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苏东坡代皇上写给王安石的追授诏书《王安石赠太傅制》，写的真好！
《王安石赠太傅制》
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旧历四月，王安石去世。当时司马光主张对王安石“尚宜优加厚礼”，因此追赠太傅称号。此时苏轼任中书舍人，负责起草了这则诰命。
敕： 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 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 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 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展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摹，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于戏! 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 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 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
①在元佑时期前后，一代伟人的风采、道德、文章，他们是多么高尚，胸襟是多么开阔
②体会什么叫“苏文如海”？
王安石元丰八年逝世，这篇文章写于元丰八年五月（公元1085年）
苏东坡是王安石改革的反对派
苏东坡专门到王安石退休的地方（南京今天的江陵）
以诗为证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注释】
(1)此诗作于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作者遭“乌台诗案”冤狱后，贬黄州六年，于元丰七年三月，被命迁河南汝州团练副史，秋天途经金陵，数次往访已退居“半山园”多年的王安石。原诗绝句四首，今选“其三”一首。次韵：也叫步韵。按原诗的韵及韵脚次序和诗。荆公：指王安石。
(2)渺渺：隐隐约约若有若无。
(3)未病时：就在当年(1084)春季，王安石退居“半山园”后，得了一场重病，多方治疗，才得痊愈。作者意思是说，应该早点来，赶在生病前看望先生。
(4)三亩宅：意思是说，王安石劝苏轼也向朝廷报告，求批金陵三亩宅基地，彼此结邻终老。
(5)十年迟：王安石熙宁九年(1076)十月第二次罢相，至元丰七年(1084)八月在金陵与王安石见面，仅有八年，此取整数，泛称十年。
【赏析心得】
元丰七年(1084)，苏轼四十九岁，刚刚经过乌台诗案大狱、黄州六年大贬的洗练，于当年三月从黄州迁往河南汝州，途中游庐山，至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会兄弟苏辙，至当年秋天，顺江而下至金陵。听说王安石大病刚愈，特地往访，《次荆公韵四绝》便是彼此唱和之作，这是苏轼和诗四绝中的第三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首两句写的是苏轼造访王安石的情景。他骑着小毛驴，进入渺渺无人的荒山野坡，远道而来，特地看望病好后的先生，诗中想念、遗憾和尊敬之情，溢于言表：本来应早点来，趁先生未病时来看望，但由于路途遥远和其他种种原因，来晚了。这对因变法持相反态度的政敌，如今是多么的相互想念和渴望相聚！据说，王安石也穿着山野之服，乘着毛驴，到江边小船上回访了苏轼。东坡未及整冠而迎接说：我今天竟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意思是说，退居之人不必讲究什么礼节了)。东坡说：轼也知道，相公门下用我不着。荆公无语，乃相邀游蒋山。自此两人仅谈诗说佛，皆不论时事往事。两人互访数次，相见相谈相游，甚为投机。事后，荆公对别人叹息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里，表示了荆公对东坡人才品德的由衷欣赏。“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最后，荆公向东坡建议：你还是向圣上要求在这里给你三亩宅基地吧，买田置业，相从林下，我们都在金陵居住，彼此结邻终老，那该多好！当时东坡欣然承诺，故说：“从公已觉十年迟。”意思是，荆公急流勇退已经十年，我早就应该来陪侍左右。这里，作者表达了对荆公人才品格的衷心敬佩。当然，事后东坡并未兑现承诺，继续在他坎坷的仕途中奔波，一直被贬至天涯海角。但两人的友谊和彼此的相知，却传为千古佳话。
王安石有政治手腕，有政治才干，有政治意识
苏东坡，司马光都比不上他
王安石的反对派：
著名诗人黄庭坚
“制”为古代诏令文体之一。诏，始于秦。帝王制定、颁布法规，以昭示臣民。蔡邕《独断》云：“制诏者，王之言必为法制也。”历唐，因避武则天 (曌) 之讳改“诏”为“制”。《说文》：“制，裁也。”引申为帝王裁断命令。宋代称赐爵授官的主管官员为“知制诰”，又称“掌制”。中书舍人代皇帝起草公文，叫做“草制”。
圣命要苏轼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列宁语) 王安石树碑立传，实在是冤家路窄。对于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施行的改革，成效如何，论者众说纷纭，并且就这次改革中的王安石与苏轼的各自不同的政治观点及王苏二人的政治关系，评家是聚讼不一，孰是孰非，各执已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熙宁改革的新法新政，苏轼称不上是反对，也起码是持保留态度。磊落坦荡的人格，使苏轼不讳已意，上书直陈自己的政见与对新法的批评，结果反被罪贬谪，受尽磨难。尽管如此，元祐元年 (1086)，宋哲宗即位，司马光当政，新法尽除，王安石忧愤抱疾而终，苏轼接诏回朝任“中书舍人”，奉旨为追赠太傅“尚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语) 的王安石起草诰命。度尽劫波，亮节犹在的东坡，不因个人进退，以音韵铿锵的文字，高度公允地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言词恳切信雅，虽然评价的是卓然而立的王安石，但是评论者东坡的雍容大度的笔触，前嫌尽弃的评论风度，是真正的知人论世的政治家的叙评文风的表率。
由于文章是苏轼代皇帝起草诰命，故全文是“御笔”的口吻，即言“敕”，告喻天下也。敕文段一，统言王安石智学卓绝，“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名高一时，学贯千古;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文字典雅优美，层层排句推进中，句句对仗工整别致，骈散错落交替，起文即用，通贯全局，“足以藻饰万物”，“苏海”一瓢，可见苏轼文势汪洋，博大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