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没有荣耀和耻辱的日子”

埃内斯托有生以来第一次认同了一个政治目标。不论好坏，他选择了危地马拉的左派革命。他对家人说，不论这个国家存在多少缺陷和不足，在这里，人们能呼吸到拉丁美洲“最民主的空气”。这个怀疑论者，这个善于分析的“狙击手”，这个“教条的客观解剖者和信条的心理分析家”已经开始冒险尝试了。

然而同时，他也认识了一些人。他请社会关系广泛的伊尔达加德亚帮他找份医生的工作，伊尔达把他引荐给她认识的一些政府高层，包括经济部长阿方索·鲍尔·佩兹和阿本斯总统的秘书海梅·迪亚兹·罗佐托。他开始和这些人见面，和他们讨论危地马拉的革命，同时也表达自己想要找份医生工作的愿望。那时他希望能到偏远的佩藤丛林从事麻风病治疗工作，这里也恰好是蒂卡尔玛雅神庙群的所在地，是危地马拉考古遗址最丰富的地方。

伊尔达还把埃内斯托介绍给艾德尔伯托·托雷斯，他是尼加拉瓜的政治流亡者，也是研究当代诗人鲁本·达里欧的学者。托雷斯年轻漂亮的女儿米尔娜刚从加利福尼亚学习英语回来，和伊尔达一起在阿本斯政府的农业信用管理机构工作。米尔娜的哥哥小艾德尔伯托是危地马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民主青年团的秘书长，刚从中国旅行回来。托雷斯的家是伊尔达和其他流亡者的聚点，这个圈子也很欢迎埃内斯托和瓜洛的加入。埃内斯托第一次到托雷斯家就遇到了几个月前抵达这里的几名古巴流亡者：高高瘦瘦的安东尼奥·“尼科”·洛佩兹、阿曼多·阿伦西比亚、安东尼奥·“比戈特”·达里欧·洛佩兹和马里奥·达尔茂。这些古巴人热情奔放、直言不讳、不拘礼节，他们给危地马拉的流亡者群体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

这些古巴人和其他的政治流亡者不同。他们是武装起义反抗独裁的老手，尽管他们的努力失败了，却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勇气，为他们的反巴蒂斯塔运动赢得了广泛的仰慕，甚至起到了更多的宣传作用。那时，形势对这些古巴人不利。古巴法院刚刚对他们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了审判，他被判15年监禁，现在正在松木岛上监狱里的单人牢房服刑。虽然处于逆境之中，这些危地马拉的古巴人，特别是尼科，在谈到斗争的未来时仍然充满信心。

“尼科相信他在危地马拉不会待很久，”伊尔达写道，“他相信自己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去另一个国家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碰头，从事革命活动。他的信念十分坚定，以至于任何听过他讲话的人都不得不相信他。”

他给埃内斯托留下了深刻印象。埃内斯托很快就喜欢上了热情外向的尼科，他们不断在社交场合见到对方，逐渐成了朋友。为了挣些零用钱，尼科和他的同志们与埃内斯托合作，经过授权后销售一些产品。尼科给埃内斯托起了个外号，“说切的阿根廷佬”，因为埃内斯托习惯用瓜拉尼语“切”表示“你好”。埃内斯托从尼科那里了解到刚刚开始的古巴革命及其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

然而对埃内斯托来说，此刻危地马拉比古巴重要。他得知自己必须回到医学院学习一年，这样他的阿根廷的医学学位才能在危地马拉有效。他不愿返校学习，于是开始想其他的办法。当时他的经济情况十分窘迫，不得不想方设法地挣钱。

就在埃内斯托和瓜洛为生存挣扎的时候，米尔娜·托雷斯和她的一些女友们开始打这两个阿根廷人的主意。一天晚上，她和一个朋友布兰卡·门德斯一起扔硬币，看谁能“得到”埃内斯托。“布兰卡赢了，”米尔娜后来写道，“当然，埃内斯托对此毫不知情。”

