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无哀乐论（二）——嵇康
秦客难曰：“虽众喻有隐，足招攻难，然其大理，当有所就。若葛卢闻牛鸣，知其三子为牺；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师必败；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凡此数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见录载。推此而言，则盛衰吉凶，莫不存乎声音矣。今若复谓之诬罔，则前言往记，皆为弃物，无用之也。以言通论，未之或安。若能明斯所以，显其所由，设二论俱济，愿重闻之。”
秦客诘难道：虽然各种比喻都有缺陷，足以招致非难，然而基本的道理应当还是可以说明的。像介葛庐听到牛叫就知道它的三条小牛都成了牺牲；师旷吹起律管就知道南风不强劲，楚军必失败；羊舌母听到小儿的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将倾败家室。所有这些事例都见效于古时，所以都见于记载。据此推论，那么盛衰吉凶没有不包含在声音里的。现在假如还把这些事都说成是虚妄，那么从前的记载都要成为废弃之物，毫无用处了。如果说这就是通达的言论，那是不够妥帖的。如果您能说明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显示出所以如此的原由，如果论点和事实都说得通，我希望能再聆高论。
主人答曰：“吾谓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言，是以前论略而未详。今复烦循环之难，敢不自一竭邪？夫鲁牛能知牺历之丧生，哀三子之不存，含悲经年，诉怨葛卢；此为心与人同，异于兽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类，无道相通，若谓鸣兽皆能有言，葛卢受性独晓之，此为称其语而论其事，犹译传异言耳，不为考声音而知其情，则非所以为难也。若谓知者为当触物而达，无所不知，今且先议其所易者。请问：圣人卒人胡域，当知其所言否乎？难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愿借子之难以立鉴识之域。或当与关接识其言邪？将吹律鸣管校其音邪？观气采色和其心邪？此为知心自由气色，虽自不言，犹将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于马而误言鹿，察者固当由鹿以知马也。此为心不系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证心也。若当关接而知言，此为孺子学言于所师，然后知之，则何贵于聪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夫圣人穷理，谓自然可寻，无微不照。苟无微不照，理蔽则虽近不见，故异域之言不得强通。推此以往，葛卢之不知牛鸣，得不全乎？”又难云：“师旷吹律，知南风不竞，楚多死声。此又吾之所疑也。请问师旷吹律之时，楚国之风邪，则相去千里，声不足达；若正识楚风来入律中邪，则楚南有吴、越，北有梁、宋，苟不见其原，奚以识之哉？凡阴阳愤激，然后成风。气之相感，触地而发，何得发楚庭，来入晋乎？且又律吕分四时之气耳，时至而气动，律应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为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声之和，叙刚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声，虽冬吹中吕，其音自满而无损也。今以晋人之气，吹无韵之律，楚风安得来入其中，与为盈缩邪？风无形，声与律不通，则校理之地，无取于风律，不其然乎？岂独师旷多识博物，自有以知胜败之形，欲固众心而托以神微，若伯常骞之许景公寿哉？”
主人回答说：我以为能举一反三的人，只要能懂得意思，是可以忽略言辞的，所以我前面的论述就简略而不详尽。现在又有劳您反复发问，我怎敢不充分地表达我的意思呢？鲁牛能知道它的小牛连续成为牺牲，为三条小牛的丧生而伤心不已，满含悲怨多年，向介葛庐诉苦。这是因为牛心与人心相同，只是跟兽的外表不同而已。但这样的事又是我所怀疑的。况且牛不是人类，没有相通的途径，假如鸟兽都能说话，介葛庐秉性不同独能听懂它们的语言，这是因为他懂得了它们的语言，进而和他们来讨论事情，这就好比译者传译不同的语言，这不算是因为考察声音才了解他们的情况，那么就构不成非难我的理由。如果说有智慧的人只要接触外物就能通达理解，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话，那么我们姑且先来讨论容易理解的事。请问：圣人刚入胡地是不是就应该会懂得胡语，诘难者一定会说，懂得的。那么怎么解释他掌握胡语的道理呢？我愿借您的诘难来确立一个判断认识的标准。也许是与胡人接触而懂得了他们的语言吧？还是吹律管来校验它们的声音呢？还是观察人的气色因而了解他们的内心呢？（如果是观察气色来了解内心的话），那么了解内心根据的是气色，虽然不说话，人们仍然是会知道的，了解内心的途径可以不必通过语言。如果是通过吹律验声来了解人的内心的话，那么如果对方心里想着马却误说成鹿，那么考察的人就应该由口说的鹿知道他心中想的是马。这说明内心没有配合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心意。