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陪人看病，生离死别是常态

每天，都有数以万计来自五湖四海的病人涌入北京就诊，他们犹如候鸟一般，在医院内短暂的停留，旋即折返而归。其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对他们来说，如何在北京医院看病，是一道摆在眼前的难题。

一个新兴行业因此应运而生——陪诊师。他们帮助病人挂号、看诊、求药，从而换取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报酬。

滕文天是众多从业者中的一员。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他曾是一名电视台主持人，在做自己的医疗类电视节目期间，采访过上百位专家医生，也通过短视频，积累了百万粉丝。他之所以进入陪诊行业，更大的因素在于希望探索出一条高效的就诊之路。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见证了被病痛所折磨的百样人生，也在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改变陪诊行业生态。

陪伴就医的人        

早上八点，北大人民医院里已经坐满了等待就诊的病人。

茫茫如雪的灯光下，患者们不约而同地保持着长久的缄默，除了间或响起的广播声，静静悄悄的走廊里鲜有其他动静。不安的情绪在空气中四下弥漫，待久了，难免让健康的人也一并跟着焦虑起来。

不过对滕文天来说，这样的场景他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站在摄像机前和聚光灯下时，他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举手投足之间，处处流露着职业带来的自信与从容。但当他站在医院，穿梭在问诊看病的人群中时，他则换上了另一个身份：陪诊师。

顾名思义，“陪诊师”是指在医院陪伴患者问诊的人。他们清楚每一个科室的分布，也清楚问诊中的每一道流程，协助病患完成就医，以此来换取一定金额的报酬。

这一天，求助于滕文天的顾客是一对安徽夫妻。一早在约定地点见了面，他便带着他们马不停蹄地直奔医院。

对初来乍到的人而言，进京看病很像是在探索一座迷宫，那些复杂的流程足以让人头昏脑涨，偏偏那些科室常常不知道藏匿于何处。但对滕文天来说，这不过是小菜一碟。

他从容不迫的向前走，皮鞋便犹如轻盈的鼓槌，与地砖碰撞出一个不急不缓的节奏，每走上几步，习惯性地要回一下头，一边向着身后的年轻夫妻叮嘱几句，一边轻车熟路地取号、登记分诊。很快，来来往往的人流便被趟出了一条曲折而狭长的通道，转眼间，专家所在的科室已近在眼前。

耐心地等待，漫长的煎熬，最后终于轮到顾客问诊。但滕文天还没到离开的时候，接下来，他还要一同坐在专家面前，不光要记录下医嘱，偶尔还承担着与医生沟通的职责。

“根据临床表现，可能是IgA肾病。”专家已经对病情有了判断。

“那IgA肾病患者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呢？”见病人面露疑惑，滕文天适时的提问。

专家点了点头，给予了答复。这些答复连同治疗方案被滕文天悉数记录下来，一走出科室，便按部就班发给了那对年轻夫妻。之后办理住院手续的过程他依旧全部参与，直到万事妥当，整个陪诊服务才算得上完结。

看上去似乎并没有做很多事情，然而无声无息之间，半天的时间转眼即逝。这是作为“陪诊师”滕文天的日常，同时也是许许多多陪诊师的日常。

事实上，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到底活跃着多少滕文天一样的陪诊师始终是一个未知数。他们如繁星一般分布在各个三甲医院之中，服务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某种程度上说，这份职业和“跑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是替别人办事，都是用金钱换时间，区别仅仅在于服务的对象全部是病人，且费用要昂贵一些——有人按次收费，也有人按小时收费，平均算下来，每服务一个病人，能够赚到差不多三百元。

正是因为“收费高”的缘故，网络上渐渐流传起了陪诊师月入数万的各种传说，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也着实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其中。滕文天并不在此列，他成为“陪诊师”的经历带着一点偶然性。

几年前，滕文天的父母先后遭遇病痛，作为独生子女的他不得不一边忙碌电视台的工作，一边带爸妈寻医问诊。两头奔波的生活让人心余力拙，也让他渐渐感觉到，自己亟需一个专业人士，可以在父母就医的过程中提供协助。

而就在父母刚刚好转不久，一次普通就诊中，滕文天又被医生诊断为肺癌，好在连续跑了四家医院后，最终确认之前的诊断是误诊。可一想到自己差点儿躺上手术台，那个念头在他心中愈发强烈了起来。他想：自己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依旧在就医上费尽周折，那么第一次来北京的病人会怎样呢？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他开通了快手账号“文天探医途”，意在科普健康知识的同时，通过网络向大众介绍就医的注意事项。在此之前，他还制作了自己的医疗电视节目《医途》，采访过上百位专家医生，把了解到的很多关于在北京就医的经验和流程，分享在快手上，很快便积累了百万粉丝。

