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己）作者：阿芒·科兰古

十三、乘雪橇到华沙　　1812年12月5日夜里十点整，皇帝和我乘坐他的座车出发了。勇敢的翁索维茨骑马奔驰在座车的侧面。鲁斯坦、法加尔德和阿穆德鲁也骑马在马车外奔驰。他们中的一人先行一步，以便到奥斯赤米亚纳去预定驿马。迪罗克和洛博伯爵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跟在我们车后。凡先生和康斯坦先生坐在另一辆马车上 [ 编者注：如果有谁相信康斯坦虚构的“回忆”的话(见他所写的《回忆录》第三章)，他就会要相信康斯坦进行了那次旅行，并在皇帝到达巴黎五、六天后也到达该城。 ] 。必要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精细，保守秘密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以至于没有人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半点怀疑。除了宫廷总管和凡先生，甚至那些参加这次旅行的人事先对此行也一无所知。直到七点半，元帅们才被通知此事。　　皇帝在半夜到达奥斯赤米亚纳。卢瓦宋师和意大利骑兵的一支分队在当天下午就在这儿进入了阵地。当时天气异常寒冷。那个部队以为主力部队在掩护着他们，因此他们的前哨阵地并没有慎重选择，兵力配置也不合适。师的主力驻扎在镇子里，士兵们都躲在房子里避风寒。就在皇帝到达前不久，一支俄国杂牌部队和哥萨克骑兵利用了法军的麻痹心理，对市镇进行了一次突然袭击。他们的袭击只是杀死了几个哨兵，抓走了几个人。从各个房子里齐射的火力很快就迫使俄国人仓皇退却了。俄军随后占据了一处能够俯瞰全镇的高地，对法军开炮轰击了一阵。这就是皇帝到达时的情形。当时我们前面只有传递皇帝命令的凡·奥根多尔先生和普通的信使，因此我们不得不等候后面的马队和意大利士兵。　　皇帝犹豫了片刻，想等到天亮，可是跟着我们的那辆敞篷四轮马车还没有到达。我们临时碰了一下头，以便决定我们是否应该派几个班的骑兵防止俄军占领道路，保持道路的畅通。可是，采取这个谨慎的措施一定会耽误我们赶路，而且有可能让敌人了解到皇帝离开了军队 [ 编者注：人们要记住这段历史，布尔格思男爵的军事回忆录是特别宝贵的，因为那儿有作者生前未发表的材料。这些材料是翁索维茨自己亲手写的。那部回忆录描述了皇帝旅行回国的历史情况。 ] 。所以，我们决定派意大利骑兵的一个较小的分队先行。另外，还派出成梯队队形的先头部队跟在他们后面。剩下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半人走在我们前面，一半人跟在后面。从斯莫尔冈就跟着我们的上了鞍子的御马继续往前赶到米尔德尼奇。严寒冻彻肌骨，卫队的马匹都无法奔跑了。当我们到达驿站时，卫队能够跟随我们的不到十五个人。当我们到达维尔纳时，包括将军和军官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天将破晓，我们来到离米尔德尼奇只有一里格的地方，遇到了巴萨诺公爵。他代替我坐在皇帝的身边。陛下不想进城。我便乘坐巴萨诺先生的马车，前往维尔纳，带命令给该地政府，同时也为我们的旅行作一些安排。幸亏我赶到维尔纳去了，因为先行到达维尔纳的范·奥根多尔先生到那时为止还没有办成一件事。为了找人他不得不叫醒一个刚从巴萨诺先生的舞会上回到家里睡觉的人。唉！那些人在别人冻得半死时还在跳舞！维尔纳的居民对我们的处境还不了解。他们对已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也一无所知。我召集了十二个人充当卫队，可是找不到驿马。谁也不曾想到皇帝竟离他们这么近。皇帝在市郊停下来换马，我几乎在他们到达的同时赶到了那儿。我们一会合立刻就出发了。在维尔纳，我为全队的每一个人都买了一双里面衬皮毛的靴子。后来，当我们在巴黎重逢时，他们都一再为此事感谢我，因为当时要是没有采取那种防护措施，他们到达巴黎时，腿一定早冻伤了。迪罗克和洛博伯爵在我们离开时才到达。仍然护卫着我们的意大利人的手脚全都冻伤了。我看见那个卫队的指挥官把双手都贴在火炉上烤。他想以此来解脱剧烈的疼痛。我费了很大的劲来说服他，这样做有可能失去双手。我叫他到外面去用雪搓手——这种方式将给他增加很大的痛苦，因而他不可能坚持做下去。　　翁索维茨先生和其他人的马都跑累了，因此他代替了皇帝马车上的车夫。我们在12月3日天亮前两小时就顺利到达了科夫诺。信使们在一个类似酒馆的房子里生起了火。自从军队经过这里，就有一个意大利的洗碗工坐在火边不断给火添柴。那一餐早饭真是美极了，因为那是一顿热饭。香喷喷的面包、鸡鸭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块桌布，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只有皇帝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享受到良好的服务。那就是说，他总是有白面包、亚麻布衣服、侍从官、上等的食油、牛肉、羊肉、米饭、蚕豆和扁豆以及他喜欢的蔬菜。宫廷总管和洛博先生在这儿同我们会合了。　　我从来不曾经受过从维尔纳到科夫诺那一段行程受到的酷寒。温度计表明气温下降到了零下二十度。尽管皇帝穿着很厚的羊毛袄和鹿皮裤子，然后再盖着一床质地很好的毯子，脚上穿衬着毛皮的靴子，他还是不住地抱怨天气。寒冷如此肆虐，我不得不把我的半张鹿皮毯子盖在皇帝身上。我们呼出的气都在嘴上冻住了。鼻子底下结起了冰花。眉毛上、眼睑周围都是一层霜。我们呼出来的热气升到车布上，尤其是顶篷上，都冻成了又硬又白的冰块。我们到达科夫诺的时候，皇帝冷得像打摆子一样直打颤。　　在鲁姆西茨奇，我们发现了一个正在开进的团。从维尔纳到科夫诺的路上，皇帝像原先一样，又一次提出他是否应该走通过哥尼斯堡 [ Franc注：今俄罗斯联邦加里宁格勒，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西濒波罗的海。 ] 的道路。任何一个事件都有可能使皇帝暴露身份。既然这样，我们穿过普鲁士整个领土是否慎重呢？虽然在每一个城镇都有我们的一名长官，但此刻除了正在开进的那个团，我们身边就没有其他部队了。　　从另一方面来说，要是我们走一条较荒僻的路，那么路上的积雪也可能会阻滞我们的行进速度。况且在那条道路上也没有驿马。出于这样一些考虑，我们实在难以下决心是否走通过华沙大公国的路线。那条路线是安全的。只要路上不会被耽搁，我们就应该下决心。那样，我们才能事先预定好马匹。在权衡两种安排的利弊得失后，我们作出了决定。我说“我们”，并不包括皇帝，那是因为他拒绝对此事作出判断，而坚持由我一个人决定。我承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因此我非常着急。我利用一个机会向哥尼斯堡沿线的驿站发出了命令，以便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同时我积极打听到大公国的道路。一旦打听到那条路线畅通无阻，我就能立刻决定改变前进的方向。　　法加尔德被事先派往古比宁(通往哥尼斯堡大道上的一个镇)。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攀登几乎是垂直的陡坡。这个陡坡是人们从科夫诺到马里亚姆波列所必经的。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因为马匹随时都有可能跌倒和失去立足点。马车好几次差点倒退下坡或者翻下悬崖。我们使劲推着车轮子。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马里亚姆波列。我同那儿的驿站长谈了一阵。他是一位充满热情，有着美好感情的诚实人。他向我保证说通向华沙的道路是畅通的。假使我们让他提前两小时出发，他就能经过奥古斯图夫到华沙去，沿途给我们预定好驿马。然而皇帝有些倾向于走去哥尼斯堡的路。他希望能在路上接到从法国寄给他的邮件。但他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我。我不再犹豫了，立刻派人给法加尔德送去指示，要他在波兹南同我们会合。然后，我派驿站长向华沙方面进发，叫他带上我下达给各驿站的指示，为我们准备好马匹。他将抵达普乌土斯克，并在那儿等我们。驿站长过去曾见过皇帝，所以一开始他就认出了陛下。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也不会跟别人提到皇帝的名字，而他也确实恪守了诺言。皇帝同他谈了话，使他分外高兴。　　我们在驿站长走后一个小时也出发了。我们发现到处都是农民的马匹。但是我们的马车却是寸步难行，因为路上堆着厚厚的积雪。我们的车子根本无法通过。但是信使的雪橇却能在雪面上滑行。当我们到达第一个驿站时，我碰巧发现了一个隐藏着的雪橇。这可是个好运气，因为皇帝急于赶到巴黎，他已经对缓慢的车速不耐烦了。那辆雪橇的主人很乐意拿它来换几个金法郎。皇帝和我坐上了雪橇。我们把马车留给了坐在仆役位置上的马夫。他曾勇敢地坚持在那辆车上工作。皇帝几乎没有让我们有足够时间把毯子和武器转移到雪橇上去，就下令出发了。由于雪橇很小，皇帝不得不把对他很有用处的梳妆用具给扔了 [ 编者注：“伯赖恩(拉雪橇的马)一刻不停地被套上了挽具。皇帝和维琴察公爵、翁索维茨伯爵一起坐了进去。马梅卢克(鲁斯坦)坐在车夫的位置上……只有勒费弗尔·德努埃特将军能够跟随在后面。他乘坐的是一辆当场购买的小型雪橇。”——见布尔格恩所著的《回忆录》。 ] 。坐雪橇是不舒服的，道路崎岖不平。我们勉强支持着，忍受着颠簸。车内空气也很沉闷。皇帝为了能早日到达目的地，已经丢掉了长途旅行所必需的设备。从那以后，我们的旅行就方便多了。我们旅行的速度超过预计的速度。在马里亚姆波列赶上我们的宫廷总管，在我们驰离该城一英里的时候落到我们后面去了。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看见过离开斯莫尔冈时护送皇帝车队中的任何一辆马车或者任何一个人。　　我们一进入华沙大公国境内 [ 编者注：在科夫诺一越过涅曼河，皇帝就进入了华沙大公国。 ] ，皇帝就变得喜笑颜开了。他不停地谈论有关军队和巴黎的事情。他毫不怀疑我们的部队会在维尔纳站稳脚跟，却没有认识到他的损失已经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维尔纳的粮食储藏得很好，一切都会重新好起来的。”皇帝对我说，“那里的给养用来阻止敌人的进军绰绰有余。俄国人至少也像我们一样疲劳。他们同样也遭受到严寒的折磨。他们肯定要进入冬营。在维尔纳，除了哥萨克人，什么都不会看见。我下达的命令和我向巴萨诺公爵介绍的情况已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马雷对施瓦岑贝格亲王的荣誉感充满了信心。他说要坚守阵地捍卫华沙大公国。巴萨诺先生给他写了信，也给维也纳和柏林写了信。”　　皇帝只是担心我们的失败对那两个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他回到巴黎将能恢复他在政治上的支配权。他说：　　“我们的灾难将在法国造成轰动，但是我的到达将抵消这种坏影响。”　　他想利用这次路过华沙的机会使波兰人苏醒过来。“要是他们真的还想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就要全民行动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他又说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我将拿起武器保卫他们。我将会同意奥地利人心里所要求的那些条件。然后我们就能宣布波兰重建。在这个问题上，奥地利人的兴趣比我大，因为它更邻近俄国巨人。如果波兰人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那么对法国人和其他人来说，事情就更简单了，跟俄国人媾和也就容易多了。”　　皇帝倾向于相信，或者至少想让我这样认为：欧洲所有的内阁，甚至那些因屈服于法国的武力而自尊心已经受到损害的国家都担心哥萨克人会被允许越过涅曼河。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把俄国看成是灾星。”