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的比较：美国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取得经济增长？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变化导致全球范围的失衡，这在现代国际货币史中是从未有过的现象。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几乎毫发无损，全仰仗超过GDP40%的投资的拉动实现了高速增长，储蓄率甚至超过了已然很高的投资率。仅家庭部门的储蓄就占GDP的近25%，这与生命周期模型是完全吻合的，生命周期模型是经济学家理解人们的储蓄行为的标准框架，分析工作年龄的人为退休生活进行储蓄的动机。
国家间的储蓄与投资不同
在我国这样一个年增长率保持在10%左右的经济体中，当前劳动参与者的收入是年长者年轻时收入的若干倍。因此，年轻人的储蓄也显著高于年长者的花费。
东盟四国不再鼓励不计成本的投资，它们的国民储蓄也超过了投资。
在拉丁美洲各国，更稳健的政策也鼓励了储蓄。我国和印度的强劲增长推高了能源价格，中东石油输出国的收入也超过了投资，存在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
所有这些过量的储蓄都在寻找出路。如果这些有过量储蓄的国家都有经常账户盈余，那么就一定另有一些国家出现了赤字。美国就是这样的赤字国家之一。
美国经常账户长期逆差。实际上，其他国家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美国则从这些国家购买商品。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之所以愿意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是由于美国证券市场交易活跃、流动性充沛。
美国能够以低于其他借款人更低的价格向国外中央银行和政府发行债券。这就是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抱怨过的“过分特权”。
而且，当其他国家累积了美国债券时，美国投资者就获得了外国股权：购买外国公司股份或者干脆收购外国公司。虽然这意味着美国投资者承担了更高的风险，但最终还是从外国资产获取了更高的回报。
正因为如此，尽管美国持续保持经常账户逆差，却没有发生国外净金融负债爆发式增长。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原来小打小闹的经常账户赤字演变成了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不仅绝对值相当大，而且占GDP的比例也很惊人这就是“新经济”时代。
美国以往对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投资开始产生丰厚的回报，生产率加速提高。生产率的快速提高给资本带来了更高、更有保障的回报，刺激了投资。
这个效应的明证就是纳斯达克市场的繁荣。高股价反映了人们对预期高回报充满信心，刺激了新投资。由于投资相对储蓄增加了，增加的投资必然需要从外国融资。
不过美国的赤字并没有引发什么担忧。经常账户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赤字增加意味着美国投资更有吸引力了。美国承担着开发新一代微处理器的特别重大的责任。
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市场最富有弹性，因而美国企业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能更好地识别高速计算机、宽带和互联网提供的资本运作的机会，无怪乎投资蜂拥而至，外国人都愿意提供资金。
外国人也不担心自己的投资无法收回，因为更快的经济增长会相应地增强偿债能力。
步入21世纪之际，一片祥和的欢乐景象开始褪去，公众甚至专业人士花费了不少时日才看清这样的事实——一旦投资者发现“新经济”过热和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就很难确信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是投资驱动的，是良性的。
不过，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仍在持续不断地增加，赤字占GDP的比例从4%（经济学家普遍认同的安全上限）多一点，上升到2003年的5%、2005年的6%和2006年的7%。
全球储蓄过剩导致全球失衡
人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或者说罪魁祸首是美国的低储蓄。
2001年布什政府削减了税收，20世纪90年代联邦预算曾经实现了盈余，现在又回到了赤字。
虽然政府储蓄下降情有可原：联邦支出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税收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家庭部门的储蓄为什么减少就没有那么一目了然了。
私人储蓄首次跌破10%后，10年时间里跌至负数。
新经济的铁杆支持者认为，美国家庭部门的支出增加，是因为美国基本面形势大好，家庭部门对未来收入预期较高，认为完全能够负担当前的支出。
但在纳斯达克市场崩溃后，尤其是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出现减缓迹象后，这种观点就显得过于乐观了。
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因是美联储在2001年衰退中一系列大幅降息的举动。大幅降息刺激经济快速复苏，同时低利率也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房地产泡沫。
高房价让人们感觉到自己变得富有了。除了富有的感觉外，低利率还使居民为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将储蓄用于消费。这些分析引发人们对持续赤字的担忧。
因为利息不可能一降再降，房价也绝无可能永远单边上扬，终究还是会逆转的。不过在彼时看来，这属于以后的事情。