在科普的过程里，滕文天发现许多人不仅希望了解如何就诊，同时也存在陪诊的需求，于是他干脆决定自己做一名“陪诊师”。

彼时的陪诊师行业有点儿散兵游勇的性质。从业者背景五花八门，既有曾经的医药代表、从前的医疗黄牛，也有毫无经验的无业游民。他们每天蹲在医院门口，一见到操着外地口音的病患，就见缝插针的凑到身边，神秘兮兮地问一句：“需不需要陪着看病？”

相较而言，滕文天是个异类。他并非单打独斗，而是选择了组建团队的方式。团队成员来自于四面八方，入行原因也各不相同。

山西人小姚曾经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里做ICU护士，做陪诊师的原因是受够了日夜颠倒的生活；山东姑娘小烁之前在一家医学影像公司工作，转行是因为看中了陪诊师灵活的上下班时间；明辉过去在武汉一家医院就职，由于喜欢自由自在的工作方式，加入了文天的团队。

文天的客户大多来自于快手。因为看病难，许多人关注了“文天探医途”；也因为看病难，他们中的许多人最终决定来到北京，向文天寻求帮助。或许可以这样说，滕文天和他的团队成员们类似于工程师——无论是在线上了解网友们的诉求，还是在线下安排就医行程，所有种种都是尝试在病人与医生之间修建了一条笔直的路，用最短的距离将二者连接。

需要陪伴的人       

对大部分病人而言，去寻找陪诊师帮助，都是出于现实原因的无奈选择。一个老人曾这样告诉滕文天：“儿子不在身边，还能怎么办？自己不来医院，那就只能在家里等死。”另一个河北老太太则压根用不来智能手机，从始至终，无论是挂号、付款，都需要滕文天帮忙操作才能完成。

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在滕文天的客户中，老人一直占着很大一部分比重。原因倒并不难以理解——在快节奏的社会中，年轻人总是忙碌而烦躁着，面对着现实的压力，能够长期陪伴老人的只是少数。因此，很多情况下，陪老人看病的重任便被子女们委托给了陪诊师们。

滕文天的团队曾接到过这样的订单：女儿带着母亲来京看病，观察完陪诊流程，立马将母亲托付给了陪诊师，自己则径直坐上了返乡的列车。一句“我还有事情要忙。”并不是玩笑话，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对方再没有露过面，陪诊师全权负责起了老太太的约号取号、行程安排，从头到尾准将问诊事宜准备妥当，用女儿的话来讲，便是“帮我妈把一切搞定。”

不过，并非所有老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儿女们的如此安排。小姚就遇到过意外状况。他陪诊过一个来北京看病的老人，明明对方儿子已经提前安排好了陪诊服务，临到医院，老人却突然反悔，希望将行程取消。客套的说辞是“不想麻烦人”，小姚心里明白，“真正的原因在于对方舍不得花钱。觉得找人陪着看病是冤枉钱。”

结果因为搞不清楚需要先取号后排队，老人在诊室门前枯坐许久，最后不得已，只好又把小姚给喊了回来。

有人对陪诊服务心怀抵触，当然也有人对陪诊服务十分接受。一个来自内蒙古的大姐就曾出过高价，一口气预约了四家三甲医院的陪诊服务，唯一的要求便是要将整个行程控制在两天以内。这样的案例虽属极端，但也侧面反应出了许多中年人对于陪诊的态度——用金钱换时间。

“大家有一个共通的点，都想尽快结束，尽快回家。”小烁这样解释，她举了一个例子，“大家都会在心中算一笔账。毕竟北京是一座陌生的城市，自己独自就诊可能要花费七天时间；而如果通过专业的陪诊师来进行安排，可能只需要两天，省下来的食宿费用远远高于陪诊需要的金额。”

在滕文天的协调下，内蒙古大姐的陪诊最终顺利完成。很快，她便得到了四份相同的诊断结论——身体健康，并无大恙。薄薄的几张报告足够换来巨大的开心感，不久后，公司里便收到了大姐的赠礼——一大箱来自内蒙古的土特产。

满足这些日常需求，足够陪诊师们忙得不可开交了。滕文天粗略的计算了一下，“每个礼拜团队可以二十左右的订单，平均下来，每个人每月能接待五十名客户。”这一个数字并不算小，日子很容易就被填充得满满当当了。