他进一步说道，“反抗俄国人的战争完全是为了古老欧洲和文明世界的利益的战争，只要人们能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认识。奥地利皇帝和梅特涅先生对这一点很清楚。在德累斯顿，弗兰西斯皇帝就完全了解沙皇亚历山大的弱点和摇摆不定的性格，因而不信任他。奥皇已经被他的声明和许诺欺骗过。维也纳政府清楚地知道奥地利同俄国有一条很长的国境线，而且在目前这种形势下，双方的全部利益都是相悖的。俄国人对土耳其的进攻使得奥地利面临的危险增加了一倍。法国刚刚遭受的挫折将结束别人对它的嫉妒心理，并将平息由于它的力量或影响所产生的所有那些不安情绪。欧洲应该只想着它唯一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俄国巨人。”　　我坦率地回答了皇帝。　　“事实上，他们害怕的是陛下。陛下是他们担心的根源，而且您还使他们一时看不见来自其他方面的危险。各国政府都害怕会出现一个全球帝国。您的王朝已经扩张到了各地。其他的朝廷都害怕看到您的王朝会在他们的国家里建立起来。即使是在现在，全体德意志人的利益正被三年前实行的税收制度所损害。某些愚蠢的法国代理人的政治压力也触怒了公众，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这一切都是和他们的思想习惯相违背的。所有这些原因和考虑——也许有一些陛下是不知道的，使得人们仇恨您的国家。煽动群众反抗情绪的不只是他们的政府，更主要的是在埃克米尔亲王管理下的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军事政体。”　　 [ 编者注：自从1810年1月1日起，达武就开始指挥德国的军队。1811年11月1日后，这支军队被称作易北河监视军团。 ]　　皇帝没有制止我的坦率评论。他一边听，一边回答。他没有生气，而是怀着一种极好的心情进行谈话。从他接受和讨论我的一些评论的方式来看，人们一定会认为那些评论并没有在任何一点上触动他。他对那些十分尖锐的问题付之一笑。他保持着这样一种态度：接受我意见中好的方面，并希望能鼓励我把心里要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当我很激动地说出某些看法时，他就试图来拧我的耳朵，但他没法在我那厚厚的皮帽子里找到我的耳朵，于是我的脖子和面颊就成了他“进攻”的对象——他这不是生气，而是一种好意。他的心情是很好的。他承认我提出的某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他也拒绝了其他的一些观点。关于那些问题，他认为是被这儿和那儿的警察措施以及同现在的结果毫不相干的各种因素损坏了。然而，人民将是开明的。他们不会看不到他建立起来的国家制度和他的法律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了抵御一切专横行为的保障。他坚持说，我们的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原则上的：这种原则是广大群众承认的，是国家理想的产物，完全适合人民的需要，因而是崇高的。他继续说：　　“我本来可以把他们当成被征服的国家来对待，但我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法国一样，并没有厚此薄彼。他们的抱怨是不对的。大陆封锁使他们厌烦了，但那是出于国家政治的考虑。这些考虑都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只有与英国缔结和平协议，才能结束那些生活上的不便之处，才能消除群众的埋怨情绪。人们仅仅需要耐心。两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将使英国政府垮台。英国人将被迫签订一项符合各国商业利益的和平协议。那时候，人们将忘记他们的抱怨。随之而来的市场繁荣以及那时将建立起来的政府将在绝大部分方面迅速地补偿他们今天丧失的东西。”　　皇帝埋怨说，在这些日子里，每一个人都固执地只看到他自己的困难，甚至连那些最有见地的人也坚持这种狭隘的观点。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再需要一点顽强的意志去克服困难，不需要远大的目光去瞻望美好的远景。他说我们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现在只需要耐心等待收获季节的到来。可是人们不热心于他指出的新道路。几年以后，我们今天被迫采取的针对英国的封锁制度及政策是能够获得公允的评价的。这个制度过于同人们的习惯相违背，损害了很多微小的利益，以至在许多人当中引起了不满。目前社会上就是这些盲目仇恨的、愚蠢的不满分子占了上风。　　皇帝又说道，大陆封锁制度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将来它注定会赢得每一个人的自愿的赞成，因为这个制度符合整个欧洲大陆的长远利益，也符合每一个人的长远利益。用封锁来反对那些封锁者是完全正当的。更主要的是，他要求建立独立于英国之外的欧洲工业，舍此别无其他选择。他只是采取了一种能真正损害英国繁荣的措施。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只有他才能将其完成。要是现在的机会被错过了，就不会再出现另外的机会。因为这个事业需要这些年来欧洲的各种形势的配合。皇帝证明了他并没有犯错误。他引用了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业——不只是法国境内的，还有德国的工业(尽管战争还在继续)来支持他的论点。　　皇帝由此推论出，大陆封锁制度建立起了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他说，那必将取代我们现在丧失了的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财富。过不多久，这种利益将会变得更加明显。不用三年的时间，莱因兰、德国以及那些现在最激烈反对封锁制度的国家一定会对他的先见之明和他的成就给予高度的评价。皇帝说，让法国人和德国人懂得，他们自己能够挣得过去被英国工业从他们国家剥夺走的金钱就是对英国政府的伟大胜利。由此他将给法国和德国带来国内繁荣。单是这一成就便能使他的时代永远不朽。　　皇帝从中推断出我所谈的当时法国的巨大力量对全欧是有利的，因为那是限制英国超级权力的唯一手段。他说道，在欧洲的外交界，他施加的压力要比英国的大。但在人民中间，英国的压力要比他的大得多，因为英国独自垄断了发展工业的利益。英国是一个岛国。它在那些隔海相望的政府的心目中无疑只引起较少的忧虑。因此，它在海运上的优越条件在欧洲政府看来没有法国的优势更令人担心。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不能同他们进行领土争端，然而它那排外的商业政策则损害了一切欧洲人的利益。在当前，人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的，因为当各个政府需要钱用的时候，他们觉得去伦敦领一笔津贴更为方便。对他们来说，这些金钱是不是英国人从他们自己的臣民口袋里拿走的，这无关紧要。只要英国继续它的垄断政策，这些钱就是以牺牲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获得的。　　皇帝承认汉堡、吕贝克 [ 编者注：1810年12月13日元老院的布告宣布，法国和汉撒的城镇及一条延伸到吕贝克的领土合并，另外也把对荷兰的兼并合法化。这些兼并的土地被划分为法国的十个县。 ] 以及那些对商业上有用处的独立城镇归并法国一事，使商人们，也使欧洲各国政府感到惊慌，因为这些变化被认为是一种必将继续贯彻下去的政策。　　皇帝认为占领那一条海岸线，严禁进口英国货是完全必要的、正义的。他又说道，由于他的政策同城镇的商业利益发生冲突，他必须把人民中所有的有识之士争取过来。立宪政治和我们的法典能带来这种变化。由于不能在新建立的县保持有二万五千名士兵的军队，他便开始了政府机关的改革，以使那里的居民对我们怀有信心。他进一步说，这一步骤对绝大多数人有好处，而且它真正是为了地主们的利益。它已经抵消了人们在海外商业利益上的损失。他说，假使人们不能重新开始他们的活动并为他们的资本找到出路，那种海外贸易就不可能是平等的。　　皇帝的观点是，他绝不在任何一点上作出让步，而是加强各种可能迫使英国早日缔结和约的措施。他认为与其经受长期的痛苦不如忍受短期剧烈的痛苦。既然英国人要千方百计地逃避经济封锁，以便支持他们的工业和维护他们的声誉，那么皇帝的责任就是尽他的一切力量战胜狡猾的对手，迫使他们屈服。　　“这是巨人间的一场战斗。”他继续说道，“码头上的商人被两个斗士抓住了，在争夺中怎能不发生冲撞呢？这场生死搏斗正是为着那些牢骚满腹的人们的利益。他们将是第一批收获果实的人。英国人在我采取的每一项措施上反对我、压迫我。如果他们没有撕毁亚眠和约，如果他们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或者提尔西特和约后就答应媾和，现在我一定是安安静静地呆在家里了。我的商业资本也一定会制止我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去进行征战，因为那样做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我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和懒散。没有什么比那种生活更令人愉快的了。我并不反对过安定幸福的日子。我不是唐·吉诃德。我没有他那种探险欲。我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我从不做对我没有好处的事。我同其他统治者的区别就在于，困难能够使他们望而却步，而我却喜欢战胜困难，只要其结果对我来说是伟大和不朽的，值得我和我统治的人民去为之奋斗。”　　“如果英国人当时不为难我的话，”皇帝重复道，“我一定早就过上和平的生活了。进行战争，拒绝和平只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那他们就一定会接受我们缔结和平条约的要求。英国人在地中海占领着马耳他岛。他们有能力保障在其他地方安全地进行贸易。他们能在世界各地给英国的舰队提供给养。他们还需要什么呢？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安全吗？他们只想要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要是他们的海关打算替国家付公债利息，他们就还需要做大笔的生意。如果英国人愿意诚心诚意地去办事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顽固地拒绝谈判。他们害怕解释他们的政策，也不敢公布他们的计划。假使英、法两国谈判，他们就不能不说出自己的打算，那么全世界都会看清到底是哪一方做事出于诚意。　　“他们说我滥用权力，科兰古您也第一次这样说。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欧洲大陆的利益。现在，英国也完全是在滥用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产生于它那得天独厚的远离动荡世界的国土。　　“英国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欧洲好意帮助了英国的发展。可对伦敦的商人来说，欧洲是无足轻重的。为了做某一种投机生意，他们可以牺牲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牺牲全世界。如果他们的罪过没有那么大的话，也许他们会更讲道理一点。要保持英国人的荣誉，他们就必须赎罪。这是大势所趋、在所难免的。总有一天，他们不得不对这些罪孽有所表示。现在他们是牺牲整个世界来发财致富的呀。到时候世界将认识到这个问题。人们的眼睛将会看清楚。但到那时就太迟了。要是我战胜了他们，欧洲就会赞扬我。如果我失败了，英国人将会摘下他们的假面具。人们将会看到，他们曾经只为自己着想，为了他们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整个欧洲的和平。　　“欧洲大陆不能够，或者说不应该抱怨我们目前针对英国商业的措施。这个措施的目的正是要尽快结束这一措施。