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书单:青年必读书单会加害于青年,和国学、西学没干系。
文章的原题目:从“必读书”谈起 作者:止庵 本文选摘自《沽酌集》并有作节选
前些时偶然读到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上几则“青年必读书”,觉得很有意思。这件事情迄今仍被提及,多半因为鲁迅有名的回答:“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多年后,周作人在私人通信中说:“‘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致鲍耀明)鲁迅的举动,在我看来更接近于现在所谓“消解”,针对的是“青年必读书”中的前提设定,即那个“必”字;以及因诉诸公共媒介而对价值取向的一种规范。但是一般论家往往只看到他拒绝回答,却忽略了他能够回答。
鲁迅所开书目即《开给许世瑛的书单》,载《集外集拾遗补编》。
我们看了,不能不佩服其别具只眼而又精当,的确是为学习中国文学指点了一条路径。
虽然我想终鲁迅一生,他都是反对设定前提和规范价值取向的。这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从另一方面看,鲁迅真有这个本事;而这往往是后人(包括学者在内)所欠缺的。我们学得了他拒绝回答,却未必学得了他能够回答。一旦试图做后面这件事情,欠缺也就暴露出来。曾在报上看见一份“为初学者开列的中外文学书目”,开列的人读书实在太少,简直成了笑话。还有报纸辟过“我心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专栏,读者的回答却多是“我眼中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除了所说的好像没有读过多少别的。两件事情是同一道理。
在一切关于书的文字中,书目大概是最难写的,必须要有真本事:第一是足够的阅读量,第二是高明的选择能力。二者缺一,这件事情就干不得,而前者是为后者的基础。书目内容越少,就越不容易,因为并不意味着阅读量可以减少,只是要求选择能力更强罢了。
前述“文学书目”打算包罗古今中外,不啻自不量力,我们哪里还有这样的通才;能就其中某一部分开列个像样的单子就不错了,但是尚未见到。类似康诺利《现代主义运动》和伯吉斯《现代小说佳作九十九种》那样的书,不知道是否有学者能写得出来。
书目实际上是文学史的雏形
,至少其中体现了撰写者完整的文学史观。一本文学史实际上就包含着一份书目。那么前述撰写书目必备的本事,也该为文学史的撰写者所具有。
讲到文学史,似乎只与作者有关,而与读者相远,其实不然。
我们平常读书,之前加以遴选,之后有所评价,有所比较, 这里已经孕育了文学史的观念。
夸张一点说,一切文学评论都是文学史,当然反过来一切文学史也都是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