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们已经看到，俄国的群众罢工并不是社会民主党有意制定的策略的人为产物，而是在当今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自然的历史现象。那么，俄国革命的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是哪些因素形成的呢？
　　俄国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消灭专制政体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议会式的法治国家。从形式上看，这和德国的三月革命以及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全相同的。但是产生这两次形式相同的革命的条件和历史环境却与今日俄国的情况根本不同。在西方的那两次资产阶级革命与今日东方的这次资产阶级革命之间，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业已完成，这个情况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已经遍及西欧各国，而且也已遍及专制主义的俄国。在俄国，大工业生产和伴随着它的一切后果即现代阶级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现代大都市生活以及现代无产阶级等等已经成了主要的、就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但是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奇怪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形势，那就是从表面的任务看是资产阶级情形的革命却要主要依靠有阶级觉悟的现代无产阶级完成，而且是在以资产阶级民主的没落为标志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完成。在以前那些西方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融为一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马前卒。现在却反过来，领导和推进革命的力量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的那些阶层，一部分已经直接成了反革命派，一部分成了软弱的自由派，只有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具有坚定的反对派思想，甚至革命的思想。俄国无产阶级就是这样被确定为领导革命的角色的。但是它摈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全部幻想，却带着自己特有的阶级利益的高度觉悟，当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激化时投入了战斗。这种充满矛盾的情况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形式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中，资产阶级社会与专制制度的矛盾是受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制约的，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以同样的力量同时针对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革命斗争的纲领是以同样的程度重视政治自由以及为无产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符合人的尊严的物质生活的。俄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表现在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我们从俄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认识到这种内在联系与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在群众罢工中也有相应的表现。
　　在以前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一方面对革命群众的政治教育和政治领导是由资产阶级政党承担的，另一方面问题在于直截了当地推翻旧的政府，速决的街垒战在当时是革命斗争的恰当形式。今天，工人阶级必须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团结起来，自己指挥，而这个革命又是既反对旧的国家权力，也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于是群众罢工不仅成了通过行动本身吸收最广泛的无产者阶层并使之革命化和组织化的天然手段，同时也是瓦解和推翻旧的国家权力、限制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城市的工业无产阶级现在是俄国革命的灵魂。可是，无产阶级要作为群众采取任何直接的政治行动，就必须首先重新集合成群众，为此，它首先必须走出各个工厂、车间、矿山和矿井，必须克服自己由于日常的资本奴役而必然陷入的那种分散状态。因此，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街垒战，即同国家武装力量的公开较量，从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但在今天的革命中只是一个最突出的点，只是无产阶级群众斗争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瞬间。
　　这里，由伯恩施坦、大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们象先知般预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与温和化，也在这种新的革命形式中实现了。当然，上面提到的那些人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所向往的那种阶级斗争的文明化与温和化，是指把阶级斗争只局限于议会斗争，街头革命干脆废弃不用。历史在一种稍微深刻、稍微巧妙的方式中，也就是在革命群众罢工的出现中找到了答案。当然，群众罢工决没有取代直截了当的残酷的街垒战，也没有使它成为多余的，而只是使它缩小成漫长的政治斗争时期的一具瞬间，同时将革命时期同一项巨大的、最准确的意义上的文化事业联系在一起：使野蛮的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文明化”，从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提高整个工人阶级。
