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庚）作者：阿芒·科兰古

十四、从华沙到德累斯顿　　尽管遇到这样一些令人烦恼的事情，皇帝还是始终保持着非常愉快的心情。看来，他很高兴自己来到了华沙。他十分好奇地四处张望，看他是否会被人认出来。我想，要是有人猜到了他的身份，他也不会感到不快的。我们步行进城，直到走过了一个主要广场才上了那辆可怜的雪橇。天寒地冻，北风刺骨，人们一般都呆在家里，很少有人上街。皇帝那镶金边的绿天鹅绒斗篷也只是引起了几个过路穷人的注意。但他们急于回到家里的火炉边，而不想去弄明白这些旅行者的姓名和身份。不过，皇帝的服装还是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他们回过头来瞧我们，脚步却没有停下来。要认出皇帝是不容易的，因为皮毛帽子把他的半个脸都给遮住了。　　十一点钟，我们在萨克森旅馆 [ 编者注：科兰古在这儿弄错了。尚布雷、布尔格思，波托茨卡伯爵来人和普拉特都一致说皇帝是住在安格莱特旅馆，而不是住在萨克森旅馆。尽管普拉特神父的敌意和欺诈常常使得他的叙述令人难以相信，可是，当他对皇帝的住所进行描述时，他却无需编造：“他住在一间屋顶很低的冰冷刺骨的房间里。百叶窗半关闭着，以免让人认出他来。一位可怜的波兰女侍跪在地上使劲吹着火，可是那些湿柴总是燃不起来。送进烟囱里去的湿气比给房间带来的热量还要多。”——见普拉特的《1812年华沙大公国使团纪实》。 ] 下榻。阿穆德鲁也是不久前才到达那儿。一住下，我立刻以维琴察公爵的名义向邮政部长预订到格罗高去的马匹。我总是以一个高贵旅行者的身份行事。而皇帝用的是雷尼瓦尔这个名字，职务是我的秘书。　　我把皇帝安置在院子尽头一楼的一个房间里，让人给他生了一堆火后，就径直前往法国大使的住宅。那儿离旅馆不远，就是萨克森宫。我刚一走进房子就遇见了卢米尼先生。他原来在彼得堡同我共过事，现在是公使馆的秘书。我很高兴能在这儿再见到他。他向大使报告了我的到来。大使见到我真是吃惊不小，尤其是对我的穿戴 [ 编者注：普拉特先生在他的《大使馆纪实》里对12月10日的这次会见作了一番漫画式的描述.“我房间的门蓦地被推开了。一个高个头的人高视阔步地走了进来。我们大使馆的一位秘书跟在他后面。‘我们走吧，来，跟我走！’这个幽灵说道。他的头上裹着有细毛的围巾。他的脸深深地埋在大皮毛帽子里，叫你看不见。他的步伐受到了里子衬了毛皮的长筒马靴的阻碍，真是鬼一般的模样。” ] 表示惊奇。当我告诉他，皇帝此刻就在萨克森旅馆，并要在那儿召见他，他更是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皇帝！”他一再惊奇地重复道。　　当他多少回到现实中来时，就问：　　“他怎么能上这儿来，阁下？皇帝他好吗？”　　这就是普拉特先生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皇帝是回巴黎路过这儿。我们在斯莫尔冈离开军队。此刻军队一定已经进入维尔纳的阵地了。”　　“皇帝住在这儿一定比住在旅馆更舒适一些。”　　“他希望不要张扬出去，而且我们立刻就要出发。”　　“你们不吃点什么吗？阁下，比方说喝碗汤。”　　“我和皇帝已经在旅馆吃过午饭，但你们还是送一瓶勃艮第去吧。陛下喜欢那种酒。一路上，他都没能买到。即使只有一杯，他也是会高兴的。”　　“皇帝的身体好吗？军队的情况怎么样？”　　“军队的情况很糟，被痛苦、饥饿和寒冷拖垮了。只有禁卫军看上去还像一支部队的样子。”　　“可是巴萨诺先生在信中只谈到了胜利，……”　　“事实上，我们在各处都打败了俄国人。就是在渡过别列津纳河的时候，我们也还捉了一千六百名俘虏。那是我亲自数的。”　　“巴萨诺先生说是六千。”　　“事实是我们打败了俄国人，他们本来是应该打垮我们的。”　　“为什么会得出我们抓了六千俘虏这个数字呢？——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他至少也应该了解事实真相。为什么向一个大使通报情况竟像是写给《箴言报》的编辑的信呢？”　　“俘虏的数字是小事，因为我们就是抓了也无法留着他们。”　　“那是什么原因呢？”　　“当我们自己的士兵饿死在路边的时候，我们拿什么养活俘虏呢？”　　“我们是不是遭受到惨重的损失？”　　“太惨重了。”我叹了一口气，“这些灾难性的后果是对那些推动这场战争的人们的报应。多么愚蠢啊！”　　“不是每个人都推动了这场战争，并不是每个人都向皇帝隐瞒了事实真相。但那又怎么样呢？阁下，您可以证明您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谁不知道您当初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防止这场战争呢？至于我嘛，我在向皇帝报告形势和波兰的状况时是不怕惹他生气的。我不断地给巴萨诺公爵写信，可他的复信全是胜利的消息。那些消息在这儿是骗不了人的。这个国家完了。它已经垮掉了。”　　大使去换衣服。我们的谈话就此中断。我回到了皇帝那儿。皇帝对普拉特先生十分不满，因而也就更急于想见到他，急于想发泄自己的愤怒。自从离开西尔罗克后，接见大使的时间越是临近，皇帝就变得越是激动。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他曾经说过的那些话。为此，他拒绝到他的大使公寓里去。我曾建议说，在那儿接见他希望见到的那些波兰政府官员，肯定要更加舒适和方便一些。　　“我不愿意和一个我打算要免除职务的人呆在一起。”他说道，“我有许多理由要责备他。”　　我将要省去皇帝在那些谈话中说过的话，因为在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是常常重复那些话的。他责备普拉特先生平庸、愚笨，对我们的追随者的热情作了错误的指导等等。　　“他的懒惰毁了我的一切计划。”皇帝说道，“他无非是一个饶舌的人。我经常想，要是塔列朗在这儿就好了。”　　皇帝话音刚落，大使就来到了。皇帝冷冷地迎接了他。普拉特先生急忙走上前来，向陛下问好。他话里充满了真诚的关切，但看来这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皇帝宁愿听到另一个人批评、责怪和表示不满，却不能忍受一个他怨恨的人的这种诚挚的关心。普拉特先生察觉到了这种气氛，顿时也变得冷淡和沉默了。这样的开端清楚地告诉我，帮大使一把的方法就是离开他，不要充当旁观者，好让大使有机会同皇帝个别谈一谈。我转身离开房间，可是皇帝吩咐我留下来。他是想让普拉特先生感到难堪。我当即解释说，为了继续旅行，还有一些命令需要下达，而且我还得给他再多买一件斗篷。这样，皇帝才让我离开了他们。临走时，他又吩咐我派人去请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伯爵和财政大臣来。他叫我为启程做好一切准备，并且要快去快回。　　我在街上给皇帝买了一件斗篷。夜里，他曾饱受严寒的折磨。我不得不把自己的斗篷的一半盖在他身上。为此，我几乎被冻僵了。　　我赶紧准备好了晚饭，然后回到了与皇帝相邻的房间，并派出一位信使去维尔纳。一名骑兵传令兵先于我们出发，赶往波兹南。由于我们这两个房间之间的门没能关得很严，皇帝在以前同我谈话时责备大使的话现在又传到了我的耳朵里。他下结论说，普拉特先生的语言、行动，他的一切都不像是法国人。皇帝责备他曾为一个战役拟定计划，说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怎能干一个军人的事呢。他应该只搞政治，只去念弥撒。他荣幸地代表法国被派到华沙，却没能在经济上做出一点成绩，甚至没有为他自己制定一个财政计划。——哪怕单是这个计划也能使皇帝认为大使履行了他应该履行的责任。事实上，他除了出差错，一无所成。　　普拉特先生试图为自己辩护。他坚决声明他的忠心、他的热情。他后悔他犯下的任何错误。他期望能做得更好一些。他为波兰辩护，解释波兰为何没能实现皇帝所提出的那些要求。他列举了波兰已经作出的牺牲。他说，波兰派往前线的兵员就高达八万名。他宣称，在波兰，人人都破产了，整个国家也找不到一枚五先令的银币。他说要是过去的一切都做好了的话，波兰将会给前线以财政援助。　　普拉特先生越是为自己辩护，皇帝就越是生气。他责备说失败就是由于他忽视征兵所造成的，并说从大使自己的话里也能清楚地知道他是在企求名望。像他那样的一个聪明人应该明白，必须让波兰人懂得只有把一场长期的斗争压缩成一个速战速决的战斗才是对他们有利的。　　皇帝把我唤进去。看来，他对大使厌烦得要死。他的手势，他耸肩膀的姿势，都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情绪。我也为大使的处境感到难堪。普拉特先生处于极度痛苦的屈辱之中。我觉得我向他们两人表示善意的方式就是暂时出去一下。但我又很快地回来了，通知陛下说晚餐已经准备好。可是皇帝又开始了他的怒斥。他一会儿感情激动，一会儿又表示轻蔑。忽然他看到壁炉上有一张卡片，话还没讲完，便把卡片拿了过去，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交给我。　　 [ 编者注：根据后来披露的材料，那张纸条是给马雷的一个命令，叫他立刻派人替换普拉特先生。后者当时目睹了这个场面。后来，得到大使信任的维特罗尔这样写道：“当主教正在发表他那不合时宜的意见时，波拿巴拿起一支铅笔，好像是在写什么紧急指示。他写道：‘给我把这个卑贱粗鲁的家伙换下来。’然后把纸条交给科兰古先生。御厩大臣离开了房间，好像是去执行命令。不久，他送走了主教。我不知道这样做用的是什么借口。”——见维特罗尔的《回忆录》。 ]　　这当儿，普拉特先生试图说几句话为自己申辩。他痛苦地对法国当局抱怨了几句，还埋怨了一些将军。在我看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他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使对军方的这种批评更激怒了皇帝。他不能同意神父对施瓦岑贝格亲王指挥的战役进行批评。说到波兰大公国部队的战术，皇帝厉声告诉普拉特说，他不能允许一个神父在军事问题上说三道四。其实，在那一点上，陛下并没有比大使显示出更高明的地方。　　皇帝谈到了大公国的防务。大使坚持说这个国家失去了保护，正处在危险中。陛下认为要是征募了新兵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皇帝争论说波兰军队应该驻守在维尔纳，施瓦岑贝格应该执行他的命令。他指望依靠新征集的兵员和用总动员的方式来守住和保卫大公国。他甚至希望利用一支波兰哥萨克部队来掩护他的军营。其实，由于缺少经费，那支部队甚至从来没有能在兵站集结过。可皇帝还是不知疲倦地谈论着。　　这时，谈话气氛开始有所缓和，大使不再是一个讨厌的人物了。爱好纸上谈兵的普拉特先生用一种独断的口气拒绝了皇帝那种主人般的只许俯首听命、不许反驳的主张。在我看来，普拉特先生的有些话是有道理的。当时，大使在这次私人交谈中甚至似乎有些过于放肆。他幻想我们没有组织完善、装备精良的部队也能获得安全。