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群众罢工 党和工会》（4）（完）：注解

[1] 本文是根据1906年出版的手稿印本刊印的。在手稿印本封面上刊有“作为手稿刊印。受社会民主党汉堡州组织执委会和阿尔托那、奥腾森、王德斯贝克的社会民主党协会执行委员会委托”的说明词。在1906年出版的第一版中的补充同样也见脚注，第一版删去的地方用方括号标出。-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以下脚注中一版的不同部分一律不再标明1972年柏林德文版编者注——编者）

[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4-565页和724页注412。——编者注

[3] 第一版中为：“他们竭力加强工人是的混乱和困惑”。

[4] 这是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角卡尔•穆尔说的话。“穆尔”在原文中为“卡尔”。参看该书中译本，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56页。——编者注

[5] 库尔特•艾斯纳（1867-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员。曾任《法兰克福报》、《前进报》编辑。1910年是《慕尼黑邮报》主要撰稿人。后为巴伐利亚独立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人之一。领导1918年1月慕尼黑反战罢工。德国十一月革命后任巴伐利亚政府主席，不久遇刺身亡。——编者注

[6] 指发表在1905年3月3日《萨克工人报》上的文章《证实设想的一次演习》。——编者注

[7] 第一版中为“最有觉悟的工人中的三百人”。

[8] 谢尔盖•瓦西里也维奇•祖巴托夫（1864-1917）——曾任沙皇俄国警察司特别局长。1901年开始创建听命于宪兵及警察当局的工人组织，当时被称为“警察社会主义”组织或祖巴托夫组织。——编者注

[9] 《解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秘密的刊物，1902至1905年由司徒卢威任编辑在斯图加特出版。俄国的自由派君主义资产阶级聚集在这个刊物周围，成为后来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编者注

[10] 工商业党是中央工业区大资本的反革命政党。它在1905年十月宣言发表后在莫斯科建立，1906年底瓦解。——编者注

[11] 沙皇政府在总罢工的压力下在1905年10月30日发表宣言，承认公民自由，扩大有杜马选举权的人的范围，赋予杜马立法权力。——编者注

[12] 指1906年初到七月这一时期，参看本书第63页。——编者注

[13] 波兰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第5次代表大会于1906年6月在札科潘秘密召开。——编者注

[14] 仅在1906年6月份的头两周就开展了下列工资斗争：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明斯克、维尔纳、萨拉托夫、莫吉列夫、唐波夫等地的印刷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星期日休息的斗争：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刻赤、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舰队、喀琅施塔得、华沙及普沃茨克等地海员为争取承认工会和释放被捕工人代表而举行的总罢工；萨拉托夫、尼古拉耶夫、察里津、阿尔享格尔斯克、下新城、雷宾斯克等地港口工人的斗争；基辅、阿尔汉格尔斯克、比亚韦斯托克、维尔纳、敖德萨、哈尔柯夫、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拉多姆、梯弗里斯等地面包工人的罢工；维尔西涅-第聂勃罗夫斯克、鲍利索夫斯克、辛费尔罗波尔等县、波多尔斯克、土拉、库尔期克等省、科斯洛夫、利波维兹等县、芬兰、基辅省、叶里萨维特格勒县等地农业工人的斗争。这一时期在萨拉托夫、阿尔汉格尔斯克、刻赤及克列门楚克等几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几乎是所有行业的罢工。在巴赫姆特，发生了全矿区煤矿工人的总罢工。在其他城市，例如基辅、彼得堡、华沙莫斯科以及整个的伊万诺沃-沃斯涅申斯克区，工资运动在1906年6月的头两周内先后波及了所有产业部门。各地罢工的目的都是：缩短工时，星期日休假，增加工资。大部分罢工都进行得很顺利。许多地方的报告强调指出，有些罢工使首次参加工资运动的工人阶层卷入进来。——卢森堡注

[15] 8万汉堡工人在1906年1月17日罢工并举行集会和上街示威以抗议对市议会选举权的限制。这是德国的第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编者注

[16] 荷兰铁路工人从1903年4月6日起举行总罢工，反对一项用苦役监禁惩罚罢工工人的法律草案。在国会通过这一法律草案以后，工会的防御委员会于1903年4月10日作出停止罢工的决定。——编者注

