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城市”及其兴起背景
摘要：15世纪的意大利出现了新型的城市样式，从中世纪的有机生长过渡到人为规划，注重对称、规则的结构布局和开辟新城空间，并且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意大利许多城市都有此“理想城市”转向，并且大多成为新兴城市国家的首府，这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新一波城市化浪潮的兴起，亦发展出一种新的城市结构和城市设计思想。这种转型体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变迁，它不仅受到规划思想革新的推动，也是这时期意大利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君主的集权和相互之间的竞争促成了以城市作为权力表征，也使意大利从封建领地和自治城市的时代向近代国家的时代转变。这批城市为欧洲城市此后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奠定了现代城市结构的基础。
15 世纪中后期，意大利出现了“理想城市”的规划思想，这一思想上承希腊罗马时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乃至欧洲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欧洲城市样式的发展影响深远。这种新型的城市形态与中世纪城市自然发展而成的传统不同，中世纪城市的布局往往不规则，或崎岖不平，或高低错落，一般依靠城堡而形成。12、13 世纪时也出现了以市政厅为中心的布局，而 15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显得更加规则有序，并且会在中世纪老城外围拓展出新城区，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都呈现出壮观、气派的风格。不管是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等大城市，还是费拉拉、乌尔比诺、曼托瓦等小城市，都体现了这一变化和趋势。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以往主要是城市规划史学者、艺术史学者有一些讨论，将其放在城市演进历程或文艺复兴思想史的框架中；历史学者也做了介绍，但缺乏对其原因和背景的深入分析。早期的阐释主要采用 19 世纪学者布克哈特的观点，即个人主义的迸发和对古典的复兴。对商人和自治城市的强调则要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亨利·皮朗和马克斯·韦伯，其观点也成为我们理解中世纪城市的主要依据。20 世纪中叶，汉斯·巴龙提出了“公民人文主义”的概念，以布鲁尼为案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公民集体意识有极大增强。这一观点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新共和主义路径。到 20 世纪末，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城市、地理和空间给予新的解读，尤其是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持续不断地对人文学科产生冲击，也有不少学者从语境出发，注重将城市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解读。一般而言，到 20 世纪后期，城市史研究颇为重视政治和社会层面，注重建筑景观背后的政治权力等要素，挖掘城市变迁背后的社会因素，借助“赞助人”的视角，通过艺术社会史的方法深入研究，关注城市景观和空间。城市的变化事实上体现了那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整体变迁，从空间改造的特点可以看出中世纪盛期的自治城市向近代国家过渡的趋势。在布克哈特看来，这些城市国家的特征是政治权力集中、城市自治传统受限、首府城市的宫廷蓬勃发展起来，还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官僚体制，可以被称作“文艺复兴时代的现代国家”。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对该时期国家发展程度不应估计过高，如菲利普·琼斯（Philip Jones）称这种国家形态为“城市国家”，他认为该时期的城市国家还保留了大量中世纪传统，即领主权力的延续。乔尔吉·基多里尼（Giorgio Chittolini）则称之为“领地国家”，认为该时期领地国家的君主对其领地并不持有绝对权力，而是通过协商与合作进行统治，是中世纪领地传统与现代国家形态的混合产物。但是，从空间来看，这时期确实出现了新的城市类型，新式城市形态被打造出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的变化。
总之，相对于“经典的”中世纪城市模式，即 12 世纪前后自治城市时期的城市形态变革，15 世纪的意大利城市空间经历的变革不遑多让。意大利中世纪城市的家族经过厮杀和重组后，整合为大家族，在城市中占据主导地位，有的构成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君主”（Prince）。他们控制城市内部政治和周边地区、操纵其他家族势力和商人力量、赞助文化生产并推动阶层区隔，这些体现在他们努力打造的新型城市空间。这一趋势体现了新式的现代城市的形态，为欧洲城市的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这时期意大利的城市建设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有很深远的意义。