　　因此，群众罢工证明了自己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它产生于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状况。从这个观点来看，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当前的俄国革命构成了一条条连续发展的锁链，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纪的兴衰。在法国大革命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矛盾还完全没有发展，因此只有当革命到了炽热状态时才能迅速萌芽和成熟的所有那些矛盾，能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强大斗争中以一种无所忌惮的激进态度不受阻碍地、无拘无束地展开。半个世纪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途中爆发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就已经由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力量均势而半途而废，被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所达成的妥协所扼杀，压缩成一段奏了一半[25]就戛然而止的短暂而又可怜的插曲。又过了半个世纪，今天的俄国革命在历史道路上所处的位置已经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峰，这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再会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被扼杀，反倒会发展成漫长的、巨大社会斗争的新时期。革命本身会在这样的斗争中提出许多笔新账，相形之下算清专制主义的老账成了一件区区小事。因此今天的革命在解决专制主义俄国的特殊事务的同时也实现了国际资本主义发展的总的成果。与其说它是西方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一个后继者，不如说它是西方新的无产阶级革命系列的先驱。这个最落后的国家，正是由于不可饶恕地推迟了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却给德国及其他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的道路和方法。
　　因此，即使从这一方面来看，如果只是站在远处把俄国革命当作一出好戏，当作某种专门是“俄国的东西”来观察，并且最多也不过只是对战斗者的英雄气概，即对斗争的表面的附加物表示赞赏，这也是完全错误的。德国工人应该学会把俄国革命当作他们自己的事情来考察，不仅是为了同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阶级团结，而主要是把这种革命当作自己的政治社会史的一个篇章，这才是更为重要得多的。认为要搞革命的群众斗争德国无产阶级还嫌“太弱”、德国的情况也还太不成熟的那些工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们，他们显然根本就不懂得，衡量德国的阶级状况成熟程度和无产阶级力量的标志并不在德国工会的或德国大选的统计材料里，而是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之中。过去，七月王朝时法国阶级矛盾的成熟程度和巴黎的六月战役都反映在德国的三月革命之中，反映在它的进程和失败之中；今天完全一样，德国阶级矛盾的成熟程度反映在俄国革命的进程与威力之中。德国工人运动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们搜遍了自己办公室里的抽屉，去寻找表明德国工人运动的力量与成熟程度的证据，却看不见他们所要寻觅的东西就在他们眼前的伟大历史启示之中，因为历史地看，俄国革命是国际的，因而也首先是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力量与成熟的反映。
　　由此看来，假使德国无产阶级只想从俄国的革命中得出这样的一种教训，就是它应该——如同弗罗梅、艾尔姆和其他一些同志所希望的那样——从俄国革命中借用群众罢工这种表面的斗争形式，把它当作一尊备用的大炮，好在国会选举权废除的时候使用。就是说要阉割群众罢工，使它成为在议会斗争中消极的防御手段，那么这种看法将是俄国革命一个十分可悲的、微不足道到可笑程度的成果。如果我们的国会选权被剥夺，那么我们就起来自卫，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决定。但是，要作这样的决定却不必象例如艾尔姆同志在耶拿那样非要摆出一副丹东式的英雄架势不可。[26]因为维护已经具有的那么一点点议会权利实在与其说是一桩翻天覆地的革新，必须得到牺牲大量生命的可怕的俄国革命的鼓舞才做得出来，不如说这是每个反对党的最简单的首要义务。但是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全部政策决不应当仅限于纯粹的防御。德国废除普选权时的形势是否肯定会立即引起群众罢工行动，这确实是很难有把握预言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在德国一旦进入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行动时期，社会民主党就无论如何也不应仅仅把自己的策略死死定为在议会中采取守势，这却是完全肯定的。事先确定在德国爆发群众罢工的导因和时机，这是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能通过党的决议来造出历史的局面。但是如果斗争一旦发生，那么说明这些斗争的政策方针并用一条坚决的、一贯的策略把这些方针表述出来，这却是社会民主党所能做到和必须做到的。要控制历史事件，不能靠事先制定的条条框框，而是必须事先意识到这些事件的可能的、可以估计到的结果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行动方式。
