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拿破仑远征俄罗斯 （壬）作者：阿芒·科兰古

十五、从德累斯顿到巴黎　　我们直到午夜才到达德累斯顿(12月13—14日)。车夫说他知道法国大臣的住址。可是，我们在城里兜了好多圈子，找了很久也没能找到他的公寓。最后，我终于不耐烦了，命令车夫把车停下来，找人问一问。然而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到处都是漆黑一片。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看到一个透出灯光的窗户。车夫敲了门，又按了电铃，等了好久，一个戴着睡帽的人才把头从窗户探出来，问我们有什么事。当他听说我们是请他告诉我们法国大臣的住址时，那个医生(我后来知道的)把窗子重重地一关。他一定是这样想，他没有义务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同健康人交谈吧。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城里又转悠了一阵，盼望能找到一个警察。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了一位萨克森人。他比那位医生要有礼貌得多。他领我们到了塞拉先生的房门口。我们一进他家，便发现一切都是现成的，好像他是在等我们似的。　　皇帝刚坐下就开始了工作。他向我口授给那不勒斯国王和纳夏泰尔亲王的信件、几个给华沙和给维尔纳的命令。口授完毕后，就让我们去处理送信的事宜。皇帝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他交代说，若是萨克森国王来了，就要我唤醒他——国王不想再麻烦陛下到宫里去进行会见。皇帝休息后，塞拉先生便帮助我把信件发送出去了。　　萨克森国王是在凌晨三点时分，在罗斯伯爵和马科里尼先生的陪同下驾到的。皇帝睡了约莫一个小时。国王坚持要皇帝就在床上谈话。因此，我有幸立刻把国王带进了皇帝的房间。两位国君在一起交谈了四十五分钟。　　我们经过萨克森继续旅行的指示已经发出去了。由于我们原来的雪橇已不适合进一步的旅行 [ 编者注：1813年当我重返德累斯顿时，我听说一个英国人已把那架雪橇当成历史文物买去了。联军占领该城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观看这架雪橇。——摘自科兰古的笔记。 ] ，国王便把他那辆的马车厢借给了皇帝。当我陪同国王去看过他的车子后，皇帝告诉我说，他一定要在五点钟启程，并吩咐我在四点半钟叫醒他，以便在上车前有时间签署他的信件。按照皇帝的命令，我写信给他派驻魏玛的大臣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在埃尔富特准备好马车待用。　　从王宫里要来的马拉着我们经过了两个驿站。在莱比锡附近，我们超过了先前派出去以我的名义预订马匹的信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那座城镇停了下来，以便让他们再赶到我们前边去。夜幕降临。当人们正在准备晚饭时，皇帝怀着好奇心在广场上和城外的花园里踱来踱去。我们在户外呆了两个小时。莱比锡的天气远没有波兰那么寒冷。　　在旅行途中，我又让皇帝谈到沙皇亚历山大、埃尔富特会议、阿布朗泰斯公爵，谈到贵族阶级以及人们对贵族的敌意。我记下来的这些只是他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的话。他赞扬了达律伯爵。　　“他工作起来就像一头牛。”他说道，“他是一个有着特殊才干的人，是我最好的行政官。他从来不曾向我要过任何东西。他以其机敏和审慎的作风，以他个人的榜样力量去治理普鲁士并将其制服了。在那个敌对的国度里，他只依靠自己的薪金生活，没有像别人那样趁机大发横财，而他本来是有权要求获得那些财物的。对他廉洁奉公的品德，我留意给予他报酬。”　　皇帝的话题回到了提尔西特会议。谈话中，皇帝发现沙皇亚历山大是一个充满不现实思想的理想家，他没有多少经验，常常被美妙的幻想所驱使。正当他的国家和人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继承人来统治时，他那把他和他妻子隔离开的情绪 [ 编者注：讽刺亚历山大追求玛丽雅·安托夫娜·纳里斯金。根据尼古拉·米海洛维奇大公的叙述，这个事件从1804年持续到1818年。 ] 却总是使他脑子里充满幻想。这种幻想使他曾经同意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由选举出来的、对皇权有功的人来充当国君。通常的世袭制势必就完了。而那些无能的、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便可登上王位。总之，他让那些性情善良的人代替那些贵族子弟。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好心人，而不是一个好君主。