将这一问题置于时代背景和区域框架中，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城市形态的变化，与这时期意大利城市政治权力集中、新型精英的出现、海外贸易和交往，以及地中海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影响息息相关。
一、新型城市结构和景观的产生
1436年，布鲁内莱斯基为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建成了穹顶，1444年，柯西莫·美第奇在佛罗伦萨开创了独幢宅邸的潮流，这些建筑的创新被视作文艺复兴开启的标志。从 15 世纪中叶起，意大利的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特征，中世纪有机生长的城市类型开始向人为规划的城市过渡，城市中心的广场变得备受瞩目，特定比例和透视法使人们的视角容易聚焦到广场的中心，旁边的建筑两相对称，这样的公共空间成为该时期最醒目的城市景观。
首先，广场和宫殿成为城市的焦点，且城堡向宫殿的功能转型。
阿拉贡的阿尔方索于 1443 年征服那不勒斯后改造新堡，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于1450年篡位成为米兰公爵后改造米兰城堡（Castello di Porta Giova），这两位都加强了防御性城墙和城堡的修建，并且将城堡转变成居住性宫殿，开启了新的建筑功能和城市景观。同时期，教皇尼科洛五世从 1453 年起大力改造梵蒂冈宫，费德里科·蒙特费特罗在乌尔比诺建造公爵宫，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在里米尼建造西吉斯蒙德城堡。城市中这些类似城堡的宫殿不完全出自军事考虑，也体现了家族的荣誉和身份。
乌尔比诺尤其体现了“理想城市”的特征。乌尔比诺屹立在从意大利东北部通往罗马、横穿亚平宁山脉的弗拉米尼古道上，15 世纪初还是一座山丘上的中世纪小城，由领主建造城堡控制这块战略要地。城市结构延续了古罗马时代的矩形网格状，东西和南北两条大道相交于今公爵府前面的广场。1444 年，费德里科·蒙特费特罗（1422—1482）任乌尔比诺公爵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西城墙内侧的中世纪城堡改造成公爵宫。这样一来，乌尔比诺的中世纪城市结构被改变，原来位于边缘的城堡成为城市的中心，经过改造后形成了双立面，老的一面朝向西面的谷地，新的一面朝向东边的城市中心。西立面是一座高大的拱门，两座塔楼之间夹着四层高的拱门状凉廊。东立面是费德里科改造的重点，他在这个立面前辟出一块广场。公爵府的新立面朝向市政厅和大教堂，其前面的矩形小广场同市政广场相连，形成相互垂直的 L 形广场，将公爵的城堡与城市中心连在一起。这样，原来位于城市边缘的中世纪城堡就被改造成面向城市的宫殿，改变了这座高耸的防御性城堡的性质，公爵将其纳入城市结构中，并打造成城市的新中心。公爵打造的广场与城市结合之紧密，以至于时人卡斯蒂廖内（Baldassarre Castiglione）在《廷臣论》中将整个城市视作“宫殿一样的城市”，而公爵宫正是这座宫殿城市的中心。公爵宫前面的道路成为全城的主轴线，向北通往城市的老的中心——集市广场（今共和国广场），从这里向东可以前往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北部，向西则连结罗马和意大利南部。
其次，城市布局变得规则化。城市的宫殿位于城市一极或边缘处，与原来的公共空间和城市中心不在一起，拓展了城市的公共空间，并且与其拉开距离，以体现新的权力中心，与中世纪传统的公社及其象征市政厅不同，这种裂变使欧洲城市在中世纪晚期体现出一种新的结构和面貌。
意大利中部的皮恩扎（Pienza）是1458—1464年在位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修建的，他所属的皮科洛米尼家族是附近城市锡耶纳的商人世家， 在科尔西尼亚诺（Corsignano）一带拥有广阔的领地。庇护二世当选教皇后，于 1459 年决定将其出生地科尔西尼亚诺建成一座新城。科尔西尼亚诺成为理想城市的试验田，在建好后被赋予皮恩扎（意即“庇护之城”）的新名字。不同于中世纪有机生长的城市空间，皮恩扎缔造了新式的城市空间，从过去的混乱框架中理出有规则的结构，并在城市中心处设置与此结构相呼应的广场和建筑。这个中心处正是庇护二世出生的地方，故而被确立为广场。教皇在广场西边建造了作为其宅邸的皮科洛米尼宫，在南边拆掉此前的圣玛利亚教堂，建造坐南朝北、面向广场的新教堂，东边是主教宫殿。在平面图上看，三幢建筑从三面包围着广场。从北向南正对着教堂看去，可以发现教堂与其两边的宫殿以及广场一道构成了一个规则有序的空间。
锡耶纳也有很大的变化。这时期锡耶纳兴建了许多家族宅邸，挑战了此前以市政厅为中心的向心型城市结构。15 世纪初，随着盟友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的衰落，曾经由商人行会统治的锡耶纳受到极大冲击，佛罗伦萨和教皇加强了对它的控制，商人行会政府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一些贵族家族开始掌权。教皇的皮科洛米尼家族以及许多其他贵族家族短暂掌权，到 1487 年随着锡耶纳九人政权的再度掌权，最高权力归佩特鲁奇（Petrucci）家族，后者在 1497—1512 年成为锡耶纳的领主。权贵家族对锡耶纳城市的改造影响很大。庇护二世计划在锡耶纳仿照皮恩扎的皮科洛米尼宫建造一幢宅邸，位于市政厅所在的坎波广场东南边的圣马蒂诺广场，像佛罗伦萨的鲁切莱宫一样，宫殿对面也建有一座凉廊。教皇本来打算在宫殿、凉廊和旁边的教堂之间开辟出一座广场，从而形成一组与皮恩扎城市中心类似的建筑群，而且正对着西北方的市政厅，亦有可能打造出一个取代坎波广场的新的城市中心。这一计划与乌尔比诺公爵的做法非常相似，但未能实现，否则将完全改变这个城市的格局。1460 年，庇护二世还在坎波广场西南边建造了一幢宫殿（Palazzo della Papessa），正对着坎波广场，体现了教皇控制市政广场的企图。这些宫殿也被其他家族纷纷模仿，譬如 1470 年开始建造的斯帕诺基（Spannocchi）宫等。可以看出，中世纪城市结构在教皇和各家族的干涉下已趋瓦解。