　　反动派打算发动政变来剥夺最广泛的劳动大众最重要的政治权利——国会选举权，这是目前可能发生的政治危险。若干年来，德国工人运动对它已经有了准备。尽管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会有极大的影响，但上面已经说过，我们仍旧无法肯定地说政变之后会立即爆发以群众罢工为形式的公开的人民运动，因为今天我们还不了解在爆发一次群众运动时会共同左右局势的那些无数的情况和因素。不过，只要考虑到目前德国状况的极端尖锐化，另外再考虑到俄国革命以及未来的经过革新的俄国在国际上引起的形形色色的反作用，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因废除国会选举权而产生的德国政局的急剧变化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为夺回这种权利所进行的斗争上。不如说，这样的政变或迟或早会导致愤怒而觉醒了的人民大众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同反动派进行全面的政治大清算——清算面包业的重利盘剥和人为地抬高肉价，清算通过极端军国主义和海上军国主义实行掠夺，清算殖民政策的腐败，清算哥尼斯堡审判[27]所造成的国耻，清算社会改革的停滞和铁路职工、邮政人员以及农业工人的权利被剥夺，清算对矿工的欺骗与嘲弄，清算勒布陶判决[28]与全部阶级司法，清算野蛮的解雇罢工工人的制度，总之，要清算易北河以东地区容克地主与大资本卡特尔二十年来联合统治的全部压迫。
　　可是只要石头一经滚动起来，那么无论社会民主党愿意与否，都无法使它再停下来。反对群众罢工的人总是拒绝接受俄国革命的教训和范例，认为这对德国根本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主要的理由是俄国必须首先完成从东方式专制政体进入现代资产阶段法制的飞跃。他们认为，可以把新旧两种政治制度在形式上的差距当作解释俄国革命如此激烈和强大的充足的理由。在德国，法制国家的必要形式与保障早已具备，社会矛盾因此不能那样猛烈地爆发。由此可见，这些群众罢工的反对者们是在搞投机，他们忘记了一点：如果德国爆发了公开的政治斗争，那么由历史决定的目标将与目前俄国的斗争目标完全不同。正因为资产阶级法制在德国早已存在，因为它已经有时间发展到头并且开始没落，因为资产阶级民主制与自由主义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在德国再也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在德国的公开的政治性群众斗争时期，最后的历史地必然目标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然而，这一任务同今天德国的现实情况的距离要比资产阶级法制同东方式专制政治的距离大得多，因此这一任务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同样只能在长期的伟大社会斗争中完成。
　　那么在我们所描绘的远景中是不是有着明显的矛盾呢？因为一方面说，未来的政治性群众行动时期一旦出现，德国无产阶级最落后的阶层——农业工人、铁路职工、邮政职工必须首先争得自己的结社权。必须首先割除剥削所造成的最恶劣的赘疣；而另一方面却又说这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就已经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了一方面说要开展争取工人阶级最迫切的利益、争取提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水平的、工会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已经要实现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标！是的，这些确实是明显的矛盾，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推理中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资本主义发展不是按一条漂亮的直线，而是大起大落，曲折多变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一个国家的同一个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同样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历史不会耐心地等待那些落后的国家和阶层赶上那些最先进的国家和阶层以后，才让大家排成一支严整的队伍整整齐齐地继续前进。只要矛盾最突出、最激烈的地方的条件一旦成熟，历史就会引起爆炸。在革命时期的暴风雨中，几天、几月之内就会补上过去耽误的事，填平差距，整个社会的进步就会一下子迅猛向前发展。
　　在俄国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纲领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利益的各个工人阶层的利益协调一致了，无产阶级共同的伟大阶级行动也使得无数的局部斗争联合起来了；同样，德国的条件一旦成熟，情况也会如此，不是根据最落后的而是根据最先进的发展阶段去制定自己的策略，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届时的任务。

八

　　殷切地等待着德国工人阶级的那一伟大斗争时期迟早总会到来的；这一时期的最重要的要求是，在无产者大众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执行一条坚定而又一贯的策略之外，还应具有最大的行动能力即最坚强的团结。但是刚一开始为准备规模较大的群众行动作出一些微弱的尝试，就已发现了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良状况：工人运动的两个组织——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是完全分开的和各自独立的。
　　根据对俄国群众罢工的更为仔细的观察，并且根据德国本身的状况，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哪次规模较大的群众行动都不能被想成是所谓的政治性群众罢工，如果这样的群众行动不应单单限于搞一次游行示威，而是要成为真正的斗争行动的话。在德国，工会参与这种行动的程度将与社会民主党完全一样。这倒不象工会领导人凭空设想的那样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组织比工会小得多，必须依赖一百二十五万工会会员的合作，“没有他们”就会一事无成，而是由于一个更为深刻得多的原因：每一次直接的群众行动或者任何公开的阶级斗争时期，都必将是政治性和经济性的群众行动和阶级斗争时期。不管由于什么样的诱因，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如果德国爆发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和群众罢工，那么这必将同时在德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工会斗争的时代，那时发生的事件绝对不会管德国工会领导人是否曾给运动祝福[29]。假使这些工会领导人对运动袖手旁观或者甚至企图抵制运动，那么这一行动的结果只能是工会领导人[30]干脆被事件的巨浪抛到一边，群众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会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进行到底。