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输出与保护：中国大量文物流失海外日本韩国欧美：B站的日本人韩国人
在长达四百多年的首都历史当中，集安积淀了无数的历史文化古迹。高句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皇族贵族们盛行厚葬，这也让集安诞生了许多埋藏大量文物的古墓。根据统计，集安现有将近八千座古墓，其中三室墓和长川一号墓是古墓群中最著名的高句丽古墓葬。
在三室墓当中有许多精美的壁画，这些壁画主要是公元四世纪的作品，它反映了高句丽民族的生活习惯、风俗信仰、艺术文化等，是研究高句丽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物。而在长川一号墓当中的壁画则有着浓郁的佛教气息，里面的作品主要是五世纪的高句丽壁画。这些壁画已经历经一千五百多年的岁月磨砺，但依旧保存完好，外观精美绝伦，色彩鲜艳，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艺术品，也是受到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1961年，三室墓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长川一号墓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这两座珍贵的古墓，却被无耻的韩国古美术协会高级负责人李万植给盯上了。李万植偷偷从韩国来到我国境内，找到了集安当地人金权红、崔镇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去盗取古墓里的壁画。
1997年秋天，金权红找到了韩享国和他的哥哥韩昌国，几人在集安市cxz文化馆原馆长崔镇的包庇下，先后五次进入三室墓，将墓里的出行图、青龙图、白虎图、玄武图等壁画盗走，由于是暴力剥离，盗墓贼还导致攻城图、凤鹿图、牛首人图、托梁力士图等多个珍贵壁画损坏。
从古墓里盗出壁画以后，崔镇带着这些壁画前往沈阳，将壁画卖给早在这里等候的韩国人李万植，获得赃款人民币55万元。
贪心不足蛇吞象，已经盗了三室墓的金权红等人又盗了长川一号墓，他们找来同伙崔文龙等人，携带工具进入长川一号墓，将墓里的抚琴舞乐图、飞凤图、供养人图、百戏图盗走，并造成麒麟图毁坏。盗来的壁画仍由崔镇等人卖给李万植。
案发以后，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将崔镇、金权红等十余名案犯全部抓获。只可惜，被盗走的壁画已经全部出卖，被破坏的壁画也难以复原。法院依法将崔镇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人也都是被判处死刑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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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文化掠夺的案例?
外国列强对敦煌文化的掠夺
戈壁之上古迹遍布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敦，大也;煌，盛也。”但现在敦煌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 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
话说公元366年，有一位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又好像香音神在金光中飘舞，乐尊认为是佛祖的圣地。于是顶礼膜拜，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佛门弟子、达官贵人、商贾百姓、善男信女都来这里捐资开窟，从4世纪至14世纪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信众或以家庭为单位，或是单独一人出资，兴建洞窟、绘制壁画，或是请修大佛、菩萨等，形成了“千佛洞”的规模。后来，沙漠化非常严重，洞窟逐渐被“沙藏”了起来。
大家都知道，一部敦煌历史就是一部外国列强的掠夺史，但其中渗透着诸多民族的无奈和惨痛。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尽量地保护残存的历史和文物，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为了保护壁画，在莫高窟内参观时，不拍照，只能用手电筒观看，可以自备一个手电筒进入参观
1907、1914年英国的斯坦因两次掠走遗书、文物一万多件。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中的精品，掠走约5000件。