这种引起强烈抗议的国土合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皇帝信心十足地对我说，“我们那样做只是为了妨碍英国人，阻挠他们做生意，切断他们的商业联系。那些地区要么成为我们换回法国的殖民地，或者荷兰人的殖民地的抵押品。要么，英国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必须放弃在那些地区的利益。”　　只有全面实现的和平才能是持久的。和平能为每一个人提供美好的未来。按照皇帝的意思，他正在不遗余力地争取全面和平。人们对他的埋怨是没有根据的。有眼光的人和真正的政治家对他要实现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在旅行途中，皇帝曾多次问到我是否认为俄国人会愿意缔结和约。他说沙皇在取得某些成功的时候就提出媾和，那将是明智的。我回答说，只要我们的军队还在他的国土上，我就不相信俄国人会愿意和我们谈判。而且我们遭受到的挫败一点儿也不会使他想要和平。　　“这么说，您认为他非常骄傲喽？”　　“我认为他是很顽固的。他可能会因为他预见到某些事情而感到骄傲。他可能会因为拒绝了我们在莫斯科时向他提出的那些提议而感到骄傲。”　　皇帝接受了这种观点：　　“烧毁俄国的城镇，甚至烧毁莫斯科，简直是一种愚不可及的行为。”他说道，“既然他如此依赖冬天，为什么还要用火呢？他有武器和军队可以打仗。可是在不打仗的军队上面白白地花那么多的钱，这不是发疯吗？一个人在同敌人战斗时，不应该再摧残自己。库图佐夫的退却事实上是愚蠢的。把我们毁灭的原因是俄国的冬天。我们是气候的牺牲品。那时的好天气欺骗了我。假如我早两个星期撤出莫斯科，那我的军队一定早到了维帖布斯克了。 [ 编者注：1817年9月29日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又谈到这个问题。他对古尔戈说：“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那座城市(莫斯科)呆得太久了。要不是那样，我的事业最后一定会成功的。”——见古尔戈的《圣赫勒拿，1815年到1818年未发表的日记》。 ] 要是我那样做了，那就应该是我去嘲笑俄国人和您的预言家亚历山大了。那他就会后悔早没有同我进行谈判了。我们的一切灾难取决于那十四天以及人们没能执行我的命令去征召波兰的哥萨克人。　　“沙皇的那些预言全都是胡说八道。要是他们想要把我们放进他们的内地，首先他们就应该有计划地撤退，而不是让巴格拉吉昂的军队在离边境太近的地方摆成一线。而且他们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因而要冒极大的危险。要是他们有计划地撤退，他们就不应该花费那么多钱去沿德维纳河修建‘纸板堡垒’，而且也不应该在那儿的仓库里囤聚那么多的物资。他们作战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计划。他们打仗也没有打出什么名堂来。在我们渡过别列津纳河时，要不是巴尔土诺的胆怯和愚蠢，俄国人根本不可能从我这儿掠走一辆马车，而我们早就切断他们部分前卫部队的退路，抓到一千八百名俘虏。我们这些除了生命已经一无所有的军人们应该打得赢跟土耳其军队对过阵的俄军的精锐步兵。事实上，当时尽管我们苦难深重的军队被他们三支军队包围了，但他们干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把我们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士兵和由于饥饿被迫离开军队的士兵一个个枪杀掉！”　　另一次，皇帝跟我谈到，要是俄国人当初真想把法军放进内地的话，他们就不会在维帖布斯克抗击我军。从一开始，他们就应该更多地骚扰我军的侧翼，同我军进行游击战争，截获我军的信件，消灭我军那些较小的分队、那些离队返回的军官以及执行袭击任务的部队。皇帝认为在离莫斯科那么近的地方进行决战是俄国人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切都糟透了。”皇帝另一次对我说，“我在莫斯科呆得太久，要是我在占领莫斯科四天后就离开——正如当我看到全城起火时所想到的那样——那么俄国人就输定了。沙皇将非常高兴地接受我从维帖布斯克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平条件。就是到了维尔纳，如果严寒没有夺去我的大军，我也会下令进行和谈，而您的宝贝朋友亚历山大要是摆脱了他的监护人，也一定会签署那些文件的。就是那些贵族们把库图佐夫强加给沙皇。可库图佐夫做了些什么？在博罗迪诺，他冒着全军覆灭的危险，导致了莫斯科被焚毁。当我们撤退的时候，他除了对付没有生命的部队，除了对付那些能走动的幽灵外已经没有什么军队可以同他打仗了，他还企望什么呢？他和维特根斯泰因对海军上将的被击溃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其他所有的俄国将军都超过那个老不死的库图佐夫。托利至少挽救了军队：他没有背对着首都进行决战。甚至那个犯了那么多的错误，以至不在海军上将和库图佐夫手下听令的维特根斯泰因，也远比库图佐夫强。要是那不勒斯国王没有给我捣蛋，要是他管理好那些将军们，在一开始就和前卫部队呆在一起，鼓励那些有点儿惊慌的年轻部下，那么如今形势将是另外一个样子。很快俄国人将要停下来。哥萨克人一看见我军露出牙齿就会远远躲开。假使俄国人在冬季不肯缔结和约，而波兰人还继续支持我的话，那您在明年七月份就将看到俄国人会交什么好运。　　“事事都与我作对，引导我失败。华沙没有好好地为我服务。普拉特神父害怕了：他的表现就像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而不是一个堂堂的主人。他在客厅里和报纸上高谈阔论。他只照顾他自己的利益。而在政务上呢？他一事无成。他没有唤起波兰人的热情，没有进行征兵。我曾指望得到大量的资源，可我没有获得一点儿援助。巴萨诺公爵在波兰就像他在土耳其和瑞典时一样常把事情弄糟。我对塔列朗发脾气是不对的。是公爵夫人 [ 编者注：皇帝这儿指的是巴萨诺公爵夫人。正如后来的事件证明了的，她当时确实尽了一切努力来阻止塔列朗被指派为驻华沙的大使。 ] 的闺房阴谋使我迁怒于他，而现在我的事情已经被弄糟了。巴萨诺公爵本来应该对波兰给予更多的明确指示。事实上，作为个人来说，波兰人在我们的军队里是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但是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做一点儿事。每一个人都在我面前赞扬普拉特神父，说他有智慧，但他实际上是一个糊涂虫。”　　另一次，皇帝对我说到了沙皇亚历山大：　　“他是一个明智的皇帝，而且满怀着美好的愿望。他比他的所有大臣都能干。假如他对自己的能力有更大的信心，他将比他所有的将军们还要强。确实，他只需要果敢，就能变得非常有本事。但是他不是自己家里的主人。他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无数细小的问题不断地妨碍着他，拖累着他。尽管他对军队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探讨各种问题并且给予诸多关照，在这一点上，也许更甚于我，但他还是被人蒙骗了。辽阔的疆域、顽固的习惯势力、贵族们反对招募新兵以及司令官们对军队发饷和补充军粮漠不关心等等，所有这一切合起来就使得俄军不能达到编制的定额。他们担心在决战的日子到来时，还只有不足一半的军队在备战。因而俄国人不停地工作了三年来使军队满员。您一定以为俄军比过去强大多了。我总认为您过高地估计了他们，可您从来不相信我的话。　　“格日阿次克的那个哥萨克人说俄国的将军们都贪图安逸，不知道怎么打好仗。他说对了。人们必须公正地评价哥萨克人。在这场战役中是他们赢得了所有的胜利。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轻骑兵部队。如果俄国士兵也有什么杰出的人物领导的话，那支部队也许能大有作为呢。”　　皇帝好几次和我讨论到了为了实现和平，我们得要作出一些什么牺牲，以及俄国人也许会代表奥尔登堡公爵提出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他们将要恢复公爵的权力，”他说，“因为皇太后的关系，沙皇对那个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既然皇帝问到我，我就向他说了自己的看法。很难设想俄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要求我们从但泽，从那些我们用来作为反对他们的其他的北方基地撤走。我说，要是我们将被迫放弃涅曼河的话，正如我所预料的，我们还不如主动放弃它。他们提出的条件一定还包括要我们放弃在奥得河上的防御工事。我讲到这里时，皇帝愤怒地喊道，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失去了迄今为止法国得到的针对英国的全部优势，因为问题的关键还是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不是这样就不能得到长久的和平。我回答说我们有可能保持各港口和沿海的海关机构，而不必把它们建成法国的要塞。　　“俄国人呢？”他问道，“他们将对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对这个问题陛下比我更清楚。”我回答说，“我可以肯定地说，您不能再说服他们仍然采取和过去一样的政策了。我相信沙皇不会再仇视英国了。”　　“这么说，和平是不可能的了。”皇帝厉声回答说，“如果不能实现全面的和平，我们就不要再欺骗自己了。”　　后来话题转到了法国的形势和欧洲的不稳定状态。我把这种状态归因于侵略行为。我向皇帝建议说，只有确立更克制、更温和的政权体系才能使我们的盟国依附我们。我向皇帝指出从哥达公爵到奥地利皇帝，所有的欧洲政府都对我们的向外扩张政策感到惊恐。他们认为这种扩张是走向全球帝国的第一步。而我们与英国的战争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借口。　　皇帝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的话，拿我说的“温和”开玩笑，并向我重复了他那样做的意图和动机。他试图向我证明他采取那些措施时，根本没有考虑到它们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别人曲解了他。他只是一心一意反对英国，既然他们的商业散布到了各地，他就不得不追击他们到各地。他说那样做是英国人的诡计，是他所说的fides ponica(阴谋)。英国人不断迫使他扩大他采取行动的范围。皇帝说，只要同英国人的斗争还在继续，他就非常需要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因为英国政府总是在煽动欧洲起来反对他。　　我说这些频繁的土地兼并以及盟国的变化给法国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妨碍了人民对他的忠诚。我告诉皇帝说，人民并没把这种事情看成是一种优势，而是感到不安，对未来感到焦虑。我还说，这些权力的奇怪的扩张，对稳定人民的情绪是有害的。事实上，它妨碍了一个社会制度应获得的人们对它的神圣感情——对国家的信心。甚至连那些奉承他的人也认为，即使皇帝的天才可能使得这些新的国家机构能够在他有生之年存在下去，也不会在皇帝死后继续延续。虽然人们不敢把这些想法告诉他，但是他们是这样想的。这种观点由于受到压制而更顽强地为人们所坚持。人们感觉到皇帝正在给自己的儿子制造巨大的困难。他正在事先武装整个欧洲来反对罗马王，甚至反对他的家族。一个新朝代在建立时，就让人们增长要去改变它的期望，那真是不幸之至啊！皇帝现时建立的统治和进行的事业，将来没有谁能够担负得起。那些不同的民族永远也不会变成法国人。莱因兰人民就很难说服他们自己，他们已经变成了法国人。　　皇帝以十分坦率的态度承认我的话是有道理的，可是，他也进行了一些反驳：　　“我将要确立制度以强化我已经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人人都能够预言我可能要作出何种牺牲——那是愉快地作出的牺牲，来使欧洲各国获得安全。