确实如此，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分离与相互独立不过是人为的产物，虽然这也是议会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产物。从一方面讲，在资产阶级社会平静的“正常”进程中，经济斗争是分散进行的，成了一大批各个企业、各个生产部门单独进行的斗争；从另一方面看，政治斗争也不是通过群众本身的直接行动开展的，而是适应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通过代议制的途径，通过对立法的代表机构施加压力来进行的。一旦进入革命斗争时期，就是说一旦群众身临战场，那么无论是分散的经济斗争还是间接的、议会形式的政治斗争，都会立即消失；在革命的群众行动中，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融为一体，工会和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运动的两个分开的、完全独立的形式之间的人为界限也将被一扫而光。不过，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的那些东西，同样也适用于议会时期的实际情况。工人阶级并不是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斗争——一种经济的和一种政治的，而是只有一种阶级斗争，既是为了限制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又是为了彻底铲除剥削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
　　即使这种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在议会时期由于技术原因而彼此分开，它们其实并不是两种平行发展的行动，而只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两个时期、两个阶段而已。工会的斗争包含着工人阶级的当前利益，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则代表着工人阶级的未来利益。《共产党宣言》中说，与无产者的局部利益（民族的、地方的利益）不同，共产党人所代表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在阶级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则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也就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终目标。[31]工会[32]只代表工人运动的各个集团的利益和这个运动的一个发展阶段。社会民主党代表着整个工人阶级及其获得解放的整体利益。因此，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应当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如果说那种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在工会领导人中间如此受到赞同，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对于工会的本质及其在工人阶级普遍的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有着根本错误的认识。
　　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平行地行动和“权利平等”的理论倒不全是无中生有，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种理论立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平静的“正常”时期的一种幻想，在这样的时期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似乎溶化在议会斗争中了。殊不知与工会斗争相对应并加以补充的议会斗争和前者一样，也无非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土壤上进行的一种斗争。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一样。社会民主党［本身］[33]正是议会斗争与工会斗争的综合，即把二者综合为一个旨在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阶级斗争。
　　这样看来，关于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就不单纯是理论上的误解了，也不单纯是本末倒置了，而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倾向的表现，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34]。假使社会民主党愿意接受关于工会同社会民主党“权利平等”的理论，它也就间接地默认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早已追求的那种转变。
　　不过要使工人运动内部状况发生这样的转变，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不可能。因为主张工会仅仅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的理论，恰好在德国的实际情况中，在生动的实践中找到了极好的说明。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德国工会直接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产物。创造了德国[35]工会运动［最初的］开端的是社会民主党，培育德国工会运动成长壮大的是社会民主党，迄今为德国工会运动提供领导人及其组织的最得力的支柱的也还是社会民主党。第二，德国工会之所以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还指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工会会实践的灵魂，工会同一切资产阶级的和教派的工会相比的优越性应当归功于阶级斗争思想，工会的实际成就和威力是它的实践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超越了狭隘经验主义泥潭的结果。德国工会的“实际政策”的长处在于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完全应当归功于作为它的实践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寻求使工会脱离社会民主党理论的企图，寻求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相对立的“工会理论”的企图，从工会本身[36]的立场看，［这种企图是］无非意味着[37]自寻死路。对于德国工会来说工会的实践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意味着立即丧失它同所有资产阶级类型的工会相比所具有的全部优越性，它就会从目前所在的高度降到动摇不定地摸索和纯粹的、平庸的经验主义的水平。
