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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二) 文化元素 (上)

2021-10-30 21:45 作者:虹彩舞夜  | 我要投稿


第一章“序言”部分被锁了,硬说这涉及“时政”了。研究文化,总是要有一些改变社会现状的理想吧?总是不可能只讲“风花雪月”吧?莫名其妙的审核规定。


        第一部分       民族志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上)



1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最明确的表现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这种感觉很容易被“家伙们”(the lads) (这是反学校文化分子的自称)表达出来。


[谈论教师的小组讨论会]


“他们能惩罚我们。他们的个子比我们大,他们代表的机构比我们的大,我们就是小混混,而他们是大人物,你就是要拿回自己的东西。嗯,我想这就是憎恶权威吧。”


“老师们觉得因为自己是老师所以就高人一等、厉害一些,但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普通人,不是吗?”


“就是作秀呗。老师们就爱干这些,忽的一下他们想让你把领带系好,诸如此类。你得应承他们所有的要求。如果他们想让你做件事,而你觉得这件事不对,你如果反对的话,你就会被带到西蒙斯[校长]那儿,或者挨顿揍,或者晚上多干点活儿。”


这种反抗包括对权威所支持的常规价值观的明显反抗。勤奋、谦恭、尊敬——这些都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解读。



2


职业规划导师说,“为什么你们没意识到你们的成长正使世界变得粗野?当你们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他们只会更糟。你们想过这个吗?”


这种反抗主要表现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无数细节中,已经成为这些孩子们日常生活中几乎仪式化的一部分,与学校制度格格不入,能够被老师们一眼识别出来。


老师们不得不成为精明的阴谋理论家。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热衷从“疑犯”中找出“真相”。他们生活在显而易见的阴谋中,尽管没有通过言语表达出来。这很容易使得很多老师整日提心吊胆。


当“家伙们”走进教室或参加集会的时候,他们总是相互点头示意,似乎在说“过来坐,和我们一块儿找点乐子”,脸上带着笑,斜眼瞅着老师在哪儿。这些小动作可能因为老师的命令或注视而停止一会儿,然后“家伙们”又四处走动,脸上摆出一副“老师,我只是刚好走过”的表情。


若再受阻止,他们总有一堆理由:

“老师,我得把大衣脱了。”

“谁谁谁让我去见他,老师。”


集会开始后,被同伴落下的孩子会从椅背上爬过去或者从礼堂的窗帘里钻出来,一路上踢着别的孩子,或者试图把别人坐的椅子拆散。


“家伙们”擅于节制,在激发正面冲突前收手。


教室里,他们扎成一堆,不断磨蹭着椅子,被问到最简单的问题时只会气呼呼地发出“咳咳”声,并不断在椅子上摆出各种坐躺的姿势。自习时间,有些人把脑袋靠在课桌上,想以公开睡觉来显示他们的不屑;有些人则背靠着课桌呆呆地盯着窗外或是墙壁。


教室里弥漫着一种漫无目的的桀骜不驯,满嘴托词和借口,让人难以抓住把柄。如果有人坐在暖气上,那是因为他的裤子被雨淋湿了;如果有人在教室里穿行,那是因为他要去拿纸写作业;如果有人离开教室,那是因为他要“像往常一样”去倒垃圾。教室里,窃窃私语声像不断拍打沙滩的海浪一样绵延不绝,滴溜打转的眼睛和夸张的口型间传递着鬼鬼祟祟的秘密。


当然,个体情况有所不同,而且不同的教学方式多多少少能控制或者压制住这种言行上的对峙。



3


但是,学校规则的遵循者——家伙们眼中的“书呆子”——态度显然不一样。这并不是说他们支持老师,他们支持的是老师这个概念。他们认同教育的正式目标,支持学校制度,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放弃了自己找“乐子”的权利——于是他们要求老师至少应该敬畏同样的权威。这与忠实信徒提醒牧师恪尽职责完全相同。


[和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一次集体讨论]


