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論》增寫版自序 杜維運.撰

從19世紀初葉，迄於20世紀即將結束的今日，西方史學的發展，像是狂飆驟起，瞬息萬變，其間學派的林立，理論的叢出，歷史著述的競新爭奇，論辯聲音的此落彼起，令人如置身驚濤駭浪之中。暈眩之餘，為之茫然！史學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historiography），繼之以歷史虛無論（historical nihilism）的猖獗，史學出現危機（crisis in historiography），歷史瀕臨死亡（the death of history），凡醉心史學，酷愛歷史者，豈能漠然不加喜戚於其心？以有歷史與史學而文明的人類，將唾棄史學，摧毀歷史，人類前途，將歸何處？

19世紀初西方出現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促使西方史學進入黃金時代。德國大史學家尼布爾（BartholdGeorge Niebuhr，1776-1831）與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運動的代表人物，他們開創了一種語言文字的批評方法，從語言文字方面著手，追尋史料形成的來源，批評史料可信的程度，這是極富科學精神的史學方法。從此西方史學解脫了神學羈絆，而進到科學領域裏面去。整個19世紀，嚴肅的歷史學術（historical scholarship）形成，科學的治史方法成為時尚。史學家自信能搜集到所有的史料，自信能解決歷史上所有的問題。其樂觀的態度，風發的意氣，百年以後，猶可想見。

隨著科學治史方法的流行，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乘時而起。贊成歷史是科學的史學家，認為“歷史是科學，不少也不多”。持相反意見的史學家，則認為“歷史是藝術，一種只能靠想像才能成功的藝術”。如此紛爭，延續了百年以上。大約到1930年代以後，西方史學家對於爭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已感到不耐與疲倦。連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也說：“關於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有很多爭論，在我心目中，多少是無謂的。我想，它兼具二者，應為昭然若揭之事。”厭倦了討論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的問題，足證這個問題的討論，是如何的成為風氣，而且厭倦的理由，是基於一個不必爭論的結論：歷史是科學也是藝術。科學對歷史的征服，至此應算是已經成功了！

在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趨於式微之際，新歷史與舊歷史之爭又起。舊歷史從上層寫，寫貴族及精英分子的事業與成就，是精英史（elitisthistory）。新歷史從下層寫，寫被忽視的謙虛的大眾，是大眾史（populisthistory）。舊歷史採用蘭克以後流行使用的方法，新歷史採用量化方法與社會科學方法。舊歷史呈現出來的是和諧的敘事，深具意義的整體。新歷史呈現出來的是一篇接一篇的專題研究，沒有敘事，盡是分析。兩者比較起來，有如兩極，相去絕遠。

在新歷史與舊歷史爭論方殷之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異軍突起，襲擊歷史。所謂後現代主義，係對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反動，不滿現狀，不服權威，勇於創新，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叛逆的思想之一。其初起約在1960年代末期，其涉及的範圍，為建築、藝術、哲學、文學、史學、政治、社會、法律等廣大領域，其企圖直欲一舉盡毀西方學術文化之傳統而後已。其影響於史學尤為嚴重，史學家憂心後現代主義最低限度將摧毀歷史，甚至於整個歷史事業（historical enterprise）將為之蕩然以盡。如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在歷史上沒有真理（truth），沒有客觀（objectivity），沒有真實（reality），歷史是推論（discourse），意識形態的化身，史學家的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與文學作品的虛構，沒有兩樣，這是極為驚人的議論；從文獻中，後現代主義者也不認為有“故事”（story）能敘述出來，歷史上更沒有所謂連貫（continuity）、和諧（coherence）、一致（consistency）；史學家所盛倡的移情（empathy）、想像（imagination），設身處地的進入歷史之中，後現代主義者同樣認為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們尤其堅持歷史對現在及未來沒有任何作用。持論如此，於是有人宣布歷史已經死亡了（the death of history），有人倡言歷史已經煙消霧釋了（the vanishing of history），有人高呼歷史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了（the end of history）。這真是極為徹底的歷史虛無論了！