　　最后还有第三点，就是直接从数量上强大这一点来看，工会也是社会民主党的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38]的产物。对于这一点，工会的领导者者们已经逐渐不能理解。有些工会领导人总是以他们的会员一百二十五万而感到自豪，惯于从这个高度怀着几分得胜的心情［和一些幸灾乐祸之意］俯视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五十万名的可怜的社会民主党，并且提醒它去想起十年到十二年前的那些岁月，当时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对工会的发展前景还是抱悲观态度的。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发现在工会会员的大数目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员的小数目这两件事实中间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成千上万的工人之所以没有参加党组织，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工会。从理论上讲，工人本来应当参加两种组织，出席两种集会，既交党费也交工会费，阅读两种工人报刊等等。但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必须具有那种纯粹出于对工人运动的义务感而不惜每天牺牲时间与金钱的理想主义，最后还必须具有那种只有通过加入党组织才能得到满足的对纯粹的党内生活[39]的狂热兴趣，只有大城市的少数最有觉悟、最聪明的社会民主党工人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里的党内生活内容丰富，富于吸引力，工人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但在大城市的更为广泛的工人阶级中间以及在偏僻的地方，在一些较小和很小的地方，政治生活都不是独立的，只是首都所发生的事情的反映，因此党的生活也是贫乏单调的，而且工人的经济生活水平也大抵十分可怜，在那里双重组织关系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对于群众中的具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工人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自然就是参加自己的工会了。因为经济斗争本身的性质决定，他只能通过加入一个职业组织去满足他在这一方面的直接利益。他在使自己的生活水平受重大牺牲的情况下向这个组织交纳的会费，给他带来了直接而又可见的好处。但是他也可以在并不专门从属于某个党组织的情况下表现他的社会民主党思想：通过议会选举的投票，通过参加社会民主党召集的民众大会，通过密切注意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代议机构中的言论的报道，通过阅读党的报刊——关于这方面，请将柏林的社会民主党选民数字和《前进报》订户的数字同有组织的党员数字作一番比较。还有决定一切的一点：群众中的具有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一般工人，他作为普通人不可能理解［工会领导人的］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40]两个灵魂的理论，他觉得自己参加了工会也就是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尽管各工会的中央组织不挂正式的党的牌子，但是各个大小城市的普通工人看到，在自己工会中为首的同事中最积极的领导人，也是他在公众生活中认识的同志即社会民主党员：有时是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邦议会或市镇议会的议员，有时是社会民主党的受托人、选举协会理事、党报编辑、党的书记或者普通的社会民主党演讲人和鼓动者。另外，他在自己工会的鼓动中经常听到的那些喜闻易懂的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状况等问题的思想，也正是他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中了解到的。的确，工人大会上露面最多又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也就是那些人，只有他们才使“陋室生辉”，并且使往常与会者寥寥而又气氛沉闷的工会大会具有吸引力］，正是大家熟悉的社会民主党人。
　　这一切都使有阶级觉悟的普通工人觉得，他既然参加了工会，因而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工人党了，也就是参加社会民主党了。德国工会具有的引人入会的能力，原来就在于此。各个中央工会组织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这样多的人数，不是因为它的表面的中立性，而是因为它实际上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今天在德国，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受这种表面中立性的迷惑了］。人们企图通过还有天主教的、希尔施一敦克尔的[41]等等各种资产阶级党派的工会并存这一情况来论证表面的[42]“中立”的必要性，但恰恰单凭这一情况就使人们不可能受表面的中立性迷惑了。一个德国工人，如果他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基督教的、天主教、福音派新教的或自由思想派的工会，却一个也没有选中，而是选择了“自由工会”或者甚至退出前面的几种工会而加入自由工会，那么他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央工会组织是公开声明进行现代阶级斗争的组织，或者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会，二者在德国是一回事。简言之：表面的“中立性”，对[43]工会领导人来说是存在的，对工会组织的群众来说并不存在。这对于中央工会组织[44]也是大好事。假使表面的“中立性”、即工会对社会民主党的疏远与脱离一旦成为现实，尤其是在无产者大众的眼里成为现实，那么德国工会立刻就会失去它同与其竞争的其他资产阶级工会相比的优越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引人入会的能力和勃勃的生机。上面所说的将从众所周知的事实得到有力的证明。因为把工会在党的政治上保持表面的“中立性”当作一种吸引的手段，这只能在这样的国家里做出突出的贡献：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毫无信用；那里，社会民主党的名声对于一个工人组织在群众心目中的作用害多于利，总之那里的工会必须首先亲自去从完全没有觉悟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中募集自己的队伍。