如果是与人接触而懂得了对方的语言，那么这和小孩子跟老师学习语言，然后懂得对方的意思一样，那又算什么聪明值得夸耀呢？语言不是自然一定的东西，各个地方风俗不同，同样的事物称呼不同，只是随便用一个称呼作为事物的标志罢了。圣人通晓道理，所以说自然存在的一切都可以寻出它的理路，无论多么细微的东西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一定会这样：）假如道理不通，那么虽然是很近的东西他也是看不清楚的，所以域外之言是不能勉强懂得的。以此类推，介葛庐听不懂牛鸣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又难云：“羊舌母听闻儿啼而审其丧家。复请问何由知之？为神心独悟暗语而当邪？尝闻儿啼若此其大而恶，今之啼声似昔之啼声，故知其丧家邪？若神心独悟暗语之当，非理之所得也。虽曰听啼，无取验于儿声矣。若以尝闻之声为恶，故知今啼当恶，此为以甲声为度，以校乙之啼也。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气为声，何异于籁?纳气而鸣邪？啼声之善恶，不由儿口吉凶，犹琴瑟之清浊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谈，而不能令内?调利，犹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不因惠心而调，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听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晋母未待之于老成，而专信昨日之声，以证今日之啼，岂不误中于前世好奇者从而称之哉？”
您又诘难说：羊舌母听到小孩啼哭，就知道他长大后会败家。那我再要请问：羊舌母是怎么听出来的？是因为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呢？还是因为曾经听到小孩的哭声像这样的粗大而不祥，今天的哭声像从前的哭声一样，所以知道他会败家呢？如果是神妙的心思领悟了隐语才明白的话，那就不符合声有哀乐的道理。虽说是听小孩啼哭，却不是从小孩哭声中得到验证的。如果因为过去听到的哭声不祥，就认为现在的啼哭也一定不祥，那是用甲的声音为标准来考察乙的哭声。声音对于人心，犹如形体对于人心。有形貌相似而内心不同的，也有形貌不同却内心一样的。何以见得呢？圣人内心的道德都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形貌却各各不同。如果内心一样却形貌不同，那又谈什么观察外形来了解内心呢？况且嘴巴激发气息发出声响，与箫笛受到气息发出声响又有什么不同呢？哭声的好还是不好，并不由小孩嘴巴的好坏决定，就像琴瑟的清浊不取决于演奏者技巧的高低。内心能辨别乐理，又善于评论，却不能将箫管演奏得流畅顺利，这就像盲人乐师虽然精通作曲，却不能把乐器演奏得悦耳动听一样。乐器不借助巧妙的盲人乐师而优良，箫管也不因为聪慧的内心而更流利。那么内心和声音明显是两回事。既然这确是两回事，那么想要考察感情就不应停留在观察外貌上，了解内心也不须借助于声音。考察者想要通过声音来了解内心，这不是不得要领吗？现在晋国的羊舌母没有经过考察验证，一味相信昨天的声音，用来证明今天的啼哭，这岂不是偶然碰对了前代的一件事，好奇的人便跟着称扬吗？
秦客难曰：“吾闻败者不羞走，所以全也。吾心未厌而言，难复更从其馀。今平和之人，听筝笛琵琶，则形躁而志越；闻琴瑟之音，则听静而心闲。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则情随之变：奏秦声则叹羡而慷慨；理齐楚则情一而思专，肆姣弄则欢放而欲惬；心为声变，若此其众。苟躁静由声，则何为限其哀乐，而但云至和之声，无所不感，托大同于声音，归众变于人情？得无知彼不明此哉？”
秦客诘难说：我听说失败的人不以逃跑为羞耻，这是为了保全自己。现在我心里还不满足，再要从其他方面来加以诘难。现在心情平和的人听到筝笛琵琶的声音，就形态浮躁，心情激动；听到琴瑟的声音，就形态安静，内心悠闲。同样的乐器中，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感情就随之变化。奏起秦地乐曲，听众就会赞叹羡慕，慷慨激动；奏起齐楚之音，听众就会情思专一；奏起悦耳动听的乐曲，听众就会欢快放松，心满意足。心情随着乐声的变化而变化，这样的事例是如此之多。如果烦躁和宁静是由乐声引起的，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哀乐排除在外，只说音乐是至和之声，没有什么感情不能被触发，把大同归于声音，把众多的变化归于人的感情呢？这岂不是只知道一方面却不知道另一方面吗？