他声称要是没有钱，波兰的一个人、一匹马都别想获得等等。　　“那么波兰人想要什么？”皇帝厉声问道，“就是为了他们，我们才去打仗的。就是为了他们，我才慷慨给予钱财。要是他们不打算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干一场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唤起公众的热情去恢复他们的独立了。”　　“他们想当普鲁士人。”大使回答道。　　“为什么不当俄国人呢？”皇帝愤怒地说。　　陛下转身背对着普拉特先生，要他半小时后和被召见的波兰大臣们一起来。　　普拉特先生走后，皇帝又一次长时间地、激动地抱怨神父，说他害怕俄国人，说他在整个战役期间，都在恐吓而不是安慰波兰人，说他破坏了自己对波兰的全盘计划。　　“执行我给您的命令吧。”他厉声地对我说道。他指的是当着普拉特先生的面写好并交给我的那张卡片。卡片上这样写着：“告知马雷，由于害怕俄国人，主教已经惊慌失措。我要免去他的职务，让别人负责这儿的工作。”　　我当时把卡片揣进口袋，在皇帝身旁走来走去，既没有回答他，也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我注意到皇帝已经不吭声了，便提醒他晚饭已经准备好多时，都要凉了。但他对此不大在意，再次指示我去执行命令。过了一会儿，我向他指出这种人事更动会给波兰的议会造成极坏的影响。　　“正如陛下所想的，”我说，“如果普拉特先生支持过议会的成员，在此困难时刻，他们将更加离不开他。没有什么比让他离开这儿更有害于他们了。他会将功补过的，而且发展的形势也会激起他的热情。他将会比一个新来者做得更好。假使你免了他的职，他将会说他是为了保护大公国的利益才受到这种处分。那样势必造成很坏的影响。”　　当时皇帝列举了巴萨诺公爵给普拉特先生的有关征募新兵的另外一些命令。他谈到了大使和大公国对贷款的处置，最后，他说道：　　“您到波兹南后再给马雷写信吧。现在咱们吃饭，好让我有时间接见大臣们，然后就启程。”　　为了防止皇帝回到他原来作出的决定，我就当着他的面把卡片丢进火里。他想着心事，急于见到大臣们，然后上路。虽然我们在普乌土斯克侥幸买到的咖啡不足以垫肚子，可是皇帝在餐桌旁并没有呆多久。　　“我心里头有事，”皇帝说道，“而且我也气饱了。那个神父太气人了。他是个多么不知羞耻的人啊！他埋怨每一个人，批评一切。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让他有资格埋怨别人呢？我的战役就是输在他的手上。　　皇帝接见了华沙驻军司令中将泰里斯伯爵。伯爵赞扬了大使在危机时刻的作为。对此，皇帝没有表示意见。　　皇帝亲切接见了普拉特先生陪同来的大公国的大臣。这些绅士们谈到了陛下经历的危险，说他们很高兴看见他身体这么健康，光是他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是好日子将会来临等等。皇帝不屑于谈起他所冒的风险。他安详地谈笑着那些懒惰的君主。他说，他自己却是越吃苦越发胖。他告诉他们说军队从数量上说仍然很强大，有十五万多人。皇帝说，俄国人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即使在我军渡过别列津纳河时也不例外。那些俄国人已不再是艾劳战役和弗里德兰战役时的俄国人了。不用三个月的时间，他将有一支如同战役开始时那样强大的军队。他的军械库早已装满了武器。他拥有装备部队和建立一支精锐军队的一切条件。在他的杜伊勒里宫的书房里，他可以让维也纳政府和柏林政府服从自己的意志。“我在杜伊勒里宫的皇位上，比在我的大军里对欧洲更有影响。”他还说，法军在马伦哥战役和埃斯林战役曾经险些就被打败了。可是再坚持两个小时，奥地利人就只好低头认输，俯首称臣了。　　 [ 编者注：波托茨卡伯爵夫人记叙了拿破仑和波托茨基的这次会见。她最后这样写道：“这位非凡的人对那些听他说话的人们施展的魅力是如此强烈，以致使我的那位离开我们时还十分悲观的公公，回来时就已经是满怀信心了。”——见波托茨卡的《回忆录》。 ]　　我走进另一个房间，去看看是否一切都准备就绪。雪橇被人拉到了门口。然后我给旅馆老板付了房钱，下达了几项命令，并且记下我刚刚听到的奇怪的谈话。晚饭后，皇帝在梳洗时，我已草草记下了我与大使的谈话以及他与皇帝的对话。当我停下笔，注意听他们的谈话时，就听到皇帝在隔壁说他失败的原因是恶劣的气候。他承认他在莫斯科停留的时间可能太长了。由于当时把洛里斯托纳派到俄国的总部去了，他满心希望能够缔结和约。他说维尔纳一定可以守住。然而他还是承认了俄国人在战役中显示了他们的力量，沙皇亚历山大受到了俄国人民的爱戴。他说火烧莫斯科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强调说那是俄国人自己烧掉了他们的首都。他说我军必须显示出坚强的决心，即使是最严重的挫折也可能导致令人震惊的成功。他热切地谈到要征召新兵，特别是征召必不可少的波兰哥萨克人。　　大臣们强调了他们国家的贫困。皇帝对此似乎并不怎么注意。普拉特先生热情地支持他们向皇帝要求贷款。皇帝同意从库尔兰征收的税款中和铸造铜币时，给他们提供几百万元。他最后说，近期内将有一个外交使团从维也纳来。然后，他开始谈到这次旅行。此时，我也走进了房间。大臣们都劝皇帝趁现在沿途正在准备驿马之机，多休息几个钟头。他们询问皇帝是否打算走经过格罗高的西里西亚大道。　　“是的，经过普鲁士。”皇帝回答说。　　尽管这段经过普鲁士境内的路途并不长，可是皇帝还是很担心。他先问过我，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已经下达了准备驿马的命令，而他准备马上就出发。皇帝非常有礼貌地送走了大臣们。普拉特先生和大臣们一起再次向他表示忠诚，好像他忘记了晚饭前受到的那一通训斥。　　12月10日晚上七点，我们又爬上了雪橇。当时，皇帝再次发泄了对普拉特先生的怨恨。他非常痛心地说当此俄国大军压境之时，神父却表现出恐惧心理。他的行为给波兰人民树立了一个坏榜样。陛下说大使的态度和风度同他所受到的教育很不相称，同他那些各种各样的伙伴很不相称，特别是和他所选择的宗教事业很不相称。皇帝断定说，普拉特先生断送了他的波兰和破坏了他的战役。陛下说他错误地相信了那些流言飞语，而没有派塔列朗出使波兰。1807年4、5月间，塔列朗曾在芬肯施泰因曾非常出色地为皇帝服务。　　我们旅行的最困难的路程肯定已经过了。可在经过格罗高后我们还得经过普鲁士的一条狭长地带。在那一段路程旅行比在其他所有地段更使皇帝担心。我们全速前进，可是我们的雪橇车辕断了，不得不在库特诺停下来修理，因而耗费了我们两个多小时。　　那个地方的副职长官认出了皇帝。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我们最好的接待。他的妻子和妹妹——两个俏丽的波兰姑娘——十分激动地看到陛下去他们家做客。她们极为欣喜地看见皇帝身体很健康。在波兰，我们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富于表情的面孔。皇帝对他们的热情接待表示了感谢。可是我们十分忙，没有时间同女士们或者那位地方长官聊一聊。皇帝开始口授给巴萨诺公爵和给华沙的命令。他指示他的大臣们要抓紧征兵和武装大公国。他告诉马雷他在那些问题上已经答应了波兰人的要求，并命令马雷再派人去给维也纳和施瓦岑贝格亲王送信。他给正打算去华沙的洛里斯托纳下达了命令，要他留在华沙，负责统率波兰全国的军队，并要武装起莫德林和西尔罗克的群众。对曾在华沙见过面的泰利斯将军，皇帝重申了曾写给他的书面命令，由他负责指挥全城的军队，并且组织和武装国民卫队。　　皇帝对我写字的速度越来越不耐烦。他不知道我的手指头已经冻僵了。当我把他口授的话起草成正式命令时，皇帝决定自己动手。可是，他的手指也是僵硬的，写出的字迹难以辨认。写了两封信后，他不得不再口授一次，由我记下来。晚饭中断了我们的工作。我把皇帝亲手写的两封历史性的信件珍藏起来了。在他吃饭时，我派走了信使。这时雪橇修好了。皇帝一吃过饭就要出发。我只来得及拿到一块面包。那就是我在路途上吃的晚餐了。皇帝对他在库特诺受到的款待格外感动。他指示我到达巴黎后告诉迪罗克，派人给那位副职长官的妻子送一件礼物。　　从华沙到库特诺的途中，皇帝曾谈到了英国。他说要迫使英国讲和是很困难的，除非某种经济危机或者国内的纠纷才能使它的内阁向我们低头。当时，他似乎后悔他曾有过恢复波兰的想法，以致使他和俄国的关系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麻烦。他承认俄国在大陆封锁制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鲁缅佐夫意识到这个联盟对我来说具有何等的重要性。”他继续说道，“他不是一个天才，但他是一个具有良好判断能力的人。他对提尔西特会议后发展了的欧洲形势有透彻的理解，恰如我们在埃尔富特时看到的一样。他还如此充分地了解到在法、英关系上，我们可以从联盟中获得的利益。因此，在法军渡过涅曼河以前，他一直不相信我们的敌意。他总是怀疑我真会有入侵俄国的计划。他认为我的目标是让他们对我们造成的既成事实视而不见。而我的敌对的示威行动不过是迫使俄国不要承认中立国，并且由于我停止威胁而使他们自我庆幸。　　“我不能够允许对虚假的中立国的承认，”皇帝接着说，“因为这给英国人提供了一种逃避大陆封锁制度的方法。我本来可以对此不予注意。要是我当时能说服沙皇组织一次对印度的远征，我们就有可能达成谅解。由于不列颠内阁下了全部赌注同我干，因此在那个问题上，我们如能同俄国携起手来跟英国作斗争，那就是警告伦敦政府的最好方法。英国全国人民就会起来迫使政府签订和约。可是埃尔富特会议后，我对这个前景产生了怀疑。从我的方面来说，西班牙的事务或多或少地破坏了我的计划。亚历山大和鲁缅佐夫并不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去瓜分土耳其。这样一来，我在提尔西特制定的全盘计划就不得不改变了。那时我想，我可能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那些事情。我们一定能通过这种或那种方法跳出常规，找到某种途径去迫使英国人缔结和约。我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国来削弱俄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渐渐削弱这个仍然有可能成为英国盟国的唯一强大的国家，来使英国失去任何建立新联盟的希望。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皇帝告诉我说，他很早就知道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皇帝说，要是他能够说服俄国人允许一个法国军团经过他们的国家去远征印度的话，他将提供一支强大的部队。可是不知他从何处得知，或者是沙皇和鲁缅佐夫通过什么方式告诉了他，这个问题是难以谈判成功的。　　皇帝表示他曾计划过一次海上远征(独立于陆地战役之外的战役)。