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八章 找到北了

第八章 找到北了

没有什么东西有足够的吸引力把埃内斯托留在瓜亚基尔，他称这个城市是“矫揉造作的城市，没有自己的生命，日复一日的只有轮船来来去去”。

但是他没有走。他在附近游荡，盘算着口袋里的钱，和新朋友一起共享贫困。他对昂德罗·埃莱罗坦陈，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无条件的同志友情，每个人都无所顾虑地分享拥有的一切，共同面对问题，开诚布公地讨论所有事情。他经历过的最亲密的关系是在打橄榄球的时候，队员们都是好“搭档”，他们一起出去喝酒，可是并没有真正亲近过，一到球场外，他们的密切关系就结束了。他说，他最亲密的朋友是埃内斯托，卡利萨是个“好人”，他从小就认识，可是实际上他们俩没有什么共同点。

他对昂德罗说，自己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同志情谊。这正是他的家庭缺少的东西，是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直觉上昂德罗认为埃内斯托是一个孤独的年轻人，十分需要关爱。

“格瓦拉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昂德罗回忆说，“他有时看起来不善表达，带着一种几乎令人不快的冷漠。可能那是因为他有哮喘，费力的呼吸让他很吃力。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放松下来，微笑让他的眼角漾起了细小的皱纹。”

埃内斯托哮喘发作的严重程度让他的新朋友们吃惊，他们尽可能地给他提供帮助。“我记得晚上醒来的时候看到格拉瓦正在努力够他的药，”昂德罗回忆说，“可是没有力气够到，我们中的一个人把药拿给了他。”

埃内斯托陶醉在新发现的兄弟情谊中，然而他也被接下来去哪这个问题折磨着。在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艾尔伯托·格拉纳多写信告诉他可以在麻风病院来工作。如果旅费不够，不用担心，艾尔伯托可以借给他。埃内斯托很想到艾尔伯托那里去。他对昂德罗说，他想赚足够的钱，好把母亲送到巴黎进行专门治疗。他怕母亲仍然患有癌症，希望让最好的医生为她医治。

一天，他的难题解决了。瓜洛·加西亚不经意地邀请埃内斯托和卡利萨跟他和昂德罗一起去危地马拉。他们要去危地马拉看点新鲜的东西，那里的左派革命正在挑战美国的势力，现在正在奋力继续下去，其结果可能决定拉丁美洲的未来。埃内斯托欣然接受了邀请，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把他全部的承诺抛在了脑后。

决定去危地马拉是一回事，真正到那里又是另外一回事。对埃内斯托和他的朋友来说，离开瓜亚基尔是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他们需要巴拿马签证，只有拿到签证，才能前进。

因为没有钱了，他们没办法拿到签证。他们需要说服好心的船长为他们担保，让巴拿马政府免费为他们办理签证。谁都知道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他们还是固执地在码头上开始展开行动。他们的尝试屡遭失败，日子也在缺钱的沉闷气氛中慢慢过去。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利萨迫不及待想要出发，他决定独自前往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埃内斯托打算再多等几天，如果情况还没有进展，他就会给在基多的卡利萨发电报，让他等着，然后他们一起去加拉加斯。卡利萨出发几天后，一位他们在码头上认识的“瓜约斯号”船长给他们提供了一份伪造的担保，他们拿到了签证。可是埃内斯托刚发了电报告诉卡利萨不用等他了，“瓜约斯号”的出航就“无限期”延后了。

埃内斯托的哮喘再次发作，而且药物导致的恶心和腹泻让情况更加糟糕。他和朋友们还欠旅馆一大笔钱，每天债务都在增加。他们开始变卖东西。

昂德罗想出了一个办法。他留下来为债务做担保，其他人想办法给他寄钱，之后他就能离开这里和他们碰头。埃内斯托反对这个安排，他说毕竟他才是新加入的成员，如果有谁要留下的话，应该是他自己。可是昂德罗很坚持，最后，昂德罗的一个为高档酒店采购食品的朋友同意为他们支付大部分债务，条件是昂德罗留下来为他工作，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最后，昂德罗没能与他的同伴们碰头，他在厄瓜多尔待了几个月，打各种各样的零工，还曾经在一个马戏团做“人体炮弹”。卡利萨到达加拉加斯，见到了艾尔伯托，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委内瑞拉生活了近10年，才又回到家乡。他和昂德罗都没再见过埃内斯托。)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又耽搁了一段时间，“瓜约斯号”准备出航了。10月31日，昂德罗在堆满了椰子的码头上送别埃内斯托和瓜洛。埃内斯托对告别的描述显得很超然：“告别的瞬间和往常一样冰冷，总是不及人们的期望，在那个时刻，人们发现自己无法表现出深情厚谊。”

