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学”内涵的再认识——读胡奇光先生“传统文字学定名、内涵及流变简说”心得札记

阅读了“传统文字学定名、内涵及流变简说”这篇文章，我对“小学”——这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学问的内涵有了崭新的认识，包括但不限于历史流变、学科支脉、治学特色等方面。但其中我对“小学”最直观的新体验为：“小学”的历史，是一部跨学科、跨文化交互影响的历史，无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学”还是现代中国成熟的语言文字学，都是学科交叉，文化交融的成果。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上，“小学”始终与哲学、逻辑学（名学）、经学、理学、佛学、文学、考据学等相邻学科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而在与其他文化的交融上，则先后受到了印度文化及西洋文化的影响。这些又无一不奠定着“小学”别具一格的学科支脉和治学特色。

一.历史流变——吸收变革，脉络复杂

小学作为一门研究语言文字的学科，其学科性质决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充当着沟通各个文化领域的基本工具，这种工具性的特点也使小学在发端、创立、发展、转折、终结的全过程注定都与其他学科及外来文化有着自始至终、密不可分的关联，故“小学”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含义与内容在漫长的历史流变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变革与扩充。

先秦为小学的发端时期，也是语言文字学（后来的“小学”）受到其他学科（哲学和逻辑学）深刻影响的时期。此时“小学”这个词还是指一类教育机构，但古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先秦哲学的中心课题是“名实问题”，受此影响当时的语言学和逻辑学（名学）也以“名实关系”的探索（研究语词、概念和客观实在的关系）为主，故可以说，先秦哲学是语言学（后来的“小学”）的“摇篮”，而语言学与逻辑学（当时称为“名学”）属孪生关系。

两汉为小学创立时代，也是“小学”开始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时期。随着古文经学的兴起，“小学”这个词正式与语言文字学产生了关联，“小学”的作用也从识字教育提到解释经籍的高度。此时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已变为考释文献语言，文字学与训诂学的雏型因此出现。我国与以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国家均很早就开始了对语言文字的研究，而研究的侧重点因语言本身的特点而各不相同。印欧语的文字有形态的变化，为拼音文字，因而语音学、语法学最为发达，而古汉语是单音节语，文字缺乏形态的变化，为表意文字，因而优先发展文字学、训诂学。有别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东汉时期，古印度的梵文及古印度的语音学——“声明学”，传入我国。梵文为印欧语系的拼音文字，而“声明学”这种较为成熟的语音学正可以补汉字的文字学、训诂学之缺。从此，中国人在不同语系的语言文字间通过“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逐步创造出一门新的学科——音韵学，开始发现汉语字音结构即声调、韵母、声母等的特点。受音韵学发展的影响，汉代《说文解字》这部语言文字学名著研究的范围就涵盖了字形、字音、字义三大方面。而不同于拼音文字，汉字在这三大方面的研究是统一的。《说文解字》的长处在于就字形解说字音、字义。

魏晋至五代为小学发展时代，“小学”不仅吸纳了一些学科分支，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例如，唐代魏征等把由印度文化影响而产生的音韵学著作与文字学经典《说文解字》等一起列入“小学”类；后晋刘昫等把训诂书的鼻祖《尔雅》首次归入“小学”类。

宋元明为小学转折时代，宋代，“小学”这门学问开始被明确地分为三类：体制（文字）、训诂和音韵。但受当时理学的影响，“小学”较前代稍逊一筹，且其中各分支发展状态各异：一方面是训诂学的中衰，一方面是文字学的中兴，另一方面，音韵学出现了好古与尊今的两极：传统派另辟古音学领域；革新派面向现实，研究当时的实际语音系统，与此同时，萌发出语法的观念，把字类分为了虚字与实字。

明末至清末为小学走向鼎盛并随即走向终结的时代，也是又一个小学与其他学科及文化大交融的辉煌时期。这一阶段西洋文化开始传入我国，引起了中国语法学雏型的出现和明末“言文合一”、清末“文字改革”、“文体改革”的尝试，推动了语言文字学的变革与现代化。明末顾炎武提出处理小学与考据学的关系，由音韵文字通经子百家，成为小学的中心课题。清代，研究文字的着力点又落在“先于文字”的语言上，从而使古音学取得重大突破，发现了诸多音韵规律，而音韵上的成就回过头来又与文字学的成就一道，推动训诂学的发展。在清代小学最高峰“段王之学”中，训诂学已发展到了探求上古语言、“疏通百家”的语源学的高度。清末，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标志着传统小学向现代语言学转变的开始。而“小学”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以小学观的转变为标志：章太炎指出“‘小学‘当名‘语言文字之学’”之时，便是传统‘小学’的终结和中国现代语言学开始之时。