他从海军方面了解到一切必要的情况。在他看来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舰船不可能载运足够供二万五千至三万名士兵使用的淡水。此外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打算首先占领苏拉特——马拉他海岸的几处立足点。那儿的人民世代与英国人为敌。他们随时准备拿起武器反对英国人。法国远征军将拥有三万人马的兵力。他们将只在一个港口——毛里求斯停泊，以补充淡水和食物，留下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将由二至三千名黑人顶替。为此，我们将付给当地的殖民者现金。　　法兰西、皇后和罗马王是我们每天的话题。在谈到他自己多么高兴再见到他们并表示对他们的思恋时，陛下是从不知疲倦的。他不断地赞扬皇后。在谈到他们的家庭生活时，他非常坦率，充满了柔情蜜意。这常常使我听得入了迷。他还满腔热情地谈到了法国和法国人民。这对付出了如此沉重代价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种慰藉。　　“我知道我的名声比我本人还要坏得多，”皇帝笑着对我说，“因为我已经注意到法国人总是准备服从别人。他们缺乏严肃性。因此，那种看法对他们影响很深。人们认为我严厉，甚至是严酷！那很好！这种看法就能使我免于真正变得严酷！我的坚定被视为铁石心肠。而我国不久前才发生过大革命。我们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缺乏道德和宗教的观念。我们的国家现在能有这样好的秩序，部分地还要感谢人们对我的这种印象呢。因此我不抱怨我的这种名声。相信我，科兰古，我也是人！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也有一颗温柔的心——但这是一颗帝王之心。一位公爵夫人的眼泪丝毫不能打动我。可是，人民的忧伤却深深地感动了我。我需要看到他们幸福。如果我能再活十年，那么到处都会丰衣足食，法兰西人民将会获得幸福。难道您不认为我乐于施舍欢愉吗？看到一张张幸福的脸，对我来说也是幸福的。可是，我不得不使自己抵御这种天生的倾向，以免让少数人捞到好处。约瑟芬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上过课。她总是向我要这要那。她甚至用眼泪使我给予了我本来不应该给予她的东西。”　　皇帝常常问我，我在见到自己亲爱的人儿时是否也会欣喜若狂呢？陛下这种真实感情中善良和天性的表现大大振奋了我的精神。这是我所不敢企望的。我真希望全欧洲的人民都能听到他的话，而且每一个人都重复这些话。我确信在这次谈话中，我没有听漏一个音节，而且我也多么愿意高兴地听到这些音节能无限延长啊。　　皇帝最盼望的是遇见信使，以便得到最近从法国寄出的信件。从斯莫尔冈出发后，我们还没有收到过第一批信件。因此，他催促我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后来一直到波兹南，我们才终于踏上了部队曾向哥尼斯堡进军的那条大道。　　路上，皇帝又谈到了他的内阁。他赞扬大宰相康巴塞雷斯是一个精明慎重的行政官和伟大的律师。他那公正的态度、非常明晰的判断能力对于制定民法典中的好几项条款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那些条款都是一些最感困难的问题。关于国王的死，皇帝说：“只是因为胆怯，康巴塞雷斯才没有投国王的‘无罪’票 [ 编者注：在国民公会上，康巴塞雷斯在路易十六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投的是肯定票。可是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他投票赞成缓期执行，直到实现停战。 ] 。”他说，康巴塞雷斯远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而且他从来不滥用这种信誉。他总是最好地使用人们给予他的信任。他所获得的声誉是最公正的。　　皇帝说罗维戈公爵是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人，是一个有着坚强性格和独立精神的人。他善良、温厚、亲切。倘若皇帝不阻止他的话，他一定会被人欺骗的。可是他太自私。这使得陛下常常生气。尽管皇帝已给了他大笔钱，还由于他被擢升为大臣，他的财产的价值达到五、六百万法郎，可他还是不断地要钱，所以皇帝决定剥夺他的赌博垄断权。至于其他方面，社会舆论对他是不公正的。人们攻击他，说处死当甘公爵时他也在场。皇帝说：　　“当时萨瓦里接到了去行刑的命令。他是宪兵队的指挥官。亲临那样的场合是他的责任。换了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去执行命令的。作为警务大臣，他比富歇要好得多，更不必说作为一名审判长了。现在，嘲笑萨瓦里成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情。确实，一名堂堂的少将、一位警务大臣，居然被一个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疯子在床上抓获，并被送进监狱。那真是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理所当然会在巴黎引起人们的嘲笑。对那些执掌大权的人们来说，丑闻比错误更致命。”　　话题后来转到了奥特朗托公爵(富歇)，皇帝说：　　“那个人只是一个阴谋家。他绝顶聪明，而且也很能写。他是一个贼。凡是他能伸手的地方，他都偷。他一定已经拥有成百万元价值的财产。他是一个大革命家，一个热血男子。他认为通过帮助那些被害者的亲属而且使自己成为圣日尔曼区的保护者，他就能够将功补过，或者不管怎样，让人们忘记他的过去。他的为人使你只能雇佣他，因为他仍旧是许多革命者的领导人。此外，他非常能干，可是我不再信任他了。”　　加埃塔公爵是话题中另一个人物。陛下说，他是一个优秀的金融家，是一个聪明而诚实的人。公爵为皇帝提供了巨大的服务。　　皇帝下一个提到了巴尔贝—马尔布瓦先生。他说，此人表面上是一个公谊会教徒，并且装得很老实，其实是一个阴谋分子。　　“我被他欺骗了很长时间。”他说道，“由于他宣称他严格地按原则办事，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会严肃地加以评判，这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放纵自己。可是他对一切都不满，憎恶并贬低权力。实际上，他是毫无原则的人。他心中充满了嫉妒，光会吹毛求疵，没有一点能力。我原以为他是一个人才，在一段时间里我曾对他寄予很大的信任。我发现这个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为此，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宫廷账簿是保险的。在那儿不会出差错。他不得不以公正的态度来完成他的新工作。他的为人是众所周知的。”　　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他很善良，而且人们说他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　　“啊，他真是够诚实的。”皇帝回答道，“至于说到善良，那不过是他演的戏，其实他是一个流氓。”　　关于丰塔内先生，皇帝说，　　“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谄媚者，但他才华出众。他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而且暂时还很胜任公共教育工作。大革命把我们变成了十足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儿童进行君主政体的教育。这同丰塔内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者说，他至少是这么宣称的。如果我允许，他会在那个方向走得更远。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可是他心胸太狭隘了。要是我没有制止他，他一定会拿路易十五的风格来教育我们。他以为那样做会讨我的喜欢。可是我制止了他。有一天，我对他说：‘丰塔内先生，至少您得把共和国这几个字母给我们留下吧 [ 编者注：1806年，当时主持立法机关的丰塔内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登载了一篇他写的关于一本支持君主专制政体的书的出版预告。这儿应用的就是拿破仑当时对那件事的反应。 ] ！’那句话就把他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了。　　“我并不讨厌精力旺盛的人。我知道该怎样去使用和指导他们。此外，我不能做任何反对要求平等权力的事。现在的年轻人都像其他国民一样，信奉平等权力。你有天才，我就抬举你，你有功绩，我就保护你；这是大家都公认的。这样做于我也有利。丰塔内一定为我培养了一些侯爵。可是他们今天唯一的位置只是在喜剧舞台上，尽管现在有鉴赏力的人已经扬言要把他们从舞台上撵下来。莫莱下台以后，弗勒里就不行了。我需要的是议员、县长、政府官员、工程师、教授。因此，我们教育的范围必须扩大，以适应那些满脑子都是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观念的年轻人。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传统的东西转变为替君主制政治服务，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那些东西毕竟成为历史了。我首先要把注意力放在教育方面。倘若和约签订了，我首先关心的也就是这件事，因为教育是未来的保证。我认为一切教育都要公有化，甚至我的儿子也要接受部分公共教育。在这一方面，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　　使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这次谈话由于我们在清晨(12月12日)到达波兹南的萨克森旅馆而中断了。　　“去把我的信件拿来给我。”这是皇帝到达后的第一句话。　　根据我的命令，邮局负责人把过路的两批给皇帝的信件留了下来 [ 编者注：在波兹南，皇帝回到了法国和大军团通信的线路上。皇帝是在马里亚姆波列离开那条路线的。 ] 。皇帝是那样急不可待，当时要是他手里有一把剑，他一定会把邮箱劈开的。我用冻得麻木的手费劲地为他开暗码锁。后来，我好不容易才打开了邮箱，把皇后的信递给了皇帝。