可是很快，米尔娜就发现，对埃内斯托最具吸引力的是年龄较大、长相较为普通的伊尔达。“渐渐地，我的朋友也发现那些阿根廷人，尤其是埃内斯托，更喜欢和伊尔达说话，因为她能聊政治。很明显，伊尔达不打算邀请我们参加某些聚会。这让我一开始很困扰，可是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其实是想知道关于危地马拉革命的情况，想让伊尔达把他们介绍给革命领袖认识。他们也会来参加我们的小型聚会，可是不跳舞；他们更喜欢与我父亲和哥哥聊天。”

伊尔达阅读广泛，精通政治，在时间、人脉和金钱上都很慷慨，而她正好在埃内斯托急需这些东西的时候出现了。伊尔达后来声称是她让埃内斯托知道了毛泽东和沃尔特·惠特曼；而埃内斯托增加了她对萨特、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的认识，关于这些人，他们持有不同的看法。伊尔达拒绝接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用性欲解读生命的理论，她认为这些理论过于福狭，而埃内斯托却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她说，后来，随着埃内斯托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解读，他对这些理论的坚持也渐渐软化了。

同时，伊尔达自己的哲学观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是只限于社会民主观的层面上。这是他们之间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埃内斯托指出，伊尔达像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思考”，是一名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党员，可是她的支持者却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在和其他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员的对话中，埃内斯托了解到在其思想核心里，美洲人民革命联盟是反共产主义的。他认为该党领袖已经背弃了原先的反帝国主义立场。伊尔达回击说，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指导思想仍然是反帝国主义、反寡头主义，而放弃原先的原则纯粹是战术手段，一旦获取了权力，就能进行“真正的社会改革”了。
埃内斯托又辩论说，在当前拉丁美洲的环境下，没有哪个参加竞选的政党仍能继续革命。他们必然向右翼妥协，然后寻求与美国的和解。革命要继续，与“美帝国主义”的正面对抗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也批评了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为了获得部分权力，与右翼取得战术性的联盟，从而脱离了“劳动人民”。

其他人，如里卡尔多·罗乔和洪都拉斯流亡者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等，也加入到这些辩论之中，埃内斯托很快与他们成了好朋友。伊莲娜在政治上很活跃，精通马克思主义，曾经去过苏联和中国。

当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们辩论政治理论的时候，中央情报局正计划着埋葬危地马拉的社会革命。1954年1月，这项秘密计划甚至拥有了一个代号——“胜利行动”。这一地区的亲美独裁者都被囊括在中情局的计划中。危地马拉的傀儡首脑卡斯蒂洛·阿马斯被选中领导反阿本斯“解放军”，他是一名前陆军上校，现在在推销家具。他的准军事力量正在尼加拉瓜接受武装和训练。

为了更好地配合计划进行，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的外交使节都被替换成了中情局的人。精力充沛的新任危地马拉大使约翰·皮埃里弗伊两个月前才刚刚就任，他就是被专门选中协助“胜利行动”计划的，希望实现计划的预期结果，即实现危地马拉的权力转移。

1月末，卡斯蒂洛·阿马斯和周边邻国独裁者之间关于与“北方政府”(美国)联盟的通信被泄露出来，这项秘密计划大白于天下。阿本斯政府立刻将此消息公布于众，要求“北方政府”给出解释。

美国国务院否认策划过任何秘密计划，并且拒绝给出更多评论。同时，中情局不动声色地继续做准备。中情局的特工公开地在危地马拉及其邻国活动，这在今天看起来十分荒谬，可是他们如此招摇是有目的的：中情局旨在制造紧张不安的气氛，促使武装力量分化，削弱阿本斯的决心，而且希望策动政变。

在这种不安气氛中，埃内斯托对美国人历来的怀疑更加加深。他甚至怀疑罗乔介绍给他认识的一名大学教授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同时，在流亡者中，他发现很少有人强硬地坚持反对本国的帝国主义，愿意捍卫危地马拉发岌可危的革命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正是为政治自由而战的机会，就像20世纪30年代国际主义者为捍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一样，可是什么都没发生。