俗话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持续大量的赤字，是因为有其他国家愿意保持大量的盈余：美国的储蓄之所以能够少有过量储蓄。伯南克认为，全球失衡反映了全球储蓄过剩。但他没有说明原因。不过，全球储蓄过剩与美国储蓄匮乏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罢了。
有一种看法是，这种状况很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用于出口。
在我国装配的家用电器并不可能全部在我国国内销售，其中有一些就有必要通过美国零售代理商销售出去。压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就可以将更多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际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我国人民银行需要更多的外汇储备平滑国际收支流动、防止经济受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作为储备的主要来源，非常乐意进口多于出口、消费大于生产。
所以，全球失衡是建立在双赢基础之上的，可能还会持续20年，这也是我国吸收2亿农民进入制造业部门所需要的时间。
类似的状况曾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过，当时与现在一样，当时就有一个主要货币国家居于体系中心通过赤字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
经济快速增长的外围经济体国家将产品出口到高收入的中心国家，实现顺差并累积更多储备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供应储备的特权国家还是同一个，即美国。
唯一的不同是有长期顺差且积累了大量储备的赶超经济体国家，之前是欧洲和日本的中央银行持有储备，如今则是我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但背后的机理是一样的。如果说原先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有过20余年的运作良好的时光，那么后继者或许也能延续这么多年。
美国资本市场造就当下
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追赶型经济体国家汇率有升值倾向。
由于生产率增长相对较快，需要通过升值来防止出口与进口增长率之间不平衡的扩大。货币升值可以刺激消费者增加对贸易产品的消费，从而避免非均衡发展。
这是一种高生产率转化为高生活水准的路径。但是，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这个路径被堵塞了。由于欧洲和日本的货币钉住了美元，无一例外的本币都没有波动。
现在，虽然没有这么一个稳定追赶型经济体货币与美元之间汇率的正式协议，但是追赶型经济体往往会干预外汇市场，阻止货币升值。
市场力量不可能被永远压制住。在原先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中，市场力量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末日很快就要到了。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失衡明显依赖于美国与我国利益的相容性。美国乐意消费大于生产，而我国则热衷于储蓄，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必要的国际储备应对更大的国际贸易波动。
但是到了2005年，政府和投资者萌生了另一种想法。美国政治家认为从发展我国家大量进口商品是对国内制造业的不公平，指责我国及其邻国不让货币升值，威胁要对货币操纵行为进行贸易限制。
在我国，储蓄占GDP的50%，投资比率也达到近似水平，这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持续的。道理很简单：不可能年复一年把那么多资本用于建造新厂房和大坝之类没有多大效率的项目，家庭也不可能乐意无限期地延迟消费。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储蓄很快就下降，我国的外部盈余会迅速减少。人口老龄化现象并非我国所独有的，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也出现了老龄化现象。
与此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远远超出平滑国际贸易所需额度。新兴市场经济体储备总体上都超过了这个水准。表明必须刺激内需缩减外部盈余，在放缓储备增速的同时应允许货币升级防范过高需求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确定了这些目标后，同时也为了阻止美贸易限制，我国在2005年7月宣布人民币升值2.1%，不久允许人民币兑元不断升值。
一旦足够多的中央银行抵不住诱惑都只顾个人利益的话，投资者就会迅速采取行动，抛售美元，美元就会崩溃。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是相抵触的。同理，我国从全球利益角度进行了货币安排和支出调整，需要美国给予相应的回报。
到2007年年底，事态发展很快，问题变得更加紧迫了。美国的房价2006年达到了顶峰，到2007年住宅建设减少。
有人担心美国的消费会下降，如果国内的需求减少，那么更多的美国产品就必须卖到国外，就需通过美元贬值降低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售价。美元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开始下跌了。
紧接着在2007年下半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危机集中在居民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及其衍生品，相当大的比例在美国持有。
最终，投资者会意识到，这些证券太复杂、不透明、高风险，突然之间，外国资本不再青睐美国市场，资本流入放缓，市场参与者开始担心美元崩溃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