另外有一封是孟德斯鸠夫人的信。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关于罗马王的报告。这是自从我们离开维尔纳后第一次得到法国方面的消息。由于运气不佳，在那座城市和马里亚姆波列之间我们没有遇到过一个信使。一路上，皇帝从来没有停止过考虑。由于军队方面的信息完全断绝，那会在法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此人们可以想象出他是多么急切地阅读大宰相和其他大臣们寄来的信件。皇帝急切地等着我撕开信封。他先把所有的信件细看了一遍，好让自己对这些信的内容有个总的概念。然后，他安下心来精读那些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信件。我荣幸地被吩咐为他朗读了皇后和孟德斯鸠夫人的信。　　“我不是娶了一个很出色的妻子吗？”他说道。　　皇后跟他谈的所有关于他儿子的事情都使陛下十分开心。这些事情也得到了家庭女教师的证实。尽管皇帝一直考虑着国家大事，可是此刻，他确实是一个好丈夫，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和最慈爱的父亲。看到皇帝此时此地的表情，我真是由衷地感到喜悦。他的愉快，他的幸福，他那热情洋溢、容光焕发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陛下还叫我给他读大宰相、警务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信件。后来，当皇帝仔细阅读那些信件的时候，我才利用一点空余时间为下一步旅行作安排。我们的马车一直没能赶上我们。因为当我们坐上雪橇时，皇帝没有让我来得及把钱交给他们就出发了。　　当时我的现款已经用完，因此我从主管信使的一位长官那儿拿了一笔钱。我派人通知格罗高的驻军司令，我们将要到达那儿，让他打开城门等候我们并准备好晚饭。动身前，我利用了剩下来的两小时整理笔记，并记下离开华沙后，我们最后一次谈话的一些有意义的情节。　　皇帝休息了一个小时。吃完午餐，我们又上路了。此后，我们常遇到信使。离法国越近，我们收到信件的次数就越频繁。有时我们在一天里就可以收到法国在前后三、四天写来的信。每一封信件都给皇帝带来新的喜悦。除了那些装在邮袋里的信(保密信件)，他让我读了他的大部分信件。只有一次，他拿了几封保密信让我念，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胡说八道！多么愚蠢啊！诚然，对人类的恶意我并不赞赏，但是正如人们所说的，我主张报仇，而且急于报仇！”　　皇帝的意见非常有道理。从我们拿到的信来看，有的信确实是轻率和冒昧地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即皇帝既不是恶意的人，也不是复仇心强的人。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皇帝可能会变得十分严峻。到达巴黎后，我就见到了两个发表这种意见的人。他们从来就不曾经受过一点儿波折和烦恼，其中一人还在宫廷供职。　　皇帝对巴黎和法国的形势非常满意。人们都非常习惯于看到他克服困难，获得胜利，甚至从一些看来显然对他不利的事件中找出某些有利的因素。对于长时间听不到前线的消息，人们也只是抱怨一下。公众的信心几乎没有动摇过。与前线中断联系并没有产生出皇帝曾预料的那种严重影响。　　“事实上，”皇帝说，“这种安全感是可叹的，因为到时候，军队的公告一发布，人们的自信心就会全毁了 [ 编者注：皇帝12月6日在莫罗地赫诺签署的二十九号通报从斯莫尔冈直接送往巴黎。1812年12月16日这个通报登在《公报》上。 ] 。某种程度的动摇比现在这种局面还要好一些。因为那样的话，人民对坏消息就不会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们谈到了陆军大臣(克拉克)。皇帝称他是一个典型的朝臣，是他所遇到的最自负的人。　　“如果大家都相信克拉克的祖父是诞生于诺亚方舟，那就是他的最大的幸福。他为人诚实，能力一般，没有什么个性。他如此热衷于自吹，以致于人们对他的话绝不会轻易相信。他还不了解我。”皇帝说道，“他以为我是路易十五那样的人，因此他想争取我，和我保持一致。假如我纳了妾的话，那他一定是她们最忠实的仆人。他认为马莱事件是个庞大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下面还有许多支派。他主张逮捕大批的雅各宾分子，甚至包括某些社会名流。但是，我认为帕斯基埃和萨瓦里是对的。据他们判断，那个狂妄的企图只是在少数几个白痴中间策划过。在这个事件中，不逮捕任何知名人士的政策是很正确的，因为残酷行为只会激起公愤。如果还有什么犯罪集团逍遥法外的话，他们也将逃脱不了警察的追捕。让我们的政府背叛性地毫无根据地进行怀疑是不恰当的。在欧洲人的眼里也像在法国人的眼里一样，把那个阴谋集团当成一个疯子的反常行为比当成一个庞大的可怕的集团来对待更为合理。在这件事情上，萨瓦里很好地预见到了我的愿望。”　　那天晚上，当我们到达格罗高时，驻军司令官吃惊地发现他要接待的御厩总管正是皇帝本人而不是我。陛下亲切地问到了这个地区的情况和国家的形势。他忙于发布各种命令，几乎没有时间吃晚饭。他急于早一点赶回法国，因此我们很快又上路了。驻军司令官给我们提供了一辆马车。皇帝乐意地接受了，因为他在雪橇上没法伸直手脚躺一躺，已经感到非常疲劳了。正如我确信的那样，这辆马车没法在积雪中快速行驶。我采取的预防措施是让我们原先那架可靠的雪橇跟在马车后面。这样做果然不错，由于乘马车的速度还比不上步行，因此在离开格罗高不久，我们就又重新回到了那不大舒服的雪橇里。尽管我们在这个朴实无华的交通工具里冻得半死，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离开它。皇帝无法入睡，便又谈起了军队。由于我们迅速驰骋，此刻我们同大军团已经断绝了联系，皇帝希望取道萨克森。他不想穿越普鲁士国土。这引起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假如我们被人阻拦，科兰古，他们将会怎样对待我们？您认为我会被人认出来吗？那样人们不就知道了我在这儿吗？您在德国是颇有名气的，科兰古。您会说德语。您保护了他们的邮政局长，并把我的全部宪兵拉去护卫他们。他们绝不会抓您或者虐待您的。”　　“我并不认为他们对我还有感激的念头，因为那些保护也没有使他们避免遭受抢劫的命运。”　　“嗯！他们本来会遭受二十四小时的苦难，但您把他们的马匹都还给了他们。贝尔蒂埃总是说您代表了他们的利益。您曾经到过西里西亚吗？”　　“没有，这还是第一次。”　　“那么您在这一带并不出名？”　　“是的，陛下。”　　“我直到天黑城门关闭后才到达格罗高。除非当地的那位驻军司令或者信使在我们的车子前边议论过，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我目前到了普鲁士。”　　“是的，而且没有人会想到皇帝会乘这样糟糕的交通工具旅行。至于我嘛，还没有重要到会让普鲁士人不惜损害自己的名誉来拦劫我。陛下的旅行是这么迅速，在路上也没有谁能够知道这一切。我们的某种计划也一定能在施加到我们头上的暴力到来以前就制定好。即使一个对我们怨恨很深而又有决心的人想要抓住我们，也非得要三、四个亲戚帮忙不可。”　　“万一普鲁士人阻拦我们，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呢？”　　“假如这是出于一个明确的计划而他们又不知道如何处置，也许他们会杀死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进行自卫。我们一定会走运的。我们一共有四个人。”　　“可是如果他们把您活捉了去，他们会怎么对待您呢？我的好公爵。”皇帝开玩笑地说道。　　“倘若他们把我抓住，那一定是因为我的‘秘书’的缘故。在那种情况下，我将会倒霉的。”　　“假使我们被人阻拦，”皇帝活泼地回答说，“我们将会被当成战俘，就像弗朗西斯一世一样。普鲁士人将会要求法国把他们原先付出的数百万元金额还给他们，甚至还会多要几百万元。”　　“如果他们胆敢对我们进行那种打击的话，陛下，我们不会像您所说的那么便宜就能脱身的。”　　“您是对的。他们太怕我了，他们一定会扣押我。”　　“那很可能。”　　“由于怕我逃走，或者怕受到可怕的报复，普鲁士人一定会把我送往英国。”　　“完全可能！”　　“科兰古，您能想象您会在伦敦一个主要广场上的铁笼子里抛头露面吗？”　　“假使那意味着分担您的命运，陛下，我是毫无怨言的。”　　“这不是怨言问题，而是某种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您会被他们关进笼子里，像一个可怜的黑人一样身上涂满蜜糖让苍蝇叮爬。”皇帝笑着回答道。　　他为自己把人关在笼子里这种奇想而大笑起来，笑了足有一刻钟。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皇帝笑得这么开心。他那愉快的心情也感染了我。我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好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们找不到别的有趣的话题。　　皇帝知道他离开部队的消息尚不为人所知。而即使普鲁士人知道了，他们也不敢对他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目前普鲁士军队还编在法军部队里。而且，法军还是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基于这些想法，皇帝已大大减少了忧虑。　　“可是对他们来说，进行暗杀和打一次伏击会容易得多。”陛下说道。　　于是，他表示愿意经过普鲁士的领土。这块领土将给他留下紧张而有趣的回忆。　　担心遇到意外的想法仍然困扰着皇帝。他问我，我们的手枪是不是准备好了？同时，他试了试他自己的手枪是否得心应手。还是在波兹南的时候我就检查过这些武器。这样，我们下定了决心，一旦有人敢于阻拦我们，就立即向他开火。那天晚上，倘若有一个好奇者在我们的门口探头探脑，他准会倒霉。由于替换驿马，我们的谈话中断了。从格罗高出发时，皇帝曾希望信使在我们前面不要远于一个小时的路程。加之信使行驶得比我们还慢，他在我们前面并不远，所以我们到达驿站时，驿马还没有准备好。皇帝不问这些情由，一心只想着驿站耽搁了他的时间。陛下习惯于别人对他唯命是从。他不理解准备驿马非得要用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是预先通知前方驿站的信使所需的时间。　　我们当时停留在一个普鲁士的驿站上。我把在那儿的耽搁归因于普鲁士站长的拖拉习惯。而在皇帝看来，他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很满意自己能够了解这种拖拉的真正原因，而没有去引起那个漠不关心的站长的注意。