此外，15 世纪后半叶，除了老城内部的变化，中世纪老城的外围也拓展出了新城区，新城与老城的结构完全不同，体现了这时期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位于波河沿岸的费拉拉和曼托瓦是两个典型案例，它们的新城建设充分体现了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政治结构的变化。
被布克哈特视作首个文艺复兴城市的费拉拉，也被当成首个现代城市，其规划经验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埃斯特家族的埃尔科莱一世（1471—1505 年在位）担任公爵时，对费拉拉进行了大规模改造，通过建造新城将其发展成一个与中世纪城市截然不同的“现代”城市。埃斯特家族从 13 世纪后半叶成为费拉拉的领主，15 世纪上半叶成为意大利北部各城市国家之间的调停人，也占有了周边的雷焦、摩德纳等城市。带有著名的“月鉴房”的斯基法诺亚宫（Palazzo Schifanoia）就是这时期建造起来的。埃斯特家族逐渐摆脱自治城市的控制，甚至将市政厅辟为家族私邸。在埃尔科莱一世之前，该家族的据点是老城北边最主要的城门利奥城门（Porta del Leone）处的圣米歇尔城堡（Castello di San Michele，即今Castelvecchio），埃尔科莱一世改变了老城的结构，他将城市向北拓展，建造狩猎场所，并且将公爵宫（即以前的市政厅）和北边的圣米歇尔城堡用封闭式廊道连结起来，架于半空中。这一点模仿了罗马教皇宫和圣天使堡之间的封闭式通道。1474 年，埃尔科莱一世在公爵宫后面建造了一个非常规则的新广场，使公爵宫在广场的映衬下凸显出主导地位。公爵宫的立面也被改造，增加了三层高的带有拱顶的凉廊。公爵宫与圣米歇尔城堡构成了埃斯特家族的统治中枢，也被建设成城市的政治中心。虽然这处位于市中心的建筑群阻碍了城市交通，但恰好反映出埃斯特家族控制城市的权力。1492 年起，埃尔科莱一世聘用建筑师比亚乔·罗塞蒂（Biagio Rossetti）负责城市改造工程，使城区和城墙扩大一倍，基本上达 到了现在的规模，尤其是建造了一个以其名字命名的新城，即埃尔科莱新区（Addizione Erculea）。新城的中心为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的相交处，这里辟出的一处大广场成为整个新城的地理中心。公爵其后在这个中心建造了新宫殿钻石宫（Palazzo Diamante）。罗塞蒂规划的新城没有使用抽象的对称格局，而是为了不与老城完全分离而采用主干道斜交，这样铺设道路也是出于军事需要，便于军队快速进入。城市改造工程后的一个世纪，新的防御系统不断增强，公爵建造了碉堡、堤坝，多达 16 座塔楼和 3 座城门。从此，费拉拉城市被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拥挤的老城区，一个是宽敞的新城区，新城的道路宽阔笔直，原来作为老城边界的道路（今加富尔路和乔韦卡大道）成为市中心的东西主要干道。公爵想增加城市人口，吸引贵族前来居住，更重要的是，这里不仅可以通过军事游行震慑贵族和民众，也可以实现阶层隔离。
附近的曼托瓦在城市发展方面亦建造新城，打造理想城市。曼托瓦的市政厅位于布罗列托（Broletto）广场和香草（Erbe）广场，商业、手工业场所沿着向南的城市主干道分布。贡扎加家族在 14 世纪后半叶确立了对城市的统治。担任佣兵领袖的弗朗切斯科·贡扎加占领了广阔的领地，修建大量防御设施，建造了公爵宫的核心部分和大量教堂，并在郊区修建圣乔治城堡，甚至还向埃斯特家族借调军事建筑师改进城堡。1368 年建造的埃斯特城堡成为贡扎加家族的象征。这座城堡最初设计时并不是为了居住，直到 15 世纪下半叶，路德维科三世（Lodovico III，1444—1478）才将其改造成宅邸。路德维科三世长期作为米兰公国的佣兵领袖，并且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他在曼托瓦雄心勃勃地推进城市建设，建造了医院、教堂、广场、钟楼，在郊区修建防御设施、运河等。15 世纪 50 年代末，教皇庇护二世在曼托瓦召集宗教会议商讨对奥斯曼土耳其重启十字军战争，路德维科三世利用这个契机改造城市，在曼托瓦的南边建起了新城，因为城市南部是教皇进入城市的起点，这里人口不多，条件恶劣，经常有洪涝灾害，也是城市改造的原因。1460年 代，阿尔伯蒂受邀设计建造将南边城门与圣乔治城堡连结起来的贡扎加大道（asse gonzaghesco），道路两旁建起宏伟的建筑，成为一条景观大道。此后，他先后设计建造了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和圣安德烈教堂。其中圣安德烈教堂的拱廊立面面向新城，背对老城，正好位于从公爵宫到新城的轴线上。这种中轴线设计和新城老城之间的关联，体现了阿尔伯蒂对建筑与城市整体之间关系的思考和重视，将整个城市建成了一座宫殿。到 16 世纪上半叶，曼托瓦的新城得到进一步拓展。路德维科三世的曾孙费德里科·贡扎加公爵于1526年命朱利奥·罗马诺（Giulio Romano）将城市向南拓展，连接到城南的堡垒——泰宫（Palazzo del Te）。新城的建造使曼托瓦的规模显著扩大。
大城市虽然不像小城市这样容易从整体上进行改造，但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的变化，如佛罗伦萨向城北的开发，威尼斯在城北近郊地区的拓展，斯福尔扎家族在米兰的整体规划，阿拉贡王朝 1442 年入主那不勒斯后的新城建设，教皇在罗马的大规模改造工程。这些都体现了新式城市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涌现。总体而言，该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更加规则、有序，而且比例协调、对称和谐，从老城到新城，均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
二、城市规划思想的变革