暴风雨的阴云正在聚集和逼近，很多政治流亡者开始离开危地马拉城，其中包括大部分的委内瑞拉人和伊尔达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同伴。2月初，奥斯卡·巴尔索维诺斯和露兹米拉也走了。巴尔多想家了，而露兹米拉想在阿根廷找一份外交工作。现在，罗乔和瓜洛也提出要离开。

埃内斯托和其他人截然相反，他宣布不管发生什么，自己都要留下来。贝亚特里斯写信告诉他，住在纽约的埃尔西莉亚舅妈邀他去纽约与她同住，可是埃内斯托在给贝亚特里斯的信里说“原则上”他的回答是“不”。

由于仍然没找到工作，埃内斯托研读了一些他感兴趣的医学文章，偶尔治疗一些病人，也在委内瑞拉疟疾专家佩纳尔维尔博士的实验室帮忙。

现在他开始了一项融合了医学和政治这两个他感兴趣的主题的工作。他在2月15日的信里告诉贝亚特里斯：“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正筹划一本社会医学领域的了不起的书，估计花两年时间就能完成。这本书的名字叫《医生在拉丁美洲的作用》，(到现在为止)我有大纲，但只写好了前两章。可是我想假以耐心和技巧，我能写出本好书。”

埃内斯托提出在“医生和环境”这一章的大纲中，在未来中，医生应该直接参与将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首先，他将当前拉丁美洲的政治现实定义为殖民主义，包含下列因素：由大地主、不受欢迎和欺凌弱小的政府机构统治，由神职人员统治，缺乏有效力的法律，外国企业寡头占据经济优势。

在与这些因素斗争的时候，革命医生必须公开对抗权威机构，让他们给予人民足够的医疗关注，摒除掠夺和利润。他把“武装中立”和“公开战争”之间的这个过渡阶段看成是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医生可以熟识他照顾的人群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帮助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和他们对日常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最后，革命医生的责任是打击一切对人民不利的病菌，不论是社会的或是其他的。

显然，埃内斯托的文章绝大部分建立在他对危地马拉当前情况的分析基础上。当时，危地马拉的国内形势可以被称为“武装中立”，而由美国支持的阿马斯的解放军带来了“公开战争”的威胁。埃内斯托仍然希望，当危机来临时，政府能够武装共产党人，让他们参与保卫战。如果能够实现，“人民”成功地击退了侵略者，危地马拉就一定能够确保社会主义革命。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埃内斯托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深入阅读了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和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利雅特吉尔著作。伊尔达也加入了这场阅读马拉松，他们花数个小时探讨这些著作和各自提出的观点。伊尔达有一本毛泽东写的《新中国》，她把这本书借给了埃内斯托。

“这是第一本他读到的关于这场伟大革命的书。在他读的时候，我们谈及这本书，他表现出对这场长期斗争的钦佩，中国人民在苏联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他也知道我们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苏联的不同，中国人的现实状况更接近印第安人和农民的状况。我也十分钦佩中国革命，所以我们常常一起探讨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埃内斯托还和曾经到过中国的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和艾德尔伯托·托雷斯谈论过中国。他对听到的东西十分感兴趣，他现在把中国也列入未来要拜访的国家的名单之中。

有点讽刺的是，埃内斯托反感和怀疑美国人，可美国教授哈罗德·怀特恰恰是这段时期对埃内斯托的政治成长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之一。埃内斯托最初对这个老人有所保留，现在已经软化了，他曾对伊尔达说：“这个外国佬不错。他厌恶资本主义，想要过新的生活。”

埃内斯托、伊尔达和怀特现在很多时间都呆在一起，就他们三个，他们会在周末组织郊外野餐。埃内斯托只会些基本的英语，怀特的西班牙语磕磕巴巴，伊尔达常常要在中间做翻译，他们讨论所有的事，从当前的事件“到马克思主义、列宁、恩格斯、斯大林、弗洛伊德、苏联的科学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