我也没有去催促正在给马钉防滑铁的马夫。他正按照他们的习惯，尽量慢吞吞地干活，以便让马有时间吃饱草料。我冷得瑟瑟发抖，在马厩和皇帝坐着的雪橇之间踱来踱去。为了消磨时间，皇帝要了些茶喝。那种茶在德国的任何驿站都会有的。两杯茶下肚，皇帝稍感暖和了些，但却缓和不了他那不耐烦的情绪。这种情绪还在不断加剧。他问我，我们的护卫队是否还跟着我们。从格罗高出发时，我们带出来的六名宪兵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他们坐在雪橇的后部，早已冻得半死。我们在驿站等候了一小时，终于又上路了。　　我们在旅途中度过了最痛苦的一夜。因换了一辆雪橇，我们都冻僵了。直到三十六个小时以后，我才恢复过来。我们的车子重新上路时，皇帝笑着对我说；“我想，囚笼剧的第一场现在开始了。他们怎么会用了两个钟头来给四匹马，或者六匹马钉防滑铁呢？那些马都拴在马厩里吗？”　　倒霉的运气妨碍了我们的速度。我们的雪橇又坏了。旅行的速度因而大大下降。然而，我们还是到达了班兹诺 [ 编者注：在西里西亚的博伯尔河畔。他们是12月13日早晨到达那里的。所有这些描述给我们提供了至今尚不为人所知的皇帝旅行的细节。 ] 。我们不得不在那儿停下来找人修车，并利用这一停留的机会吃早饭。皇帝同一个旅店老板攀谈起来。老板是个可敬的德国人。我充当他们的翻译。陛下询问了他的国家的状况、税收的情况、政府机关的情况，以及人们对战争的看法。旅店老板把我们当成了普通旅行者。他以最率直的态度回答了皇帝提出的所有问题。他的回答越是不能取悦于陛下，皇帝就越是兴致勃勃地提出问题。他还微笑着对我说：　　“他是对的：他的常识比许多政治家还多。他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阿谀奉承者。”　　这个旅馆老板的诚挚和善意使皇帝非常愉快。一位冲进皇帝房间的卖玻璃珠子的妇女，主动同我们搭讪。尽管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可是她那易于信任别人的天性使她愿意把所有存货用赊账的方式卖给皇帝。她没有收到钱，甚至也没有说明她为什么这样信任我们。这种行为使皇帝感到十分有趣。他买下了一些项链和首饰等。他还对我说：　　“我将把这些东西作为旅行的纪念品送给玛丽·路易斯。科兰古，我们应该平分这些珠宝。这样做才是公平的。您必须送一些给您的心上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长时间地同他的国君促膝谈心。这次旅行将会给您的家庭留下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皇帝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您给予他的关心。”　　陛下是如此好意，竟把他买的珠宝分了一半给我，并指示我把另一半包好准备送给皇后。然后，他躺在一张硬板床上，吩咐我说，等雪橇一修好就立即叫醒他。皇帝休息时，我就去督促修理雪橇，并且埋头在笔记本上记下自从离开波兹南后发生的事情。　　皇帝所说的话，都表现出他心里还在惦记着军队。他坚信这支军队一定能在维尔纳挽回颓势、东山再起。他的观点还是没有变。他做出的所有的安排和计划都是基于这种臆断。　　“我回到巴黎。这件事本身就能抵消我们所受到的灾难在欧洲造成的不良影响。”他说道。　　这种考虑给了他极大的安慰，并使得我们的旅行有了快乐的气氛。我们越是接近他日夜盼望的法国，皇帝就越是显得轻松和愉快。　　“施瓦岑贝格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他说，“他将使他的军队处于戒备状态。他不会在命运女神刚刚抛弃我们时就变成叛徒。普鲁士人在这方面也会仿效奥地利人。我将在人们知道我们的灾难并敢于背叛我以前就回到杜伊勒里宫。现在我的步兵超过了十万人。那是一支纪律严明，在具有战争经验的军官指挥下的大军。我有钱有武器来训练杰出的军官。不用三个月，我将有一支五十万人的军队出现在莱茵河上。骑兵将需要更多时间来组建。可是在杜伊勒里宫的国库里，我有足够的资金来办好这一切事情。”　　我们越向前行驶，雪就下得越大。连续刮了几天几夜的暴风雪，使所有的地段都堆起了很厚的积雪。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行走了。我们的雪橇行驶得越来越慢，就连我们那坚毅的撒克逊车夫和马匹也对付不了这样的道路。　　皇帝常常说起他回到法国将要产生的影响。　　“国民们需要我。”他说，“假如他们能效忠于我，那么，不久一切就都会改观。”　　从巴黎来的消息没有使他忘记军队。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维尔纳一定能坚守住。当时，我大声地反驳说，我们的部队将要继续撤退，至少一直要退至维斯杜拉河。我的话并没有引起皇帝的不快。　　“您总是只看到事情的阴暗面；您的胆子也太小了。”这就是皇帝的评论。　　我在波兰大公国看到的情况使我毫不怀疑维尔纳是非放弃不可的。　　“如果没有波兰哥萨克部队的话，您的部队就无法获得休息。”我对皇帝说道。　　他同意：由于缺少骑兵，我军的形势会变得更恶劣一些。　　然而，皇帝不承认法军必然会撤出维尔纳。他列举了他的军力，从施瓦岑贝格亲王的军团到托兰托公爵的部队。毫无疑问，从数字上看，他认为只要每一个人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的军队要阻止俄军的前进是绰绰有余的。他认为士兵们一旦获得了维尔纳仓库里的食品，部队里的沮丧情绪就会减少。他还试图说服自己，波兰已经征召了新兵，或者至少在此刻——当我们向巴黎进发的路上，他们正在招募新兵。听了他的话，人们准会认为我们无需再做别的事情，只要把新兵开到前线就万事大吉了。皇帝不但不承认有撤出立陶宛的必要性，他还拒绝承认我军几乎无法克服的现实困难，是由于俄军的逼近，以及波兰人会由于害怕遭到俄军的入侵而停止征兵。　　皇帝就这样带着满脑子的幻想返回他的首都。他也绝不因为我不赞成他的想法而迁怒于我。我们的谈话自然又回到了军队、政治、政府机关、我们所熟悉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制度。他谈到他将如何改善这一切，以及怎样教育好他的儿子等等。他再次问我谁可以胜任教育罗马王。他说法国虽不乏能人，但当他需要像这样挑选一个人才的时候，他发现优秀的人物却少得可怜。　　“科兰古，您举出一个人的名字总不会困难吧？——从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人当中选择一下。”他说道，“丰塔内虽然太书生气，但既然他是大学的头头，那么选择他应该是叫人放心的。由于他正在精力充沛地指导国民教育，那就更是如此了。尽管他有善于雄辩的天赋，可是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所必须具有的掌握政治和领导政府机关的才能。此外，他把我捧得那么高，因而舆论会说我任用自己最死心蹋地的阿谀奉承者来当我儿子的教师。”　　皇帝叫我帮他找一名家庭教师。他想到了所有在政府里和在宫廷里任职的人，甚至还考虑过那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人。从他谈到的几个人来看，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信了一种看法，即总的来说，皇帝对别人是不大瞧得起的。可是，在我看来，凡是涉及到那些曾真正损害过他的人，他都是没有任何怨恨的。本来他有理由对那些人臭骂一顿，可他只是满足于草草了结对他们的议论，此外就不多置一词了。他似乎非常赞赏早年良好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尚精神和荣誉感。　　“这种高尚精神和荣誉感克服了人们本质中最邪恶的东西。”我已经是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这么说了。“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不文明的。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己主义使你难于对他们寄予信任。为自我是他们唯一的准则。他们还缺乏一种自我克制的精神。这样他们就容易干出无法无天的事情来。”　　他列举了几个他曾赋予重任的高贵人士的名字。他说他今后不再信任他们了。他们一旦看到有利可图，就会在有机会的时候背叛皇帝，尽管他们的一切都是他给的。按照皇帝的意思，誓言的约束力、行使职责时的忠诚、受人雇佣的服务态度和荣誉感都使人不可能背叛他为之服务的主人。可这一切都被那些人视为粪土：在他们的身上毫无信仰和感情可言。他继续说道：　　“要是爱国主义精神同他们的个人利益不相符合的话，那么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有的人遇到稍不如意的事情，譬如他们要为那些恰好是他们亲戚的流氓谋取一官半职而遭到拒绝后，他们就会转过来反对我；要是我制止他们侵吞公款或者公开抢劫，他们有的人甚至会准备策划阴谋暗算我。　　在这一点上，皇帝提到了某些著名人士的名字，因而我不敢在这儿披露。我不愿意败坏这些将会载入史册的人们的名誉。皇帝接着说：　　“不过，这些人都是些英雄。”　　他总结这些想法时说，有人埋怨他没有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愿望。皇帝说，那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那些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他是从不拒绝提拔的。皇帝主张把所有这类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因为时间是一切事物的试金石。　　“到那时，”皇帝说道，“孩子们将在和平与安定的环境里接受良好的教育并开始他们新的生活道路。他们不必再亲自去积累财富了。我会根据他们父辈的良好服务来给他们以丰厚的报酬。”　　在这一次谈话中皇帝谈到了他一生中的各种事件。回忆他青年时代的某些事件是陛下的一种乐趣——他在军事院校的成功和他的家庭情况。在科西嘉，尽管他的家庭属于名门，可是，命运之神极少顾盼这个家庭。他谈到了他的各种风流韵事。他说某些名嫒淑女对他比对那些当时较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同事给予更多的青睐。皇帝说道：　　“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远大的目标，我的愿望只是要成为一位将军。可是通过研究历史，我很快就感觉到我能够像历史中那些最高统治者一样成就伟大的事业。我的全部身心都凝聚到了伟大的战争艺术上，并且在我认为是自己的命运所系的与战争有关的各个领域里增长知识。