那些制度是使全体人民获得持久和平的保证，也是法国和德国获得国内繁荣的保证，正如英国人现在所享受到的一样。”“德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皇帝接着又说，“对他们所作出的牺牲我是一定要报答的。我并不特别留恋汉堡和其他地方。我不是那种坚持一孔之见、冥顽不化、胸怀狭隘的人。只要英国人下决心缔结和约并同意把上帝从来不是专门为他们创造的权力也让与别人，一切都是好解决的。可是，要是我们不能付给英国人赔款，他们就绝不会和我们缔结和约，因为他们的内阁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要安抚人民。要他们走这决定性的一步，同法国讲和，除非他们能对全国说：‘为了如此这般的理由，我们作出了一定的牺牲，但这儿是他们给我们的补偿和我们争取到的有利条款。’他们的国家与内阁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困难的关系，所以英国内阁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更困难了。假使没有和英国人讲和，那么一切‘和约’只不过是停战而已。英国人要价太高，他们不会轻易作出让步。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我将利用和平环境来建立一支海军——在和平的环境里，我将不会允许有人再次剥夺我们的商业资本。他们知道我所掌握的海军会给他们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假如他们肯定我只能再活三、四年，他们明天就会答应讲和，因此困难就在于我要建立海军，而建立一支海军需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皇帝进一步说，他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和平，渴望获得和平。他说，谁能够怀疑这一点呢？他过露营生活并不是为了消遣。正是英国人，是他们不愿缔结和约。皇帝说，由于他们害怕未来，因而不可能作出这种决断。英国的内阁里有一些聪明人，可是他们无法预见他说过的任何一种主要想法。皇帝很了解法国的政府机构是不完善的。他毫不隐晦地说，只有实现了和平，他才能全面调整他的政府机构。当和平能够巩固他的胜利成果时，谁又会怀疑他渴望和平的真诚愿望呢？在这些政府机构当中，他最重视元老院——如果元老院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并能影响社会舆论，而对它应该拥有的独立性又一点不感兴趣的话。皇帝告诉我说，他将把元老院升为贵族院。　　皇帝说这次战役的失败把一切事情都弄糟了。欧洲需要一个缓冲国。它是防止北方入侵的前哨阵地，还能对其他权力野心施加温和的影响。欧洲的倒霉就是由于波旁王朝的软弱，听任了波兰被瓜分。奥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充分认识到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这次他们公然地投入了远征俄罗斯的战争，那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波兰这个屏障的建立有着最大利害关系的民族。奥地利人期望通过重新安排实现领土再分配。那样将给他们的贸易提供必要的出海口。普鲁士国王也由于想到那个新的国家也许会置于他的统治之下而自我陶醉。　　皇帝进一步说，在战役开始以前，当奥地利想从中调停时，俄国人保持沉默，从而使弗朗西斯皇帝十分怀疑沙皇亚历山大的野心。弗朗西斯在德累斯顿时曾几次谈到这个问题。俄国政府是用两只手一起抢劫的。他们抢朋友的东西就像抢他们的敌人一样心安理得。在他们眼里什么都是钱。提尔西特会议后，俄国通过牺牲自己的盟国普鲁士而大捞了一笔好处。对奥战争后，他们获得了加利西亚部分领土。没有什么顾虑能够阻止沙皇去吞并他人的领土。　　谈到沙皇，皇帝回忆说，具有温和态度和绅士风度的亚历山大比俄国人作为偶像崇拜的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为俄国争得了更多的利益。对首都在彼得堡的俄国来说，攫取芬兰远比占领无人居住的克里米亚和叶卡捷琳娜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的所有其他地方都重要得多。　　皇帝回忆说，奥地利人要求恢复波兰，可他们又决心保留加利西亚的部分领土。他说，在签订维也纳和约后，他们很愿意放弃数百万加利西亚人而得到伊利里亚的部分领土，不管有多大，哪怕是莱茵河地区的零碎的领土也行。因此，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希望得到 [ 编者注：1812年3月14日巴黎条约许诺：作为恢复波兰时对加利西亚的补偿，奥地利可以得到部分伊利里亚领土。 ] ，这种协议都是可以达成的。为此皇帝的岳父在德累斯顿曾敦促过他——他上那儿去也许就是希望能了结这个事情。然而，皇帝当时还想弄清楚立陶宛人的态度，并想亲眼看看波兰人是否有能力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项政策的结果是他还没有让全体波兰人获得自由，而以后的事件证明他是对的。他不久将会看到，作为一个国家，波兰能否像个独立的人那样配得上独立国家的称号，因为勇敢的精神可以在逆境中得到锻炼。皇帝打算在华沙谈谈他的印象。他将把他所有的不幸以及波兰的危险处境告诉那里的人民，但是他也希望他们能作为一个国家来支持他。　　我向皇帝指出，他抱怨波兰人不团结、缺乏热情，但是站在波兰人一边，人们肯定要把这些弊病归咎于他给了他们一个很不可靠的将来。实际上，我们要求他们作出的牺牲是没有止境的。不幸的大公国在很长一段时期给我们提供了各种物资后，现在已经精疲力竭了。就是那些最富有的人也不再拥有一分钱的储蓄。我提醒皇帝说，我一贯赞赏这个恢复波兰的计划，因为那样将可以建立起一个缓冲国。如同我曾有幸在一次谈话中告诉他的一样，我相信基于这种动机去同俄国人作战是正义的。可是，这些年来，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甚至像某些波兰人一样……我从他对波兰的态度，从他所采取的措施，看出那只不过是想通过恢复波兰来达到别的目的罢了。事实上，波兰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一块军事和政治的垫脚石。　　我半开玩笑地说，陛下同我谈到的有关在德累斯顿同弗朗西斯皇帝的会谈，他如何拖延把伊利里亚让给奥地利，有关巴萨诺先生和梅特涅先生之间的全部斗争使我明白了，皇帝只是想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奥地利继续保留着给予或者拒绝的权力。我说，皇帝总是想利用波兰人，用希望去激励他们，可是又从不作出明确的保证，以免限制他的新计划，妨碍他的事业适应将来的形势。我说，波兰一旦恢复，波兰人在用部队支持我们的西班牙战争这个问题上，一定不会表现出多少热情。事实上，这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他真正愿意按照广大欧洲人民的愿望建立一个缓冲国的话，他就会立刻为了波兰的利益补偿奥地利的损失并且宣布波兰的恢复。　　皇帝微笑着回答说：　　“您的推断和英国人一样。”接着他又严厉地说道，“如果俄国人不让出立陶宛，我将如何与他们讲和？我不能为了这个目标终生进行战争呀。我当然想恢复波兰，但那不是其国王在俄国人面前发抖的波兰，也不是两年后就会把自己置于俄国人保护之下的波兰。要是它在选举出来的国王统治下，那这个国家就没法存在下去。它和其他欧洲国家一定不会协调。要是它在一个世袭的国王的统治下，那些列强会因为妒忌它而再次瓜分它。举例来说，您以为那些立陶宛人会乖乖地服从波尼亚托夫斯基吗？彼得堡朝廷的条件和一个大帝国的君主的保护，远比在华沙的提兹基维茨夫人 [ 编者注：康斯坦斯·波尼亚托夫斯卡是斯康尼斯拉斯国王的侄女。 ] 的小朝廷更能适合他们。　　“波兰一定得再加上一些边远的省份以便使它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一定得拥有但泽和一条海岸线，那样它的产品就会有一个出海口。而且它还一定得要有一个外国国王，因为一个波兰人当国王会引起很多人的嫉妒。事先任命这样一个国王将会使波兰人的热情冷却下来，他们一点也不清楚他们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恰尔托雷斯基家族、波尼亚托夫斯基家族、波托茨基家族和其他一大群人都在觊觎着王位。缪拉本来是适合的人选，但他几乎没有理性！热罗姆，我曾想到过他。可是除了虚荣心他没有别的品质。在他那儿，我看到的除了过失，没长处。他不愿在达武的统率下而离开了军队，好像他并没有把他获得的王冠归功于奥尔施泰特战役 [ 译者注：达武元帅在奥尔施泰特战役中立下过显赫的战功，被封为奥尔施泰特公爵。 ] 。他经过大公国时的表现是可叹的。我的家人从不给我撑腰。他们一个个都充满野心，就像他们会说，‘主啊！我的父亲……’一样不足为奇。”　　忽然间，皇帝问我说：　　“要是您，您会选谁做国王呢？”　　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而不打算随随便便地回答他。　　皇帝笑了，他说这种选择是十分困难的。　　我想我当时给他的回答甚至比他的话更肯定。我说让陛下朝廷里的随便哪一个人去戴那顶王冠，只能在欧洲引起新的忧虑。我说在当前的政局里，不要说那样去做，就是抱有那种希望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任何情况下，他家庭的任何一位成员登上波兰的王位，都将成为法国跟英国讲和的障碍，尽管建立这样一个缓冲国是符合英国的利益的。　　“在这一点上，您是对的。”皇帝说道。　　话题逐渐转到了过去的事件，转到了普鲁士与提尔西特和约。我对皇帝说，在我看来，我们不该摧残普鲁士，而是应当建设它，甚至是以恢复波兰王国的名义去做这件事——如果他认为重建那个政权具有积极作用的话。我说，他把位于欧洲中部一个如此有用的缓冲国给破坏了。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我将宽宏大量地对待普鲁士人，并且在没有俄国人干涉的情况下大大扩充他们的力量，以便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成为我们的盟国。——这是使普鲁士波兰化的必然结果。　　“普鲁士人的政策总是那么邪恶。”皇帝说道，“他们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诚实，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笨拙，以至没有哪一个政府真正对他们感兴趣。我曾经犹豫过一下，我是否应该宣布剥夺勃兰登堡王族的统治权。但是我过去曾重用过普鲁士人，因此我还是要给他们留一些情面。当时亚历山大对那个家族的命运非常感兴趣。我只好按照他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我给那个国王留下了太多的权力，因而让他总是念念不忘他已失去的权力。”　　如果皇帝坚持要剥夺勃兰登堡家族的权力，我说，要是由于信不过而要改换某个王族，无疑还不如干脆兼并这个国家，把它攫为己有，假如它对皇帝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话。皇帝回答说要使沙皇亚历山大同意这种观点是困难的，虽然他更多地是为了国王个人的缘故，而不是为了那个国家。而当时皇帝的主要目标是对英国实行封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作出了让步。皇帝还一再抱怨他的兄弟们。我指出，一个人当了国王，那是很难不要求完全独立的。更重要的是，拒绝皇帝的各种要求，常常是出于树立他们自己在国内的权威的需要。看到我的坦诚并没有使皇帝感到不快，我继续说，皇帝的意图确实是建立起王国，但事实上，他只是给他的国王们以扩大了的县长的职权，而不是独立的国家。因此，他们只不过相当于总督而已。他们的头衔和他们所占有的地位和拥有的职权是不相称的。皇帝微笑了，看来他并不反对我的观点。　　也许这样的谈话并没有惹恼他。在旅行途中，他五、六次回到这个话题上。