2月底，瓜洛·加西亚和里卡尔多·罗乔离开了。现在只剩埃内斯托自己了，留下来的最亲近的朋友就是伊尔达。他们两人已经很熟了，以至于常常取笑对方已经看到了爱情的萌芽，可是事实上他们之间还什么都没发生。

除了头脑上的共鸣和身体上的吸引力，伊尔达对埃内斯托的热心至少部分是由于她的母性本能激发的。在认识后不久，埃内斯托就把“他的哮喘病”告诉了她。伊尔达回忆说：“因此，由于他的(哮喘)状况，我总是格外关心他。”在埃内斯托这一方面，他很清楚自己对伊尔达的影响，虽然意识到自己激起了她的同情，但同时也努力避免自己涉足认真的恋爱关系。

瓜洛和罗乔离开后不久，一天伊尔达在拜访埃内斯托的时候，恰巧碰到他哮喘发作。她被埃内斯托的情形吓呆了。埃内斯托告诉她从10岁起就能自己注射。伊尔达十分钦佩他的意志力和自律。她认为这个对社会如此有价值、如此聪明慷慨的人必须忍受这样的痛苦，实在是让人遗憾。她决心守在他的身旁，但不涉及感情关系。

也许伊尔达仍然对和埃内斯托交往有所保留，可是几周时间里，她显然对他更加热心了。在出版的回忆录中，她说当时是埃内斯托追求的她，可是埃内斯托在日记里把她写成了追求者。他在2月底写道：“由于哮喘，我没有动，昨天晚上好像到了最激烈的时候，不过没有吐。……伊尔达·加德亚一直很担心我，经常来看我，给我带东西。”

同时，埃内斯托和一名追求他的护士胡利亚·梅希亚有染。梅希亚在阿马提特兰湖边安排了一个住处，方便埃内斯托去度周末，另外她也在帮他找工作。

伊尔达对埃内斯托的风流韵事并不知情，她继续运用自己的人脉帮他找工作。她找到了在她办公室工作的一名危地马拉共产党青年团成员。这个人找到了一份适合埃内斯托的工作，可是他告诉伊尔达说埃内斯托必须先加入共产党。埃内斯托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生气，他让伊尔达告诉那个人，如果他加入共产党，一定会“主动加入”，但绝不会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而加入。埃内斯托的这种坚持原则的姿态让伊尔达对他更加钦佩了。

埃内斯托的经济状况仍然吃紧。他仍然严重负债，偶尔打零工挣的钱根本不够花。他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提到一家招牌喷涂厂让他去工作，可是他不想去，因为这会让他没时间找与医学相关的工作。他曾经在一家农民合作社和一个香蕉种植园做医生，可是由于他不属于“该死”的危地马拉医生工会，所以两份工作都没有保住。

3月，埃内斯托的状况依旧没多少改变。伊尔达帮他支付了部分旅馆账单，胡利亚·梅希亚帮他找到了一次工作面试机会，这是一个在东部佩藤丛林的医生工作，这让他精神一震。佩藤正是他想去的地方。他在给父母的信里说佩藤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那里是玛雅文明的繁盛之地……那里有很多的疾病，在那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当然，只要你愿意)”。

但是佩藤的工作也需要医生工会的批准，埃内斯托决定去拜访医生工会的主席。他总结这次见面时语气刻薄：“这是个想要保住工作的人，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像是个耍阴谋的人，可是他似乎想要帮助我。我并没有十分小心，可是也没有冒太多风险。”

现在他有一份佩藤的工作邀请，那里是潮湿的雨林地区，对他的病痛来说无疑很可怕，可是这也是他实施自己“革命医生”计划的绝佳场所，他觉得必须做些什么来向自己证明他对待信念是真诚的，而且他能够克服哮喘。他的哮喘象征着他与生俱来的枷锁，是他一直抵制的。他希望建立新的身份，将自己重塑成一名革命者，坚决克服一切先天限制的革命者。