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打算学到的知识以及我当时需要达到的目标，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并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因此，我加倍用功。那时在别人看来很难办到的事情，对我来说却是简单的。”　　他那如此认真的本性，以及通过热爱自己的职业而表现出来的富有思想的气质超过了旁人。当时这位未来的皇帝从各个领域中去努力获取知识，以发展他头脑中已经萌发的思想。他主要是通过同他的那些高级军官以及他认为有着某些智力优势的同僚们的交谈来增长知识。后来，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革命的思想像在其他许多人头脑里一样也开始在他的头脑里沸腾起来了。他服役的那个军团由于其成分和教育特别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和见解。尽管他谴责过大革命中的一些过激行为，批评过大革命的错误，譬如像他那样年纪的人所无法接受的某些残酷做法，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地目睹了大革命。　　虽然他当时并没什么经验，可是在他看来，朝廷用人不当，背信弃义，而更重要的是，朝廷软弱无能。拿破仑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他需要的是立宪君主政体。尽管路易和他的朝廷并没有表现出诚意，可要是国王希望得到保护，他是会挺身去保卫国王的。甚至像许多那些狂热的保王党人一样，这位年轻的科西嘉人希望朝廷能够按照军功的大小来提升军人，而不是按阶级的贵贱，不是看你是不是什么大官的亲戚、朋友或者得到某位小姐的青睐来获得升赏。他很不理解那些亲王和贵族们怎么会流亡到国外，而把国王留在危险的国内。他非常厌恶那些“难民”。他们在欧洲各国流浪，到处去表现他们的无能和荒淫，而不是在法国把那些动摇者集合到他们身边，组成一个党派，然后身先士卒地进行斗争。　　皇帝说，倘若他们那时在法国举起他们的旗帜，并且由一位深谋远虑的将领来指挥部队，他是会参加那支部队的。他继续说道：　　“法国永远也不会原谅胆怯。当人们怀有崇高的动机在国内战斗时，他们却逃离危险，到外国人那儿去乞求救兵以反对自己的祖国。那就是胆怯。家丑不可外扬嘛。”　　他对国王的死总是感到遗憾。那时，他把自己的全部关心都集中在国王身上。当国王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一定会因为能够保卫国王而感到愉快的。　　皇帝说道，“他的死在我看来是国家的耻辱。虽然事情发生了，但法国对那个罪行没有责任，因为是科布兰兹杀害了他。至于说到对国王的审判，”他接着说：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害怕而不是仇恨或者恶意导致了对他的死刑宣判。我在圣·丹尼斯的做法 [ 编者注：1805年，拿破仑修复了王宫。在大革命中，人们曾破坏了王陵。被人抢走了铅板屋顶的教堂当成一个面粉仓库。 ] 以及我打算在马德琳做的事情，将证明我一直认为国王的死是一种罪过。我本人在登上皇位以前就是这么认为的。加冕后，我已经毫不含糊地表示了我主张禁止继续革命活动。欧洲的君主们都感谢我挡住了威胁到他们宝座的革命精神的洪流。为了防止那种罪恶再度发生，最好不要唤起人们回忆那骚乱的年代里的种种暴行。应该让人民忘记过去。如果一定要记住的话，目的也只是为了防止革命重演。我不是国民公会的拥护者；要是有谁能解释当时那些邪恶的原因，那他一定也不是国民公会的成员。那些议员们当时被一时的狂怒冲昏了头脑。尽管如此，法国的大革命是旧王朝自己引起来的。假如严格地追究我们过去不幸的根源，责任就在亲王们和宫廷大臣们的身上。就是他们导致了革命的爆发。蒙莫朗西家族、拉梅特家族、德·艾吉庸家族、塔列朗家族、拉法叶特家族、罗什福科尔家族，还有国王的兄弟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们都是真正的罪人。”　　皇帝继续说道：　　“这些人应该在国王的周围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去攻击国王。总之，贵族们应该战死，而不是避祸于国外，那样只不过是在伪装忠诚的幌子下逃离危险的一种方便做法而已。至于说到另外一些人，那些称作革命者的人，他们属于下层阶级。他们当然想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善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其实在导致国王的死这个问题上，那些在国外策划阴谋的人比国民公会做得更多。公正地说，你无法弄清谁应该对国王的死负责。当时有两百万人在国民公会的会场外狂呼乱嚷。他们的罪责要大于那些在巴黎雅各宾党人刺刀旁投票的议员们。现在人们认为，对积案的处理是我们的事。我的政府也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办，即对在政府成立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总要提供额外的服务。这样做是为了平息人们的反抗情绪，消除仇恨和镇压报复行为。如今旧时代的那些最大的贵族、流亡者的领袖，那些在大革命时期家破人亡的人们也同奥特朗托公爵同餐共饮。他们甚至跟他以及梅兰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更不用说其他的那些革命者了。我的政府引导了这种阶级调和。尽管这个制度还并不完善，但是它维持了当前的政局，并使旧王族人员能够获得一般人民群众所获得的利益。　　“我计划建立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不会损害任何活着的人，却给死者以名誉，让他们这些名字永远活在我们的孩子的心中，使孩子们记住我们所经历的那个不幸的年代。这样他们将知道国王是不能够被杀死的。君主国是不能像死人一样被埋葬的。”　　皇帝然后询问我是否也赞成一种普遍的观点，即在马德琳建立一座“光荣祠”。他告诉我说：　　“您是第一个知道我那个计划的人。为了法国人的不朽的光荣，我已经建立了很多纪念性建筑物，因而不再需要搞马德琳计划那类东西了。我不是信异教的国君。我已经拿出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国王——即使是他们中最虔诚的人也没有像我一样为宗教事业做了那么多事情。重建教会要归功于我。只有像具有我这样权力与意志的人才能实现这一点。尽管在政治上，我同罗马教皇总是不能达成一致，但从宗教的观点出发，我崇拜他，敬仰他的人格。我有许多伟大的计划。如果给我一年的和平时间，那么我的计划将震惊……。它会让那些只会按照自己的一套办法行事，不愿听到别人提到他祖宗的暴发户大吃一惊。通过我计划兴建的那个纪念碑，除了现代法国的荣耀，我还将再现古代法国的光荣。——法国的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它的科学和艺术，在欧洲是最古老的。我还要介绍当时最著名的人物。一句话，我将重提法国历史上的国王和皇帝。法国的全部杰出的人物，不管他们是什么阶层，什么职业，什么年龄，全都属于今天美丽的法兰西。他们将同我们的儿童一起生活，一起谈话，引起他们的羡慕，就像他们羡幕世界上其他的名人一样。　　“我不需要别人对我搞偶像崇拜，甚至也不要搞我的户外雕塑。德农要在旺多姆广场的一个圆柱上为我竖一尊雕像。他也没有请示过我，因此我很生气。是的，尽管那个计划已对外作了宣传，要改变是不容易的了，但我很可能要改变那个决定。我死后，他们尽可为所欲为。如果法国按照我的愿望，达到了它光荣和繁荣的顶点，它可以发布命令建立一尊雕像来纪念我。如果我在完成自己的事业时屈从了自己的命运，那么最好不要留下什么东西来给后人批评。我不需要谄媚式的效忠，也不愿像路易十五那样，成为一座受到公众嘲弄的塑像 [ 编者注：据说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的柱脚是用美女肖像装饰的。她们代表着基本七德，因而人们讽刺说：“美德步行，邪恶骑马。” ] 。一个国家，就像历史本身一样，除了成功，别的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　　皇帝继续说，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建立一座“光荣祠”是不恰当的。由于他在事业上超过了所有的将军们和政治家，而且身为皇帝，人们不会不说，而且还可能会为这种说法辩护，即他建立一座为他自己歌功颂德的神庙——借口纪念“光荣时代”，其实他自己才是真正被崇拜的对象。皇帝重复说“光荣时代”是全体法国人世袭的财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要使这种记忆永远流传下去。他已经建立了并且还将建立更多的公共事业。就是在这些事业里溶进了他不朽的声望。如果他事先宣布要建立一个在大革命中的受难者——特别是那些最著名的人物——的纪念碑的计划，那么他一定会唤起人们对往事不愉快的回忆，会得罪许多人。正是这些人在大革命结束后，为法国提供了优质服务。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法国胜利地抵抗了全欧洲的进攻。这些荣誉都应归功于他们。法国民法典的建立和它的优秀的政府机构的组织也有他们一份功绩。　　“法国经历的恐怖时代也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显示了力量。”皇帝说，“伤害了这些人的感情，同样也就伤害了他们的家庭和亲属的自尊心，最终必将伤害全民族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悄悄地隐没的。能够顺应时事，顺应潮流，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在马德琳的纪念碑将需要几年的工夫才能建成，因此我有时间做好准备，以便在举行落成典礼时，我既要达到我的目的，又不会伤害任何人。从现在起，我们将获得和平环境。我们的国内形势将允许我完善我们的制度。我计划的伟大变化和将要付诸实施的计划会分散公众对纪念碑的注意力。元老院将要变成贵族院，但它必须真正具有民族的精神。所有事情都是如此巧妙地结合和混合在一起，因而没有人会感到他的感情受到伤害。”　　皇帝是用下述的方式解决贵族问题的。他把那些古老家族的贵族拉过来为新政府服务。因而那些曾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姓氏也同那些与我们的现代光荣紧紧相连的人名并排地出现在我们的队伍中。