西方近兩個世紀史學的發展，從上面的大略敘述，可以看出其瞬息萬變的情況，何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史學方法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史學運動所建立的新史學，與科學的史學方法是連在一起的；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所爭者主要在史學家研究歷史究竟要用科學方法還是藝術方法；新歷史與舊歷史之爭，毋寧說是新史學方法與舊史學方法之爭；後現代主義的荒謬之論、過激之說，則由於後現代主義者不知史學方法。不知自文獻錯綜複雜以重建過去的史學方法，自然要宣布歷史死亡了；不知史學家精確的敘事與解釋的史學方法，自然認為歷史與虛構的文學作品無異了；不知設身處地地理解歷史的史學方法，自然認為史學家無法進入歷史之中了。史學方法，看似雕蟲之藝，而關係史學命脈如此！

距今二十年前，我寫了《史學方法論》一書，當時是在沉醉於西方史學方法的情況下寫成的，同時懷著融合中西史學的希望，時時以中國史學方法與西方史學方法相印證，相發明。唯以學之不博，識之未精，不理想處，自知頗多。書出以後，搜購與閱讀西方論史學方法之書，興趣未減，並傾力撰寫《中國史學史》一書，以期比較全面地瞭解中國史學方法。1993年《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問世，去年春天，第二冊梓行。第三冊在策劃之際，為《史學方法論》動大手術的念頭忽起。不等待《中國史學史》寫完而動筆修改，與後現代主義倡狂有關，也出於表彰中國史學方法的一念。後現代主義大放厥詞，不少史學家主張不予理論，但是數十年風靡全球的學說，豈能置若罔聞？其有所蔽，也必有所見。歷史科學主義（historical scientism）的萬丈氣焰，招來歷史相對論（historical relativism）及後現代主義的反撲，是必然的。學術以愈辨而愈明。歷史是科學還是藝術之爭，已使科學方法與藝術方法在歷史研究上變成朋友一樣的方法（friendly methods），相容而並存。後現代主義駭人聽聞之說，當成諍言，借作警惕，也必其利無窮。此次為《史學方法論》動大手術，增加的《一部柔美的歷史》、《可以看到聽到的歷史》、《史學家的胸襟》、《史學方法的承舊與創新》四章，除介紹西方新出的史學方法外，主要是將後現代主義透明，以見其錮蔽所在及其可取之處。“天下之理無窮”（顧炎武《初刻日知錄自序》），凡治史者，應服膺顧亭林之言。

中國史學自19世紀迄於當代，落於西方史學之後，18世紀以前，則駕西方史學而上之。凡記注制度的完善，史料徵存的豐富，優良史籍的前後相望，相關學術的簇擁史裁，西方皆望塵莫及。即以史學方法一項而論，其新穎多變，不如西方，而切實可行，則逾西方。“聚群籍而考其異同，辨其是非”的方法，出產了多少不朽的史學作品？先作叢目，再作長編，最後寫成《通鑑》，司馬溫公所創的寫史方法，其理想豈有倫比？細緻敘事，審慎解釋，精確考證，中國史學家所遵行的史學方法，皆深值稱道。以致數千年來，中國史學綿延發展，從未出現史學危機，也不見歷史無用之論，更無推倒歷史之說，這是極令人欣喜的。所以在西方史學出現危機，歷史瀕於淪亡的今日，以中國史學方法與西方史學方法相印證，相發明，以融合中西史學，應是史學上的大業。此次以較大幅度修改的《史料析論》、《史料考證》、《歷史輔助科學》（易名為《博學與歷史研究》）、《歷史的功用與弊害》（易名為《歷史的兩個境界》）、《比較方法》諸章，皆儘量多增加中國的史學方法。其他各章的修改，則多在文字方面，凡引文過長，措辭欠妥，語氣偏激之處，皆斟酌刪節潤飾。《緒論》及《歷史文章的特性及其撰寫》（易名為《歷史文章的特性與風格》）兩章，內容上也有增加。有待大修的《分析方法》一章，以分析歷史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iory）不精，就只有聽其自然了。

二十年來，此書維持暢銷，讀者的愛護，使我深深感動，也增加了我修改此書的念頭。讀者群中，以大學生為主，有時在一些場合中相遇，當他們知道我是作者時，往往不約而同地說：“杜教授，你怎麼還那麼年輕？”從來不顯年輕而老是與“老”相連的我，聽到此語，如飲甘泉，陶醉之情，筆難盡宣！英國光棍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寫完其大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以後，最歡欣鼓舞的事，為美麗而年輕的女讀者寫信給他。青燈黃卷，長期辛勞，得到短暫的欣慰，也應當是學術上的豐收了！