二.学科支脉——三位一体，“一”以贯之

小学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为基本内容。

其一，文字学。文字学是研究汉字的学问。文字学在历史长河里先后形成四条支流：一是说文学：作为文字学研究的主干，它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研究对象；二是字样学，要求区别正字、通用字和俗字，以确定文字的形体标准和使用规范；三是六书学：宋人长于说理，文字学研究的重心相应地从《说文》移向“六书”；四是古文字学。

其二，音韵学。音韵学研究汉语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它因研究的重点不同而形成四个不同分支：一是“今音学”。宋元学者称隋唐宋的语音为“今音”，即现代所说的“中古音”。二是古音学。宋元学者称周秦两汉的语音为“古音”，即现代所说的“上古音”。三是北音学，或曰“近音学”，研究的是近代北方话（“近代音”）的语音系统。四是等韵学，是以音节表为主要方式对汉语字音进行分析的一门学问。

其三，训诂学。训诂学是小学中除文字学、音韵学以外的所有内容，旨在解读经籍里字、词、句、篇上的疑难，包孕着语法学、修辞学的萌芽。训诂学有五个分支：一是雅学，为训诂学的主体，是专门研究《尔雅》的一门学问。二是方言学，以西汉扬雄《方言》为研究对象。三是词源学（语源学），为训诂学的尖端，研究词的形式和意义的来源。四是俗语学，研究包括成语、俚语、谚语在内的俗语。五是虚字辞例之学，此为语法学的先导。

小学的三大支脉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始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古汉语作为单音节语，缺乏形态的变化，是表意文字，因而优先发展出“字”、“义”之学，而“声”之学出现得稍晚。音韵学先是与文字学、训诂学鼎足而立，继而与文字学、训诂学凝成一体，成为了贯穿文字、训诂的主线。一言以蔽之，此三大支脉构成了“三位一体，一以贯之”的关系。

三.治学特色——别具一格，兼容并包

小学与外国语言学的共同点，在于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而在具体研究中，小学则显示出它的独特性，主要有三：其一，小学研究的核心是“形”、“音”、“义”三者的关系。而“文法学”作为训诂学的衍生物，主要依属于训诂，部分附丽于辞章。这就体现出了小学与外国语言学间的区别：外国语言学分为文字学与语言学两个大支，而语言学中又并列有语音学、词义学、语法学三个小支，不像小学那样兼包文字学。同时如章太炎所认为的，文字、音韵、训诂的关系实际上是“三位一体”而非“三足鼎立”：汉代，古人“从字音求字义”；宋代，音韵学向文字学渗透、逐步同训诂学沟通的趋势；清代，乾嘉学者倡导“从音韵通训诂、以音韵证字形”的原则。由此可见，三者始终处于互相作用的状态，小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也不是局限于离析性的考释，而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

其二，小学的根本方向是解决古代文字上的实际问题。小学的萌芽——“字书”的功能主要是进行识字教育。刘歆创立了尊重古文经典的“古文经学”，这使古人对更久远年代书面语中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及文字考释工作更进一步，由此后来的小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解决古代书面语上实际问题的倾向。小学的解释首先是经书，其次是经书以外的古籍。小学为解释经籍服务，这一点确定了小学研究中种种不同的关系：一为，在语文事实与语文理论的关系上，以语文事实的研究为主；二为，在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更以文字的研究为主；三为，在古代与当代的关系上，又以古代语文的研究为主；四为，在“雅言”与方言的关系上，以“雅言”的研究为主。

其三，小学发展的基本途径是摄取本土语言文字上的创造与借鉴外国语言学的新知。小学先后受到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影响。东汉，印度语言文字开始传入我国，中国人在不同语文的比较中发明了“反切”，由此发现汉语字音结构上的特点，创造出汉语的音韵学。明末，西洋文化开始传入我国，引起了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大变革，促成了我国语法学的创立并激起了多次以汉语现代化为目标的“语文运动”。

音韵学、语法学等新学科的产生，都是中国人在不同语言文字比较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成果。但论及它们的本质，这些学科支脉确实单纯地是“舶来品”吗？我对本文的一句话感触颇深：“借鉴外国语言学的新知只是小学发展的外因，外因得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内因是摄取本土语言文字上的创造。”表面上看，“小学”的跨越式发展依赖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但只要结合小学流变之历程稍加探究便可得出:若中国人民对于语言文字根本没有革新的意愿和行动，外来文化对于本国语言文字的影响应是甚微。只有本国人民大众开始对语言文字进行革新，同时亦有一些外来文化的精华可资借鉴，再得到权威学者的认可，小学的跨越式变革方能实现，产生新的学科支脉。这些新的支脉，外形上虽有类似外国语言学之处，而本性上却属中国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