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物主义 第一章（3）作为社会观的生物主义

还原论和人本主义是社会生物主义思想的普遍特征。它们的具体形式在广大范围内变化不已，但归根结底全都歪曲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特点，拿生物性与社会性对立。应当看到，使生物性与社会性脱离并不是使两个系列的因素在空间和时间上绝缘，而是对两者的作用作一定的解释，赋予生物性以产生社会后果的能力。这样的立场是与我们的劳动观相抵触的，因为劳动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生产工具为中介产生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有目的地改变作为劳动的综合对象的自然界也根本改变着人本身。劳动消除了动物式的对自然界的关系；通过生产，以本质上不同的新层次上的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辩证地克服了人与生存条件的生物形式的联系。这样，就使人的性质发生了内容上的变化，而这些性质有时却被理解和描述为纯粹生物的性质。
生物对待自然界，是硬性的一套满足动物需要的生来就有的形式。这些形式是由动物的结构和生理作用决定的，并且总起来构成一个严格固定化的活动类型。与此相反，人的活动则包罗万象。马克思指出，动物即使在生产（营造巢穴、住所），它们的活动也都是直接与肉体、与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相联系的，但是，“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30）
有着自己的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社会手段的人为自己创造居住环境，而不是象他的动物祖先那样适应现成的条件。而且，即使人的需要本身，也不是动物的生物性需要的变形，而是一种全新的，“前社会”状态所没有的东西。即使是人的机体需要，或有机体的需要，也不具有生物性质。“生物需要通过机体的遗传结构预决了在环境中的行为类型，它是绝对排斥社会型的生活，与社会型的生活不相容的。而有机体的需要并不预决外部生活的类型，并且与任何类型的生活相容……人是没有生物需要——没有本能的。”(31)人的社会行为不是由生物因素决定的。即使是人的极端饥渴，也并不改变这种作为社会需要的现象的性质。在动物和人的机体都极端需要食物的情况下，外部被固定下来的行为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但这并不取消两种行为类型之间的本质区别。
与此相反，社会生物主义在解释人的活动的刺激因素的时候，不仅不认为生物需要和人的需要有本质的区别，而且把生物需要说成是社会能动性和文化的基础。需要被生物化了，结果就把需要归结为机体为了维持生存而“要求”的对象和条件的总和。
这种与环境直接接触和适应环境的形式是动物所具有的。人的生物存在完全是由社会性的东西来保证的。正如一位作家简洁地说过的那样：“如果人没有在社会方面成为一个种属，他也不会在生物方面始终是一个种属……”(32)即使是人的形态生理的最重要特征（骨骼和手指的灵活程度、直立行走和全方位的观察能力、大脑和思维、喉头和语言)，也是由生产活动和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形式决定的。人的有机体的需要并没有“始初的”生物需要的性质，这些需要与动物需要的相饭是纯粹外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完全有理由不打算把有机体的需要看成是与超机体的文化需要不同的东西：“人的有机体的需要表现为社会性的需要，这与动物的需要不同。人的需要的自然性质是以社会性的需要对象、社会性的活动为中介的。”(33)
人的需要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主客体关系，它包括了信息-认识论的、价值~估价的、对象-工具的方面。需要表现着人对生存条件（被开发的、人化的自然界)的依存性，以客观的实践活动为满足自己和创造自己的基础，所以它是一个复杂的、并不封闭在生物空间结构（人的“躯体”)中的现象。它的必不可少的成分是需要的对象（这在人那里与动物不同，需要的对象历史地发展着，并且有着无限多样化的倾向)、兴趣（作为意识到需要的社会价值性形式和加以满足的方式）。
满足人的需要的方式，首先是那些能够保证某个人类集团的生命活动的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实践。同时，满足的方式还包括“消费的技术”，它归根结底也是由生产活动制约的。从所有内容成分上说，人同动物的区别都是根本性的。马克思写道：“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都是生产所生产的。”(34)
当然，人常常“饿得象狼一样”，但这个比喻并不是把人的需要归结为自然的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生物方式。人吞咽食物的动作有时很象动物的动作。这是因为，在饿极了的人的心目中，食物已经消失了具体对象性的形式、“人”的形式。用马克思的话说，对他来说食物只是“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35)在这里，可以说人的价值在贬值，被限定。但这并不改变这种需要的人的性质，尽管它丧失了美学的成分。
只有在完全排除了满足需要的方式的社会伦理规定的情况下，人才有可能实际上退化到动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是医学所熟知的和由意识严重紊乱（由于大脑病症和外伤）引起的病理现象。不过，我们大家都还知道一种非临床的病理现象，即与偶然落入动物中的孩子的莫名其妙地活下来的情况有关的现象（“狼孩现象”）。