皇帝要求我不要老是重复同样的观点。他总是试图使我同意他的看法。他的努力中包含有耐心和细心。他侃侃而谈，旁证侧引，好像我是一个被说服后将会对他有用的外国要人。虽然他的雄辩在一、两个问题上说服了我，但在主要问题上，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我注意到，在他不愿作出解释的问题上，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滑过去。要是我再次提起，他就会说：　　“您看问题就像一个孩子，您不懂。”　　当我的意见和他的看法矛盾很大时，他还会说：　　“您对政治根本不懂。”　　皇帝常常不同意我叙述的某些问题。当我直接批评他对战争的雄心和激情时，他总是微笑，说些逗趣的话，并试图拧我的耳朵——但我那厚厚的毛皮帽子使他很难达到目的。他还会在我的脖子上友好地轻轻拍几下，然后幽默地说：　　“他们错了！我并不是野心勃勃的人。长夜、疲劳、战争——我无法应付那一切。我老了，我像每一个人一样喜欢自己的床，喜欢休息。然而，我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选择，统治或者服从。所有那些同法国打交道的政府对法国所采取的态度向我表明，法兰西不能依靠别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即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我不能不使它力量强大，并且始终保持庞大的武装部队。当奥地利人对英国的命运放心不下，迫使我离开布伦港，进行奥斯特里茨战役时，我并没有找碴儿和他们争吵。当普鲁士人迫使我在耶拿战役中打垮他们时，我并没有恐吓他们。总之，他们所吹嘘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只有天晓得！要是欧洲的军事力量不去保卫他们的商业，那就是一钱不值的东西。哥达公爵的护照在巴黎就好像在魏玛一样受到尊重，可是奥地利人要是没有得到圣詹姆斯朝廷的同意，他们连一条载运匈牙利酒的三桅小帆船也没法驶出海。　　“我比其他的统治者有更大的远见。”皇帝说，“我想利用现在的机会去一举结束英国和大陆之间的由来已久的争吵。同样的机会以后是不会再出现的。今天看来似乎只是触犯我的东西，不久将会触犯其他的统治者。人们的思想情绪和习惯都是同我作对的。欧洲的各国政府都被他们的偏见和私心蒙住了眼睛。要是实现了不公正的和平，几年后，这些国家及其统治者将会意识到他们究竟需要什么。现在能够看清形势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其他人都决心睁眼不看事实。英国的力量，当前只是依赖于他们对别国的垄断地位，而且也只是靠着这种垄断才得以维持下去。为什么只有他们能够谋取其他成百万人也可以获得的利益呢？他们靠他们的海关，靠他们的商业过活。他们的居民用不完他们得到的税收。这些都证明他们剥夺了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该别人消费的东西要被伦敦剥夺去呢？　　“如果我如此软弱，以至于为了不公正的和平而在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四年后，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指责我。那时将没有机会再改变命运了。我们的所有财富将付诸东流，毁于一旦。英国人会利用停战的机会来喘一口气并充实他们的国库。那时要是我们对英国商人的吃喝感到不满而稍稍有所表示的话，他们就会把我们的财富统统抢走。然后就是再有十年的战争、困难和不幸，再加上三、四年的联盟的建立和破裂，也无法实现我们今天已经达到的目标。今天人们会不存偏见地评价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我相信，我们的后代将是赞成法国人的。不管世人怎么说，法国人现在正为了欧洲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因此，全大陆都应当同法国站在一边。法国正为各国最神圣的利益而拼杀，而英国人只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而已。”　　后来回到这个话题时，皇帝对我说，他越是研究英国政府，越是感到它的天赋的精力。它具有一切可能的优势成为寡头政治集团。它的财富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它统治国家有着公众舆论的支持。这个舆论是它通过许多途径建立起来的。皇帝还认为，英国政府甚至还从自己的对立面去获得力量——按照皇帝的说法，这个对立面正一天天衰弱下去，因而它只不过是显示英国力量的一种陪衬而已。皇帝还说同英国敌对的国家还将进一步被削弱下去，因为开始走上自己一生旅途的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总是要依附强者，而强者往往是幸运的。皇帝还具有这样一种观点，如果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由于利率的下降，英国将在两年内破产；可是如果实现了和平的话，这种破产就需要十年的时间，除非世界上发生巨大变化，产生出新的条件。这些条件能为英国的商业提供巨大的市场。　　“在英国的事务中，”他说，“一切都依靠一种虚构的因素。他们的事业都建立在自信心上面，因为他们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依靠。我承认他们的政府有些比较可取的政策。在英国，全体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是联系在一起的。能够联系当代和过去的租借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使人们不得不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把每个人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们的政府得到了某种比事实上的保障更好的东西，而他们是缺少那种保障的。通过使人人都关心个人利益，英国政府为自己建立了一种非常广泛的社会基础。”　　皇帝强调说：　　“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韧不拔地去斗争的原因。不要多久，英国内阁将不能这么容易地发出贷款，或者至少不能维持这么大的数量了。他们也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提供补助金 [ 译者注：指英国政府资助反法联盟的津贴。 ] 了。这种补助金在欧洲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除了法国，欧洲各国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只有在伦敦和巴黎还有一些现金和存款。现在，英国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他们的商业被破坏了。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向他们开放了港口，英国因经济萧条而造成的崩溃被延缓了；但是既然他们还在实行邪恶的政策，那么崩溃的时间也只是推迟而已。不错，英国人还有雄厚的资源。但是，他们干一切事业都只依仗信心，因而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情也可能使他们气馁，使他们遭到危险，甚至破坏他们的整个体系。尽管在他们中间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和真诚爱国的臣民，但那也无济于事。”　　皇帝一再回到有关英国的话题。这个问题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对我说：　　“欧洲人都看不见他们的真正危险。他们对什么都不予关心，只关心由于海洋上的争斗而使他们感觉到的不便。人们也许会认为，欧洲的全部政治和一切利益还抵不上一桶糖的价格。真是可怜极了。然而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人们只会向法国提抗议。他们眼里只看到法国军队，其他一概看不见——似乎英国人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周围。其实英国人的威胁性大得很。海姑兰岛 [ Franc注：亦译作“赫尔戈兰岛”、“黑格兰岛”，位于德国近海湾的咽喉位置，1890年前由英国保护。 ] 、直布罗陀、塔里海角、马耳他岛，那儿不都有英国人的堡垒吗？这些堡垒对各国商业的威胁难道不是远远大于但泽对俄国商业的威胁吗？要是我还给欧洲人民一个统治者的话，他们便一定会统统倒进英国人的怀抱。第二天，他们就会拱手把科孚岛送给英国人。对了，还有马得拉群岛。正像他们已经把好望角送出去一样。从马耳他的礁石上，英国人已经控制了土耳其，接着就是黑海和俄国。在直布罗陀，他掌握了地中海的出口。要是他们得到了科孚岛，他们将有了进入希腊的立足点，而且他们将成为亚得里亚海湾的主人。　　“形势是一目了然的：奥地利人一点也不比俄国人更清楚威胁着他们的危险。对法国的嫉妒已经超出了常理。他们拒绝预见未来。但是，我却看到欧洲各国政府明天将会把英国要求的霸权地位送给它。当所有的贸易保护都掌握在伦敦政府的手上时，当人们吃不到自己的糖而不得不去买他们的糖时，当人们只能穿他们制造的长筒袜和布料时，彼得堡、维也纳、柏林才会了解到这个事实：英国人垄断了一切。即使到了那时，他们还会装聋作哑，因为他们害怕承认我曾经维护过他们全体的利益。这个事实对那些友好的人们是最清楚不过的，但是这些友好人士在哪儿呢？欧洲政治的盲目性真是可怜啊。”　　这种谈话趋势引导我们在另一次谈话中讨论了英国人为了他们的贸易已经获得的市场、正在寻求的市场和将要获得的市场。我们从西班牙殖民地谈到了半岛战争。皇帝对我说：　　“在开始远征俄罗斯以前就结束西班牙战争无疑会更好一些，尽管有很多问题还是值得商讨的。西班牙战争现在只不过是一场游击战争。到英国人被赶出半岛的那一天，战争早把一切都毁灭了。那儿只会留下一些造反者的尸体。人们休想在一、两个月里把那些东西清除干净。　　“既然新政权的反对者都是来自下层社会，那就只有时间和上层阶级的行动——在一个强大和谨慎的政府的帮助下，这个政府有宪兵和部分法国军队作后盾，才能平息那个风暴。当人们看到我们带去的是比他们那古老的习俗和统治国家的宗教法庭更明智的法律，更解放、更符合时代要求，连我们自己也在使用的法典时，他们的仇恨将会消失。现在，西班牙正在战斗，那是由于当地人以为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法国人。只要我们向他们说明：‘你们继续作为西班牙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那么一切就都会平静下来。要不是我们在俄国遭受的灾难，法国军队在某些省里只需要占领少数几个要塞的日子一定临近了。要是农民在他们的乡村周围不再看见法国军队，要是他们只是由他们自己的总督来统治，由西班牙警察来管理，那么信心就会建立起来，而那将导致一个广泛的和平与和解。”　　按照皇帝的看法，英国军队的出现是在西班牙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但是他宁愿让他们进入那个国家而不愿意他们时时刻刻威胁着布列塔尼、意大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事实上，那些沿海地区都是很容易被入侵的。像现在这样，皇帝知道怎样对付英国人。可要是他们没有被拖在西班牙，皇帝将被迫处处设防，随时准备对付他们。那样一来，他将要使用更多的部队，将会更加焦虑，因为英国人有可能给他造成比现在大得多的危害。　　“要是有三万英军在比利时登陆，”他对我说，“或者在加莱登陆，在三百个村庄征集补给，如果他们打算进占和烧毁科兰古庄园，他们给我造成的损失将远远大于迫使我们在西班牙保留一支军队。但那时您一定会叫得更凶了，我的好总管！您一定会比埋怨我想建立一个全球帝国更加起劲地喊叫起来。现在英国人正在听我的调动。英国内阁就是拿了我的钱，也不会比这做得更好了。