工会主席告诉他很有希望得到这份工作。而伊尔达也用写信的方式告诉埃内斯托她爱上了他。可是埃内斯托警告她说他无法给她确定的恋爱关系。

埃内斯托现在跟所有的人说他要去佩藤了，即使他对此还一点都不确定。“我要拟定一份要带走的必需品的清单，”他在3月份的时候写道，“我迫不及待地想走。伊尔达让我紧张，她很着急，因为我更深地陷入这个国家了。”
同时，危地马拉受到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3月，第十届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会议在加拉加斯召开，3月26日，通过了一项绝大多数代表同意的决议，决议规定，如果成员国家在“共产主义控制中”，且构成了对“西半球的威胁”，则可以对其进行武装干预。只有墨西哥和阿根廷投了弃权票，危地马拉——决议针对的目标——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

游戏继续进行。赢得了这次外交胜利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利用这次胜利的果实了。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索摩萨的一个大牧场上对危地马拉的流亡军队进行训练。中情局还雇用了一支飞行员雇佣兵队伍，偷运了几十架飞机进入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和巴拿马运河区，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使用。同时，其负责心理战的特工忙着准备用于宣传的录音带和广播，印制宣传页，在危地马拉上空播撒，而且还购置了一批苏制武器，以便在恰当的时候安置在危地马拉，作为苏联与阿本斯合作的“证据”。

米尔娜·托雷斯离开危地马拉，飞往加拿大与她的未婚夫会合。这让埃内斯托感到了不安，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能够离开。几天后，当他去询问佩藤的工作时，医生工会的主席却不冷不热、含糊其词，他的不安加深了。他现在把那个工会主席叫做“婊子养的”，对下次见面也不抱任何期望，还抱怨说由于东奔西跑让他停止了写作。“热情依靠健康和环境，可是这两样都对我不利。佩藤的工作似乎总是遥不可及……所有事情都糟透了。我不知道究竟该干什么。伊尔达让我头疼。我想要飞走。也许去委内瑞拉。”

可是他走不了，因为没钱。为了做些有建设性的事情，他坚持在佩纳尔维尔医生的实验室里研究寄生虫病。这时，一份香蕉种植园的工作似乎有了希望，这个种植园在特吉萨特。他曾用伊尔达给他的一些首饰支付了部分旅馆账单，可是还欠着几个月的住宿费。现在旅馆的老板娘要他在几天内付清一个月的住宿费。交钱的日子到了。他只好当掉了自己的手表、金链和伊尔达的一些首饰。之后他去了特吉萨特。

4月的最后几天，埃内斯托让自己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做了一个“勇敢坚定”的决定。如果他的住处没有得到批准，他就在15天内离开危地马拉。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旅馆老板，开始安排存放私人物品的地方。他马上要走的消息让伊尔达很着急。“伊尔达坚持要给我钱和住处，这样我就不会走了。艾尔伯托从委内瑞拉寄来了一公斤肾上腺素和一封信，他在信里要我去他那里，或者说请我去他那里。我真的不想去。”

埃内斯托准备离开的时候，华盛顿正在实施下一步措施。经过大肆渲染的宣传，大使皮埃里弗伊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磋商。消息被故意透露出来，由于加拉加斯决议反对共产主义在美洲国家散播，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讨论美国将对阿本斯政府实施什么样的抵制政策。4月26日，艾森豪威尔在对国会的一篇讲话中警告说共产主义者已经控制了危地马拉，现在正要把他们的“触须”伸到萨尔瓦多和其他邻国。

5月15日，埃内斯托得到正式通知，他必须离开危地马拉更新他的签证，他决定了要去的地方。在动身之前，他写信给弟弟们，他们的生日快到了。这封信在他的父母看来简直是狂妄的胡言乱语。他说，一旦找到医生的工作，他就会认真地生活，“直到我的朋友毛泽东召唤我”。关于中美洲的政治局势，他认为只要美国不直接干预，危地马拉就能够经受住考验。