瑞典新闻记者A·-M·朗茨报道了他访问一个在野狼中长大的孩子(取名帕斯卡尔)的情况这是一个曾经在狼群中度过几年婴幼生活的十罗男孩，现在住在印度城市勒克瑙的一家专门收留重病人和不治病人的修道院医院中，与世隔绝……帕斯卡尔不同医院里的同龄儿童玩耍，同他们根本不交往。有时，他用他那亮褐色的但毫无表情的眼睛注视着他的同龄人，茫然不动。他捉住蚂蚁，把鸟蚁吃掉..…看到一块生肉，他激动得颤抖起来。他只喝水和牛奶，在盘子里用舌头舐。”(36)
当然，这是一个独特情况（同时也是一个悲惨现象），可惜的只是没有把帕斯卡尔马上送到专家那里去。报纸材料对科学的事实学来说是并不可靠的来源，而我们引用这个材料只不过是作为一个经验性的实例，它证实了这样一个完全可靠的科学结论：象帕斯卡尔那样始终没有社会化（社会化过程也许曾经开了个头，但中断的结果使人的属性迅速退化）的孩子是变成动物了，学会了接纳他的“家族”的成员们的习惯。(37)
这一类情况证明，人的，包括个人个性的特征，是在个人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形成，而不是在这一实践中显露出来的。所以，“狼孩现象”的实质不能归结为吃生肉。谁都知道，人迫于情势是会吃生肉的，而且刀叉都不用。但在这种情况下他意识到满足需要所要求的规范和被迫（也是权宜）的做法的区别、因此，他的历史上形成的生活方式，包括满足需要的方式，始终起着社会调节作用但在动物那里，天生的和获得的生命活动形式间协作利用劳动工具和文化成果没有关系，没有有目的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消费对象作为客体，不要求对“消费的”行为方式有价值性的自我估价。
人的一切生物成分都在社会人类起源过程中被社会成分辩证地扬弃，并且存在于社会成分的范围中、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人有没有生理的、生物化学的、遗传上的属性，而在于：同这些属性相联系的生物生活这一概念，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人的机体作用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是他的生存条件，并不决定人的活动和在这个意义上的人的生活。但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时也有一些表明差不多是极端的独立生物存在的例子。这里所说的是全盲聋哑现象，这种悲惨情况所提出的是重要的社会教育任务，设法使潜在的社会积极成员参加到人的生活中来。全育聋哑人只是从生物性质上说属于人类，但并不具备人的心理、思维，不会人的语言。

即使全盲聋哑不是天生，而是孩童时代发生的，所获得的心理素质也会迅速受到破坏（虽然不是彻底破坏），生物意义上的生活也不伴有意识的发展，尚未确立的个性也在退化。这种可悲的前景使训练全盲聋哑人促其社会化的工作具有巨大的道德意义。“唤醒”和发展这种情况下的心理作用,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但基本问题在苏联作者们的研究著作中已充分阐明。(38)
全盲聋哑人的行为特点，在开始受到专门的训练以前，给人的印象是很沉重的。他们通常都是一坐许多小时，微微地摇来摆去，呆若木鸡，毫无主动，拒绝移动，拒绝了解新的东西，对外界刺激（包括与人的接触）漠然无动于衷，不会用人的方式吃喝。这也就是纯生物作用的状态。A·H·麦舍里亚科夫写道：“全盲聋哑状态在不利的外界条件下，即把孩子同其他人一切通常的人的交往形式都排除掉，必然使他陷于孤僻和半动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理根本就不会发展，尽管孩子的大脑从医学观点看可能完全正常，生理上适于起一切高级心理作用。”(39)

严格地说，动物的生活由于感官印象和行为方式多样也要比全盲聋哑人丰富些。但仍然可以说.未经训练的全盲聋哑人和动物的生命活动的类型本质上相似，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行为（尽管在形式上显然不同）都是由始初的有机体的需要决定的（饮食、自卫、排泄），就是说，是纯粹生物性的。全盲聋哑人参加生活，是在其他人的协助下通过动物完全没有的对象化活动实现的。不管在儿童缺陷医疗中劳动的形式是如何令人不习惯，劳动即使在个体发育过程中也是人的形成的基础。无精神的动物存在的时期逐渐结束。生物生活没有反省，因此是“不知道自身”的。人的生活则同世界形象的形成和自我意识的发展相联系。
“狼孩现象”和全盲聋哑人实地证明了，人的生物性既不决定个性的社会性质，也不决定整个社会结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生物主义学说的立场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要再一次注意：使两者相背离的题目并不是人的生物作用问题，而是社会认识问题。当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或者生物学家、心理学家、伦理学家根据人的某种自然本质、人的本能、遗传程序、动物需要、物群行为规律，来说明社会政治过程、道德规范、阶级关系、犯罪、战争、人的行为动机、理想、文化等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社会生物主义观点。不管这种观点的承担者的职业归属是什么，都是一种哲学立场。这种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对人和社会，或确切地说，对社会中的人，作出解释。这是一种社会观，它的理论形式来自生物主义还原论和人本主义。生物主义是对社会现实作出解释的确定方式，是确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它客观上为资产阶级制度辩护，并且往往给具体的思想政治纲领提供理论根据。