城市空间的这种变化与城市规划思想的变革息息相关。15 世纪以前的欧洲出现过数次城市更新运动，但这些理论仅仅在新造城市上得到了实践，并未被应用到传统城市中去。直到 15 世纪，意大利才出现了针对旧有城市改造和新城建设的新理论，即“理想城市”。为何集中于这一时期出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规划思想界出现新的理论和方法，可谓城市设计在思想上的革命，这与 15 世纪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建筑理论家、规划思想家是分不开的，他们一方面复兴古典城市理论，另一方面广泛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结合，为城市建设开辟新的道路。1416 年，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写于公元前 27 年的著作被发现于圣加仑修道院，很快便被加以利用，在城市规划中催生了对称和比例的观念，以古典样式扭转哥特式的潮流。这些理论在古代主要应用于单个建筑，这时期也被应用于建筑群，甚至构成了整个城市的框架基础。规划师利用透视法，确定城市空间中建筑之间的特定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对空间概念的创新在于，它不仅更新了视角，还塑造了空间生产的新法则。
这种变化体现了古代的影响。古希腊时期的城市以雅典为代表，以卫城 （Acropolis）和广场（Agora）的结合为典型，体现了有机生长和自由发展的城市模式。同时，古希腊亦有规划师希波达姆的规划式城市，如米利都，体现出很强的人为痕迹，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也呈现棋盘格状。这种对和谐、比例、几何形式的重视体现在柏拉图的思想中，从其《蒂迈欧篇》中可以看到，而且他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毕达哥拉斯重视数的影响。和谐、对称、比例、几何形式等使希波达姆的城市规划类似柏拉图的“理想国”，似乎也成为后者在世间的体现，而亚特兰蒂斯这个大西洲应该就是最早的“理想城市”。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又影响了罗马，使后者的殖民城市建设遵循严格的矩形和中轴线。维特鲁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角形的理想城市类型，从中心的广场向外呈放射状，整体上近似圆形，这也是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的原型。
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继承了希腊、罗马的传统，并有所发展。他借鉴了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思想，以人体为标的， 强调比例和对称，推崇古代城市的规则性，也承认小城市的多样性结构的实用性，还强调城市不只有居住功能，亦有审美，娱乐和休闲功能。1466 年，卢西亚诺·劳拉纳（Luciano Laurana，1420—1479）在曼托瓦与阿尔伯蒂合作完成新宫殿的设计后，到达乌尔比诺，为乌尔比诺公爵府设计了最初的图纸。在原来的基础上，卢西亚诺·劳拉纳设计了新的宅邸，在其中心设置当时盛行的庭院（Cortile），使之成为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这与乌尔比诺公爵府的《理想城市》类似，体现了对比例、规则和对称的追求。为乌尔比诺进行规划的另一位建筑师锡耶纳的弗朗切斯科·乔尔乔·马蒂尼（Francesco di Giorgio Martini，1439—1501），从15世纪70年代起继续乌尔比诺公爵宫的建造，直至公爵去世，他完善了宅邸的细节部分，并且还为公爵家乡古比奥（Gubbio）设计建造了类似的公爵宫。他提出重要理论，认为圆形已经不适应时代，要用菱形或者矩形规划城市，城市的主广场应当是商业中心，也是政治、宗教、经济、表征中心。总之，领主广场、大教堂、凉廊、军营、监狱和其他公共建筑等，构成市民生活的支点，应当清除没有秩序的、嘈杂的、有害的活动，街道应该分层次，适应不同的职能需要。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城市看成一个有机体，能够进化，适应公社的需要，社会的变化在空间中表现出来。教皇庇护二世建造新城皮恩扎时委托了托斯卡纳地区最负盛名的建筑师罗塞利诺（Bernardo Rossellino）和设计师阿尔伯蒂，罗塞利诺有着丰富的建筑经验，而阿尔伯蒂则在古典建筑理论方面有极高的造诣，二者的合作成为建设皮恩扎的有力保障。
虽然这时期人文主义发展非常迅速，但也不能说中世纪和基督教的城市规划理念毫无作用。如基督教的宇宙观体现在中世纪修道院的建筑群上。在 13 世纪的新城运动中，欧洲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新建运动，关于城市的结构和布局也有一定程度的理论总结。
古典思想之所以能在 15 世纪复兴，也与东方的影响息息相关，尤其是来自拜占庭的影响。14 世纪起，奥斯曼的威胁就让许多拜占庭学者逃亡西欧，1453 年君士坦丁堡之围更使许多学者携工艺和手稿到达佛罗伦萨、米兰、曼托瓦、威尼斯等地，加强了东方对意大利城市的影响。拜占庭的最后一个王 朝巴列奥略王朝与西欧关系非常密切，早在 14 世纪中叶起，拜占庭皇帝约翰五世、曼努埃尔二世、约翰八世就前往西欧请求援助，甚至有的还改宗了天主教。这些无疑对意大利等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 1438—1439 年，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亲自参加的大公会议就在费拉拉和佛罗伦萨举行，克里索洛拉（Crisolora）、阿尔吉罗普洛（Argiropulo）、普莱桑（Gemistus Plethon）、贝萨里翁（Bessarion）等众多拜占庭学者也到意大利，传播了新柏拉图主义。正是受此次东来的影响，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成立了柏拉图学园，推广古希腊的研究。规划在先的城市建设与柏拉图的理念说不无相似之处，而拜占庭以君主为主导、规划先行的城市模式自然也会影响意大利的城市。而且，值得强调的是，里米尼、乌尔比诺等坐落在弗拉米尼乌斯古罗马大道上，这条道路自古就是拜占庭影响深入意大利的必由之路，从东方到达拉文纳以后，向西北可以借由艾米莉亚大道通往费拉拉、曼托瓦、米兰、威尼斯等北方城市，向西南则通往佛罗伦萨、罗马等中部城市。因此，很难说意大利这些变化甚大的城市没有受到拜占庭影响。从乌尔比诺公爵府中书房的人物画像可以看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成为公爵尊崇的人物。里米尼统治者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拼死前往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伯罗奔尼撒，从米斯特拉斯夺回了新柏拉图主义者普莱桑的遗体，葬于里米尼的教堂中。这些都体现了此时意大利城市建设的赞助人尊崇地中海东部的智识和思想。
