位加以彰显。
三、人生境界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
境界——这里所说的界境,是中国哲学家追示求的理想人格之极至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一、逻辑分析辩证综合
中国哲学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一般来说,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儒家中比较推崇“名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丰富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
由于我们民族久远以来的生存方式及汉字语言等各方面的获得性遗传的缘故,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发达的是辩证思维和直觉体悟。
二、直觉体悟
《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式。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豸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及至。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起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等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
三、知行动态统合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偏重于践形尽性,履行实践。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在朱熹、王阳明和王夫之的知行观中,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哲学家的行为方式是理想与理性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统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第十五章 中国文化的类型和特点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伦理类型
半封闭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民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系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称为“德性文化”。它是一种德智统一、以德摄智的文化。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十分注重二者之间和谐与统一,几乎到了有一种伦理关系的地步。把天地看作父母,把百姓看作是兄弟,把万物看作是朋友。也就是说,把人伦观念,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这正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伦理型特点。
中国文化伦理型特征,主要源于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完善及其长期影响:
与世界各国不同,中国是在血缘纽带解体不充分地情况下,步入阶级社会的,从而形成了独特宗法制度。与之相联系,血亲意识,即所谓“六亲”、“九族”的观念继续构杨社会意识的轴心,而且其形态愈益精密化。经过历代统治者及其士人的加工改造,宗法制度下的血亲意识的转化为法律条文,更主要的是形成宗法式的伦理道德,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社会心理:
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人向来对血缘关系格外注重,其语言表现是亲属称谓系统的庞杂精细。与此相联系,中国人往往怀有浓烈的“孝亲”情感,在中国文化传统内,孝道被视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忠君、敬长、尊上等等,者是孝道延伸。正是孝亲的意识,使得绝大多数炎黄子孙不致成为“六亲不认”“无君无父”的宗教狂徒。从这个竟义说,纲常伦理观念淡化了宗教精神对国民意识渗透。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正是由于在尽孝、尽忠这两大伦理观念上有所修正,汉译佛典甚至伪造《父母恩重经》,阐发孝道,宣扬忠君,这才获得民众的理解,得以顺利发展。
作为社会心理状况的理论升华,伦理道德学说成为中华学术的首要重心。
伦理型文化积极意义:
1)在中国文化系统里,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伦理型文化对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也可以形成道德制约和严格要求。这种道德制约在缺乏分权制古代中国,所发挥的社会调节功能不可低估。
2)伦理型文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还能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风亮节。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特点
伦理型是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同时还包括以下的特点
一、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只有中国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诸方面。
1)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中国化,融入中国文化而成为其一部分。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佛教文化的传入和中国化。
2)融合力,是指中国文化并非单纯的汉民族文化或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汉民族文化基础上善于有机在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
3)中国文化的同化力,是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内在基础。在被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的各种文化中,唯有中国文化一种,历经数千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表现出无比的延续力。
中国强健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特殊地理环境提供了相对隔绝的状态,是其缘由
之一。而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明显的先进性多次“同化”经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反复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戏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4)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还表现在它具有历久弥坚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具体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二、重实际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
农业文化——整个文化的物质基础的主导方面和支配力量是在自然经济轨道上运行的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主体——农民,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再生产,成为国家赋役的基本承担者。这就铸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农业型物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具一格的“实用——经验理性”,如重农、尚农的社会共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包含循环与恒久意识的变易观念,等等。
三、以宗法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