现在让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说明社会生物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具有什么性质。第一个例子所说的可以说是古典生物主义，它的各种不同翻版几十年来在社会思想史中都可以看到。第二个例子是最近的生物主义变种之一，它的表现是企图不仅把社会结构“自然化”，甚至把确定的社会理想和社会价值都“自然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R·林顿对非洲的许多文化进行过研究，因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而闻名。林顿认为文化的实质就在于后天获得的并且世代相传的行为形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人在自然演化过程中丧失了许多动物所固有的特质，对此加以补偿的就是文化。至于其他，人与动物就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林顿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分没有质的性质，只有量的性质，因此他主张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通过与社会性昆虫即蚂蚁 和蜜蜂的生活相比较的方法加以研究。“在它们那里，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合作，是由工、兵等等不同的集团的体质专门化和高度发展的本能加以保证的。由于人丧失了这些本能，所以必需经过极长期而复杂的培养，才能有成效地起社会成员的作用。我们实质上是人形的猿猴，企图象白蚁那样生活……但未能象白蚁那样成功。”(40)

人天生就不合要求的思想成了生物主义念念不忘的思想。这个思想的涵义并不在于对“文化以前的”时代有怀旧之情，怀念那时以野兽本能武装起来的人类祖先如何完全具备为生存而进行胜利斗争的条件，而在于企图用人本身的缺陷来解释现代的人、他的文化生存环境、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复杂性。德国人本哲学的代表A·海伦也不断探讨类似的主张，他也把文化看作对人的体质不完善的补偿。英国作家和哲学家A·凯斯勒对这个主张积极维护，他对那些尖锐的无法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在人的机能和心理中”形成了一些缺陷，正如我们在那些经不住生存斗争的生物的化石中所看到的情况那样。他写道，“完全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能人’也是在结构上犯了点小错，多半是在神经系统的组织中出了差错的牺牲品，这种差错使人养成了躁狂思想的癖好，推动他走向自我毁灭。”(41)
由此可见，社会生物主义的社会观常常是建立在充满人本主义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把人看作独立自在的生物性个体，认为他与别人的联系和合作都是由为自我保存而斗争的自然“装备”不够决定的按照林顿的说法，“社会不过是组织起来的个人集团”。(42)他们借助于文化而集结起来，在文化范围内，在人们互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了社会分工。林顿认为白蚁比人优越的地方是白蚁的“专门化”从遗传上就已经规定好程序，但在人类社会中却存在着分工的自然前提，表现为天生的癖好，个人心理和体质上的特点，天赋的智力特点，等等。这些因素都不象本能那样可靠，因此才发生社会文化生活的紊乱。
林顿对文化的解释的各种细节，已经无法改变他的生物主义社会观的总的性质。这种社会观的特点就是无视生产作为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的基础的作用。这样就造成了前提，继之而来的就是把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社会冲突和战争、文化、教育、政治等等都生物化。在以下几章中还要对这一类主张的具体思想作批判性的考察，现在让我们只看看用生物性的前提和禀赋来说明社会分工的不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证明，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具有与社会性动物和昆虫的“专门化”根本不同的性质，这种分工的基础是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人与昆虫不同，他不是生来就具备过集体生活的功能，在社会中没有与武士蚁或工蜂相象的东西，因为这种蚁或蜂的生活方式都是遗传密码预先规定的。人们的个人差别表面上与动物的个作差易相似，比如一个人强壮有力，另一个人跑得快（为简便起见，我们且不考虑下述情况：如果没有训练和某种生活方式，这些禀赋也不会发展，或者会貌此丧失）。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把动物的协作和人的协作类比，因为人的专业化和相互关系的基础是生产活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分析并总括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意见时，(43)表述了一个重要思想：“人的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44)这正好说明了人类社会与动物群体的本质区别。人们在作用于自然界的时候改变着自然界，使它适合自己的需要，而自己也在改变着，在社会分工的推动和影响下形成并获得“自然的”癖好和才能，这又被社会本身通过活动的交换所利用（而利用具有何种性质则由社会制度的类型决定）。