[17] 在瑞典，根据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从1902年5月15日至17日举行了一次政治性群众罢工，坚决要求实行选举法改革。罢工有大约116000工人参加，但没有取得成果，在国会两院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在1904年提出新的选举法草案后，罢工宣告结束。——编者注

[18] 从1905年10月12日，在奥匈帝国根据奥国社会民主党的决议举行了要求普选权的群众罢工和群众示威游行。——编者注

[19] 1898年夏天，在美国西战争期间，德国曾经派一支中型舰队到马尼拉港，以支持海军和殖民部门提出的尽可能多地取得西班牙在太平洋和远东的殖民地的要求。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来到摩洛哥的海港丹吉尔市，以此表示德国帝国主义反对法国在摩洛哥取得优势地位。——编者注

[20] 因此，罗兰-霍尔斯特同志在自己论述群众罢工的书的俄文版序言里的那种说法，是以一个事实上的错误为根据的：“固然差不多自从大工业出现以来，无产阶级（在俄国——罗•卢•）就已熟悉了群众罢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专制主义的政治压迫下，局部罢工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见《新时代》，1906年第33期。）不如说实际情况刚好相反。在1906年2月召开的俄国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上，彼得堡工会联合会的报告人在他报告的一开头就这样讲道：“考虑到与会的诸位代表的情况，我无需首先强调指出，我们的工会运动并不象有些人试图断言的那样，是从斯维亚托波克-米尔斯基大公的‘自由’时期（1904年——罗•卢•）或者从1月22日起源的。我们的工会运动有着更为深远的根源，它是不可分割地同我们工人运动的整个过去联系着的。我们的工会只不过是领导经济斗争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俄国无产阶级开展这样的经济斗争已有数十年之久了。无需过分深入到历史中去，人们恐怕就可以说，自从1896年和1897年的那些值得纪念的罢工以来，彼得堡工人的经济斗争总是采取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形式。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它同对政治斗争的领导很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了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的事，这个组织当时 叫‘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3月的代表会议之后它就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彼得堡委员会’。建立一个工厂、市区和近郊区组织的复杂系统，通过无数条渠道把中央同工人群众联系起业，使中央能够用传单对工人们的需要作出反应。这样就能够支持和领导罢工了。”——卢森堡注

[21] 德纺织工业集中地区，当时属萨克森王国，现在民主德国茨维考一带。——编者注

[22] 第一版中为“处在最底层的”。

[23] 第一版中为“更大的”。

[24] 第一版为“在演奏中间”。

[25] 阿道夫•冯•艾尔姆在1905年9月17日至23日在耶拿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说，如果统治阶级取消国会选举权，无产阶级将起来自卫并且“为自由而冒生命危险”。——编者注

[26] 哥尼斯堡审判是于1904年7月12日至25日对九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被告被指控向俄国运送反沙皇的非法文字材料。卡尔•李卜克内西作为辩护律师之一揭露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当局的勾结。——编者注

[27] 1899年2月，在德累斯顿的勒布陶的九名矿工因抗议一个邻矿的矿工干超出规定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而被判处总共六十一年苦役监禁和徒刑；在抗议期间，曾因矿长用装了拟制弹的手枪射击而发生斗殴，——编者注

[28] 第一版中为“表示同意”。

[29] 第一版中还加上：“正象党的领导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一样”。

[3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编者注

[31]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目前”。

[32] 第一版中此处加“今天”。

[33] 因为人们通常否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存在这样的倾向，所以机会主义派别新近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自己真正的目标和意愿的做法就很应该受到欢迎了。今年9月10日在美因兹的一次党的集会上，通过了由大卫博士提出的下述决议：
　　“考虑到社会民主党并不把‘革命’一词理解为暴力颠复，而是理解为和平的发展，即逐渐地贯彻一种新的经济原则，因此美因兹的公开的党的集会拒绝任何一种‘革命浪漫主义’。
　　大会认为夺取政权无非是争取人民的多数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与要求；争取是不能靠暴力手段的，只能通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思想宣传和实际改良工作的途径来使人民的思想革命化。
　　我们坚信，合法手段远比非法手段和颠复更能使社会民主党繁荣发展，所以大会拒绝将‘直接的群众行动’当作策略原则，并坚持议会改良行动的原则，这就是说，大会希望我党将一如既往地认真致力于通过立法和发展组织的途径而逐渐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一改良式斗争方法的根本前提当然是，无产的人民大众参加全国和各州的立法工作的可能性不会受到削弱，而是要扩大成为完全的平等权利。因此，大会认为，如果其他一切手段无效，那么工人为了反击对自己合法权利的进攻并争取其他权利，而短期或长期地拒绝工作，也是无可非议的权利。
　　但是工人只在政治性群众罢工严格遵循合法的轨道，而罢工者方面也不授人以派出武装力量干预的借口时才能胜利进行这种罢工，因此大会认为，为使用这一斗争手段而作的唯一必要而有效的准备工作是进一步扩充我们的政治、工会和合作社的组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保证群众罢工顺利进行的前提：“目的明确的纪律性和适当的经济后盾。”——卢森堡注

