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蒲鲁东主义（三）1846-1865

全文7191字，为蒲鲁东主义介绍的第三节内容。本节将着重介绍蒲鲁东从1848大革命开始后，直至他去世的后期人生经历。

 

一、1848年革命时期的蒲鲁东

根据文献记载，蒲鲁东自从1846年10月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任何新的著作的撰写。1847年底，他辞去了科底叶那儿的工作前往了巴黎，亲身经历了即将发生的1848年大革命。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也能够发现，蒲鲁东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甚至可以说，他反对激进的革命。“用文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我们需要再一次引用他的这句名言）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此处以法国二月革命为起点），蒲鲁东的表现是相当矛盾的，他一方面帮助运送石头构筑街垒、帮助排印了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份公告，另一方面又并不看好这场革命运动。他更加倾向于自己的“信用改革计划”，在1848年2月所撰写的新书《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蒲鲁东详细地为自己的构想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于蒲鲁东的“信贷改革计划”，恩格斯在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通讯中曾有过描述（前文有提到恩格斯接替了蒲鲁东巴黎通讯员的工作），在这里加以引用作为拓展：

“蒲鲁东……作出一种大计划：要凭白创造金钱，并使一切工人接近天国。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这不多不少，正是在英国久已存在并破产过十次的劳动市场，一切部门的一切手工业者组成的联合会和巨大的保管所、会员所交付的一切制成品，只按照成本和劳动估价，用其他联合会的生产物支付，这种生产物也是同样估价的。如交付的东西多于联合会中所消费的，便向世界市场出售，将收入付给生产者。狡猾的蒲鲁东在这种方法中投机，他和他的同会会员逃避了中间商人的利润。”【恩格斯1846年9月16日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

“你看：无产者应当储蓄小股份。因此（在少于一万以至两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决不能开始的）在一种或多种手工业中，首先要建立一个或多个作坊，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将生产物的第一部分，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因此他们是没有得到利润的），而将可能剩余的第二部分，依时价卖给世界市场。社会的资本一旦因新加入者或老股东的新储蓄而增加，此项资本便当用在新的作坊和工厂的建设上，如此继续不止，直至——一切无产者都有工作，一切存在国中的生产力都被收买，因此在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即失去指挥劳动并获得利润的权力！”【恩格斯1846年9月18日致马克思的信】

（一）《社会问题的解决》

正如书名所述，蒲鲁东在探讨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且正如他一直以来所具有的敏锐嗅觉，他以正确地发现了社会问题的解决应当从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中出发，但是他走向了一条偏激的道路，在他那里似乎国家形式的改革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书中，他提到：“民主制不但不是最完善的政体，并且是人民主权的否定，以及人民主权灭亡的主要原因。”【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1868.p39.】

“我们应该像以往推翻君主制那样地推翻民主制；这将是走向共和国图中的最后一个阶段……自由不能和民主并立，就像不能和君主并立一样。在很久以前，民主的统治是建基于一个阶层的被奴役，而现在则将建基于普遍的奴役。”【蒲鲁东.社会问题的解决.巴黎.1868.p47、76.】

由此可见，对于蒲鲁东来说，当前所实行的所谓的“民主制”不过是奴隶制的一种扩大化，一种延续，是少数人的民主制。它的存在正如它所赖以产生的基础那样，必然将会走向灭亡。那么对于蒲鲁东来说，民主制本身是否应该存在呢？是否应该通过政治改革将民主制扩展成为多数人的、在取缔阶级统治基础上的民主制呢？蒲鲁东对于这一设想的回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从蒲鲁东开始涉猎社会问题时，他始终走的是一条形而上学的道路，在介绍蒲鲁东《贫困的哲学》时，我们曾提到，蒲鲁东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哲学引用到政治经济学中，并寄希望于哲学形式的方法。因此，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蒲鲁东不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而是通过他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来的“自由权”“平等权”等原则出发的。因此，他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制，但同时也反对社会主义者们所提出的“公有制”，他认为无论是民主制还是社会主义者们的提案，都是对于人的自由的否定。那么，基于这一理解之上所能走的唯一道路就是舍弃任何国家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即“奴役”状态的彻底消除。所以，蒲鲁东自然对于追求政治改革的大革命是采取一种消极态度的。