如果说，在不太久以前，社会生物主义还主要只限于分析和说明社会的结构、文化的性质、社会关系，那么近年来，社会生物主义的解释范围就引人注目地扩大了，包括了那些看起来同本来意义上的生物学知识距离很远的现象，如社会理想和宪法规定。例如，美国生物学家R•D·亚历山大（他同时也是社会生物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认为，只有采取现代进化论（“新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才能保证对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科学的理解，才能弄清伦理学的问题，理解正义和幸福的涵义。亚历山大认为，在社会中起着作用的规律，就是那些同时支配着生物演化的规律，而“人的行为是为了最好地适于顺利生存、生活幸福和再生产面形成的”。(45)
于是，生活的意义就公然被生物化了。人力求生存和再生产，即使是他的理想如平等、正义、幸福，也只有在取得生物再生产的最佳条件的情况中才获得意义。亚历山大要大家注意，美国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权宣言，就是以追求幸福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的合理性有深刻的生物学依据。要知道，什么是幸福呢？亚历山大没有下定义，而只是列举了追求幸福的人希望得到满足的各种需要。这就是饮食、男女、生育、财产、避免痛苦追求舒适等等。亚历山大认为，“所有这一切在定意义上都是生物学的思想。看来，这个单子里没有一条不意味着与任何非人生物的幸福完全相同的幸福..…因此，幸福只有在它能够通过走向再生产的行动来达到的意义上才是个人的目的。幸福是再生产的手段。”(46)
很多人都知道拉丁美洲的一条含意深刻的谚语：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吃饭是为了活着。在亚历山大那里却是人活着为了繁殖，而精神文化的宝贵的生活内容则变成了人的生物性再生产的手段。在亚历山大的议论中还有一点使人注意。象希望拥有财产这种完全社会性的现象，在亚历山大那里却是生物需要的表现。把财产原则神圣化（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还得到生物进化方面的论据，而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这并不是个别情况，而是生物主义所固有的倾向。
林顿对文化的理解，亚历山大对人追求幸福的愿望的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一个社会生物主义在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上有多大范围的概念。这种解释包括了人的活动（包括精神文明世界在内)的所有各个领域。这证明，社会生物主义不是狭小的学术性立场，而是内容”泛的世界观和确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它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影响不断增长。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生物主义的论战和斗争并不仅仅具有学术理论性质，而且还有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性质。
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论最后总要导致过份夸大人的自然因素和自然成分，这一点有时表现在直物了当地进行生物化，有时表现在让生物性和社会性处于平等地位。这种平等对待的做法与某些关于人的知识领域中正当合理的生物社会性原则不是一句事。遗憾的是，这个原则有时被说得很宽，被用来说明人的本性，理由是人的生物性“共同参预”着社会过程。我们认为，使用生物社会性这个概念,如果不限定在适当的专业领域，就会导致研究层次的混乱。
任何一种人类活动的前提都是现实的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生物性甚至“共同参预”了艺术的创作和意识形态的过程。但根据这同一个理由也可以说非生物的因素“共同参预”了任何社会现象和过程。但是，采取“化学-社会性”态度去理解绘画艺术中的艺术反映规律的特点，比起采取“生物社会性”态度去认识作为法的主体的人，就未必更有助于理解问题。这里问题并不在于在某一种具体的社会能动性中有没有生物因素参预，而在于在这一层次的过程中这些因素的作用如何。
人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属于物质运动的社会形式。作为一个有机的复杂系统，他包括着生物成分，这一成分一方面不能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也受着整体结构的根本影响。生物社会性是“人”系统的一个十分确定的层次，具体一些说，是自然科学对象的属性。在这个意义上，生物社会性原则至少在对人作解剖 生理研究时就必须遵守了，在研究现代人的生物进化的机制和趋势时尤其必须遵守，因为这些现象比较少地表现着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一点既适用于某些学科（例如人的遗传学），也适用于对成长加速这一类的大范围生物人类学现象进行分析的方法论。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成长加速假说，但把成长加速主要同人的生活方式的变化联系起来的方法在理论上是比较有希望的。(47)