[34]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了“今天的”。

[35]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和它的未来”。

[36] 在第一版中为“是”。

[37] 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当然在有些地区工会的鼓动走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前面，而且在所有的地方工会工作也为党的工作开辟道路。从它们的效果来看，党和工会的工作是互相促进的。但是，如果考察德国阶级斗争的整体及其深刻的内在关系，那么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38] 在第一版中为“真正的党内生活”。

[39] 在第一版中此处有：“所谓的”。

[40] 麦克斯•希尔施和弗兰茨•敦克尔都是资产阶级进步党活动家。两人于1868年建立德国工会协会联合会。人称希尔施一敦克尔工会。——编者注

[41] 在第一版中为“政治的”。

[42]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有些”。

[43]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运动”。

[44] 在第一版中为“遵守”。

[45]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一些”。

[46] 在第一版中为“通常”。

[47] 在第一版式中迷“与这一方面的流行观点”。

[48] 在第一版中为“一百二十五万”。

[49]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和某一部分”。

[50]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这”。

[51] 在第一版式中这句话是：“它们尽管同某些弊病不可分开，但毕竟是确定无疑的”。

[52] 在第一版式中增加“和一定的狭隘性”。

[53] 在第一版中此处增加“应当”。

[54] 在第一版中为“一些”。

[55] 在第一版中为“被抵销”。

[56] 在第一版中为“有些人摸索着寻求”。

[57] 在第一版中此处插入“工会的“。

[58] 在第一版式中这一段的文字为：“同这一理论倾向密切相联系的是领袖同群众的关系中的变化。工会官员的公事公办的领导代替了地方委员会的以同事之间亲密态度进行的领导以及它的毫无疑问的不足之处。这样一来，首创精神和判断能力就可以说成了工会官员的职业专长，而群众的责任则主要是保持更加消极的德行即遵守纪律。官员制度的这一阴暗面肯定也包含着对党的重大危险；由于最近的改革，由于设置了地方党的书记，如果广大社会民主党员不去操心使被任命的党的书记保持为纯粹的党的工具，而根本不是被看成地方党的生活的首创精神和领导的当之无愧的体现者，那么这种危险是很容易产生的。但是在社会民主党内，由于事物的本质，由于政治斗争本身性质，官僚主义所受到的限制要比在工会生活中更加严格。在工会生活中，正是由于工资斗争在技术方面的专业化，例如缔结复杂的工资协议和诸如此类的工作，因而经常认为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能‘纵观本行业生活的全局’，并以此来论证他们缺乏判断能力”。

[59] 在第一版中为：“这一观点尤其也成了”。

[60] 在第一版式中此处加“错误的”。

[61]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官员中的”。

[62] 在第一版中为“为……技术分工中“。

[63] 这一反民主性质的结社法首先是针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联合的，它限制了结社权。由于在普鲁士工会也被看成政治联合会，因此常常受到被解散的危险。——编者注

[64]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脱离它的思想和领导”。

[65] 在第一版中为“脱离社会民主党”。

[66] 在第一版为“处于平等地位”。

[67] 在第一版中为“处于平等地位”。

[68]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自然的”。

[69]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人为的”。

[70] 在第一版中为“因此本身就是”。

[71]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设于柏林的菩提树大街。德国工会总委员会设于柏林的恩格尔乌弗。——编者注

[72] 在第一版中此处加“一部分”。

[73] 在第一版中为“目前的”。

[74] 在第一版中为“工会领导人”。

[75] 在第一版中插入“也就是说”。

[76] 在第一版中为“少数”。

[77] 出自弗•席勒：“玛丽亚•斯图亚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