同时，蒲鲁东所做出的这一推断，使得他遭受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共同攻击（迫真安人被左右群殴）。可蒲鲁东的性格又使得他绝不屈服、不同任何一派进行妥协。他坚持同两派进行斗争，将自己作为反对教条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自由捍卫者。因而他丧失了一条政治的道路，又获得了一条来自群众的道路。蒲鲁东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一书出版没过多久，又接连出版了《信贷组织》和《社会问题概观》两本宣传性的小册子，使得他越来越进入了巴黎群众的视线之中。当时法国主要的改革代表人物路易·勃朗、卡贝、民主派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纷纷失败（关于这些人物、派别的故事，马克思在《1848-1850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有详细描述），这也为蒲鲁东及其思想的宣传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蒲鲁东获得了群众的支持，这也使得他成功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虽然蒲鲁东落选了4月国民议会的选举，但在6月的补选中他成功当选巴黎的代表。

（二）国民议会中的蒲鲁东

成功当选代表的蒲鲁东依旧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的立场，他不参加任何政党，只代表他自己。蒲鲁东曾经在国民议会上提出关于进行税收制度改革、组建无息贷款的法案，但是遭到了财政委员会和全体代表大会的一致地否决，只有一票赞成。除此之外，蒲鲁东还积极在议会上作出发言，激烈地指责统治阶级，指责他们对人民的苦难默不作声、视而不见，指责整个私有制度，指责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奴役和压迫。这些言论使他成为了议会上的公敌。并且，十分巧合的是：蒲鲁东作出发言的时间正好是法国巴黎发生六月流血事件（6月31日对巴黎无产阶级的血腥镇压）之后，因此在这一极度敏感的时期，蒲鲁东被其他议员们抨击为“暴动分子的同谋者”。

马克思尽管已经不再认同蒲鲁东的理论，但还是对这一行为做出了正面的评价，他指出：

“他（蒲鲁东）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时一切事变都很少了解，终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1卷.p372.】

蒲鲁东的发言使他不仅遭受了议会上的责难，还使他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威胁，大量的侮辱性和威胁性的信件，报纸和画刊也对他进行了嘲笑，甚至给他编了很多剧本来污蔑他。众多的请愿书也投到了国民议会之中，要求弹劾蒲鲁东这个“不体面的成员”。就这样，他在“群众”的谴责声中被开除了出去。

二、1849年后

（一）国民银行

蒲鲁东并没有因为失去了国民议会中的席位而感到心灰意冷，相反，他将视线转向了报刊之中，开始尝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实行自己的理想——组建国民银行。

国民银行是蒲鲁东理论的现实产物，它是蒲鲁东“构成价值”所设想的理想状态。简而言之，国民银行是一个通过发行无息贷款的信贷组织，它将一切贫苦阶层都纳入到自己的股东范围内来（股票价格最高不过五法郎）。

蒲鲁东本人是如此看待国民银行的：

“国民银行是……无产阶级取得解放的根本和工具。它将创造出自由——政治自由和工业自由。”“正像任何哲学一样，任何宗教都是社会经济的形而上学的和象征性的表现，所以国民银行在改变社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是哲学革命和宗教革命的前奏曲，至少它的创始人是这样考虑的。”【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p248.】

早在1848年2月份，蒲鲁东就同一群有着共同理想的工人们合资创办了一家宣传蒲鲁东主义的报纸——《人民代表》，并在其中宣传期自己的众多理论见解和对时事的看法。在丧失了议会中的工作后，蒲鲁东更是全身心投入其中。1849年2月11日，蒲鲁东通过报纸来招募股份，筹建了自己的国民银行，但是在4月12日，银行便在尚未正式营业的情况下被宣布彻底关闭了。这一原因在于蒲鲁东从1848年开始的一系列政治活动让法国政府所感到的极度不安，《人民代表》遭受了封禁，而蒲鲁东重起炉灶，于3月份创办的《人民》报也因为发表针对新任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敏感言论而遭到封禁【蒲鲁东反对民主制，更反对君主制，因此他自然不会对路易·波拿巴有什么好的评价】，（《人民》报的影响力不可谓不大，它曾一度销售量达到7万份，而马克思的《莱茵报》在当时的销售量仅为3200份）而蒲鲁东本人不仅被判处一万法郎的罚金，而且还有为期3年的牢狱之灾。在这种情况下，蒲鲁东不得不放弃他在巴黎的一切活动，潜逃至比利时。