15 世纪盛行的城市地图也从二维发展成三维，体现了人们看待城市的视角从平面向立体空间的转变。这些因素都带动了欧洲城市的转型，在新城，城市道路变得宽阔整齐，大型广场被开辟出来，新的建筑不断涌现，广场和建筑有机结合，呈现出对称、统一的景观，从而与中世纪早中期的封闭式城市结构分道扬镳，渐行渐远。这时期印刷术也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文明的传播，地图制作成为认识、控制和管理城市、领土和臣民的工具。
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成为这时期意大利众多君主心仪的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热衷于建设“理想城市”，大力赞助新的城市规划著作。如阿尔伯蒂于 1445—1448 年写作《罗马城市描述》，帮助尼科洛五世的罗马改造（1447—1455年）。他于1450年写出《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 seu De Re Aedificatoria Libri X），是要献给教皇尼科洛五世，第一版印刷版是献给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的。当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在 1480 年获得这本著作时，乌尔比诺公爵还写信向他索取复印本。可见古典建筑思想在这时期广泛流传，影响着君主们的城市建设。名声仅次于阿尔伯蒂的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1400—1469）和弗朗切斯科·乔尔乔·马蒂尼，也是分别在为米兰公爵和乌尔比诺公爵的服务中，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思考。
正是这些新的城市规划理念，推动了新的城市建设实践，使这时期城市的发展突破了中世纪自治城市的结构，在借用城市传统架构的同时，发展出一些新因素，尤其是广场和宫殿成为建设的首要目标，君主亦将城市改造作为一种统治策略，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权力宣传。
在城市中开辟广场，原本是自治城市和市政厅的做法，带有压制和规训大家族的目的，但现在则被家族用来增强自身权威，体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许多宫殿（如佛罗伦萨的鲁切莱宫、皮蒂宫、斯特罗奇宫）都在宫殿前面辟出一块空地，且更具几何规则，从而使宫殿在较远的距离被观看时显得更加壮观。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 15 世纪改造后的城市中。鲁切莱宫面前的道路比较狭窄，为使宫殿前面有一处能够远观的空间，该家族甚至在道路对面建起一座凉廊，从而围成一个道路构成的广场，使观看宅邸立面的距离尽可能地被拉远，以此凸显宫殿的气势。
宫殿也大量出现。君主和贵族在城里建造宅邸时，会强化与周边环境的反差，从而凸显出豪华气派的住宅景观。自 1444 年开始建设的拉尔加路（今加富尔路）上的美第奇宫可被视为典型。这些宫殿非常规则、对称，从大门到庭院和花园，呈现出轴线结构。这种结构首先在托斯卡纳发展，如佛罗伦萨、皮恩扎，接着传播到罗马和乌尔比诺，然后在整个意大利半岛流传开来。意大利中北部城市很少新建一座体现君主权力的建筑，而是往往借助已有建筑，通过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外衣行使君主统治之实，这是意大利城市与欧洲其他君主国家首府的不同之处。这也是为了使城市政府正常运转，继续行使管理城市的职责。因而，这时期城市中依然有此前的市政厅、督政官府邸、商会大楼等，只是成了君主统治的工具。这里也有对商业的考量，如伊莫拉位于主广场的杰罗拉莫宫就被市场、市政厅所环绕。此外，还有对继承古典风格（all’antica）的考虑。
这时期城市国家重视建设新式城堡。这种城堡与中世纪城堡不同，通常被建在城市周围，位于中世纪老城中心和扩建后的新城区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国家加强控制土地，中世纪的封建领地逐渐转变成君主国家的领土。乌尔比诺对周边尤其是翁布里亚山区的控制以占领城堡为手段，里米尼的扩张及其与圣马力诺的斗争，埃斯特家族对摩德纳的控制均是如此。维斯孔蒂家族更是建造城堡的能手，在米兰周边的广阔地区建造了非常多的城堡，如帕维亚城堡等。家族主导下的城市间斗争的结果也是原因之一，如维罗纳的斯卡利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拉家族彼此斗争多年，都建造了堡垒，维罗纳建造旧堡（Castelvecchio），帕多瓦则建造雷吉亚（Reggia），双方针锋相对，以此方式竞争。同时，领主在城市内部也建造堡垒（rocca）。相对于能居住的城堡（castello），堡垒更多体现出防御功能，后来进一步发展成为星形堡垒。这样，自治城市时代的城市性质就被改变，领主的介入使城堡被纳入原来的城市框架中，显示了领主与城市休戚与共的关系，领主的荣耀也成为城市的荣耀，领主建造的用于彰显自己家族身份的城堡也成为城市的象征。这些城堡相对于此前的城市堡垒，在功能和建筑表达形式上都有重大变化，到 15 世纪后半叶开始朝向居住和办公的功能发展。