“好吧,我不认为他们现在足够严厉(……)我是指格雷西先生还有其他一些老师,比如格劳乔,连一年级的学生都能耍他(……)他们那些“家伙们”应当受罚,这样他们长大了才不至于厚脸皮(……)其他一些老师还行,你能和他们处到一块儿去。我是说像彼得斯先生那样,一开始上课每个人就会保持安静,如果你没做作业,你就必须回来做完。但也有一些老师,从第一年开始,他们虽然布置作业,但是如果你不做,他们也从不过问,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实际上,正是对直接权威的热情,并成为直接权威的同谋使他们 ——“书呆子”或“软耳朵”——成为“家伙们”的第二大攻击对象。


“书呆子”这个词本身就暗含着好学生在“家伙们”眼中的消极和荒诞。他们似乎总是听从,而从不行动:他们过得死气沉沉,顺从权威,毫无个性可言。耳朵是人体最不具备表达力的器官:它只接受他人的表达,苍白无力,易屈服于淫秽之语。


这就是“家伙们”对那些遵循学校教育正规理念的学生的印象。 关键是,“家伙们”不仅排斥“书呆子”,而且自认为高人一等。这种优越感最明显的显示途径也正是“循规生”恰好放弃的乐趣、独立和刺激:找“乐子”。



4


[一次小组讨论]


“我是说,他们(“书呆子”)的学校生活能记住的有什么呀?他们以后回顾现在,有什么东西可回顾呢?坐在教室里,坐到屁股冒汗,而我们可是……我是说看看我们能够回顾的东西,和巴基斯坦佬打架,和牙买加佬打架。还有我们对老师所做的恶作剧,我们以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的时候可是乐事啊。”


“第一、第二年,我学习真的很不错。你要知道我拿过两三个A呢。以前我回到家,我常躺在床上想:“啊,明天还要上学。”你理解吧,我还没做功课呢,对吧……“我还得把功课做完”。但是现在我回家的时候,很安静。我不用想任何事。我就对自己说:“噢,好极了,明天上学,会有乐子。” 你懂吧。”


“你想象不出来博克利泡妞回家,和她干上一场。”


“家伙们”特别爱在性方面展现相较于“书呆子”的优越感。“钻出你的壳”,“丢掉你的羞涩”,这是成为“家伙们”一员的一部分,这也是“泡妞”的成功途径。这是一种对老师和“书呆子”之间关系的扭曲反映。“家伙们”觉得自己和老师一样在优越性和经验方面在权威结构中占据了相似的位置,但是以一种不同的、反社会化的方式。



5


[一次个人访谈](乔伊)


“我们[家伙们]都泡过妞……有一天我们数来着,有多少人真正 和女人有过一腿,我们认识的孩子中那些真正有过一腿的,在五年级一百多个孩子中,我们好像只数出二十四个来,这才四分之一。”


“看看汤姆·布莱德利,你注意过他吗?我总是看着他,然后想:好吧,我们经历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烦恼,我们喝过酒,我们打过架,我们体验过挫折、性、憎恨和爱所有这些玩意儿,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过女人,他从没去过酒吧。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猜想是这样——我敢说,他如果干过肯定会来告诉我们——但是他从没有过女人,他从没喝高过。我从没听说他打过架。他对我们经历的那些情绪一无所知,这一切他慢慢等去吧。”


乔伊是公认的小头头,时不时喜欢扮演饱经沧桑的年长角色。就像以上访谈及别处所显示的,他也是个相当有洞见和表达能力的家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或许可能不足以使他成为典型的违反校规的工人阶级子弟。


但是,尽管乔伊可能不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子弟,但他无疑是他们的代表。他住在一个工人阶级社区,来自于一个以打架出名的大家庭,一家之长是个铸造工人。他离校时不会得到学历文凭,是老师们公认的惹是生非的学生——这更加深了“他有股那个劲”的印象。


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但他着力表达的那些经历只可能来自他亲身经历的“反文化”。他所描述的文化系统具有代表性、核心性,即使他以一种独特方式与这种文化关联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乔伊以自己的语言,并通过这个群体的调解,对本学年和本校的社会风景构建了完整的理解和看法。他认为信息会传到“家伙们”那里去,因为他们是这道社会风景的焦点。“公开反叛”的一个鲜明标志就是建立一套诸如此类的社会观点和评价系统。