国民银行的胎死腹中不知道对于蒲鲁东来说究竟是坏事还是一件幸事，因为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蒲鲁东已经察觉到了国民银行的不可行性，因此不如说他本人的被捕和法国政局的恶化救了他的声誉。

（二）被捕入狱

蒲鲁东在比利时躲藏了一段时间又潜回法国，并继续他在《人民》报中的工作。但是没过多久，他便于1849年7月被密探发现，被捕入狱，关押地为圣别拉日监狱。在狱中的三年铁窗生涯，蒲鲁东专心于深化自己的理论体系，陆陆续续出版了3本书，分别是《一个革命者的自白》、《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和《无息信贷》。其中《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的经典著作。

除此之外，监狱中的生活也随着路易·波拿巴政府政策上的变化而变化。起初，蒲鲁东甚至有自由时间去指导《人民》报的出版问题，甚至可以在报刊中极其对立和挑衅地发表文章。但是在严格的报刊取缔法令出台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波拿巴政府要求报刊缴纳大量的押金来获得继续出版的权利，但是这一押金也逐渐被报刊不断产生的罚金所消耗殆尽，这样一来，失去押金的《人民》报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最终彻底停办。

后来，蒲鲁东又创办了《人民之声》报，但是这一份报纸表现出了即为温和的态度，他本人也在报刊上发表宣言，指出斗争的时期已经过去，讨论的时期来到了。这表明了蒲鲁东的退让，可这一退让并没有让波拿巴政府停止对蒲鲁东的迫害，蒲鲁东的新闻工作最终被终结了，而他本人也由于妥协的行为而丢失了自1848年来的声誉。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再来短暂地看一看蒲鲁东三本书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书中，蒲鲁东指出：

“依靠政府，人民并不能自救，而是要毁灭自己。”“就其原则的本质而言，国家是反革命的。”“就其本质而言，国家是不景气的代表者。”“政府是用来驯服世界的神的长鞭。”“政权是暴政的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打到政党。打到政权。要求人和公民的充分自由。”【蒲鲁东.一个革命者的自白.p248、27、155、195、322、20.】

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蒲鲁东认为七月王朝的垮台和新生的共和国代表着社会革命的信号。这次革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经济的或工业的”制度来代替“国家的、封建的和军事的”制度，就好像后者替代神权制度和官阶制度一样。他把自己的革命主张称之为“自下而上的革命”，而对于1848大革命时期各种革命的活动家们的政治革命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无息信贷》一书中，蒲鲁东又一次声明了信用改革会使得其他一切的政治改革都成为多余的。但这一本书在马克思写得并不好，他认为比《贫困的哲学》差多了。

（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年12月，路易·波拿巴摇身一变，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皇帝，而蒲鲁东也随之一变。对于蒲鲁东来说，波拿巴的政变是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长时间的内耗中的合理产物，这种君主制的复辟是标志着坚持国家政权的必然结果。在蒲鲁东的新书《政变是社会革命的表示》（又翻译为《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中，他就把自己的这种“正——反——合”思想运用到了政变中。不过另一方面，他开始对波拿巴政权产生了幻想，他认为波拿巴是国家集权的极端表现形式，但是也正是这种形式能够通过统治者个人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他极力争取使波拿巴采纳他的想法。

这样的行为使得“大辩证家”蒲鲁东得到了马克思极为精确的评价：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撰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 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

但是对于波拿巴政府的示好没有使得蒲鲁东得到任何宽待，他依旧不断受到政府的迫害。

我们再来评价一下蒲鲁东这个人，这里引用卢森贝的文献。

在他监禁期满前不久，蒲鲁东给他的一个朋友写信说道：“我打算在经过这样的一番幻想以后重新做我那排字工人或店员的旧工作，因为现在在法国凭著作是不能为生的。我曾打算改革经济学和哲学；此外我还在从事于世界历史。这些我都能做到，因为我习惯于在贫穷中、在不舒适的物质条件下工作。我的头几部著作是在看印刷机的时候写的，并且自己排印自己的作品。‘经济矛盾’一书是我在里昂站柜台的时候写的。最近的作品是我在监狱里写的。我希望我一生的末尾就像一生开头时那样。我做了许多事，最后我也能够因为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们当中的一个而引为自豪。”【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p252.】