就在埃内斯托做出乐观预测的同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注定了阿本斯政权不可避免的覆灭。一个月前瑞典货船“阿尔夫海姆号”秘密装载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驶离波兰港，现在它停泊在危地马拉大西洋沿岸的巴里奥斯港。中情局在波兰得知了这艘货船秘密装载了一些货物，他们想知道船上装的是什么以及船的目的地，在这艘船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中情局对它进行了监视，它曾数次改变航线。它抵达巴里奥斯港后，华盛顿很快被告知这艘船上搭载的是什么——给阿本斯政府运载的超过两吨的战争物资。华盛顿开始行动了。

“阿尔夫海姆号”给华盛顿提供了苏联集团参与危地马拉事务的证据，这正是它急需的。中情局局长立刻召集情报顾问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下个月进攻危地马拉的日期。5月17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此次武器运输的声明，随后艾森豪威尔公开警告捷克的武器会让中美洲的“共产主义独裁”势力更加壮大。

危地马拉局势危急。随后几天，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对媒体说，“阿尔夫海姆号”上运送的武器数量超过了危地马拉的军队需求，还暗示危地马拉的真实意图是要侵入邻国，实施共产主义统治，而且还有可能向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发动攻击。

“阿尔夫海姆号”到港不到一周，国务卿杜勒斯就和洪都拉斯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就在几周前，尼加拉瓜的独裁领导者索摩萨也签署了同样的协定。现在，一旦“危地马拉入侵”，洪都拉斯可以得到美国的保护。为了证明这一点，美军运输机堂而皇之地飞往这两个国家，为它们的防御运送武器。实际上，武器正通过海运交到卡斯蒂洛·阿马斯的解放军手上，他们正等着接受命令，向危地马拉边境进发。

5月20日，中情局局长批准了一项阻止“阿尔夫海姆号”的武器运往危地马拉城的行动，一队中情局特工在巴里奥斯港外的铁路上设置了炸弹。炸弹爆炸没有造成太大损害，于是中情局特工在军队的火车通过的时候开了火。一名危地马拉士兵被杀，还有几名士兵受伤，可是火车和货物在路上没碰到其他问题，抵达了目的地。

就在这场政治交锋不断升级的同时，埃内斯托离开了旅馆。虽然埃内斯托还欠了3个月的房费，可是旅馆老板让他留下一张欠条就放他走了。埃内斯托和伊尔达在圣胡安·萨卡特佩克斯村住了一夜。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单独一起过夜。几天后，埃内斯托口袋里装着借来的20美元出发前往萨尔瓦多。

“阿尔夫海姆号”事件闹得正凶，埃内斯托挑了这个最差的时候去危地马拉的邻国。在萨尔瓦多边境，他的一些“有问题的书”被警察没收了，不过在贿赂了警察之后，他进入了萨尔瓦多。

他在圣塔安那拿到了新的危地马拉签证之后，继续前往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在那里申请了洪都拉斯签证，他想去参观科潘的玛雅遗址，也想看看那里正在进行的工人罢工。周末过后，他到附近大西洋海岸的海滩上露营。

在海滩上，他和几个年轻的萨尔瓦多人交上了朋友。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他们都有点喝多了，他说了些“倾向于危地马拉的言论，背了几句红色诗句。结果是我们都被带到了警察局，一个警长……建议我朗诵几句关于午后玫瑰和其他美景的诗句，随后我们很快被放了。我更愿意来上一首炮火之歌。”