由于氏族社会解体极不充分,使氏族社会的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大量积淀下来。另外,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的延续,村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细胞,而这些村社会又包含家庭宗族志邻里乡党两大网络,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了社会,进而构成了国家。这种社会结构给宗法制度、宗法思想的迁延、流播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在宗法观下,个人是被重重包围在群体之中,每个人要考虑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个人权力显得不那么重要。正是由于传统文化重家庭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因而总是强调个人在群体中的义务和责任,而忽略了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就使得“人皆可以为尧舜”这样道德平等意识仅仅成为一种理想,而“法制”在这样的系统之内也没有用武之地,这正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二重性。
四、尊君重民相反想成的政治文化
形成原因:长期运作于中国农业自然经济,是一种少有的商品交换、彼此孤立的经济。这种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极度分散的社会,需要高高在上的集权政治加以统合,以抗御外敌和自然灾害,而人格化的统合力量则来自专制君主。因此,国不堪二的尊君传统乃是农业宗法社会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农业宗法社会的正常运转,又要仰赖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的安居乐业,如此方能为朝廷提供赋役,保障社会 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社稷国家方得何全,否则便有覆灭崩溃的危险。因此,民为邦本的思起传统也是农业宗法社会必然产物。尊君和重民相反而又相成,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体两翼。
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本主义的区别
1、 产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是同维护封建统治的宗教神学相对立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由费尔巴哈提出的“人本主义”,是指抽去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把人仅看作一种生物学存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观点。
中国的民本主义植根于尚农、重农的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它与重农主义相为表里。孟子对民本主义作了系统的发挥。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主义同君主专制主义的关系是双重的。
五、摆脱神学独断的生活信念
1、摆脱神学独断的原因
1)同世界上任何民族一样,在中国的远古时代,也产生过原始的宗教以及对天命鬼神的绝对崇拜。但在殷周之际,中国人的宗教观产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就是西周开始的疑“天”思潮以及“敬德保民”的思想观念。在西周人的观念中,从宗法中产生道德,而道德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根本纽带。宗法道德观念的确立,使神学独断的观念削弱以至被摆脱了
2)与此相反,在印度以及欧洲,宗教的神或上帝、佛,是最高的信仰,是精神的寄托。而最高的善、生活的目标、人们的行为准则,都是从宗教的神的诫命或启示而来的。西方及印度文化中,道德来源于宗教神启,宗教的神是神圣不要侵犯的。
和欧洲、印度文化中的这种神学独断相比,中国文化显示了它的理性的一面。道德从哪儿来。儒道两家都作了回答。儒家的回答有两派。孟子认为:道德之善,来源于人的本性。荀子认为,礼义道德来源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陶冶。这种观点,比孟子更为彻底地摆脱了有神论的道德观。道家则认为“道”产生了天地万物,但又否定有人格、有意志的神。
3)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发展,坚持无神论的观点,不仅有科学家、思想家,也有文学家、历史学家,可以说形成了一种无神论的文化传统。如孔子在《论语》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
4)在世界各国历史上,都有地人类产生、人类文明的起源的看法。例如,广泛流行于欧美的基督教文化,认为文明世界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因此,在基督教文化中,“创造”一词中只属于上帝,而世界的文明来源于上帝的智慧。
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文明的产生有另外的线索。中国古代关于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的传说,大体反映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文明由渔猎到农业而后又进入更高阶段的进程。古代中国人在对于这个进程的理解上,不是依赖于“神”,而是依赖于“人”,不是依赖于超人的力量,而是依赖于探索和劳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先秦就具有摆脱神学独断的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未出现象欧洲中世纪基督神学占思想统治地位“黑暗时代”。
六、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核心,它表现在哲学、史学、教育、文学、科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乐以成德、文以载道,追求人的完善,追求人的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了鲜明的重人文、重人伦的特色。但是,在对于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方面,却受到忽视。
儒家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论语》有关自然知识的材料占有比较丰富的内容。但其内容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政治、道德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
儒家这种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16、17世纪近在自然科学在西方得到大踏步发展,而中国去落后了,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倾向,是一个原因。
七、经学优先并笼罩一切文化领域
经学传统——是指中国文化长期以儒家经学为主流,有着一以贯之的传统,形成了独自的特色。在中国古代,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他的学习兴趣与研究方向最终怎样,他首要任务就是学习经书。
而在西方,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虽然还带有综合性特点,但是已出现明显的学科分支,在数学、几何学、医学、物理学、生物学等方面,几乎都有独立的发展。
中国文化的经学传统,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
1、首先是是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广泛渗透。儒学在汉代后成为官学,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渗透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个领域。不论是史学、哲学、教育、科学、艺术、法律,无一不渗透着经学的影响。
2、在经学的影响下,科学未能充分独立。经学是一门笼统的学科,即就五经而言,就包含了人文科学及其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孔子就说过,读诗经,可以增加以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因此可以说,经学本身并不排斥科学,相反,儒学中的理性主义以及某些思辨方法,对自然科学甚至还有启发作用。但问题的关键是,经学以它自成一套的体系,凌驾于一切知识之上,无形中排斥了科学的独立。
经学传统对中国宗教的发展,也产生着一定影响。在世界诸文化中体系中,宗教都占着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宗教的影响相对而言就比较薄弱。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经学传统对宗教发展的制约则是显而易见的原因。由于以儒学为主体的经学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佛、道二教始终末能居于中国文化的主导位,中国历史上也就从未出现过像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居于国教地位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