他们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这样他们也就不会再成为那些参加过多次战役的老军人的嫉妒对象了。皇帝的目的就是要让老贵族家族中的年轻一代能同当代的荣耀和伟大的运动一致起来。他通过追求个人功名的方式使新、老贵族联合起来了。皇帝还设法用合法的方式来恢复老贵族中的一些人在革命的年代里损失的财产。要是内伊富起来，而蒙莫朗西家族中的人变得穷困了，那是违反他的愿望的。假如康巴塞雷斯的一个侄儿从他伯父那儿继承了爵位和财产，他就把马车轮子上的污泥溅到达盖瑟或者莫莱家族的贵族身上，那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然而，他要为那些有权成为贵族而又没有足够财产来保持其地位的人积累起财富是需要时间的。皇帝谈到了老贵族，也谈到了新贵族。他说所有的显要人物都应允许成为贵族。为此目的，他就得要保留他的“特别财物署” [ 编者注：“特别财物署”是元老院于1810年10月30日建立的。它集中从战争和商业中获得的各种金银财宝。皇帝用其收益实现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或者作为对那些在行政上、军事上为国家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的奖励和报酬。 ] ，并且用它每年的收入增加资金，因为他无意让政府负担贵族院的费用。贵族们在贵族院之外是不能有特权的，即使是那些地位很高的显贵也不能给他们以任何特权。他们的社会荣誉不过是一个头衔，此外并不意味着有别的好处。这样做就绝不会冒犯法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贵族思想就会激怒社会舆论，公众的仇恨情绪就会像洪流一样把他们冲倒。那他们连头衔都会保不住。晋升的大门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敞开的。只要他建立了功绩，不论他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有着同样的机会。皇帝这样做了，国民对他建立的等级制度就不会怎么见怪。建立这种社会荣誉无疑是需要的。他的做法并没有给他制造更多的敌人。　　皇帝给任何一个士兵提供了成为男爵、公爵，成为将军甚至元帅的机会，为每一个农民、学校校长、律师或者市长的儿子提供了成为国家议员、大臣的机会。因此，这种贵族制度是不会再伤害任何人的感情的。因为这种制度对大家都适用，因而是公正的。　　皇帝的意愿是，召集起所有这些重要的知名人士以便使法国人民——他曾第一个宣称他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由于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被选出而感到自豪和荣耀。这些杰出的人物有足够的力量来使法国独立。要是这些贵族都缺少要求独立这个第一要素的话，那么普通人民群众的安全就更没有保障了。因为像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财产的多少来决定的。　　皇帝又继续说道，许多人因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而认为他是一个粗暴、专横的人。还在国务会议上讨论民法典的时候，他曾经是与会者当中最温和的人。正是因为有了他，法国人民才有了今天的民法典。这部法典是法国永恒的光荣，是其他民族嫉妒的原因，是子孙后代羡慕和赞赏的对象。他本来可以把一切都留给旧制度或者革命党人，从而使法国处于混乱之中。他本来也可以随心所欲地统治这个国家。而现在，事实上，没有人否认他是用法制治国。他说：　　“对那些把我的坚定的意志认为是专制主义的人们，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皇帝引用了几桩撤除国家政府官员和地方长官职务的例子。他们就是因为利用了政府盲目的热情和判断失误来任意决定和错误处置事情而受到惩处。他再一次说道，他的政府的原则，他本人和他的国务会议的意愿就是在正当的范围内扶助弱者去对抗强者。这种原则的必然结果就是让人们敢于反对那些拥有权势和利用高压手段对他人巧取豪夺的权贵。作为一个主要的原则，皇帝告诫他的大臣们要谨慎小心、奉公守法，防止触犯刑律，以免遭到法律的制裁。那些处于能够观察和评判政府这种位置上的人们清楚地知道，皇帝具有坚强意志力的名声要大于他严酷的名声。他接着说：　　“一切事情都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说我专权，那好，对此，任何部门的任何个人有抱怨的理由吗？法国的监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空过。再者，在五十封群众的批评信中，有四十五封是针对地方行政长官的。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会去抱怨地方长官吗？法国政府是强大的。我的政权是稳定的。政府官员们是通情达理的。而我绝不会放松统治。对人民来说，我管理得越严越好。当这种制度在探究一个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时，我的谨慎给每一个政府官员做出了榜样，因此官员们都忠于职守。全体人民和各种形式的财产都一视同仁地受到保护。过去，路上从来都是不安全的。由于我的管理，今天，法国人不知道争吵、仇恨和党派为何物。我从来不希望自己附属于任何人。我从来不从社会舆论或者任何阶级中去寻求援助。我只依靠自己，依靠我不断为法国的利益而建立的功业，依靠我的制度，依靠我的政府在精神上对人民施加的影响。　　“不管是当第一执政还是当皇帝，我一直是人民的国王。我的统治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我绝不允许自己由于外国的叫嚷或者为了某些人的私利就离开正路。这一点在全法国是尽人皆知的，因而法国人民热爱我。我说的法国人民指的是全民族，因为我从来没有对某个阶级表示过过分的偏爱。我指的人民不是某些人所理解的‘人民’——下层社会中的渣滓。我也从不会偏袒地主，因为前者的愚昧和苦难使他们很容易引起骚乱。后者的主张同样具有反叛性质，因此他们都变成了当权者的危险。要是他们敢于继续造反，他们将是任何政权的敌人。在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圣日尔曼区的每一个沙龙里，他们不是老在宣传连他们自己都不敢参加的造反吗？现在的情况和联盟时是一样的。那时旺代的领袖们为他们自己的特权比为国王的利益战斗得更凶猛一些。不幸的人民总是容易受骗的。小地主比那些大地主更加赞成把那场战争打下去。贵族完全应该站在法国政府一边，但那是同过去完全不同的立场。旧制度已经变成了同新制度水火不相容的制度了。　　“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圣日尔曼集团手里的国王真是可悲。尽管我们消灭大革命的过火行动，可那个集团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一般来说人民群众是有怜悯心的，可圣日尔曼集团却没有一点怜悯心。他们妄图夺回权势，幻想权力应该属于他们。在他们眼里，国王要经过他们挑选，人民是他们的奴隶。国王必须在他们的许可下行使职权，而且还必须要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人民则只能俯首帖耳地受其统治。旧时代如果能够复辟，那么这就是那些封建领主们能够允许国王的全部活动范围了。有一段时间，那个集团认为我是它的解放者，并且打算吸收我。由于找不到更理想的人，我在他们眼里还是可以接受的。还有就是他们希望我的儿子将会比我更容易驾驭。由于他们不敢再造反，后来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向政府投降了。那件事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那些古老贵族的后代长大后将会吸收新的思想。他们将会看到我提供给他们的现代的东西比他们的父辈妄图保有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那些小地主也将发现投降政府对他们更为有利。而我的制度将解决剩下的问题。他们中有的人看出我想要做各阶级的保护人，便又躲起来了。他们终将会出来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喜欢权力和宫廷。如果他们再执迷不悟，那后悔可就来不及了。当这些人几乎要同像拉法叶特和特雷西这样没头脑的人采取联合行动时，当后者大喊大叫地抗议专制主义时，他们就不想一想，他们能够提抗议，能够搞阴谋活动，能够自由自在地批评政府，这些事实本身不是正好证明，在法国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专制主义吗？”　　他继续说道：　　“建立荣誉军团是我最得意的措施。这全得归功于可怜的莫罗和他的梦想。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想法之一。这种想法像适合人民的需要一样，非常适合皇权的需要。它在政府和军队、在元帅和平民、在公爵和农民之间建立了光荣的博爱。　　“我是唯一活着的真正了解法国、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欧洲社会的人。在旧王朝里有许多很好的东西。今天，那些东西需要的只是加以改造，以适应新的形势。那些认为他们自己有权插入人民和皇帝之间的人，其危害性不亚于雅各宾党人。雅各宾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或者想使当权者分裂。可是其作用最终等于零。他们希望我们的习惯和弱点也像他们一样。要是我当初接受了他们的信条，那我就会建立一个类似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国家。然而我对法兰西非常了解。我知道那样做是行不通的。五人执政期间的教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的人，比如像没有什么固定观点的拉纳，他们就只愿意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朋友能享有自由，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就不能有半点自由。执政官或者议长的安全当时仰仗卫队的忠诚。可是，执政官的卫队是一帮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们是政府的累赘，更是人民的累赘。我认为那种统治方式是不行的。