主人答曰：“难云：琵琶、筝、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随之变。此诚所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筝、笛，间促而声高，变众而节数，以高声御数节，故使人形躁而志越。犹铃铎警耳，锺鼓骇心，故‘闻鼓鼙之音，思将帅之臣’，盖以声音有大小，故动人有猛静也。琴瑟之体，间辽而音埤，变希而声清，以埤音御希变，不虚心静听，则不尽清和之极，是以听静而心闲也。夫曲用不同，亦犹殊器之音耳。齐楚之曲，多重故情一，变妙故思专。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埤、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而容端，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琵琶、筝、笛令人烦躁激越。又说，曲调每有不同，听众的情感便随之变化。这确实是常常让人感觉到的。琵琶、筝、笛，声音短促而高亢，变化多而节奏快。用高声统领快节奏，所以就使人形体烦躁，心情激越。这就如同铃铎之声让人警觉，钟鼓之音令人惊心，所以有人说“听到战鼓声，就怀想指挥官。”这是因为声音有大小，所以会让听众有激烈或安静的感觉。琴瑟这种乐器，声音悠长而低沉，变化少而声音清。音低沉加上少变化，如果不凝神静听，就不能充分领略清和之音的至美，所以听众便会形态宁静而内心安详。曲调不同就像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齐楚的曲调大多沉重，所以听众的感情便专一；旋律变化少，所以听众的思虑便专注。好听的曲子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会聚了五音的和声，它的本体丰富而作用广泛。因为汇集了各种美妙的声音，所以听众的心便受到各种情况的牵制；因为会聚了五音的和声，所以听众便欢乐放松，志得意满。然而这些乐曲都是以单调、繁复、高亢、低沉、好听、难听作为属性的，而听众的感情则以烦躁、宁静、专一、放松作为反应。这就好比人们在都市游览观赏，就会随意观望，心情放松；聆听乐曲，就会静心思虑，容貌端庄。这就是说，声音的本体完全在于节奏的快慢。听众感情对乐曲的回应，只限于烦躁和宁静。
夫曲用每殊，而情之处变，犹滋味异美，而口辄识之也。五味万殊，而大同于美；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乐。然随曲之情，尽于和域；应美之口，绝于甘境，安得哀乐于其间哉？然人情不同，各师所解。则发其所怀；若言平和，哀乐正等，则无所先发，故终得躁静。若有所发，则是有主于内，不为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静者，声之功也；哀乐者，情之主也。不可见声有躁静之应，因谓哀乐者皆由声音也。
曲调常常不一样，听众的感情对待曲调的变化，就好像滋味不同嘴巴总能辨别一样。滋味虽然很多，但都是美味；曲调虽然多样，但都是和谐。美味有甘甜，音乐有和谐。然而乐曲的情调，全都止于和谐的声音。品尝美味的嘴巴，全都止于甘美的味道，哪里会有哀乐之情容留其间呢？然而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理解，把内心情感宣泄出来。如果内心平静和谐，哀乐适中，那就没有什么需要首先发泄的偏重之情，所以得到的感应就只是烦躁或宁静。倘若有感情需要发泄，就是预先有感情占据内心，就不是平静和谐的心态。据此说来，烦躁、宁静是音乐的功效，哀乐是听众感情的主使，不能因为见到声音有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也是由声音引起的。
且声音虽有猛静，猛静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何以明之？夫会宾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欢，或惨尔泣，非进哀于彼，导乐于此也。其音无变于昔，而欢戚并用，斯非‘吹万不同’邪？夫唯无主于喜怒，亦应无主于哀乐，故欢戚俱见。若资偏固之音，含一致之声，其所发明，各当其分，则焉能兼御群理，总发众情邪？由是言之，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涂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
曲调常常不一样，听众的感情对待曲调的变化，就好像滋味不同嘴巴总能辨别一样。滋味虽然很多，但都是美味；曲调虽然多样，但都是和谐。美味有甘甜，音乐有和谐。然而乐曲的情调，全都止于和谐的声音。品尝美味的嘴巴，全都止于甘美的味道，哪里会有哀乐之情容留其间呢？然而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按照各自的理解，把内心情感宣泄出来。如果内心平静和谐，哀乐适中，那就没有什么需要首先发泄的偏重之情，所以得到的感应就只是烦躁或宁静。倘若有感情需要发泄，就是预先有感情占据内心，就不是平静和谐的心态。据此说来，烦躁、宁静是音乐的功效，哀乐是听众感情的主使，不能因为见到声音有躁静的反应，就说哀乐也是由声音引起的。
秦客难曰：“论云：猛静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发，是以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此言偏并之情先积于内，故怀欢者值哀音而发，内戚者遇乐声而感也。夫音声自当有一定之哀乐，但声化迟缓不可仓卒，不能对易。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今哀乐同时而应耳；虽二情俱见，则何损于声音有定理邪？
秦客诘难说：您说强烈和平和的音乐各自有一种和声，和声所激起的感情没有不是从自身发出的，所以喝酒痛快时弹琴，会有人感到快乐，有人觉得悲哀。这是说偏重之情先积存在内心，所以内心快乐的人听到哀伤的音乐会将欢快之情发泄出来，内心悲哀的人听到欢乐的曲子也会将悲情流露出来。音乐本来是有确定的哀乐的，只是声音感化人比较缓慢，不能在仓猝间对听众发生作用，替换掉原来的感情。所以偏重之情接触到外物就发露出来，使听众中怀有悲哀和喜悦的人会同时产生反应。虽然哀乐二情同时表现，但对声音中包含哀乐的道理又有什么损害呢？