您一定要记住，不要同别人说我向您谈的这些想法。因为要是他们掌握了这个情报，调遣军队进攻我的海岸线，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当我们的部队一集中去打击他们，他们就逃上船去威胁别的地方——那形势就不堪设想了。”　　“其实，”他接着说，“西班牙战役使我付出的代价并不比其他战役多，也不会比在其他地方为了对付英国人而被迫采取防卫措施所花的钱多。只要还没有与英国政府媾和，那么从西班牙当前的情况和对英战争的一般情况来看，我们在那儿实际上是为两场战争付出了代价。鉴于西班牙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以及当前那儿的形势，我们必须仅仅是把英国人置于严密的监视下，除非他们向内地进军，或者出现了对我们极其有利的作战机会。否则，我军不宜轻易发起进攻。因为，要是我们迫使他们在某处登船逃走，他们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再登陆。他们总是确信能够找到同情者的。　　“留在西班牙照看他们自己的那些元帅和将军们，他们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可是他们总是不能齐心。在军事行动中，他们从来没有相互配合过。他们互相嫌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要是某人的作战行动会给别人带来荣誉，他就会非常失望。因此，除了控制那个国家并试图稳定那儿的民众外，他们啥事也做不成。直到有一天我本人给那儿的事务注入一些活力，那儿的事务才会有起色。苏尔特是有能力的，但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每一个将军都想独自干，以便在他们自己的那个省当上总督。关于威灵顿，”皇帝接着说，“他是我的将军们遭遇到的一个比他们中的一些人要厉害的对手。更重要的是他们犯了幼稚的错误。马尔蒙在讨论战争时，显示了他确实具有判断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但在实战中，他甚至缺乏一般的指挥能力。我军在那场战争中暂时失利，使伦敦欣喜若狂。实际上，雅典挫折时大局几乎没有多大影响，而且也没有任何重要性。我什么时候高兴都能改变那儿的局势。”　　“当前的事件，”他说，“使威灵顿博得了名声；但是在战争中，人们一天就可以丢掉他们几年里建立起来的功业。至于说到战争已经把西班牙的殖民地变成了英国的商业市场，我承认那是不幸的，因为再过两年，那些市场将可能抵消对欧洲大陆的出口。”　　皇帝从这些殖民地的母国看到了那些分散的殖民地的重要发展 [ 编者注：墨西哥于1810年9月宣布独立，委内瑞拉、新格拉那达、智利和阿根廷在1810年成1811年全都或多或少地反抗了西班牙的统治。巴拉圭于1811年宣布自己的独立。 ] ，这种发展将改变世界政治，还将增加美国的力量，不用十年功夫就会威胁到英国的权力。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补偿。皇帝毫不怀疑墨西哥以及西班牙拥有的所有主要的殖民地是能够独立的。这些殖民地在某种形式的政府机构的管理下还将会组成一、两个国家。这些政府机构将迫使他们的国家按照他们的利益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军。”　　“那样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纪元。”皇帝说，“这个新纪元将引导所有其他的殖民地走上独立的道路。”　　对将要引起这个变化的形势的发展，皇帝认为那是本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因为它将改变商业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随之也必将导致各国政策的改变。皇帝说：　　“所有的殖民地都将效法美利坚合众国。人们对于等待从五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出的命令已经感到厌烦了。人们讨厌去服从在他们看来是外国的政府。殖民地的利益全都给外国政府得去了，而本地人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当殖民地意识到自己强大到可以进行抵抗的时候，就要摆脱那些建立了这些殖民地的人给设置的颈箍。国家就是人们所居住的地方。人们不要多久就会忘记他们或者他们的父亲原先出生在别的国土上。雄心能够实现私心所开始要求的东西。人们都想要自立于自己的土地上。这样一来，颈箍就被抛掉了。”　　我对皇帝说，西班牙的抵抗运动在一般群众中影响颇大。我说他对西班牙人树立的榜样不予重视是一个错误。我提醒他回想一下沙皇亚历山大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段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从俄国回来后曾向皇帝复述过：　　“你们打败了西班牙军队，但你们没有征服那个国家。那里将会出现另外的军队。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西班牙人的斗争正在给各国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正在教育各国的君主们，在正义的事业中，通过坚韧不拔的斗争，人们能够成就什么样的业绩。”　　皇帝用“北方预言家的格言”来打趣沙皇这段话。然而，他还是说道：　　“尽管他犯了许多错误，或者说，他让他的将军们犯了许多错误，可沙皇亚历山大还是所有的统治者中唯一能对他的地位及重大事件显示出良好判断力和作出正确估量的人。他的聪慧超过人们的想象。他的不幸在于他的谋臣很不得力。”　　话题转回到西班牙后，皇帝说道：　　“做一个事后诸葛亮是很容易的。像英雄一样被人吹捧也不难。可是真正的英雄行为，事实上出自于平凡的事业。当人们仇视法国，把荣誉归于西班牙人时，他们的‘英雄行为’只是出自于半野蛮人的野蛮条件，出自于我们的将军们的错误所助长了的迷信，出自于懒惰，而绝不是出自于英雄主义。西班牙农民宁愿过走私者或强盗的危险生活，也不愿做一个耕耘土地的劳动者。现在他们抓住这个动乱的机会开始过那种流浪的走私犯的日子。那种日子非常适合他们的口味，并把他们从极端贫困中解救出来，那同爱国主义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举例支持他的断言。他说五万西班牙军队在比他们少得多的军队面前屡吃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战利品，因而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皇帝说：　　“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目标不同。他们以另一种动机面对死亡。他们父辈的土地对他们来说关系重大。但是，可怜的西班牙人只要受到战利品的引诱就盲动。似乎一切都比他们自己村里的生活要好得多。尽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自卫也能取得某些战果，然而他们要达到的目标绝不是值得称道的。把他们的行为夸张地称作‘英雄行为’，这不是别的，而只是一种偏见。今天的西班牙人好像还是生活在古罗马时代。他们像野蛮人一样，痛恨外国人——或者说是任何他们所不熟悉的人。他们仇视一切打算把他们带出野蛮时代的行动。在分享欧洲文明方面，西班牙农民甚至连俄国人还不如。”　　皇帝继续说道：“这不假，西班牙波旁家族同取代了路易十六的法兰西帝国相邻，在我看来是一个不愉快的事情。为此，我与塔列朗商量过，就像我们经常讨论那些广泛的世界政治一样。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那件事与当前的事务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我看来，愚顽不化的西班牙国王实际上被‘和平亲王’戈多伊控制着，一定不会让他的国家做出让我焦虑的事情，那是很清楚的。因此，我从来没有打算利用西班牙来对付英国。国王的软弱，加上他的宠臣戈多伊的利益，是如此地适合我的政策，以至我没有任何必要作出别的安排。我想，国王的宠臣一定不希望同法国搞在一起，以免落得一个不好的名声。某一天，无疑是由于我的外交代表们的某个建议或者什么笨拙的行为伤害了西班牙人，他们自尊的嘟囔声才唤醒了国王，使他赞成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我以维护西班牙人的尊严。我认为，那是他出卖了他自己。傻瓜！当时，在一片反对他的吼声中，他对我们的善意消失了。他想通过唤起西班牙对法国的不满来拯救自己。就在他想拯救自己的同时，他却丢掉了整个国家。缪拉继他之后试图拯救国王的宠臣，结果也惹恼了西班牙人，因为马德里的造反者只仇恨和反对戈多伊。由于缪拉试图救他，西班牙人才把我们当成了敌人。这种愚笨的做法使全体西班牙人有理由相信，灾难将不声不响地降临到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是戈多伊的同党，或者他是我们的同党。”　　皇帝又讨论了戈多伊针对西班牙人民的那篇傲慢的宣言——1806年10月3日的宣言 [ 编者注：在这个宣言中，“和平亲王”戈多伊号召西班牙人武装起来，可是，却没有告诉人们，是什么敌人在威胁着他们。戈多伊的宣言直到耶拿战役后的10月15日才在马德里公诸于众。——见格朗德梅松《西班牙和拿破仑》。 ] 。皇帝说：　　“宠臣的行为甚至在耶拿战役以前就有点儿可疑。假如我的大使是个能干的人，并且把在西班牙发生的事随时通报我，那我就会更怀疑他了。我当时惊奇地发现，他是西班牙内阁中一个我不习惯的对手。我只是对他提高了警惕而已。西班牙政策的改变甚至使我希望解决好我们同普鲁士人之间出现的分歧，尽管我应该尽快接受普鲁士人由于判断失误而对我们作出的挑战。我看到有的西班牙人对我们怀有不满情绪，但我想那只不过是他们的虚荣心受到了伤害，以后，我可以对他们进行抚慰。而且我承认我还远远没有想到宠臣会向我们宣战。我当时还想，人们应该好好劝一劝他。”　　皇帝说，耶拿战役后，他收到宣战的声明，感到很惊奇。可那个宣言却没有使他片刻疑惑过。他继续说道：　　“这个新出现的敌人的动机瞒不过我，但他不知道我的态度。尽管我刚刚取得的成功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使我处于有利的地位，尽管我们的策略比戈多伊的要巧妙得多，有一阵子，我还是想亲自要求他向我作出解释，以便消除误会。可是，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要抓住这个时机对他进行一次突然的打击以报此仇；或者，至少要使西班牙王室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它在将来再也不能给我找麻烦了。”　　“这种做法打开了我的眼界。”皇帝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是在耶拿战役前，‘和平亲王’的这种做法有可能使我添几根白发。好在那是发生在我控制了局势之后。我曾认为西班牙人在欧洲政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而我的大使是一个容易受他们骗的人。可是，那种忧虑并没有持续多久。戈多伊在显示他的精力时要比他全部的弱点以及那公开的丑闻对西班牙来说更为致命。多年来，他是跟国王盖玉玺的。他不曾好好想一想，当一个处于像他那样地位的人举剑同一个国君决斗时，他将不是征服敌人就是死于对手。因为国王们能够宽恕他们互相间所造成的伤害，可他们不会也不应该对他们的臣民给予同样的赦免。戈多伊应该懂得，像他这样在国内没有基础的人，在失败后是不可能得到宽恕的。不管是于情理或是于政策都不能允许放过他。他想牺牲西班牙人以继续保持他的宠臣地位，而西班牙人牺牲他们自己以向他和他们误以为是他的支持者的那些人复仇。在革命时期，谣言和仇恨很能够打动人。一旦有人放了第一枪，就不再有解释的余地了。激情沸腾了，闹纠纷的双方开始了互相屠杀。”　　(皇帝这时回顾了有关密谋的故事：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导致了波旁家族离开半岛，并且使约瑟夫·波拿巴在西班牙登上王位。