在城市整体设计上，理论家在实践的基础上也提出了新思路，即建设新城。阿尔伯蒂认为，应当将居住区和商业区隔离开来，贵族的居住区应该同平民区分开。达芬奇在规划米兰时也提出了区分居住区和服务区的观点。菲拉雷特率先为米兰公爵设计了新城——斯福尔扎城（Sforzinda），计划在城市中心的广场东西两侧分别修建公爵宫和大教堂，两两相对的为精心修筑的壮观立面。这一停留在理念中的城市并没有像费拉拉那样将君主居住的区域同城市其他区域分开，但也强调了空间的区隔。而且，君主的宅邸使用精工细琢的大理石建造，其形态、颜色、构造均与其他建筑不同。
15 世纪建设的新城更加注重规则、秩序和可控性。整齐和规则也是一种监控和控制方式，这成为城市规划要考虑的重要方面。在意大利许多城市，大家族如君主一般控制整座城市，自治力量难以与之抗衡，使得君主的城市规划得以实现，并且在新城尤其容易充分体现。
三、城市结构背后的政治权力
城市规划思想的实现还有赖于背后的“推手”，这就是 15 世纪走上政治舞台的“君主”。他们通过城市的改造和扩建展现君主意志，展示权力，激发臣民的忠诚和认同。城市国家的出现与君主权力的增强才使新的城市理论成为城市改造的指导思想，也为现代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新型城市空间的出现与政治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都体现了新的权力结构的兴起，是政治发展的外在表现。与之相关的变化就是城市中往往以一个家族独大，成为 14、15 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重要特点，这些家族结束了此前的共和时代（威尼斯、罗马、热那亚是例外），但又不完全摆脱此前的共和特征，一般是披着共和的外衣实行统治。从宫殿作为城市的主要中心可以看出政治的变化。
从 14 世纪后期到 15 世纪中叶，意大利陷入了混战，尤其是在米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之间，而三大国之间还存在一批相互混战的小国，即波河中游和艾米莉亚大道沿线，这些城市在大国战争期间相互斗争，城市建设成为竞争手段。而且，这时期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统一，阿拉贡王朝驱逐了安茹家族这个竞争对手，米兰则是内部权力更替。15 世纪正是意大利国际体系形成的关键时期，1454 年《洛迪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意大利五强，即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达成势力均衡，该条约以承认斯福尔扎家族继承维斯孔蒂家族在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的政治遗产为契机，将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国家政治体及其疆界确定下来，从而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此后，城市内部的权力越来越集中于领主手中。通过《洛迪条约》，米兰的斯福尔扎家族、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意大利西北部的萨伏伊家族，以及意大利中部的贡扎加家族、埃斯特家族、蒙特菲尔特罗家族等都确立起在各自领地的统治，建立君主式的统治。君主之间的斗争也通过城市建设展现出来，类似城堡的新型宫殿兴建起来，成为君主权力的象征，宫殿的竞争更是体现了一种文化符号之争，取代了热战，直到 1494 年因法国入侵意大利而战火再起，四十年当中没有发生直接的冲突。为了增强君主的合法性和对国家的统治能力，彼此之间的斗争转而以文化和符号的形式进行，打造出越来越精致、细腻的交流体系，如书写、图像、仪式等。城市的装饰和改造自然也是这种隐性斗争的手段之一，正因如此，几座城市的扩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 1454 年之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
意大利城市的军事化转型，与 14、15 世纪之交的战争有关，雇佣兵将领的纪念形象出现在佛罗伦萨、帕多瓦和威尼斯，米兰等城市的城堡也体现了这一军事化趋势。为佛罗伦萨效力的雇佣兵将领约翰·霍克伍德在 1394 年去世后，被佛罗伦萨人施以国葬，并在大教堂中于 1436 年由保罗·乌切洛建造了墓碑并绘制了壁画。威尼斯约翰保罗大教堂前面的巴托洛缪·科莱奥尼（1400—1475）青铜骑像，就是为帮助威尼斯镇守边疆数十年的雇佣兵将领铸造的，由威尼斯政府委托韦罗基奥铸造。此外，还有 1450 年由多纳泰罗为帕多瓦雇佣兵将领加塔梅拉达（Gattamelata）铸造的青铜骑像。费拉拉亦有君主骑像立于宫殿前。
由于君主之间的竞争，城市设计也成为这种竞争的符号。建筑师和规划师的涌现实际上是政治权力赞助的结果，新兴君主作为赞助人激发了新的城市观念的出现。文艺复兴城市规划作为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中的重要一章，除了规划思想家个人的才能，权力和赞助人的作用也是非常关键的。这从乌尔比诺和里米尼两个城市的竞争可以看出来。
乌尔比诺公爵在市政厅和大教堂旁边修建府邸，体现了介入城市教俗事务的目标。公爵宫高大雄伟的西立面倚靠于城墙上，居高临下，高达四五层，中间几层呈现出凯旋门样式的敞廊，这种借鉴了古罗马凯旋门的建筑样式成为公爵权力的象征。公爵宫东、西两边的立面分别从水平和垂直角度拓展了空间，从而将权力符号融入城市的公共空间。费德里科尊重市民的自治和法律，采取父权式的专制，注重与臣民的契约，这种互惠信任体现在其开放性的宅邸并没有采取防御性的格局，公爵宫外的广场有两面是开放的，分别朝向教堂和市政厅，从而与城市公共空间融合起来，体现了领主与城市的和谐关系。公爵在其家乡古比奥也建造了壮观的公爵宫，正对着大教堂，低处则是作为中世纪城市中心的市政厅和市政广场，垂直的空间尺度使公爵宫更显气派。公爵宫外围亦建有坚固的防御性墙体，与下方的中世纪老城隔开，从而体现公爵对整个城市的掌控。由此可见，空间形态成为君主增强权力的重要工具。