而在这样的忙碌中，一些特殊的陪诊需求总让人格外印象深刻。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告诉滕文天，她之所以选择陪诊并不是因为自己搞不定，实在是身为一名北漂，她在这座城当中没有家人，也没有密友，独自面对医生的感觉让人心里十分难受。与其说她是在花钱找人陪诊，不如说是在通过陪伴和聊天的方式来缓解心中忧愁与不安。

小烁的遭遇则代表了另一个鲜有人关注群体——单亲家庭。那是她刚刚计入团队的时候，一名单亲爸爸带着女儿看病，准备寻找一位陪诊师，但额外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希望对方是女性。见面后，小烁才搞明白这个要求的含义所在——因为对方忙于工作，更因为性别上的差异，饶是父亲对女儿十分疼爱，很多细节依然一问三不知。因此女孩父亲需要小烁私下了解女儿的身体状况，以方便问诊时，帮助女儿回答医生的咨询。

从这个角度上看，陪诊师似乎还暂时承担起了一部分监护人的责任。有意思的是，由于那天小烁从始至终陪同在女孩身旁，最后真的被医生和护士误认为了孩子家长。她不方便否认，便只好默不作声的任凭对方这样称呼下去，按部就班地带着小女孩完成问诊，完成一项项检查。虽然感觉些许尴尬，但尴尬也不过是一时之间，等到全部流程完成，望着小孩子被父亲拉着手一边走一边跳的背影，小烁的心中只剩下了另一种感觉。她说：“当时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人间悲喜            

在大部分病人的观念里，来寻医就诊是一项不愿面对，但又不得不去面对的现实难题，如同一场悬而未决的宣判，诊断结果即决定了身体上的健康与否，也决定了精神上的喜悲。

有些人会意外地淡定和从容。明辉接待过这样一位东北大哥——明明身患I型糖尿病，但却从头到尾见不到一丝愁容，欢欢喜喜的去医院，欢欢喜喜的见医生，连自己的病情都成了谈资的一部分。他笑着说：“血糖一直不稳定，都已经习惯了，去年低血糖休克了几次，上个月才从ICU出来。”见明辉有点震惊，又说：“没什么，感觉就像得了个感冒。有病就治病。”

只不过这样乐观的人终究是小部分，大多数的情况下，弥漫在病人心头的只有忐忑与不安。焦虑的情绪很像一团浇满了煤油的干柴，往往只需要零星的火花飘过，立马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最常见的，便是医患矛盾。

许多患者会埋怨医生看诊过快，有敷衍自己的嫌疑；也有人不认可医生的诊断结果，质疑对方看病是假，骗钱是真。在医院呆久了，这般吵吵闹闹算不上多大的新鲜事。

小姚说：“因为专家每天要面对太多病人，很多情况下，只会给出结论性的方案，不可能花费太多时间做细致沟通。病人如果不能理解，那么矛盾自然就产生了。”

当然，这样迁怒于外人的患者只是少数，更多的人始终保持着缄默，死气沉沉的缄默。不少人就这样在一言不发中，安安静静地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比如文天带的那对新婚夫妻，在听闻女方患了肾病时，两个人不约而同告诉滕文天，一旦不能生育，那就准备离婚。不过二者离婚的理由完全不同，这也折射出了男女之间在看待婚姻和爱情上的差异。男方说：“是因为家里催着要小孩。”女方则边哭边回答：“要是不能要小孩，我不想耽误他。希望他可以找到一个让他幸福的人。”

小姚的那名老乡则是在被当地医院检查出疑似肺癌后，不得不来北京就诊。电话中，老人听上去十分悲观：“只要能挂上专家号就行了。”言语中问得最多的，反而是如何去长城和故宫，话里话外很有一种完成临终心愿的意思，他说：“小姚，我是农民，没去过长城，也没去过天安门，你告诉我怎么去。我想去那边看一看，拍一拍照。”

在等待了一周后，老人拿到了医院的检查结果：不是肺癌，而是炎症。这意味着之前的忐忑不安只是虚惊一场，犹如绝处逢生一般。临别时小姚问他：“叔，你还去天安门吗？”老人十分激动得挥了挥手，“不去了，我回家啦。以后想去再去，反正还有的是时间。”

身体无恙，是每一个去医院问诊的人都期望的结果，然而像老人这般好运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部分人最终不得不与疾病开始一场长久的缠斗。胜利的人很多，落败的人也不少。在鲜红的十字之下，生离死别的情形从来不罕见。

一名来自深圳的病人最让小姚尤难忘怀。对方不到三十岁，在一家知名企业里就职，年轻有为却偏偏在脑干位置生了胶质瘤。第一次来北京问诊时，小姚就负责他的陪诊工作，亲眼目睹了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年轻人变得步履蹒跚，变得没法行走，最后必须要用纱布遮住一只眼，否则什么东西也看不见。