海峽兩岸的書評及朋友們的來信指正，是最使我難以忘懷的。前輩學者嚴耕望先生來信（1980年1月27日）指出的錯誤，已遵示改正（見第五章注⑱）。至於他稱許拙著“貫穿中西，熔冶一爐”，則不敢當。徐復觀先生來信（1979年7月1日）論思想與方法的關係云：“方法由思想而靈，由思想而活而透。思想則由方法而實，由方法而得其軌轍，有所制約。”這是極為精闢之論，此次修改《緒論》一章，參酌其論而未盡其意。早年以寫《史學與史學方法》一書而馳名的許冠三教授則來信（1979年10月8日）云：“讀大著《史學方法論》後所念之難釋者，並非社會科學入史、分析哲學解史之類美國學人之熱門話題，而係困擾史學數千年之求真與為善如何兼得之難題。揣先生之意，似亦主魚與熊掌應兼而得之者。然先生之文，似乎時而重求真，時而崇為善。或者說於史料考證上求真，於史著撰述上為善，而其間有無衝突以及其他有關之問題，似乎大著甚少涉及。”這真是一針見血之論。多年以來，時常思考及此，而困惑不已。史學之業，求真為金科玉律，不容變易。然史學家於史著撰述之際，以淑世之懷，為善之筆，善選素材，寫成良史，以維文明，以正世道（詳見《一部柔美的歷史》一章），魚與熊掌，兼而得之，豈非雙美？願冠三教授有以教之。

老朋友杜聿新兄傾七日之力，詳讀此書，並糾正誤謬（如錯字、跳行、跳頁之類）五十七處；李弘祺教授則指出英文上的錯誤十九處；旅美學人黃培教授來信誤正者，不止一次；我最敬愛的李玉燦大哥則只有稱美，全無批評。有朋友如此，真感幸運無窮。師友之間的邢義田、胡昌智、黃進興諸教授（與弘祺教授也是師友之間的關係），時常來信，殷殷感人。他們於美言以外，屢進諍言。昌智教授洋洋數千言的來信（1979年12月3日），所論述者，皆嚴肅而有深度，他提出“方法是制度化了的討論過程”之說，認為“在方法上的理性化是必要的；方法上的理性化是制度化的同義詞，是把抽象原則具體化的過程”。這是討論史學方法的極高目標，願與同道共勉之。（二十年來，朋友們的來信很多，難以一一列舉，惟永遠是感激的。）

海峽兩岸的書評，據我所知者，約有張存武教授的《杜著〈史學方法論〉讀後》（《史學集刊》第十一期，1979年5月），黃俊傑教授的《杜著〈史學方法論〉評介》（《出版與研究》），范達人教授的《比較史學新興，促其放異彩—杜維運教授比較史學觀介紹》（《史學理論》，1988年第1期），羅仲輝教授的《杜維運和中西史學比較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2期），以及1997年劉鳳學女史在中華電視公司“書香滿寶島”節目上的推薦。（其他見於專書者不贅及）這些評論，達人、仲輝兩教授兼評拙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中西古代史學比較》兩書，詞多溢美，慚感交集。存武教授是我大學同班好友，也是同教史學方法論的教師，他的評論，稱美處是鼓勵，指正處是真正缺點所在。俊傑教授是論學好友，他也是教史學方法論的教師。他們兩位的評論，一致認為介紹社會科學的方法不夠，這是切中要害的評論。此次修改《歷史輔助科學》一章，盡力而為，仍不理想。鳳學女史以古典舞蹈藝術大家，推薦此書，甚感意外，她強調說：“作者提出史學家必備的條件，慈悲的胸懷，冒險的精神，客觀的態度，以至於可分析的精神，我想這不僅是治史跟史學方法的良藥，也是人性中間至高至善的特質、美德。”以此書當成“勵志文摘”，是我自己完全沒有想到的。如果此書真有此功能，那將是我最歡欣鼓舞的事了。

1999年5月序於臺北市看山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