“瓜约斯号”抵达巴拿马，埃内斯托和瓜洛找到一家便宜的旅馆，他们获准睡在走廊里，每人每天1美元。在阿根廷领事馆，他们发现罗乔和巴尔索维诺斯已经去危地马拉了，他们留下了一封信。信里写着一些巴拿马大学学生联合会的联系方式，信里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巴尔索维诺斯与23岁的露兹米拉·欧勒火速恋爱并完婚，露兹米拉的父亲是一名巴拿马国会议员。露兹米拉还没有走，他们跟她见了面。

埃内斯托和瓜洛开始四处活动。阿根廷领事帮上了忙，他们在大学里的关系也帮上了忙。他们很快在学生中交到了朋友，认识了一群有趣的诗人、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常在“伊比利亚”和“可口可乐”这两家咖啡馆出没。新朋友帮他们支付旅馆账单，把埃内斯托引荐给杂志编辑，看他是否能发表几篇游记，又把他介绍给大学医学院，安排他做关于过敏症的演讲。

一篇关于他和艾尔伯托·格拉纳多的木筏探险经历的文章被刊登在《美巴日报》上，这让他得到了20美元的报酬；他在日记里说，一篇关于马丘比丘的文章被《七》杂志的编辑“枪毙”了，因为文章宣扬了反美倾向。最终这篇名为《马丘比丘，美洲的石头谜城》于1953年12月12日发表，埃内斯托在文章中炮轰了掠夺秘鲁考古文物的美国佬。他写道：“下面说的是令人伤心的部分。所有遗迹都进行了彻底的研究和记录……每样被抢走的东西都落到了研究者的手里，他们带着两百多个箱子凯旋而归，里面装着的是无价的古代珍宝。……人们可以到哪里瞻仰或者研究这座印加城市的珍宝呢？答案很明显：在北美的博物馆里。”文章的结尾显示出了他日益显现的政治观点：“让我们高兴地赋予这座(印加)城市两个可能的意义：对于斗士而言，……他们的呐喊声响彻大陆：‘美洲的印第安人民，夺回你们的历史’；对于其他人而言……可以发现酒店游客指南上的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使用英语的第一人称，带着对帝国主义的苦涩回忆：‘我有幸发现了一个看不到可口可乐广告的地方。’”

到了11月末，埃内斯托和瓜洛的经济状况又捉襟见肘了。他们想要搭乘的去危地马拉的船延误了。他们试图通过陆路前往，可是再次面临签证问题。“我们的情况不妙，”他在日记里写道，“哥斯达黎加领事是个白痴，不肯给我们签证。……情况变得很艰难……”

这时，露兹米拉准备出发去危地马拉和巴尔多会合，她希望在危地马拉的巴拿马使馆找一份外交工作。她在出发前向埃内斯托和瓜洛伸出了援手，借给他们45美元。终于拿到了哥斯达黎加的签证，他们揣着还债后剩下的5美元出发了。可是他们没走多远就出了事。

在巴拿马北部的某处，他们搭乘的卡车抛了锚，无法继续前进。接下来的两天，他们通过搭乘乡间列车和步行穿越哥斯达黎加，抵达美丽的太平洋港口戈尔菲托，这是联合果品公司运送香蕉的港口。

埃内斯托参观了公司医院，用批评的口气评论说：“这家医院很舒适，可以提供完好的医护服务，可是人们享受到的服务取决于公司里的工作等级。与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能看见这些外国佬的阶级精神。”

第二天，他们登上了一艘联合果品公司的船，前往潘塔亚伦纳港。抵达潘塔亚伦纳港后，他们出发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内陆首都圣何塞。

圣何塞是座不大的城市，蓝天之下是铺着红瓦的锡皮屋顶，房屋坐落在起伏不大的绿色山丘上。圣何塞是“加勒比军团”的新总部。加勒比军团是倾向于民主路线的地区政治联盟，最初总部设在哈瓦那，得到了古巴前总统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的支持，在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后，军团总部就搬到了圣何塞。现在，在菲格雷斯的领导下，委内瑞拉、多米尼加和尼加拉瓜的流亡政治领导人在圣何塞碰头，共商大计。