主人答曰：“难云：哀乐自有定声，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怀戚者遇乐声而哀耳。即如所言，声有定分，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何得更以哀邪？犹一爝之火，虽未能温一室，不宜复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乐非增哀之具也。理弦高堂而欢戚并用者，直至和之发滞导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尽耳。难云：偏重之情，触物而作，故令哀乐同时而应耳。夫言哀者，或见机杖而泣，或睹舆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显而形潜，其所以会之，皆自有由，不为触地而生哀，当席而泪出也。今见机杖以致感，听和声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莫不自发也。”
主人回答说“您诘难说，哀乐本来就有一定的声音，只是偏重之情不能一下子被替换，所以内心悲伤的人听到快乐的声音会感到悲哀。即使像你所说的声音有一定内容的话，那么如果重新演奏《鹿鸣》，这是快乐的曲子，如果让悲伤的人听到，虽然乐曲感化人缓慢，只是不能让他变得更高兴罢了，怎么会反而增加他的悲哀呢？就像一把火炬的火，虽然不能让屋子温暖，但也不应该再增加寒冷呀。既然火不是增加寒冷的物品，那么乐曲（《鹿鸣》）也就不是增加悲哀的器具。在厅堂上演奏曲子，听众中会同时感到欢乐和悲哀，实在是因为“至和”之声诱发了听众积存的感情，所以才使受到外物触发的感情得以充分地发泄出来。
秦客难曰：“论云：酒酣奏琴而欢戚并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发耳。今且隐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欢则戚，不戚则欢，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戚之伤，笑是欢之用。盖闻齐、楚之曲者，唯睹其哀涕之容，而未曾见笑噱之貌。此必齐、楚之曲，以哀为体，故其所感，皆应其度量；岂徒以多重而少变，则致情一而思专邪？若诚能致泣，则声音之有哀乐，断可知矣。”
秦客诘难说，您说喝酒畅快时弹起琴来，听的人有的欢快，有的悲哀，想要说明这个道理，所以我回答说这是因为偏重之情受到外物触动而发露。现在且让我凭心而论，再用实际效果来验证。人心不快乐就悲伤，不悲伤就快乐，这是情感的大致情况。然而哭泣是悲哀的极点，笑声是欢乐的表现。聆听齐楚之曲的人，只看到他们脸上有哀伤的表情，却从未见到他们露出欢笑的容貌。这一定是齐楚之曲是以哀伤为本的，所以听众都对乐曲作出相应的反应。哪里只是因为乐曲多沉重而少变化，才导致听众精神专一，思维集中呢？如果听众真的哭泣了，那么音乐中有哀乐就完全可以肯定了。
主人答曰：“虽人情感于哀乐，哀乐各有多少。又哀乐之极，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坏，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欢颜悦，至乐心喻，乐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亲安豫，则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仅然后济，则?不及亻舞。由此言之，亻舞之不若向之自得，岂不然哉？，至夫笑噱虽出于欢情，然自以理成又非自然应声之具也。此为乐之应声，以自得为主；哀之应感，以垂涕为故。垂涕则形动而可觉，自得则神合而无忧，是以观其异而不识其同，别其外而未察其内耳。然笑噱之不显于声音，岂独齐楚之曲邪？今不求乐于自得之域，而以无笑噱谓齐、楚体哀，岂不知哀而不识乐乎？”
主人回答说“虽然人的感情受到哀乐的感发，但哀乐的程度却各不相同，再说哀乐的极致不一定都有同样的表现。小悲哀只是容貌上有变化，强烈的悲哀就会哭泣，这是悲哀通常的表现。小快乐只是神色喜悦，极度的快乐就会发出笑声，这是快乐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亲人安宁，自己就会快乐而放松，无拘无束。等到处在危急的关头，勉强能过得去就算是成功，那么即使高兴也不会手舞足蹈。据此说来，这时的手舞足蹈还比不上先前的自在安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至于笑容虽然出于欢快的心情，却自有形成的道理，并不是响应声音的器具。这是因为快乐虽然应声而起，实际上却是自己得到的。悲哀之情受到感触，以流泪作为表征。流泪因为容貌发生变化容易被人们发现，自在安闲是精神宁静，在外表上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人们只注意到他们容貌的变化，却看不出不变神色中的内心情感；能够区别外在的变化，却不能体会他的内心感情。然而欢笑不体现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难道只是齐楚之音吗？现在不到悠闲的内心中去寻找快乐，却因为听音乐时没有现出笑容就说齐楚之音悲哀，岂不是只知道悲哀，却不懂得快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