　　英国在过去的整整一个世纪里一直是，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这类国家的典型。然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社会民主党是最强大的的政党。它的吸引人入党的力量是由一支三百多万的无产者大军来体现的，要说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名声是可怕的，工人的战斗组织有必要在政治上的伪装[45]中立，这是可笑的。只要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民数字同德国工会组织的数字加在一起，就足以使每个小孩都懂得，德国工会并不象英国工会那样从没有觉悟的、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群众中，而是从已被社会民主党唤醒并已具有阶级斗争思想的无产者和社会民主党的选民群众中征集自己的队伍的。作为对“中立理论”的附加品，[46]工会领导人愤然拒绝接受那种视工会为社会民主党的新兵预备学校的思想。可是德国的情况刚好[47]相反——是社会民主党成了工会的新兵预备学校，这个简单的情况使得被他们认为奇耻大辱而其实却是对他们大加恭维的上述过分的要求［可惜］在德国实际上成了幻想。尽管德国工会的组织工作大抵还是十分困难而艰苦的，［以致在工会领导人的心目中引起并滋长了一种幻想，仿佛在无产阶级的处女地上首先耕耘和首先播种的正是他们；］但不仅土地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开垦的，就连工会的种子及其播种人也还必须是“红色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才能大有收获。但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法不是将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人数、而是将社会民主党选民的人数去同工会会员的人数作比较（这是唯一正确的做法），我们就会得出与工会领导人的那种扬扬得意的胜利感[48]大不相同的结论。因为事实表明，“自由工会”今天其实仍只代表德国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少数，它的一百万[49]会员还[根本]不到社会民主党帮［它］羸得的［赞成进行阶级斗争的］群众的一半。
　　从上面列举的事实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对即将到来的德国群众斗争来说绝对必要的、工会工人运动同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之间的充分团结确实已经存在。这种团结体现在既是社会民主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会的基础的广大群众身上，而且工人运动的两个方面在这些群众的觉悟中融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之间的表面矛盾缩小成社会民主党同上层的[50]工会官员的矛盾，而这同时也是工会内部[51]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同参加工会组织的无产者群众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十五年中，特别在1895年至190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德国工会运动有了强大的发展，这不仅使得工会大为独立了，而且也使工会有了专门的斗争方法和专门的领导，最后还出现了一个正规的工会官员阶层。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十五年的工会发展所形成的、完全可以解释的、自然的历史产物，是德国经济繁荣与政治平静的产物。它们是历史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弊病，对工会官员阶层来说尤为如此[52]。不过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又恰恰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就是当工会组织发展到一定水平，当客观情况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的时候，这些曾经促进工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又会转向其反面，成为继续向前发展的障碍。
　　由于领导人的职业活动的专门化，由于同稳定时期分散的经济斗争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狭隘眼界，工会官员身上很容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偏见[53]。但是这两种弊病端表现为一系列的倾向，对未来的工会运动本身可能危害极大。其中第一个倾向就是过高地评价组织，使组织从一种达到目的手段逐渐地变为目的本身，变为至高无上的财富，斗争的利益[54]［经常］服从它。那种因为害怕冒较大的风险、害怕会危及工会存在的莫须有的危险，害怕没有把握的较大的群众行动而公开承认的维持稳定的要求，此外还有对工会的斗争方式本身及其前景与成果的过高评价，也都可以用这一原因来解释。工会领导人经常被小规模经济斗争占去全部精力，他们认为让工人群众明白每一项哪怕是很小的经济成果、每一次增加工资或缩短工时都有具有高度价值这个道理是自己的任务，自己却逐渐发展到看不见更加广泛的关系、丧失纵观全局能力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够解释，例如德国的[55]工会领导人为什么十分满意地指出过去十五年取得的成果，指出工人所增加的工资共达八百万马克，却不是与此相反，去强调问题的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由于面包业的重利盘剥，由于整个税收和关税政策，由于买卖地皮牟取暴利而导致的房租极度上涨，这些又大大地压低了无产者大众的生活水平。