何塞·菲格雷斯是拉丁美洲政治家中的异类，他的观点分别得到了美国保守党和自由党决策者的尊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矮个子的哥斯达黎加人在他的政治改革中谨慎地保持了中间立场：他废除了哥斯达黎加的军队，将银行收归国有，让经济掌握在国家控制之下，可是又保留了外国人的权益。在游说美国放弃在这一地区对独裁统治一贯的支持转而支持民主改革的同时，他取缔了哥斯达黎加共产党，这进一步得到美国的好感。

此时，除了菲格雷斯，拉丁美洲倡导“民主道路”的还有由维克多·劳尔·阿亚·德拉·托尔领导的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由罗姆洛·贝坦科尔领导的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他们支持的政策是中庸的“社会民主”，但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在推动社会改革的同时，也促进外国投资。多米尼加的“民主革命党”代表了极左的流亡党派，其领袖是胡安·博什，他是一个黑白混血儿，也是一名作家。

阿亚·德拉·托尔在利马的哥伦比亚大使馆政治避难已经有5年了。博什和贝坦科尔都在哥斯达黎加，埃内斯托非常想听听他们关于社会和政治改革的想法，尤其是他们对待美国的立场，这是他判断人们政治倾向的风向标。可是他和瓜洛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因此新一轮的乞食开始了。

他们与胡安·博什和哥斯达黎加共产党的领导人曼努埃尔·莫拉·瓦尔维尔德一起聊了一天。几天后，埃内斯托终于见到了罗姆洛·贝坦科尔。在三个人当中，埃内斯托对莫拉·巴尔维尔斯的印象最深刻，他是一个“平静的人……有一系列类似于痉挛的动作，显示着他内心的波澜”。他仔细聆听了莫拉对哥斯达黎加近代历史和菲格雷斯的亲美政策的分析。

埃内斯托将胡安·博什形容成一个“有着清晰思维和左倾思想的文人”。“我们没有谈论文学，只谈了政治。他形容巴蒂斯塔是土匪中的土匪。”在评价罗姆洛·贝坦科尔的时候，埃内斯托语气不佳：“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政治家，头脑里有着坚定的社会思想，可是剩下的都是为了获得最佳利益的奉承和妥协。大体上，他是站在美国一边的。他赞成(1948年)里约(美洲防卫)协定，倾尽全力表达对共产党人的厌恶。”

不久后，埃内斯托和瓜洛一路搭便车到达了尼加拉瓜，他把这里称为“索摩萨的庄园”。他们穿过了边境线，在一场瓢泼大雨中，里卡尔多·罗乔突然出现了。和他同行的是一对阿根廷兄弟，这对姓贝弗拉吉的兄弟正开车前往南美洲。在危地马拉待了几个礼拜后，罗乔感到无所适从，于是和这两兄弟一起出发了。他们发现进入哥斯达黎加的路无法通行，于是来到海岸边，看看是否有往南的渡船，而埃内斯托和瓜洛搭乘巴士去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

对埃内斯托而言，炎热的湖滨城市马那瓜没有什么意思，他把时间都花在“朝拜满是弱智的领事馆”、申请签证上了。罗乔和他的同伴也出现在洪都拉斯领事馆，他们没能找到渡船。这群人当场决定分头行动：罗乔和沃尔特·贝弗拉吉乘飞机去圣何塞；埃内斯托和瓜洛与多明戈·贝弗拉吉一起开车回危地马拉，然后多明戈会在危地马拉把车卖掉。

那天晚上，他们围绕阿根廷的政治讨论了很长时间。埃内斯托记得，他们总结出了各自的政治立场：“罗乔、瓜洛和多明戈是顽固的激进党(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的自由派别，由罗乔的导师阿图罗·弗朗迪西领导)；沃尔特是工党(左派的工党)；照“胖子’(罗乔)的话说，埃内斯托是狙击手。”

埃内斯托跟瓜洛和多明戈一起开车到洪都拉斯边境。他们三人一共只有20美元。除了停下换破了的轮胎，他们一直行驶在洪都拉斯农村的贫瘠土地上，在一天之内穿过了萨尔瓦多的火山之地，奔向危地马拉的绿色高地。12月24日，他们抵达危地马拉城，兜里总共只剩下3块钱。