小姚始终记得自己将对方送进住院部时的那个场景——安安静静的楼道内，只有医生和护士匆匆而过，白色的大褂仿佛一朵朵马蹄莲，几乎就要融化在了肃穆的灯光里面。年轻人就躺在临时添加的病床上，动也不动，不知道是在睡觉，还是在思考心事。电梯间前一个医生一边叹息，一边不停重复着，“唉。真是太年轻了。”

之后的手术虽然顺利，但也延续不了太久生命，这是一场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战斗，小姚明白，年轻人也明白。后来他在网上写下的那些文字，在小姚看来，既是自传，也是他对自己的人生总结。

年轻人说，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深圳买了房，结了婚，眼看着生活越来越好，偏偏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年轻人说，发生这样事情的感觉就像老天爷开了个玩笑，他虽然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过了这么长时间，他也只能试着坦然面对。

年轻人还说，可自己并没有办法真的坦然，因为父母年迈，也因为孩子尚未出生，更因为自己还有许多想做的事情没有去做。一想到这些，他只感觉处处都是遗憾，处处都是不甘心。

手术后不到两年，年轻人还是去世了，生命犹如昙花一般凋谢在了最绚烂的时刻。过了这么久，小姚依然忘不掉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段对话，他鼓励对方要有信心，要相信科学，别放弃。而对方只怅然的回答了一声：

“谢谢。”

陪诊师的苦与乐      

陪诊的过程时常充满意外。当诊断结果不乐观时，客户情绪崩溃的情况并不罕见。极端情况下，陪诊师还要承受来自病人的情绪攻击。

曾经发生过一名客户被诊断为癌症后，在医院里指着随行的陪诊师破口大骂，声称自己患病根本是误诊；还有一次，一名病人在拿到医生的诊断后，不愿继续做检查，坚决要求陪诊师退款，准备直接乘车逃离北京。

各种各样的情况见得多了，陪诊师们也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在滕文天看来，“病人难以接受现实很正常，很多时候并不一定针对陪诊师，只是需要发泄情绪。”小姚则说：“主要是外地患者来北京，很多人都抱着很高的心理预期，希望一到医生就能把病治好。但很多时候，想法和现实之间有着很大的落差。”

但大部分客户们都对陪诊师保持着正向的态度。

在从事陪诊工作几个月后，小烁已经有了自己回头客。一位女士每次来北京做检查，都会点名要她来陪诊，一方面是因为熟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女性之间的共鸣，“她遇到的许多情况我也曾经遇到过，她焦虑、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会陪伴着她，会设身处地的为她想办法。”正是这样细腻的心思换来了客户的绝对信任。有一天，客户很认真地对小烁说：“有你在我就感觉很安心，我只相信你一个陪诊师。”

与病人们慢慢建立起信任的同时，潜移默化间，滕文天和陪诊师们也在慢慢改变着自己对于这份工作的认知。许多人意识到，虽然从事陪诊行业是出于赚钱养家的目的，但在物质之外，这一份工作更多体现出来的，是人文关怀的部分——陪诊师并不能解决生理上的病痛，但至少可以从精神上给予病人慰藉。

不过，并非所有陪诊师都怀有这样的想法。新兴行业中不乏乱象，据文天的客户介绍，曾在其他陪诊师那里踩过坑：临时要求加钱、明明挂上号了却故意说没挂上，要么加钱要么第二天才能看病……

乱象丛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一些人只图赚快钱，而并非将陪诊作为一项事业，“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行业标准，也没有入门门槛，是个人就可以说是自己是陪诊师。”

在文天看来，陪诊行业早日形成标准，才能让大众更加受益，而陪诊师不仅要有医学背景，还要有同理心，能站在病人角度考虑问题。他也是如此要求自己和团队成员的，常有陪诊师同行在直播时这样评价他：“文天老师，是我们的行业标杆。”

事实上，确实越多越多的人通过他在快手上的视频和直播，慢慢了解到了陪诊师这一行业。不少网友在去医院就诊前，会特意发来私信，问问他的意见。有人这样评价他：“主播大好人，都要被感动哭了。”

其实不光是滕文天，许多陪诊师也在快手上开设账号，向大众介绍着如何就医、去哪个医院就医、注意事项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全部免费，在如今万物皆有价格的社会环境下，颇有行侠仗义的意思。

这也和滕文天最初的动机不谋而合。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明白，有时候很多选择并不是省钱还是省时间的问题，而是如何抓住就诊时机的问题。有些病一旦错过，那就难了。”

生与死之间，陪诊师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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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渔

编辑：丑橘

图片：文天探医途（快手ID：306820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