回到圣萨尔瓦多后，他发现他的洪都拉斯签证被拒签了，因为他是从危地马拉来的。由于没办法去洪都拉斯，他只好去了萨尔瓦多西部的恰尔丘亚帕，去看皮皮尔印第安人的金字塔。
他参观了遗址，把观察到的东西认真地记在日记里。当晚他睡在圣塔安那城外的路边，早上，搭便车返回，穿过危地马拉边境，前往危地马拉南部基里瓜的古代印第安人遗址。在基里瓜，他注意到这里的石头建筑和秘鲁印加人的石头建筑有一些相似之处。不过他对这里具有亚洲特色的雕刻格外感到惊叹，觉得一块石碑上刻着的一个人物“让人想起佛陀”，而另一个很像“胡志明”。

第二天，他又回到了路上，决定到巴里奥斯港。他用最后的钱买了火车票。这是次赌博，他赌赢了。他很快找到了一份夜间工作，给道路建筑工人卸载一桶桶的焦油。“这份工作要连续工作12小时，从晚上6点到早上6点，真是折磨人，甚至对那些比我更有经验的人来说也是份苦差事。到了5点半，我们都成了机器人或者‘保龄球瓶’，这里的人把醉汉叫做‘保龄球瓶’”第二天夜里他显然没有了第一天的劲头，不过他还是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早上，一个工头答应给他一张从巴里奥斯港回危地马拉城的火车票，他跑到海边的一个废弃小屋里休息。这是他第一次长时间超负荷地从事体力劳动。“我成了一头真真正正的猪，从头到脚都是土和沥青，可我真的很高兴。我拿到了车票，让我赊账吃饭的老板娘叫我把一美元还给她在危地马拉城的儿子。这次我证明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能经受得住，如果不是有哮喘，我甚至能干得更好。”

“我还了那一美元。”回到危地马拉城后，埃内斯托骄傲地写道。看到他回来，伊尔达又惊又喜，她本以为他不会回来了。随着人们对美国进攻的紧张情绪日益升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危地马拉。伊尔达认识的一个政府官员也劝她寻求避难，哈罗德·怀特也建议她这么做。

埃内斯托没有回到原来的旅馆，因为他还不起债。他在伊莲娜·德·奥尔斯特家吃饭，跟尼科·洛佩兹和另一个古巴人挤在一起住。因为只有两张单人床，所以他们把床拼到一起，都侧着身子睡。尼科接到组织的命令，准备去墨西哥。

埃内斯托的生活又回到了从前的老样子。医生的工作遥遥无期，家里的来信也很少。他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中，尼科走了，埃内斯托搬到了另一个房间，和一个叫科卡的人住在一起。伊莲娜·蕾娃·德·奥尔斯特也准备走了，她答应埃内斯托在另一个女人家里给他安排好一日三餐，而且为了他最后一次找到卫生部长帮忙。所有的事情结束后，埃内斯托的哮喘又发作了。

由于美国和危地马拉相持局面下各种活动的增多，埃内斯托沉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美国军舰开始检查所有来往加勒比海的可疑船只，国务卿杜勒斯大张旗鼓地起草制裁危地马拉的文件，这份文件将在7月份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获得批准。

中情局在整个拉丁美洲发表报纸文章、播放宣传电影、分发宣传册子，警告说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威胁正在扩大。阿本斯派外交部长去和美国大使皮埃里弗伊沟通，希望安排与华盛顿和谈，可是无人理睬。

中情局的心理战开始起作用了。6月2日，一起针对阿本斯的阴谋被挫败，一些人被捕。第二天，一群军官要求阿本斯开除所有在政府就职的共产党人。阿本斯告诉他们共产党人在他的控制之下，让他们不要担心。可是很多军官仍然不安。中情局还利用电台广播继续煽动危地马拉民众和军队的不安情绪。

6月14日，埃内斯托度过了26岁的生日。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召集高层会议，决定完成“胜利行动”计划的最后工作。两天后，美国雇佣军开始轰炸危地马拉。6月18日，卡斯蒂洛·阿马斯带领着约400人组成解放军跨过洪都拉斯边境，进入危地马拉。进攻开始了，埃内斯托·格瓦拉的未来也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