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家伙们”所建构的非主流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老师们认可——至少是私下里认可。在教师办公室里,你常能听到年轻老师褒奖某些男生的男性魅力:“他实际上比我说的还要行。”


遵循学校价值的学生没有形成类似的社会图景,他们也没有发展出描述其他团体的暗语。他们对“家伙们”的反应通常是偶尔的畏惧、不安的嫉妒和普遍的焦虑,唯恐自己被牵扯进违纪的圈子,并对“家伙们”阻碍正常教学流程感到无可奈何。学校中的循规生接受了正式体制,放弃了其他人所享受的乐趣,这意味着他们期望学校体制承认的领导和教职员工能来处理学生的违规行为,而不是由自己出面阻止。



6


[与汉默镇男校循规生的小组讨论]


“问题是当他们开始闹、耍弄老师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浪费宝贵的上课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们浪费了我的时间。有时候我真希望他们直接打包走人(……)”


“他们现在这样可能更好(……)他们把他们都放在一个班[CSE 班级不是混合班,是按能力分班]。他们做不做作业都无所谓,你只要管好自己就行,[在自己班]管好自己就行,因为这儿如果有人讲话,他会让你闭嘴继续做功课。”


“我从来都不管他们(……)现在是五年级了,他们应该……你知道,你不能在教室里走到某个同学面前大声嚷嚷,你知道,你得说话理智些。[老师们]应该更严格一点。”



7


“家伙们”行为做事,总爱显示他们对教职人员的反抗,以及与“书呆子”的格格不入,这形成了他们特有的整体氛围;但是,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些工人阶级子弟如何使资本主义提供的三种消费商品——服饰、香烟和酒精——为其所用,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某种“风格/象征的话语”。


服饰作为反抗老师和胜过“书呆子”的最明显、最个人化,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对“家伙们”意义重大。一个“家伙”“公开亮相”的首要信号是服饰发型的迅速改变。这种另类服饰的特定风格受外界——尤其是更广泛的青年文化符号体系的流行趋势——影响。


当前,一个“家伙”的装备包括:梳理整齐的长发、厚底鞋、宽领衬衫——领子翻到马甲外面、牛仔上衣,还有必不可少的喇叭裤。


不管什么样式的衣服,他们有一样肯定不穿——那就是校服,他们也很少系领结(如果校服没法强制,很多学校就会退而求其次,要求系领结),而且利用色彩来制造冲击力,与单调乏味、统一的校服形成鲜明反差。他们对制服有深深的成见——比如,斯派克描绘制服领子的形状时说:“你知道的,那个就跟老师的一样!”


我们也许会注意到,外界整个商业化的青年文化系统为这些孩子提供了一套关于时尚的词汇,这些词汇早有内涵,能被这些“家伙们”用来表达他们自己更个人化的含义,尽管这些服饰以及相关音乐可能纯粹是商业产物,并不能代表其追捧者的真正渴望。


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年轻人崇尚和使用时尚的方式具有个性表达的真实性和直接性,而这在最初的商业生产中是缺失的。


焦虑的老师和牵涉其中的学生都明白:服饰是他们争夺权威的阵地之一。这是文化冲突的一种现代形式。归根结底,这是关于学校作为机构的合法性的问题。


与服饰紧密相关的当然是“家伙们”的个人魅力问题。穿着时髦是他们向学校竖中指的一种挑衅,也是将自己和“书呆子”区分开来的方式,这为他们制造了机会,使他们在异性面前显得更有吸引力。


客观事实的确如此,和同龄学生相比,“家伙们”约会女孩的数量确实要多得多;而且我们也已看到,他们中大部分都有过性经验。性吸引力以及其隐含的成熟,加之学校禁止性行为,这些都使得服饰穿着不仅仅是肤浅的炫耀,而是表达制度/文化认同的一种机制。这种双重的表达是反学校文化的特征之一。



8


如果说着装方式是教师和学生发生争执的主要明显原因,那么吸烟仅居其后。我们能再次从中看到“家伙们”与书呆子”的区别性特征。他们大部分都抽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被人看到在抽烟。


男生抽烟的要点是在校门口抽。“家伙们”的很多时间都用来商量下一次怎样抽烟,或者如何“翘课”去“抽一口”。如果“家伙们”抽得洋洋得意,并炫耀自己的鲁莽行径,那么资深教师至少不能视而不见。