至于认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等等学科中的人的问题，那么严格地说，这里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的社会性的某个方面。人的自然生物特征这时可以包括到考察范围中去，但它并不是专门的研究对象。人的研究中的问题始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法论的定座标。如果是社会层次，那么作为认识对象的人就表现为社会存在物，即使他的能动性具有完全个人的性质也是如此，因为在这种场合，“他的生命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认”。（48）在这个研究层次上（首先是在哲学中）也有社会性和生物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但不应当用生物社会的态度代替社会认识的态度。
人是社会的或非社会的这个问题本身就过分抽象。在“人”的概念没有规定下来的时候，每一个对手都以他自己所突出的人的某些方面和性质为依据，而这些方面和性质供选择的可能性是很广大的。但要知道，生理学家的“人”和历史学家的“人”并不是一回事，而对人的整体研究方法的主张也不要求把社会的、生物的、化学的和物理的因素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结构。社会性不能脱离与自然性的固定联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脱离“统一性”)而存在，因为这是它的本体论上的前提，但是，这并不要求两者在社会领域中有平等的作用。
人在本质上毫无疑问是社会性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一致的，都依据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经典的公式，（49）和列宁对这些关系的性质所作的说明，即它们是“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50）的关系。面人们常常把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与生物社会性的概念相联系，这在对人的哲学认识中我们认为是很不合理的。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人……天生是社会动物”。（51）因此，人的本性不是通过生物演化而变化着，而是在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着。事实上，人在通过生产作用于外部自然界的时候，就“改变他自身的自然”。（52）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因》中指出，“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不断改变而已。”（53）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又着重指出、人永远不公完全摆脱动物固有的属性（54）马克思把人的自然生物属性同“抽象的肉体本性”的概念相联系，从而在这里指明：构成个人本质的并不是这种本性，而是“社会特质”。（55）
根据以上所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见解，可以作出结论：“人的本性”这个概念由于术语的多义性应当严格地放在上下文义中来解释。我们认为，在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的上下文义中，这个概念是同人的本质的概念同类的，并且不以它的“生物社会性”为条件。生物社会性是人的物理性的属性，至于作为社会认识对象的人的本性，它的意思是十分单一的。K·K·普拉托诺夫认为，“人是社会性的，不仅生来如此，而且天生如此。他在成为胎儿时就已经是社会性的。”（56）我们批判生物主义时就是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与生物主义的对立还不能仅仅归结为正面表述的两不相容；这也是方法的对立。人的社会性原则具体地和实际地体现着辩证地、历史地对待人的本质、本性、意识、生命活动的方法，而生物主义的方法不管怎样标榜为进化论，却是反历史的方法。
以反历史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原则，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过去和现在始终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个恒久性的特征。但在今天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哲学已不能放任自己与科学和历史实践公开冲突。因此它就特别注意那些社会认识中的反辩证法的方法论，如功能论、现象学、结构主义，等等。而其中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别有吸引力的是社会生物主义，社会生物主义有科学外观的形式，并且既能在思想政治方面，又能在通俗宣传方面起作用。
社会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和人本主义不在于公开取消人的社会性质，而在于用一些非社会因素的作用暗中代替社会决定论，这就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能够把对人和社会的反历史主义方法改头换面，变化不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把社会生物主义思想推选出来作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唱对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现在让我们用一些具体例子来考察这些思想的理论特点和意识形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