里米尼领主西吉斯蒙德·马拉泰斯塔（1417—1468）与乌尔比诺公爵费德里科·蒙特费特罗为控制的翁布里亚山区而斗争，西吉斯蒙德控制沿亚得里亚海的马尔凯平原地带，也不断向西边的翁布里亚扩张，曾经占领圣马力诺等一些领地，与乌尔比诺公爵有很大的矛盾。二者也作为赞助人资助建筑师、艺术家，利用城市这个平台展现各自的权力，并且将权力之争投射到城市景观上。就在乌尔比诺大兴土木的同时，里米尼也展开轰轰烈烈的城市改建，由西吉斯蒙德委托阿尔伯蒂负责，在里米尼及其他领地城市设计建造新式建筑，尤其是在里米尼建造的宫殿和教堂，以西吉斯蒙德城堡最为著称，还有借鉴了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造型立面的马拉泰斯塔教堂。但由于里米尼是海滨城市，地面平坦，所以无法像乌尔比诺那样因地利之便建造起壮观宫殿，恰恰由于阿尔伯蒂的天才禀赋，为西吉斯蒙德的城市留下了许多光彩四射的建筑。由此可见，对建筑的狂热、对壮观风格（magnificence）的追求、对“理想城市”理念的发扬等，都体现了君主作为赞助人控制城市空间的企图。
君主之间也会合作和互通有无，促使城市规划师在城市之间流动。可以看出一种城市思想在宫廷之间流传的轨迹：先是 1444 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宫和那不勒斯的新堡，然后依次传播到皮恩扎、罗马、乌尔比诺等城市，这些宅邸强调古典形式、凯旋门式的入口，凸显与周边建筑的差异，以中央庭院作为整个建筑的中心，周边围有古典柱廊。15 世纪 50 年代那不勒斯的新堡改造以后，大量相关的赞誉信息很快就通过米兰大使的信件传递到米兰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公爵处。乌尔比诺公爵宫类似于那不勒斯的新堡，只是比后者规模更大，应当也是费德里科在那不勒斯当佣兵首领时受到新堡建筑的影响。阿拉贡宫廷的公主埃莉诺（Eleanor of Aragon）于1476年嫁到费拉拉，将那不勒斯的风格传到了费拉拉。曼托瓦的贡扎加家族与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之间的交流和联姻，也促成了城市规划思想的传播，极大促成了曼托瓦在 16 世纪的繁荣。
在混乱的状况下，意大利城市的权力逐渐被少数人掌握，尤其是一些家族和领主，也有银行家、商人、教皇，他们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投射到城市空间中，让市民和臣属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符号，从而对其产生更强的依附性。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又回到了城市自治时期之前，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在学习和模仿了古典传统之后，城市空间变得更有秩序，城市建设和理论思考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中世纪中期的意大利盛行的是行会政府和平民政权，大家族受到限制。但 14 世纪的危机击垮了平民政府，大家族复兴，重返政坛，形成领主（signore）政体。这次重返不再是多个大家族共同统治，而是由一个家族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占据主导地位。意大利中北部的城市尤其如此，形成类似君主在国家首府的统治。由于此前民众主要以广场为主展开经济政治活动，因此，广场的改造成为新兴君主的首先考虑，广场的意义从而发生变化。在古典时代，有规划的城市一般是在两条大道直角相交处设置一处广场，作为公共活动的中心。进入中世纪以后，基督教文化注重将两条直角相交的大道比作十字架，相交处的广场被保留下来，但其民众活动功能有所退化，一般作为集市。自治城市建造市政厅时，为了拓展民众活动的场所而建设大型广场。15 世纪时，新兴君主继承了此前的广场传统，并且进一步扩建，将其作为宫殿前的透视空间，注重对称和规则，强化壮观的视觉效果，甚至还以广场为起点开辟出若干放射状的道路，以强化广场和宫殿的中心地位。在这种诉求下，城市规划思想家将赞助人的需要与古典传统更完美地统一，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西欧城市在城市规划方面也走上了规则、对称的发展道路，不仅影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城市，亦为此后的巴洛克时代，甚至现代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这种新型的城市也体现了城市国家取代原来的封建体制，进入欧洲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而且，由于民众运动对城市可能构成的威胁，使君主不得不另立新城。搬到城外几乎成为这时期欧洲城市君主的一致选择，许多首府城市的新城区被打造出来，并且成为新宫殿的所在地。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15 世纪先是在城北美第奇宫和圣洛伦佐教堂一带建造家族聚居区，之后在更靠北的劳拉区（即今圣马可广场和圣母领报广场一带）进行新城区建设，将这里作为家族势力的新领地。这也继承了中世纪城市向城外拓展的趋势，通过军事或外交手段兼并其他城市或领地，缔造一个更广阔的领地国家。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对摩德纳的控制就是通过建造新城区。摩德纳是中世纪中期于艾米莉亚大道旁边兴起的城市，在大教堂周围形成了市政广场和自治城市的中心。当埃斯特家族统治摩德纳时，在市政广场以西和以北较远的地方建造了新宫殿，作为从边缘控制城市中心的堡垒。这种城市改造措施与费拉拉的改造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反映了埃斯特家族改变城市原有结构以加强其统治的目的。
君主建造的新城作为政治中心不仅要管理老城，还要控制广阔的领地，这成为一种统治权的象征。为了加强统治，君主不仅要建造城堡，也要在城市空间中进行文化斗争，以扩大统治范围。埃斯特家族在费拉拉推广圣乔治节游行，要求费拉拉以外的市镇也派出代表参加，但 1437 年摩德纳举办圣吉米尼亚诺节庆典时，埃斯特家族却禁止摩德纳要求其郊区市镇的代表参加，雷焦举行圣普洛斯佩罗（San Prospero）节游行时也遭到这种阻碍，市镇来的代表寥寥无几。埃斯特家族之所以使用这个策略，正是为了强化费拉拉的中心地位，打击任何有可能构成竞争威胁的城市，尤其是对于摩德纳和雷焦这种过去有较强自治传统的城市。