一句话，资产阶级政策的一切客观趋势使十五年工会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大部分又成为泡影。[56]社会民主党的真理是完整的，它强调要做当前工作及其绝对必要性，同时把重点放在对这种工作进行批评并指出其局限性，这种完整的真理纠正了工会的只强调日常斗争积极方面的不充分的真理。而对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给工会斗争划定的客观界限闭口不谈的态度，到头来又发展成对联系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而指出这些界限的任何理论批评的直接敌视。一定得歌功颂德，一定得抱无限的乐观态度，这成了每个“工会运动之友”的义务。可是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恰恰在于反对缺乏批判精神的工会乐观主义，正如它反对缺乏批判精神的议会乐观主义一样，这就归根到底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本身也遭到反对：工会官员摸索着寻求[57]一种“新的[58]理论”，［一种会符合他们的需要和他们的观点的理论，］就是说寻求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相反、将为工会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开辟无限前景的理论。当然，这样理论其实早已存在了。那就是桑巴特教授的理论。它是专门为在德国的工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打入一个楔子并将前者引诱到资产阶级的土壤上而提出的。
　　和一部分工会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转变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方面也是完全符合桑巴特的理论的——在领导人同群众的关系上也有了变化。过去的工会鼓动工作都是由同志们自己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以同事之间的亲密态度进行的，是无报酬的，是出于纯粹的理想主义；目前却代之以公事公办、官僚主义的领导，而且大抵都是由外地派来的工会官员担任。由于运动由这位工会官员集中掌握，对于工会事物的判断能力也就成了他的职业专长。广大工人同志被降低为没有判断能力的群众，他们主要是应把“纪律”这项美德也即消极服从的美德当成自己的义务。在社会民主党内，同那种带倾向性的关于“倍倍尔式的专政”的无稽之谈相反，由于存在被选举权，由于实行同志式的领导，实际上存在极大的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实际上只是个行政机构，但是在工会里却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存在着上司同下属群众的关系[59]。这一关系的突出结果是[60]那种鄙弃从理论上对工会实践的前景与可能性作出任何批评的论证，——因为据说这样的批评对于群众对工会的虔诚观念是一种危险。这种论证所根据的观点是：只有让工人群众对工会斗争的益处抱有盲目而幼稚的信念，才能为工会赢得并保住这些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把它的影响建筑在群众对现存制度的矛盾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全部复杂性的深刻认识上，建筑在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斗争的所有时刻与所有阶段都采取批评态度的基础上；与此相反，根据上述[61]理论，工会的影响与威力却是以群众毫无批评和判断能力为基础的。“必须使人民保证信念”——根据这一原则，一些工会官员给对工会运动的客观上的不足之处所作的任何批评一概贴上危害工会运动本身的标签。最后，工会对社会民主党保持高度独立性并和“中立”，也是工会官员的[62]专业化和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工会组织表面上的独立性，是随着它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条件，作为在政治的与工会的斗争形式的技术分工的基础上[63]形成的一种状况而产生出来的。德国工会的“中立性”本身又是作为普鲁士德意志警察国家反动的结社法[64]的产物而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情况的本质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工会的政治“中立”是受警察强迫而形成的一种状态。后来却由此造出一种工会应自愿保持中立的理论，把这说成是基于工会斗争的本质的一种必然性。工会在技术上的独立性本来应当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主义阶级斗争内部的实际分工为基础的，却变成了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权利平等”。
　　但是工会的这一表面上对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65]和权利平等[66]，主要体现在工会官员身上，是由工会的行政机构培育出来的。由于除了社会民主党的行政机构、党的执行委员会、党报和党的代表大会，同时还有一整套工会官员班子、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央机构、大量的各行业工会报刊，最后还有工会代表大会，这就在表面上产生了二者完全平行的这样一种假象。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享有平等权利[67]的幻想甚至还导致了这样一种怪现象，就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和工会的的代表大会上所讨论的议程有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却对同一个问题作出了不同的甚至直接相反的决议。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工人运动的普遍利益和普遍任务，工会的代表会议所处理的却是狭隘得多的领域即某个行业的日常斗争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利益，有人却从这两种代表大会的[68]分工中捏造出一种[69]分裂来，说工会与社会民主党在工人运动的一些相同的普遍性问题和普遍利益上存在着世界观上的分歧。［但是这种异常状态一经形成，它就有一种有断蔓延和不断尖锐化的自然趋势。自从工会代表大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有着相同的议事日程这种怪现象出世以来，甚至连工会代表大会的存在也成了一种自然的刺激，促使人们日渐强烈地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线，去脱离社会民主党。