一般说来,学校会经常颁布严格的禁烟规定。正因为如此,如果“家伙们”继续在公共场所吸烟而且视之为荣耀的话,学校领导就会觉得这是对他们权威的挑战,因而恼羞成怒。如果和另外一个挑战——撒谎——同时发生,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最近和教师发生的小冲突进行的小组讨论]


“我们就进去了。我说:“我们没抽烟。”他说(……)然后就变得特别生气。我以为他会揍我一拳什么的。”


“我们最后承认了;我们确实吸烟了(……)他气急败坏,说:“还说我是骗子啊。”我们说我们没抽烟,想扛到底。但是西蒙斯大发脾气。”


“他确实看到我们点烟了。”


对学校领导而言,对抽烟的惩罚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孩子自然明白。


“好吧,他[副校长]没法怎么样,他不得不打了我三下。我挺喜欢这个家伙的,我觉得他工作干得不错。但是我在校门口抽烟,博特从我后面过来。我一转身就被抓住了,然后我就直接去见了他,挨了板子。星期一早上,我一到学校,我就挨了三下……你知道他不能放过我。”


鉴于上述事实,在学校这种持续发生“游击战”的环境中,对于“家伙们”而言,发现同情者或者敌对阵营中薄弱和“愚笨”对手的最有效方法就是看哪些老师——通常是年轻老师——会在看到一支点燃的香烟后不采取措施。


同样,当学校和外界意义相结合时,对“家伙们”而言,抽烟象征着成人世界的价值观和言行,因此,抽烟就好比在学校面前作乱。成人世界,尤其是成年男性工人阶级的世界,成为他们反抗和排外的重要材料来源。



9


除了能产生“好的”效果,“家伙们”公开喝酒也是因为这对教师和“书呆子”们而言是最具决定性的信号,以此宣称个人已经从校园中独立出来,加入了一种更另类、高级、成熟的社会生存方式。


他们兴奋地复述着被老师目击出入酒吧的故事,这比谈抽烟还要有滋有味;要是哪位老师看到他们“连夜酗酒”却没有作为的话,那么学校阵营里谁是“背叛者/同情者/弱者”就更加显而易见了,而且要比对“抽烟”无动于衷更甚。他们对这种特殊意义的领悟力导致一些进步的年轻教师身处困境。


“家伙们”当然很清楚喝酒所具有的重要象征意义,即加入成年人行列、反抗学校。对他们来说,最后一个学期的最后一顿晚餐应该在酒吧里吃,而且必须喝到尽兴。正是在这一刻,他们终于摆脱了学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会将这一刻铭记于心。


更重要的是,酒吧老板和成年顾客都接受了他们,还买酒给他们喝,询问他们今后的工作。即将离校的时候,他们会像大人一样许诺帮别人修理管道、砌砖,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承诺并不可信。


这些“家伙们”到校迟到,浑身酒气,甚至有时微露醉态,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肆意胡闹,学校老师也强调了这点。为了表明学校的权力有法律和国家强制手段为后盾,校长叫来了警察。校长和一名警察等在校门口。这个架势吓到了“家伙们”。


即使是同情学生的年轻教师也觉得这次事件“令人吃惊”,纳闷为什么这些“家伙们”就不能等到傍晚再出去喝酒,这样才“真正合宜”。


当然,关键就在于,必须在午饭时间去喝酒,这样才是反抗学校的行为。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标志某种中立的转变——一种仪式。这是一种决定性的摒弃和隔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最终用一种“书呆子”和教师们都不能理解的方式击败了学校。这对他们而言是脱离在校备受压迫(在他们眼中,“书呆子”和老师们的行为就是压抑的象征)的青春期而进入成熟、真实生活的一次跨越。


尽管受到威胁,担心法律制裁,这整个插曲对“家伙们”来说“很值”。在之后的工作环境中,这件事是他们最常提起并添油加醋的校园插曲。这很快成了一种个人化的传说。随着学校制度日益开明,校服和抽烟不再是校园冲突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我们也可以预见,喝酒将成为今后校园对抗战中的主要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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