庇护二世即位后面临三大任务，即反击奥斯曼土耳其、削弱大公会议派对教皇的限制、巩固教皇对其领地的控制，因此，建造一座理想城市是其提高声望的重要手段。就构造而言，新城皮恩扎的中心与乌尔比诺以公爵府为中心的建筑群有相似处，这时期，这种以宫殿和广场为主的建筑群开始大量出现在被君主改造的城市中，体现了君主建造和控制城市中心的企图。这与阿尔伯蒂的理论也颇为契合，即君主的住宅应该居于城市的中央，应该具有便捷的入口。皮科洛米尼宫宽敞、宏伟、装饰豪华，都使它与中世纪的家族宅邸截然不同，其外立面对应着广场，显得宫殿更加壮观、绚丽，这一点是模仿了阿尔伯蒂在佛罗伦萨建造的鲁切莱宫。宫殿内部是一座花园式庭院，四周被高达三层的凉廊环绕，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广场周围，还坐落着众多宅邸，这些宅邸的主人或是庇护二世的亲戚，或是其朋友故旧，如皮科洛米尼宫北边面朝的阿玛纳蒂宫（Palazzo Ammannati）、萨隆莫内·皮科洛米尼宫（Palazzo Salomone Piccolomini）、托马索·皮科洛米尼宫（Palazzo Tommaso Piccolomini），以及沿着城市东西主干道罗塞利诺路的许多家族宅邸。这正体现教皇想要将这座城市打造成其权力中心的意图。而围绕着广场展开城市建设的做法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此外，15 世纪后半叶，教皇为了扩张领地而攫取波河南边的艾米丽亚和罗马涅地区，试图将这里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尤其对弗利、伊莫拉等城市进行了重新规划，显示出较强的战略意识，其中西斯廷四世和亚历山大六世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从达芬奇的伊莫拉城市改造图纸可见一斑，该图纸就是在教皇家族的赞助下完成的。这些举措也可以被视作君主改造城市以加强权力。
可以看出，不管是世俗领主还是教皇，都将改造城市结构作为重要措施。这时期城市内部结构的中心性得以加强，广场和宫殿被作为象征君主权力的景观而打造，这几乎成为意大利城市的普遍特征。这种中心性结构与此前封建和自治城市时代的城市不同，封建时代的意大利城市领主宅邸体现了分散性，公社时代以市政厅和市政广场作为城市中心，而这时期的中心则聚焦在规则的广场和豪华的宅邸上，二者交相呼应，共同传达出政治结构变迁的讯号。总之，从这个时期起，各个城市国家的君主纷纷投入到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中去，将其权力通过空间反映出来，或是对内强化统治，或是对外彰显主权。这些城市国家都注重首府城市的建设，也发展起一种新的城市设计思想。空间变化体现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变迁，新的城市结构成为时代的特征。
结语
“理想城市”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一理念对此后的欧洲城市发展起到重要指导作用，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莫尔的“乌托邦”等设想，又如达芬奇设计的伊莫拉、贡扎加家族在曼托瓦附近建造的萨比奥内塔、威尼斯根据斯卡莫奇的规划在乌迪内建造的帕尔玛诺瓦、帕拉迪奥在威尼斯腹地的建筑群等实践，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塞浦路斯岛、克里特岛上受威尼斯影响的诸多城市，圣约翰骑士团在马耳他岛上建造的瓦莱塔，乃至波兰东部的扎莫希奇，法国东部的查尔维尔、新布里萨赫，德国的曼海姆、卡尔斯鲁赫等规划城市，甚至欧洲殖民者在亚非拉地区建造的许多城市，都可以算得上是“理想城市”的延续。直到19、20世纪，为卡米洛·西特、芒福德、雅各布斯等所批评的城市规划，也都是“理想城市”理念的延续，它构成了欧洲城市建设的一种惯性模式。
城市空间的物理变化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但其变迁亦与我们所看不见的政治和权力等因素息息相关，受到后者的推动或制约。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城市空间一般通过教堂和王宫体现教权和王权，但是二者往往并不分离，而是彼此依赖，互为倚靠。到中世纪中期，城市中新兴的商人阶层对城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凸显商人行会和自治城市的权力，市政厅和市场的建设具有代表意义。而中世纪晚期，随着教会势力的衰落和自治城市权力的式微，城市成为君主和王权纵横驰骋、任意改造的地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的景观暗含了统治权的增强，城市的建筑和布局都成为对权力有所指的隐喻。当然，这时期的城市建设并没有纳入民众的诉求，而是完全由作为赞助人的君主和作为被赞助人的规划师决定的。这种权力与建筑的合作事实上体现了这时期的政治发展的特点。在之后的巴洛克时代，君主力量在城市建设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文艺复兴城市可以被看作它的先声，我们可以将其特征归纳为 :中心性、封闭性、隔离性、秩序性、彰显性。
城市空间反映出权力的变化，同时也对政治变动施加影响。这时期不少意大利城市成为控制着周围腹地的城市国家的首府，它们在强化首府功能的同时，也不断增强各个区域的独立性。与英、法不同，意大利不仅没有产生全国性的首府城市，还将地方城市推上了中心城市的地位，形成了向心性的区域空间结构，大大增强了地方认同，但也阻碍了国家整体的建构。意大利各个区域之间的隔阂和地方认同的延续依然存在，印证此前区域性城市国家的高度发达，而这正是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意大利城市空间和政治权力相互作用、彼此勾连的结果。
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