1910年藏经洞中的劫余写经，大部分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
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处，掠走约600件经卷。
1914年俄国人奥尔登堡又从敦煌拿走一批经卷写本，并进行洞窟测绘，还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用特制的化学胶液，粘揭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
他们都以少量的银元，带走了大量的中国的灿烂文化。
日本侵华盗取了中国多少文物
摘要|如果要问哪个国家收藏中国文物最多？那答案必然是日本。据中国官方统计，自1931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1879箱，被抢文物不计其数，仅战后日本方面自己统计的数据就高达360万件。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各部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
日本又派遣各种“考察团”来华并分赴到各个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除了军方以外，日本还成立了一些劫掠中国图书、文物的专门机构，如“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进还有一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考古学会”、“东亚文化协会”等进这些所谓的“学术团体，在华从事文物掠夺和破坏，还美其名曰为“研究所”。
位于赤峰的辽墓壁画(局部)
侵华日本人还不满足，又直接以“考古”的名义，在中国实施盗墓——盗掘中国地下文物。尤其是东北、华北成了两个重灾区。在盗墓的选择上，以帝王陵和高等级贵族墓为重点，其中热河赤峰境内(今内蒙古)的辽代帝王陵、吉林集安境内的高句丽王陵等，遭日本人盗掘的情况最为严重！
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以考古为名盗中国帝王墓
日本民间探险队|该发掘的地方都无一遗漏
日本人利用对中国的熟悉和了解，通过民间、官方等多种方式，进入西域，盗取了无数中国宝物。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僧人大谷光瑞组织的“大谷中亚探险队”。
大谷探险队的组织者名叫大谷光瑞，家世显赫，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1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于1903年继任，成为第22代宗主。
在1902年至1914年间，大谷探险队先后3次组队，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一系列所谓探险、考古活动，盗掘了众多古遗址、古墓葬，连古尸都不放过，全都偷运回国内。他们他们跟在斯坦因、赫定这批欧洲探险家的屁股后，走着他们行进过的路径，不断地将欧洲人盗掘过的地方，重新乱挖一通。这在中国过去的盗墓圈内，叫“捡漏”。每到一地，只要是古遗址，就要乱挖盗掘一番，渡边哲信在《在中亚古道上》中称，“该发掘的地方也都发掘过了”。1904年5月，渡边哲信和堀贤雄携带盗得的大量中国文物回国，结束了大谷探险队的第一次中亚探险活动。
在后来的第二次探险活动，他们从西域盗获了更多的中国文物。当时，他们雇了由13头牲口组成的大型驮运商队，才将这些文物运出境，也不知道是不是怕被中国人发现惹麻烦，还是出于交通方便的考虑，日本人最后未从中国过境，而是经印度将这批东西偷运回了日本。
“大谷探险队”的三次盗掘：
●时间：从1902年8月到1914年5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
●队员：共18人。
●行程：约1.8万公里。
●所到之处：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
●结果：盗掘大量珍贵文物和图书资料，仅是有记载的第三次探险，就窃取了86箱文物，重达6731公斤。
日本侵华学者|吉川小一郎盗取敦煌文物
吉川小一郎是日本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的门生，1911年5月，他受大谷的派遣来到中国西北，其目的一是联络另一名日本“探险家”桔瑞超，二是到敦煌掠夺文物。
吉川于1911年10月5日到达敦煌。四五天后，吉川由旅店主人做向导，去千佛洞“参观”。吉川听说当初把文物出卖给英法“探险家”的那个王道士还在，便去找他，和他约定几天后再来“考察”。