皇帝争论的是他过去从来没有希望于1808年在巴荣纳和好争吵的波旁家族——理查四世、玛丽·路易斯及他们的儿子费迪南——发生联系，因而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他们的权力。)　　“……在那个事件里，我有三条路可走。我选择了一条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又是为了西班牙安宁的路线。其他嘛，第二条路线必将使我成为罪犯的同谋；那最后一条势必让西班牙蒙受耻辱。这个国家当时正在试图摆脱那臭名昭著的旧王朝。此外，我别无选择。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不把那些王侯们送回西班牙。我的利益不让我这样做。要是费迪南回国，他不久将耗尽他的国家的热情；要是他的父母亲回去，一定会使他非常难堪，不用半年时间，他就会向我求援。但是C-和M- [ 编者注：原稿中只出现这两个大写字母。把他们读成香巴尼和马雷是保险的，前者当时是内政大臣，而后者是国务秘书。 ] 则认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绝不能放过这个大好时机。我们只有当机立断方能一举改变西班牙的局势。因为波旁家族在巴荣纳已把他们自己搞得声名狼藉——甚至在那些最忠实于他们的西班牙人的眼里也是如此。当时缪拉也跟我讲了一些童话。而正是那些东西造成了我的失误。我当时想减少那个国家的不幸。我弄错了。要是我按照自己的本能去做，就应该把他们送回去。今天，西班牙也就成为我的天下了。　　“我被欺骗了——或者应该说事件的进程使一切人类的预见都落了空。人们会想到缪拉除了做蠢事竟一事无成吗？人们会想到杜邦将军竟是一个胆小鬼吗？(1808年7月22日杜邦在拜兰投降了敌人。)西班牙人总有一天会后悔他们失去了我给他们的宪法。这个宪法将给那个国家带来新的生活。是杜邦的贪婪，是他那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想有的欲望使他终于失去了他用非法手段得来的全部财富。他的行为引起了西班牙人的反抗。　　“在拜兰投降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为了挽救他那些装战利品的车辆，杜邦让他的士兵和他的同胞蒙受了投降的耻辱。那次投降败坏了法军在西班牙人民中的威信，证实了法军抢劫教堂、亵渎圣物的行为，而那些行为又是得到了他们的将军的默许的，因为那样做才能掩盖他们自己的掠夺罪行。当杜邦规定士兵们的行李都必须一一经过检查，而他自己的车辆却通行无阻时，他就把自己的耻辱永远写进了历史。这就是我们历史中的“科戴因岔口” [ 译者注：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南部狭小的通道，位于从卡普亚到贝尼文特的大道上。公元前321年意大利中部的古老民族在此大败罗马军团。 ] 。被截获的赃物成了起义的信号。那些带头造反的魁首把我们当成了杜邦之流。于是，他们煽动迷信的人们起来向我们复仇。”　　当话题回到西班牙的一般事务时，皇帝说那些聪明的人，那些对他有所了解的人绝不会相信他会阴谋剥夺那个国家的主权。　　“我不会用凡夫俗子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事务。”皇帝接着说，“我非常了解我们的力量，因此绝不会屈尊去搞那一套阴谋。那样做，跟我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我更坦率地说吧，有人说我计划我的政策就像洪水计划它的河道一样。或许这是一个更合理的责难。您在彼得堡的时候，一定从俄国驻马德里的使节，即去过巴荣纳的车尔尼舍夫那儿听到过造反的具体情况吧。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承认约瑟夫国王的沙皇亚历山大也清醒地认识到我同那些阴谋是毫不相干的。”　　皇帝谈到塔列朗先生：　　“他自吹他不赞成对西班牙用兵。他说他之所以反对入侵那个国家是因为他预计到了西班牙战争中的对手。的确，事情发生后，他没有催促我动手。我自己也远远没有料到后来发生的事件及其结果。但是没有谁比塔列朗更清楚地认识到同西班牙、葡萄牙合作，甚至派军队部分地占领那两个国家是迫使英国政府媾和的唯一手段。他的这种观点非常鲜明。因而，当迪罗克同伊斯基耶多在枫丹白露宫谈判和签署条约时，条约的内容正是塔列朗所要达到的目标。尽管塔列朗当时没有担任职务，但他是谈判的灵魂。这种迫使英国求和的方法——实现和平及保证撤出那些国家，对他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当里斯本朝廷离开葡萄牙逃往巴西，因而迫使我们改变全盘计划时，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来对当时的形势施加影响。是他把伊斯基耶多送到了马德里。当国王的代理人到达马德里的时候，要不是他对那次成功的旅行很有兴趣，我一定会认为他对西班牙国王的处境深感忧虑。　　“塔列朗后来意识到他曾想依赖那些条约的运气和影响是错误的。我在没有他的情况下做好了一切。他知道自己也干了蠢事。作为一个聪明人，他别无所求，只是想在公众面前证明，作为参与者，他的主张都是正确的，他曾经是一个热心的西班牙战争的反对者。　　“他忘记了他过去也曾设想过废黜西班牙的波旁王室，就像我们曾经在伊特鲁利亚做过的那样。为此，我并没有责备他。他有着很强的判断力。他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个。塔列朗在政务方面见识广博。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因此，当波旁王朝不能够再回到巴黎和那不勒斯的时候，他也不能允许波旁家族返回马德里。只是他认为时间也许能带来那种变化而不必诉诸武力。法兰西的利益，甚至西班牙的利益(如果能正确理解的话)都引导形势向那个方向转化。在那个问题上，一切都是会变的，变化之大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如同在更广泛的政治问题上一样。事实就是如此。　　“塔列朗看到并且向我指出一切有头脑的人都在思考，而且政策也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在当时那样困难的形势下，在那样一场欧洲战争当中，难道法国人能冒险让一个敌对的王朝处于自己的侧后吗？塔列朗作为那些为我的帝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对西班牙王室的存在非常关心。他很聪明，很有远见，因而凡是有助于维护法国安宁的事，他不会不提出建议。他之所以站在反对那场战争的人们一边，那是因为他没有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当上掌有全权的大臣。他忘记了法国士兵正在西班牙流血。像一个坏公民一样，当他看见我们遇到困难时，他就开始大声地四处游说、诋毁政府的决策。你和他相处就像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你需要永远获得成功。我知道他是怎样变的——而我也让他感到我有了这种想法——他的转变始于杜邦的失败。他像个胆小鬼，当他认为我倒霉时就向我扔石头。　　“塔列朗负责的外交部执行过我们反对波旁王室的政策。有许多政策，甚至是在他的提议下制订出来的。就是他不断向我游说：彻底消除波旁王室的政治影响是如何如何必要。就是他说服我把当甘公爵逮捕起来。我原先对当甘公爵并没有什么想法。还是警察局长谢尔和英国的德雷克的阴谋(在慕尼黑)使我们的警察把注意力放到了公爵的身上。当时，我根本不把呆在莱茵河那边的当甘公爵放在眼里。因此，对于他，我压根就没有什么既定的目的。那时不是蒙塞，就是谢尔告诉我说，公爵经常到斯特拉斯堡来。事先我并不知道这一点。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都不相信他是由于巴登朝廷的缘故而被捕。可塔列朗坚持要那么干。缪拉和富歇也不例外 [ 编者注：1802年3月9日在一次政务会上，出席的有三位执政官，还有首席大法官、塔列朗和富歇。“对立两派的各自的代表是塔列朗先生和康巴塞雷斯先生。塔列朗先生主张对亲王持最严峻的态度。”——见帕斯基埃的《回忆录》。 ] 。　　“当受到革命者的欺骗和怂恿，被富歇和罗德雷弄得惊慌失措的缪拉一听到当甘公爵回到巴黎，却没有听说他被处以死刑时，他觉得他自己和我都危在旦夕了。要是相信了他的话，人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的政府受到了威胁，连巴黎的司令官也自身难保。缪拉在战场上不愧为一员骁将，可是他没有头脑。他只喜欢那些阴谋家，而且总是被他们欺骗。所有那些参加过革命的人——将军们和有着共和思想的人，对我执掌大权是不安的。而那些还在玩弄愚蠢诡计的保王党人也散布了一些荒谬绝伦的谣言，说是我将出家去当修道士，我的宝座不稳云云。要是您听了缪拉、富歇和其他一些人的话，就一定会认为公众的舆论正在摆脱我的控制，在那动荡的局势里，没有哪个集团会支持我。那些脆弱的保王党团体把我只当成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们甚至认为在法国没有哪个集团能够获胜，全国都必将起来反对我。革命者害怕我，但他们更怕波旁王朝。他们吓唬缪拉，让他做出荒唐可笑的事来。　　“我当时在他们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我保护他们，那是因为一视同仁地保护每一个人乃是政府的责任。我比其他人站得更高一些，并且无意超乎寻常地去从那些党派中获得支持。但我觉得法兰西需要我们这样一个政府。它代表了法国人民作出牺牲所换来的成果和赢得的光荣。——这个政府要彻底地让全体国民对自己的利益建立起信心和安全感。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能担负重任的人。我将通过我的个性去掌握这些伟大的命运。我没有那么蠢，会去为别人火中取栗。当时我认为我是唯一能够不辜负法国人民的人。我读过历史。当时我并不急于让法国去怜悯那些妄想卷土重来的王党逃亡者。我将要提拔和鼓动那些对旧王朝没有感恩思想的人，直到我把大权掌握到手的那一天。　　“根据这种思想，我为重建君主政权而作好一切准备。这是唯一适合法国国情的政治形式，也是唯一能够使欧洲各君主国平静下来的政治形式。人们需要我。经验告诉我，我那时的方针没有错。说到当甘公爵，当我派出奥德内尔去逮捕他时，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重要人物。我还以为他们一定也能抓住迪穆里埃。他对我来说有着更重要的利害关系，因为他向一个主要的阴谋集团提供了支持。后来我执行了我自己的权力，因为那位波旁王室的亲王(当甘公爵)正在策划阴谋反对我。另外还有乔治·卡杜达尔和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阴谋都是互有联系的。　　“他们在我的边境以外十五英里的地方抓到了当甘。同时，那些由他的家族雇佣，被他和在斯图加特的英国大臣遥控的刺客也在法国被当场抓获。当时那些刺客手中还握着匕首。对这些情况，您应当是知道的。科兰古，当时为了我们越界的行动，您不是奉命去调解我们和巴登大公国之间的龃龉吗？”　　我说：“是的。”我还说，某些仁慈的人们甚至把当甘公爵的被捕也归罪于我。　　“那是胡诌。”皇帝回答道，“那一次，宪兵队长甚至告发过您，说您秘密给亲王报过信，说奥德内尔将军打算抓他，他才开枪拒捕，打伤了奥德内尔，几乎要了他的命。我对那些鬼话一句也不信。”　　皇帝说，当他下令把亲王押解到巴黎时，他还没有确定如何处置亲王。然而受到那些革命者催促的缪拉给皇帝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要是他不杀一儆百，那么一切都会丧失掉。皇帝当时并没有下达明确的指示，只是下令军事法庭审判当甘公爵。他回忆说，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合法的预防措施。公爵那时要求见他，甚至写信请求被接见，可是皇帝只是在判决被执行以后才知道这一情况。　　皇帝继续说道：　　“那全是缪拉的草率，因此警察没有时间去审问当甘，因而我们也就无从得知一些有关密谋方面的重要情报。