虽然蒲鲁东也尝试着向当局抛出橄榄枝，但是他同其他的许多圣西门主义者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态度也表现为“一方面”和“另一方面”的摇摆不定，是为了使波拿巴采取他的理论，成为工人们可以接受的人物，而圣西门主义者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的叛徒。

“在私生活上蒲鲁东是不贪图己利的。他的物质生活极为困苦，时长寻找办法以脱离窘境，这时他决定组织一个股份公司，来修筑巴黎到贝桑松的铁路。这个计划倒不是什么空想的东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蒲鲁东的这个计划被一个机警的生意人、原先的圣西门主义者伊沙克·培雷抢去了。后来伊沙克·培雷把他作为这个计划的创制者而送给他一万两千法郎，但是他拒绝了。”【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p253.】

三、晚年

（一）《交易所投机指南》

从监狱中获释后的这一段时间内，蒲鲁东的创作能力也没有得到削弱。在1853年，蒲鲁东出版了《交易所投机指南》（又翻译为《交易所投机者手册》）。这本书中应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这同蒲鲁东之前的写作风格不大相同。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由于发生了一些事件”，使他不得不“更切实地分析”资料，“鉴定文件，找出原因，辨明情况并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来估量趋势。”

《交易所投机指南》获得了大量的好评，在1853年到1857年陆续刊印了五版（一说七版）。在书中，蒲鲁东是这样描述第二帝国的：

“一方面是：交易所、投机企业、金融上种种欺诈行为、投机勾当以及营私舞弊等事大大盛行，其结果乃是巨额财富的榨取和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却是：赤贫和日益加甚的贫困，无知识和受苛待，雇用工人的异常繁重的力所不及的劳动，对明天没有信心；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是破产中的中层阶级，他们的必然归宿就是落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p254.】（开始趋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得出来的观点了）

蒲鲁东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称之为“工业封建制度”，并且认为第二帝国是这一制度向更高级的阶段的发展形态，即“工业帝国”的形态，一种意味着资本和财产的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集中。并且由此判断，这种“工业帝国”的形态必然被“工业共和国”取代，并最终达到“无政府主义世界”。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蒲鲁东明显的“组定律”依旧在发挥其作用。

（二）最后的日子

蒲鲁东从事着写作的工作，并又遭到非难。在1858年，蒲鲁东撰写了一本名叫《论革命和宗教中的正义》的书，书中对天主教教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遭到了神甫们的谴责，在他们的一致要求下，蒲鲁东又被判处了三年的监禁。而尝够了牢狱之灾的蒲鲁东选择了放逐，他开始在布鲁塞尔为比利时的报刊投稿以谋生存。

蒲鲁东对于波拿巴的示好并没有换来皇帝的怜悯，反而是一件极有讽刺性的事。1859年波拿巴大赦天下，但是却没有惠及蒲鲁东，这是因为蒲鲁东并非是一个“政治犯”，而是糟糕的“亵渎者”。

在最后的这些时间里，蒲鲁东再也没写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很显然，他的聪明才智已经被耗尽了。1860年蒲鲁东向洛桑大学进行投稿并获得了奖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

“这里连天才的最后痕迹都消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小资产者。”【马克思1865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

在这篇论文中，十分荒谬的是，蒲鲁东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缺爱空开要求国家对带有公共性质的企业征收直接税。

在1861年，蒲鲁东出版了《战争与和平》、1863年出版了《论联合原则》。在1865年1月19日，蒲鲁东在出版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后，便撒手人寰了。这一本书可以看做是蒲鲁东的政治遗嘱，书的最后一章是在他弥留之际，口授完成的。

 

四、总结

蒲鲁东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地位极为重大，许多工人团体深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他是马克思的一个老对手，从《哲学的贫困》一书开始算起，马克思同蒲鲁东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最终在《资本论》的出版后才彻底消除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代替了它。蒲鲁东起初对于私有制的批判以及他最后走向无政府主义，都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文对于蒲鲁东的介绍只能说是一个简单地文献呈现，甚至在这一部分上，由于手头的文献的有限，也导致无法很完善地将蒲鲁东个人经历整体地呈现出来，存在着一些零碎之处。

之所以我本人想要对蒲鲁东主义进行整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发现了近日来在我国不断涌现的工人团体运动，希望这一系列文章能够帮助大家对蒲鲁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在实践中避开蒲鲁东所犯下的问题，更好地前进。

这一个过程同样也是自己在学习的过程，未来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更新关于一系列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的个人故事。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