两三天后，吉川再次来到千佛洞“参观”，并住了下来。此后，吉川在千佛洞住了8夜，进行了疯狂的盗宝活动。他在两三天的时间里，用特制的化学胶布粘走了莫高窟26方精美的壁画，获取了藏经洞洞窟及碑文的部分拓片，并且拍了照片，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装入行李”。临走时，他给了王道士11两银子，骗购了一批唐代经卷。
山中定次郎除在琉璃厂收购中国文物外，还与各王府建立了以收购为目的的紧密业务联系。1912年3月23日，溥伟将恭王府原藏的除书画外的大批文物卖给了山中定次郎。据资料记载，古董所卖款项达到40万大洋，估算2000多件。这笔交易成为山中定次郎在中国收购文物最为得意的一笔业务，也成为了恭王府文物流失规模最大的一次。
山中定次郎在1912年初冬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次恭亲王府“挖货”之行：宽敞的庭院内，有着一排排装满宝物的仓库，其中又分为如意库，书画库、青铜器库，大概有几十间。每间屋子里的物品上，都落满了厚厚一层灰。在库里你还能看到无数的翡翠珠宝手饰，多的就像是米店里的大米。山中定次郎还得意洋洋地说，“任何古玩商的一生，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山中定次郎将恭王府文物运回日本分类。来自中国恭亲王所藏的536件文物参加了1913年全球大古董商云集的美国纽约古董拍卖。拍卖会异常火爆，所有拍品无一流拍，单件成交价最高达到6400美元，总成交额达到28万美元，创下当时拍卖成交的最高纪录。此后，山中商会又在英国伦敦成功拍卖恭亲王旧藏文物263件，拍卖同样非常成功。在日本国内，恭王府文物也成为收藏家们的收购热点。
1913年纽约被拍卖的恭亲王收藏之青铜器
山中定次郎最为臭名昭著的行为，就是以金钱诱惑看守石窟的僧人盗劫、破坏山西天龙山石窟佛像。
天龙山石窟位于中国山西省太原市西南36公里的天龙山上，东西两峰共有石窟25座，分别开凿于东魏、北齐、隋、唐各朝。据不完全统计石窟内外，有造像500余尊，浮雕、藻井、壁画等1144处，以其造型娴熟，雕刻精美而著称。1918年日本学者关野贞找到天龙山石窟，并将考察报告公布于世。山中定次郎闻讯后，分别于1924年6月和1926年10月二次潜往天龙山石窟。他通过贿赂等手法，买通了天龙山脚下寺庙的住持净亮和尚，将大批佛首偷运出山。山中定次郎日记详细记载了其中一次的盗运，40多个佛头被砍下来，装成箱，运到北京，然后由北京运到日本。
在日本侵华的14年间，无数中国文物被日寇掠夺、损毁。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淫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北平故宫博物院所存大量珍贵文物虽于“七七事变”前避敌南迁，但仍有一批珍贵文物没来得及转移。1937年8月17日，日军闯入故宫和颐和园，劫走大量珍贵文物。1942年8月，日伪当局搜刮了故宫金缸上的金屑，并掠走故宫收藏的铁炮1406尊，以熔铸枪炮。1944年，博物院所藏珍贵古籍11022册又遭到日军洗劫。随后日军又先后掠走院内铜缸54尊、铜炮1尊、铜灯亭91座以熔铸枪炮，并从位于故宫午门的北平历史博物馆内劫走珍贵文物1372件。
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陷落后，残暴的日军对保存于城内各公私机构内的文物大肆洗劫与破坏。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包括殷墟发掘团所藏商代青铜器、玉器等诸多举世公认的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公家方面还损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方面损失碑帖3851件。
上海市立博物馆于1937年沦陷时，所藏古物7423件、字画190幅、书籍4611册被劫走。安徽省立图书馆损失古物96件、字画298幅、书籍138123册。广西省立科学馆于1944年被日军焚毁，损失古物390件、字画151幅。江苏省立图书馆所存元、明古籍善本417部被敌劫走。山西省立博物馆所藏先秦铜器，魏、唐造像等诸多珍贵古物被劫掠。福州私立协和大学于1944年9月福州沦陷时损失古物3601件、书籍28000余册······此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府内所藏珍贵文物和书籍，遭劫掠或毁坏者也达近百万件。
让我们同样痛心的文物损失较重的文化机构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珍贵文物2144件于1942年3月在汉口被敌劫掠。中央研究院河南省古迹研究会所藏古物6500件、书籍3000册于1938年开封沦陷时损失。河南省立博物馆损失珍贵文物53件。河南省图书馆所藏16箱字画于1938年在南阳被日军飞机炸毁。河南省通志馆所藏古籍8000册被敌掠走。南阳民教馆于1945年被焚毁，馆中所藏壁画64幅、古物170件、古书板1000块被毁。巩县石窟寺造像200余尊被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