贝尔蒂埃和康巴塞雷斯坚决反对逮捕当甘公爵，尤其不同意把他押解到巴黎。他们认为，倘若当甘到了巴黎，形势将使我处于尴尬的境地而难以处置他。因为面对国民，我的意向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共同看法是，我应该显示出严厉的态度。可同时，他们又太富于同情心了。比他们更有政治头脑的塔列朗是非常赞成逮捕当甘公爵的。亲王的死在人民中并没有引起重视。我们看到的是那些妄图刺杀法国第一执政的阴谋分子因此落得了同样的下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　　“对于这整个事件，尽管在巴黎流传着一些流言飞语，然而假如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还会那样去做的。　　 [ 编者注：人们知道，在拿破仑的遗嘱(1821年4月15日)里，他也保留着这样的陈述：“我下令把当甘公爵逮捕了，并给他判了刑，因为这是为了法兰西人民的安全，为了他们的荣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将再做一遍。”——蒙托隆在引用了这一段话后，又写道：“这一段话是在他听了一篇英国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对维琴察公爵和罗维戈公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后写在该文两行字之间的空白处的。”——见蒙托隆的《囚禁生涯》。 ]　　“如果缪拉让我知道了当甘公爵的要求，我很可能还是会对他表示怜悯的。要是我收到他的信，当甘公爵肯定死不了，尽管法律对他的判决是具有强制性的。没有谁让他在我们的边境上策划阴谋，并让他雇佣了六十个暴徒来暗杀我。推翻波旁王朝的不是我。他们真正要责怪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我掌握政权后，没有把他们赶走，没有虐待他们的朋友。恰恰相反，我发给他们退休金，给他们的佣人支付工资。他们对我的好意的报答竟是雇佣刺客行刺我。常言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我还是常常否决人们向我提出的这类建议。在一百万人中，我能比那些阴谋家更准确地认出谁是刺客。但那样做有失我的身份。要是我知道有危及他们生命的阴谋的话，我一定会事先警告他们。我对波利尼亚克和里维埃都是宽大的，因为他们天生就是阴谋分子。此外处死几个纯粹的刺客就足以使公众的复仇情绪得以满足。　　“波旁家族被驱逐不能怨我，甚至也不能怨那些革命的领袖们。科布伦兹要对国王的死负责。在这一点上，档案馆有文件为证，勿庸置疑。这些文件还揭露了那些人和逃往国外的首要分子勾结的阴谋。毫无疑问，判处国王死刑是极大的犯罪。那个不幸的事件同我毫无关系。为此，波旁家族没有理由谋杀我。如果我不登上皇位，别人也会登上的，因为国民无论如何不会再需要他们了。”　　皇帝又谈到了塔列朗。　　“他是您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是一个天生的阴谋家，而且极不道德，可是他非常机智，肯定是我所有大臣中最能干的一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他的关系都很冷淡。现在我不再生他的气了。要是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当大臣。这次战役开始前我曾想送他到华沙去。他在那儿一定会对我大有用处的。但是他在财政上搞的诡计和巴萨诺夫人的闺房阴谋使得我的想法落了空。公爵夫人看到他的丈夫进入政界有可能使他由国务秘书调到外交部——他们夫妇俩不顾一切地争取的那个位置——她便千方百计地把塔列朗先生挤掉。公爵夫人开始同她的一位朋友进行密谋。他们竟然成功地让我把怨恨转移到了塔列朗先生身上。当时我差点要把他逮捕起来。后来我从警察那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可是太晚了。”　　皇帝说：　　“就是这一密谋导致了普拉特神父的任命。萨瓦里和迪罗克替他说了许多好话。马雷也是一样。他认为神父是一个奇才，因为他能说会道，能为报纸写文章。结果，对他的任命使我的战役归于失败。……要是塔列朗在华沙，他通过提兹基维茨夫人的沙龙，一定比性情烦躁、喜欢空谈以及一直与波兰有交往的马雷和普拉特神父做得更多。就是由于他们，使我在俄罗斯战役中没能得到一点儿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这个战役实质上是为了波兰。”　　在另一次谈话中，皇帝向我重复了他对塔列朗先生的看法。他说，塔列朗长期以来渴望成为伟人，结果却使他丢了自己的大臣职务。他想获取高位，成为一位亲王，首先他想当帝国大宰相。可是皇帝从来没有过那种打算。一来是因为外交部不能同时有两位大臣，二来是因为那样做完全不合巴萨诺公爵的口味。马雷已习惯于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而且工作做得不错。　　“他了解我。这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殊荣。”皇帝说，“塔列朗总是追悔自己不该丢掉大臣职务，因为对他来说那是赚钱的部门。他和他身边那些人是少不了钱的。只要他同意和他的夫人分道扬镳，我愿意让他回到外交部去。外交使团跟像他夫人那样的人打交道是不合适的。我不希望我的事务被她拿去拍卖。”　　“我知道塔列朗先生绝不会不信任他妻子，或者说动摇了对她的信念。因此我说，如果要他离开夫人再进入政界，他一定会被弄得声名狼藉。故此，这个条件使他重返外交部成为不可能——那是很不幸的，因为选择他担任外交大臣将使得整个内阁都显得温和，而且在人们的眼里那是一个走向和平的步骤。当此时机，这样安排将会使欧洲和法国的公众舆论满意，因而是完全必要的。”　　我说，我不理解，既然塔列朗夫人在她丈夫家里尽主人之谊，并且被朝廷几次录用过，那么排斥她有何意义呢？　　对此，皇帝的答复是，塔列朗将不得不改变他过去的某些交往；此外，他还将不得不摆脱他的某人和他的某人(？)。皇帝告诉我说，我完全不知道在她那幢房子里搞些什么活动。当塔列朗还是外交大臣时，那个沙龙就是一个拍卖场所。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只是一些掮客。而皇帝不想让那种丑闻再重演了。更有甚者，塔列朗曾经断言，皇帝不能没有他。因此，他会被任命为帝国大宰相。他将领导一切。皇帝说，要是那样安排的话，那外交大臣就只不过是一般事务的管理人员。——而塔列朗或许忘记了皇帝不愿意在一个他统治的国家里存在两个权威。……　　我向皇帝指出，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在我看来，公众对他的敬意并没有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而增长；相反，随着他的权势的扩大，威信倒是下降了。我对巴萨诺先生的高贵品质给予了赞扬。这似乎使皇帝感到高兴。可是，我又指出，公众对他的大臣们责怪最多的是他们支持了俄罗斯战役，没有反对陛下的狂热的战争欲望，而不是关于土耳其的和平与俄、瑞结盟。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只是在单枪匹马地进行统治，而他的大臣们既无本领又无习惯去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去处置成百万人的事务，或者通过代理人去做好那些事情。巴萨诺先生靠着他个人的信心，在他管辖的部门有足够的办法去处理各种事务。由于我对皇帝的论断表示了怀疑，他暴躁地回答我说：　　“凡是我告诉您的，您就应该相信。”　　我们到了一个驿站，谈话因而中断了。晚饭已经预定好。皇帝似乎对我很不高兴。他累了。他想刮胡子，可是鲁斯坦没有赶到。这更增加了他不愉快的心情。像往常一样，他躺倒在一个长沙发上。那种沙发在波兰是很常见的。皇帝在沙发上休息了一个小时。晚饭使他往日的好心情又得到了恢复。那一晚，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这是因为看在我的名份上？还是那位任期将满的站长不够谨慎？我也弄不清楚。事实是我们被安置在一所很漂亮的房子里，美美地吃了一顿佳肴，而驿站长要是知道了我们中有一位是皇帝，他一定会更加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的。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若在驿站可以买到咖啡，皇帝就喝下一杯牛奶咖啡。有时候，皇帝还在雪橇上睡觉。晚上，五到九点钟之间，那位信使通常会在某个约定的驿站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饭。那样，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有时，要是饭菜准备晚了，我们就休息一个半小时，遇到这种情况，翁索维茨先生和信使就有时间吃晚饭了。有时候，皇帝也要梳妆打扮一番，洗洗脸，然后在一个长沙发上躺一会儿——自从我们离开了马车，他就不能再在路途上睡觉了。我经常利用他躺一会儿的工夫匆忙地把我们的谈话或者至少是那些在我看来有趣味的事情记下来。　　12月10日天亮前两个小时，我们到达了普乌土斯克。我免除了我们那位可敬的驿站长的劳务。皇帝适当地给了他奖赏。改换马匹时，怕冷的皇帝走进当地驿站长的房子里。当时那位站长不在家。他的年轻的妻子赶紧生火，准备咖啡。因为我们在夜里吃尽了寒冷的苦头，应我们的要求，她还煮了汤。一位穿着单薄的波兰姑娘拨弄着火，并尽力把火吹旺。可是那堆冒烟的湿柴把她熏得眼泪直流。皇帝问这个可怜的姑娘挣多少钱。可她挣的钱是那么少，皇帝评论说其总数还不够买一件他穿的那种毛衣。皇帝吩咐我给了她几枚法国金币，并告诉她说那是送给她当嫁妆的。可怜的姑娘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也许直到我们离开以后，她才真实地感受到她的小小的运气和快乐。　　皇帝评论说，在那些下层阶级中，只要拿出很少一点钱，就有可能使许多人幸福。　　“科兰古，”他说道，“我渴望实现全面和平。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实现了和平，我们就可以得到休息，可以去做一些好事。每年我都要用四个月的时间到国内外去旅行。我将骑马经过那些距离不远的驿站。我将看到我们美丽的法兰西的村舍小屋。我想去访问那些交通不便的县。我要筑路、修渠，帮助发展商业和鼓励发展工业。在法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有一些县，一切工作都得从头做起。我已经在许多工作上进行了改革。通过内政部，我收集了非常珍贵的情报资料。在未来的十年里，像今天遭到人们仇视一样，我将受到人们诚心诚意的爱戴。在一些海港，奸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对别人的损失全然不顾，达到了侵犯他人权利的地步。不管怎样，我已经在法国建立了工业。再有几年的顽强工作和露营生活，马赛和波尔多将赚到大量的钱。那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汤和咖啡过了很久还没送来。由于天冷，皇帝的手脚都麻木了，现在被火慢慢烤热。他很快就睡着了。我抓紧这个机会记笔记。皇帝醒来后，吞下那做得很拙劣的饭菜。我们又爬进了雪橇。　　尽管雪深没膝，皇帝还是视察了西尔罗克和普拉哥的防务。我们尽量把身上的雪刷干净以后才钻进我们的“罐笼”——我们的雪橇恰像一只古老的箱子。天气格外寒冷，到处都是很深的积雪。我们很高兴能找到这样一种方便的交通工具，因此直到进入华沙大门以前，皇帝的虚荣心都没有表现出来。在到达维斯杜拉河大桥时，我忍不住要对这位王上之王的简陋的车厢作一点描述。这是一只年代已久的车厢，过去曾经被漆成红色，装在一个小雪橇上。它有四个窗子——玻璃嵌在虫蛀过的框格里，但窗子总是关不紧，榫头的四分之三已经腐朽、损坏，因此四面八方都有裂缝，风雪就从这些缝隙中吹进车里。我不得不把我们“住所”里的雪不断往外扫，以免我们座位上的积雪融化而把衣服浸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