20世纪50年代，危地马拉城是一个保守的小城市，这里风景如画。一个身穿鲜艳服装的本地人愉快地在地里劳作，与周围的景象十分和谐，这是危地马拉政府向外人展示的美丽景象，可这是假象。虽然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危地马拉仍然像刚被西班牙征服时一样。白人和混血的克利奥尔人数个世纪以来统治着绝大多数本地土著，土著在政治寡头庞大的私人庄园或者联合果品公司的庄园里劳动。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20世纪40年代，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改革派“革命”推翻了冷酷的乌维科的独裁统治，号召民主改革。阿雷瓦洛无法实施他倡导的所有改革，但是左倾的危地马拉陆军上校哈科沃·阿本斯继承了他，继续推行这些改革。其中最激烈的当属阿本斯在1952年签署实施的土地改革法令，该法令结束了寡头庄园土地所有制，将联合果品公司的产业收归国有。

这一举措得罪了危地马拉的保守势力和联合果品公司。联合果品公司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担任美国国务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杜勒斯兄弟都与联合果品公司有联系。美洲事务部助理秘书长约翰·莫尔斯·卡波特的家族拥有联合果品公司的股份，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的丈夫是联合果品公司公共关系主任。有了这些关系，联合果品公司就可以仗势欺人了。为了施加压力，公司雇用了顽固的斯普鲁耶尔·布莱登，前首席拉丁美洲大使。1953年3月，布菜登在达特茅斯学院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演讲，敦促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武力干涉危地马拉的“共产主义者”。随后，联合果品公司立刻在萨拉马组织了武装暴动。对被捕叛乱分子的审讯揭露了联合果品公司参与叛乱的事实，可是公众不知道的是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事件中也有参与，中情局与联合果品公司还进一步商量要推翻危地马拉政府。

1953年底，危地马拉和华盛顿之间清晰地划出了战线。危地马拉的邻国，特别是索摩萨这样的独裁者，叫嚣着危地马拉的现状对自己国家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不管是政治流亡者，还是像埃内斯托这样仅仅想要亲眼看到危地马拉“社会主义”试验的人，数百名拉丁美洲左派人士抵达危地马拉。此时阿本斯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间的战争言辞正日益升温，左派人士的出现给危地马拉的灼热气氛又添了一把火。

尽管埃内斯托表面上对政治很冷淡，可是当他抵达危地马拉的时候，似乎正在经历着政治转变——或者说他至少是在试图说服自己信仰某种政治观点。尽管他暂时不会按照新想法行动，不过这些想法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去危地马拉。在他写下的一个高深莫测的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他将这个篇章取名为《页边笔记》，因为它跟其他关于旅行的内容没关系。
埃内斯托没有提到“启示”在何地发生，他写道：自己身处“满天星斗的寒冷夜空下的一个山地村庄”。浓重的黑暗环绕在他四周，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这个人隐藏在黑暗中，只能看见他的白色门牙。“我不知道是个性还是氛围让我准备好接受启示，可是我知道自己很多次听到不同的人在争论，他们从来没有影响过我。实际上，讲话人是一个有趣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逃离某个欧洲国家，躲避教条的刀锋；他知道害怕的滋味(这种经验让你珍惜生命)，后来，在经历了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上千次冒险后，他在这个偏远的地方休养生息，耐心等待即将到来的大事件。”

“在聊了一些琐事和各自立场的共同点后，对话减少了，我们就要各行其路了。他脸上总是漾着淘气男孩子的微笑，让不整齐的四颗门牙更加明显。随后，他无意地说出：‘未来属于人们，他们会一点一点或一下子掌握权力，在这里，在全世界。不好的是他们会变得文明，这在从前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掌握了权力后才可能发生。他们只有在错误的代价中学习才能变得文明，而这些教训将是严厉的，会让很多无辜的人失去生命。或者不是，或者他们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会承认反自然的大罪，这些罪的象征就是适应能力的缺失。’

“‘他们所有人，所有不适应的人，比如你和我，将在死去时诅咒我们参与创造的权力，这个权力建立在巨大的牺牲基础上。……革命的形式是不讲人情的，革命夺取我们的生命，甚至用来当成典范的记忆作为教化未来年轻人的工具。我的罪更大，因为我更敏感，更有经验，不管你怎么说，我将死去，我知道我的死仅仅是因为象征着正在崩溃的腐烂文明的固执。……’”

这个神秘的讲话人对埃内斯托做出了预言：“你死的时候会紧握拳头，牙关紧团，充分表现出你的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一个象征(用来作为榜样的死气沉沉的东西)，你是正在崩溃的社会中真实的一员：蜂巢的精灵渗透到你的言语中，渗入到你的行动中；你和我一样有用，可是你不知道牺牲了自己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埃内斯托得到警示，知道了革命道路带来的后果，接着是他自己的“启示”：“我看见他的牙齿和他的流浪汉般的表情，他在历史上是留下了印记的，我感觉到他攥紧了双手，然后，告别的问候就像遥远的低喃。我会和这些人在一起。”