依靠同党的支持，不顾一切地变为一个专制君主，那种政权也是叫我反感的。我当上第一执政不久，就摆脱了那些束缚。我非常注意卫队中的那些贪污、偷盗行为。不过，我还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全部秘密。由于他们的存在已不再有任何价值，我就把那些阻碍我、妄图把我同那些明显忠诚的人们隔开的卫队头目撤了职。胡闹！他们还以为像他们那样干就可以控制法国呢。”　　话题又回到了元老院。皇帝说元老院没有别的作用。尽管它也克服过一些较大的困难，但它不过是拿着火把和灯笼把国家往错误的道路上引导。如果时机成熟，元老院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效法弗罗肖。假使巴萨诺公爵受到信任的话，弗罗肖是会喜欢皇帝的。可他还是几乎毫无异议地让出他的一个房间作为马莱和拉奥里政府的会议室。弗罗肖所企望的就是保留他的塞纳郡郡守职务。(自从大革命以来，人们已经对政府的不断更替习以为常。这种弊病只有时间才能治愈。)　　“弗罗肖今天所有的一切无不是靠了我才得到的。不仅如此，他还宣誓过效忠于我。假如他相信我已经死了，他还是会背叛我的儿子和他自己的誓言的。事后，他还自以为是一个诚实的人。要是他答应过给你一亿法郎，他一定会在约定的那一天把钱交给你。他不会自食其言。可在关键时刻，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背叛了他的誓言。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里产生出来的人和思想。谁还能让你信得过呢？”　　我在谈话中说到了在法国引起人民不满的各种事情，特别是征兵。连年不断的战争已经把所有那些适合服兵役的青年人一扫而光了。皇帝回答说：　　“我承认，征兵是一个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由于形势所迫，我频繁地下达了征兵令。但是，那是全国性的，对谁都一样，既不允许搞特权也不允许有例外。当和平到来时，征兵甚至会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法国人喜欢军事生活。而且，晋升的大门对那些有能力和勇敢的人始终是敞开着的。因而很多年轻人都能获得光荣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就像在许多事情上一样，平等的原则给了政府以力量，并保证了征兵工作的顺利进行。如果我同意免除某人的当兵义务，如果谁有特权逃避兵役，那么人们就都会拒绝上前线。　　“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平等思想今天是我们政府力量的组成部分。因为没有谁期望获得或者怀疑别人会获得优待，还因为偏袒他人无利可图，所以我们的政府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公众对政府的秉公办事所寄予的信任，给了政府与其权力相称的威信。这就是我成功的秘密所在。有人说我好战，可是我对各部队都一视同仁，下的命令都差不多。我对谁都不偏袒。军人们立了战功，我一样给予奖励，因此人人都服从军令。我用自己的正义感来取得人民的高度信任，来鼓舞人民，让他们相信我对任何人的利益的关心不会超过对其邻居的关心。这就是如何统治法国的最大的秘诀。我的全部力量也就在这里。”　　皇帝对法国人爱挑剔毛病的本性做了一番评论。他说：　　“社交聚会往往总是同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人们批评一切，而从来不说一句好话。尽管社交界的男女一般都是朝臣，坦率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拍马屁的人，可是在他们的谈话中，他们还是对当权的政府表示不友好。我把某些人流放到国外去了。要不是我及时地这样做，使他们的阴谋破产的话，他们就会在半个月后被逮捕。谁知我的行为引起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他们因此说我是暴君。我之所以被他们这样称呼，那是因为我不允许几个密谋者和傻瓜被人当成阴谋家。他们的密谋叫我好笑。如果放逐他们就意味着我办事严厉，那我完全可以等到事情变得严重时再动手惩处他们。其实按照我个人的愿望，我是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而不是苛刻的人。在旧王朝统治时期，凡尔赛人谁也不愿意服从王室的命令。这种特权损害了王室的威信。情妇们和宠臣们全都在策划阴谋，把谁扶上去当大臣，把谁从大臣的位置上搞下来，因为他们知道国王软弱无能。这就是反对国王权威的真正的阴谋。要我宽恕某位堕落的将军或者大臣，而不考虑他们的叛逆行为，这将会引起人民流血或者导致亡国。那样做不是让我损害自己的名誉吗？过去要是某人有一定的名望，其背后又有几位政府官员撑着，就是进行抢劫都不会被判罪。那时候，整个宫廷，甚至包括王族在内都对做生意有兴趣，或者直接从承包人手上获取津贴。人们想方设法去捞钱。当时巴黎的街道肮脏不堪，照明设备不全。那是因为亲王们，尤其是阿图瓦伯爵和当时最大的贵族从城市卫生和照明设备的承包商那儿拿过钱。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　　他继续说道：　　“像那样的滥用职权，在我的政府里还是闻所未闻的。据我所知，现在也没有小费这种东西。人们都获得了优厚的薪金，而且都是固定收入。人们知道我对骗子是毫不留情的，更不用说对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经商的官员了。从来没有哪一个财政部这样廉洁。政府树立典型是完全必要的。那些工作懈怠、玩忽职守的人即使与某个要人有联系，我也会对他们作严肃处理，绝不去考虑那些关系。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因此我就向自己的目标坚定地前进，对各个派系的叫嚷根本不予理睬。　　“在法国，是谁吵嚷不休呢？几个社交场所里的男女，几个忘记了他们现在的地位或者财富完全是靠了我的忘恩负义之徒，还有那些我从流放地召回来并恢复了他们的财产的先生们。要不是我，他们是永远也不能重新获得那些财产的。此外还有几个不能在礼拜天洒圣水的不知名的小贵族，几个因为没有机会做投机生意而一时陷入困境的自私的店铺老板，还有某些军队承包商——名符其实的吸血鬼。我已经叫他们把不义之财吐了出来。就是这些人大叫大嚷反对我。法国的绝大部分人是公正的：国民看到了我正在为他们的名誉、幸福和未来而奋斗。　　“我本人又贪图什么呢？尽管我的家庭是不幸的，但我出身于一个高贵的阶级。现在我登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皇位。我给全欧洲颁布法律，给那些为法国提供了良好服务的人们以财富。我提供成百万法郎，却从不染指国家的税收。在我的钱袋里，在‘特别产业’中，我可以拥有任何一个人可能拥有的金钱和财富，可是我自己是不需要这些钱的。在私产方面，没有谁比我占有的更少。　　“在我的统治下，使法国繁荣昌盛起来，这就是我追求的目标，是我的雄心，是我的全部关切所在。我在法国重建了秩序，管理了财政金融，偿还了国家的债款。我现在变得太胖太劳累了，因而需要休息，而且也喜欢休息。由于不停的运动和军事行动，我已经感到了极度的疲劳。像所有的人一样，我的身体条件影响了我的精神状态。大家都热衷于相信，您也告诉我这一点：说我好战喜功，说我想建立一个您所谓的全球帝国。但是这种全球帝国只是一个梦想。我已经醒悟过来了。如果说，有一段时间，我曾被那种战争激情冲昏了头脑的话，那么像所有的激情一样，它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里迷惑过我。”　　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英国。　　“要是能有三、四年停战时间的话，”皇帝说道，“欧洲很快就会感觉到英国商业的空前势力以及令人难以忍受的垄断贸易的桎梏。用不了多久，我们将会看到德国人会请求恢复今天遭到人们反对的大陆封锁制度。他们还会要求对那个敌视各国工业的英国政府进行复仇——对那个不牺牲别人的利益就无法生存，而只能偿还债务的利息、提供补助金的商业巨人复仇。这个巨人依靠它的垄断地位来弥补它付出的代价。但是到那时候，就太晚了。欧洲将永远不能处于像今天这样有利的局面。和平的日子只能让人们忍受更多的痛苦。在那样的和平环境里，人们积累的资本将处于危险中。为了避免丧失所有那些资金，我们将不得不把自己交由痛苦的命运去主宰。现在我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我明智地而又富有远见地制定政策。如果我不那样做，我将会受到子孙后代和历史的谴责。”　　皇帝滔滔不绝地坚持说，由于最近美国参加了我们反对英国的行列 [ 编者注：1812年6月18日美国向英国宣战。这场战争的原因是英国内阁拒绝废除英国枢密院的敕令。那个敕令认为所有中立国的船舶没有获得伦敦或者马耳他的许可，就不能自出航行。 ] ，从而增加了我方的优势。他肯定地说，在真刀真枪的战斗中，英国将处于劣势。他说这个事件是美国政治上获得解放并发展成为强大力量的转折点。他谈到英美双方进攻和防御的战术，以及英国人可能要作出的努力。但是他总结说：“美国人可能会由于疏忽而吃一些败仗，但是那只能动员起美国人民，使他们的民族精神变得更为坚强。”　　皇帝说：　　“英国人如果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就会完蛋。由强有力的人们组成的美国政府将会不断地增长力量。这次战争将使美国能够组织和保持一支较强大的军队，并且获得大量的装备来组织民兵。要是美国人聪明的话，他们就要建筑城堡，甚至在某些重要的地点建立坚固的要塞。将来，这些堡垒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好处。美国人的抗英战争将加强我们法国的阵营。以后，那个国家将成为英国最强大的对手。不出三十年，它的威力就会叫英国人发抖。”　　在这次谈话中，我只记下了比较重要的部分，而省去了很多不太重要的情节。　　我们的谈话一直谈到哥利兹。在那个镇上，我派阿穆德鲁先去德累斯顿，把我们将要抵达的消息告诉法国派驻那儿的大臣塞拉男爵。我还告诉他说皇帝将要在大臣家里用晚饭和睡一觉，并叫大臣转告萨克森国王，说陛下将要秘密地拜访他。山谷里积雪很深，我们的速度减慢了许多。我们终于到达了包岑的驿站。为了换上新马，我们等了很久。我不得不从雪橇上走下来，只身去了解迟缓的原因。这次偶然的耽搁是由于驿站长的拖拉习惯造成的。当时普遍的习惯是，在旅行者到了之后才给马钉防滑铁。我催促驿站长也是白搭。我们无事可做，只有耐着性子等待和活动活动四肢取暖。皇帝趁机睡了大约四十五分钟。我赶紧把刚才同陛下有趣的谈话记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