为了通过文件向自己和向别人证明工会的“独立性”，为了不致因简单地重复党代表大会的立场而显出工会的多余性或从属性，工会代表大会——众所周知，这主要是工会官员的代表大会——必然本能地力图强调分歧的方面和“专属于工会的”方面。工会有与社会民主党平行的独立中央领导这件事本身也同样从心理上促使人们处处感到工会对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独立性，并且促使人们从“权限”的立场来看待工会同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接触。］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状况：同是一个工会运动，它在下面，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间是同社会民主党完全一致的；而在上面，在工会的上层行政机构中，它却突然脱离社会民主党，确立了自己作为独立于前者的第二支强大力量的地位。德国工人运动于是就获得双金字塔的形式。塔基和塔身是坚如磐石的浑然一体，而两个塔尖却是远远地分立着。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清，唯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自然而成功达到德国工人运动的坚实团结，无论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政治性阶级斗争还是对于工会未来发展的自身利益来说，这种团结都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想通过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工会的中央领导之间就工人运动的各项问题举行不定期的或定期的谈判的途径来实现人们孜孜以求的团结，那么再也没有比这更加错误和更加没有希望的了。我们看到，正是工人运动的这两种形式的最高领导组织才体现了它们的分裂与独立，这两个最高领导组织同时又是[70]社会民主党与工会“权利平等”和平行并存这一幻想的持有者［和支持者］（工会的领导尤其如此）。想通过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与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来实现两个组织的团结，这无异于想在间距最大和最难通过的地方架桥。［假使应把党与工会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两支强大力量之间的每次谈判变成制度，那么这恰好就等于将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运动同这个运动的某一局部现象之间的联合关系奉为神圣，而作为反常现象，这种联合关系却是必须取缔的。社会民主党最高领导机构与工会最高领导机构之间的外交式的联合关系，只能促使双方关系的日益疏远和日益冷却，只能成为层出不穷的新的摩擦的泉源。事情的本质就是如此。因为这种关系的形式本身就容易使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济方面与政治方面互相和谐地结合起来这个大问题变成了菩提树大街和恩格尔乌弗[71]的两个“领导机构”的“睦邻”关系这个小问题，使狭隘的的尊卑考虑与敏感掩盖了工人运动的重大观点。采用领导机构接触的外交方法的第一次尝试，也即党执行委员会会与工会总委员会关于群众罢工问题所举行的谈判，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表明这种做法是毫无希望的。如果说德国工会总委员会最近声明，说它和党执行委员会——有时由这一方，有时由那一方——曾几次提出并举行过对一些个别问题的磋商，那么从礼尚往来的观点来看，这样的保证也许可以令人安心和振奋；但是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严重时期，必须更为深刻地去把握自己的斗争问题，它完全有理由抛开这种中国式的大老爷风度，并且到客观情况自行提出完成任务的办法的地方去寻求这种办法。］实现工人运动的真正团结的保障不是在上面，不是在两个组织的最高领导层及其所结成的联盟，而是在下面，存在于组织起来的无产者大众之中，在百万工会会员的心目中。党与工会实际是一个东西。它们不过是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不同形式。由此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种必然性，就是要消除社会民主党与[72]工会之间的［那种疏远和］摩擦，要使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适应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这就是说，使工会重新同社会民主党结合。这样只是表明了实际发展的合题，这一发展曾使工会从原来同社会民主党结合变成脱离社会民主党，然后经过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强大发展时期为未来的无产阶级伟大群众斗争时期作好准备，但从而又使社会民主党与工会为了双方的利益实现重新联合成为势所必然。
　　这里当然决不是说要使工会的全部[73]建设完全消溶在社会民主党里，而是说要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与工会的领导之间，在党的代表大会与工会的代表大会之间建立那种自然的关系，这是符合整个工人运动与工会这个局部现象之间的实际关系的。这样的转变必将引起一部分工会官员[74]的激烈反对，也不可能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已经刻不容缓了。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要学会表现出自己的判断能力与行动能力，从而证明他们为进行伟大斗争与完成伟大任务的未来时期所作的准备业已成熟；在这样的时期，他们这些群众应当是行动的集体，而领导只应当是“发言人”，[75]只应当是群众意志的表达者。
　　工会运动并不反映象一些[76]工会官员的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荒谬的幻想所反映的那个样子，而是象已被争取来进行阶级斗争的广大无产者群众的意识中存在的那个样子。在无产者大众产意识中，工会运动是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而她是什么样子，就要敢于表现出什么样子。”[77]

1906年9月15日于彼得堡
手稿印本1906年出版于汉堡。
译自《罗莎•卢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2卷第93-170页。

（白锡堃译 殷叙彝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