“我看见，仿佛一阵巨大的疲倦击垮了我的兴奋，我的死是为了献身真正的意志革命，宣告典范的罪。我感到鼻孔张开，闻到了死去敌人的火药味和鲜血的酸味；现在我的身体上紧发条，准备战斗，我将我的生命作为一个神圣之地，这样我身体里胜利的无产阶级的野兽般的嚎叫就能够引起新的脉动和新的希望的回响。”

这段文字显示了25岁的埃内斯托体内的脉动异乎寻常地热情，而且带着戏剧性的伤感。《页边笔记》的文字激烈且暴力，神秘地昭示了埃内斯托·格瓦拉未来的死亡和他死后众多号称革命者的人对他的遗志的利用。

见过巴尔多和他的新娘露兹米拉后，埃内斯托和其他人找到了一家旅馆住下，“开始欠钱”。

罗乔回到危地马拉，很快他把埃内斯托介绍给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将在埃内斯托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她叫伊尔达·加德亚，娇小丰满，快30岁了。她是秘鲁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青年团的流亡领袖，现在在阿本斯政府任职。
她后来对这次见面是这样描述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格瓦拉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好。他看上去过于肤浅，不是个聪明人，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

虽然对埃内斯托最初的印象不好，可是她承认这是由于她对阿根廷人先天的“不信任感”，在他们的邻居中，阿根廷人的势利和自负是出了名的。然而那时埃内斯托的心思却在别的地方：他忙着和人见面找工作，他几乎没怎么注意到伊尔达，只在日记里简单地提到她把自己介绍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教授哈罗德·怀特。

“我遇到一个奇怪的外国佬，他写了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愚蠢文章，要把它们翻译成西班牙语。中间人是伊尔达·加德亚，露兹米拉和我翻译了其中一些文章。到现在为止，我们挣了25美元，我还给这个外国佬上西班牙语课。”可是这只是个填空的活动。埃内斯托正期待着面见危地马拉卫生部长，可是他没能成功。

危地马拉的农村地区已经实施了土地改革，这时的危地马拉城仍然没有什么大变化：不大的商业中心熙熙攘攘，街边小贩林立，霓虹闪烁，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居住区的富人们继续在爬满九重葛的墙壁围起来的大宅子里享受着宁静的生活。

虽然外表上还维持着昔日的宁静，可是1954年的危地马拉城仍是个引人注目的城市。每天，埃内斯托都能在拉丁美洲政治流亡者的团体中遇到新人。这里有来自秘鲁的人民革命联盟成员，有来自尼加拉瓜的共产主义党人，有来自阿根廷的反贝隆主义者，有来自委内瑞拉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有来自古巴的巴蒂斯塔的反对者。

12月10日，埃内斯托仍然在圣何塞，他把自己的最新情况写信告诉了舅妈贝亚特里斯。这是他第一次在私人信函中明显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信念。“我的生活就是一潭死水，直到我勇敢地扔掉了行李和肩上的背包，和加西亚一起出发，走过曲折的道路来到这里。一路上，我路过联合果品公司的属地，让我再次相信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有多可怕。我在一幅斯大林同志的画像前宣誓，在看见这些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消失前，我不会停歇。在危地马拉，我将完善自我，汲取让我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的一切养分。”

在这次慷慨宣誓之后，埃内斯托在信最后的署名是“您钢铁铸就的、肚子空空、充满对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侄子。再见，猪猡谨上。”

在马那瓜的时候，埃内斯托曾经到阿根廷领事馆查看是否有他的信，结果他发现了来自父亲的一封“愚蠢”的电报，他的父亲很想念他，对他说如果缺钱的话会立刻电汇一些过来。这激怒了埃内斯托，在12月28日的信里，他竭尽所能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刺耳：“我猜你现在已经意识到就算我快死了也不会向你伸手要钱的，如果在你希望的时候我的信没有到，请你耐心等待，有时我甚至连邮票都没有，可是我一切都好，我总会设法活下去的。如果你还是担心，那就带上原本打算拍电报的钱去喝上一杯。从现在起我不会再回复任何一封那样的电报了。”

他的激烈口吻似乎是他在自己和家人之间设下的一道防线。身处遥远的异乡，他们的劝阻无法阻止他或者会旁敲侧击地影响他，他说：“这就是我，真实的我，不管你喜欢与否；你没法改变它，所以你最好习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