从他没有子女这一点来看，沙皇是一个缺少责任心的人。由于他爱按自己的喜好行事，这种责任心在他眼里就成了一个负担。很明显，他的理想是：“君主国应为人民而建立，为人民而统治。”　　“那也是我的座右铭，”皇帝接着说，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个原则，好像我对此存有疑问似的。“沙皇身居皇位却没有去享乐。在我看来，他似乎对国君的权力和帝王的生活感到厌倦。沙皇把为人民谋幸福视为神圣的职责。他认为他的这个艰巨的责任是上帝赋予他的。亚历山大是一个信奉宗教的人。他的思想太自由了。他对俄国人民太民主了。他将会为这种政策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个国家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来统治。其实，他更适合于巴黎人。他只是法国人所喜爱的那种国王。他对女人的调情和男人的奉承也会装出不快(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那优雅的姿态和谦恭有礼的态度是令人愉快的。法国人喜欢阿谀奉承。沙皇不喜欢我的严肃态度。我的坚定意志常常使他厌烦。　　“我们在提尔西特的会谈和他同您的关系以及在埃尔富特发生的事情集中在一块，形成了沙皇的观点。他是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够躲过他的观察。他的记性也挺好。自从提尔西特会议以后，已经发生的几个事件再加上他的思考，给他提供了他先前所缺乏的经验。亚历山大到埃尔富特来的时候，已经同在提尔西特时判若两人。在埃尔富特，我注意到他的对抗性的和异常顽固的态度。他想要同我平起平坐地处理事务。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对他是有利的，而且他也利用了对他的有利形势。他本来可以争得更多的东西。幸运的是他的注意力光集中在别国对俄国想要获得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反应上面，而没有坚持要我们从奥得河上的堡垒区以及部分普鲁士的领土上撤走。更幸运的是，奥地利人对我们只表示出不快和不信任的情绪。要是奥地利人派到埃尔富特去的人能够公开表明他的朝廷所持的观点，以及对普鲁士的某种兴趣，那一定会给亚历山大留下一些印象。这样，我就一定会被置于非常困难的地位。可是普鲁士人甚至只派去了一个无能之辈。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来为自己从中渔利。　　“不管怎么样，当时我作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我军权在握。在西班牙的法军就是损失了四分之三，我也能在任何人企图阻止我之前一举粉碎奥地利。那时俄国军队还没有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还没有力量进行战争。要是有人迫使我离开西班牙，尽管那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因为当时我们在那儿遭受了几次失败，特别是英国军队还在西班牙战场上，其实那倒未必不是给我做了一件好事。由于受到奥地利人的威胁，我本来将不得不从大部分普鲁士领土撤出来。为了税收，我只保留奥得河上的堡垒。要是那样安排，形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也不会在这儿了。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国，另一种联合将是必要的。随着普鲁士的解放、恢复和重建，所有的政治联合都一定要变更。那样一来，或许事情还会更好一些，对我们更有利一些。我将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西班牙战事上。我将劝俄国人留在联盟，继续实行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制度。　　“因此，有些最无足轻重的小事也能够改变世界的命运，正如我们的敌人所犯的错误常常比他们的将军的天才能更好地为他们的目的服务，并引起我们更大的失误一样。我错就错在没有在维帖布斯克停止进军，以便组织好波兰。还有就是进入莫斯科一周后没有离开那座城市。我所遭受的失败完全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我当时还认为俄国人也渴望和平，我能够迫使俄国人媾和。我被人欺骗了。我也欺骗了自己。马雷和普拉特神父没有好好利用波兰。我盼望看见它武装起来。谁知它却在睡觉。在用人方面，我一生中不可能做出更糟的事情了。我也不可能信任一个更无能的人了。我被普拉特的聪明蒙蔽了。他懂得如何争论，怎样拍马。可是在需要行动的时候，他就不知所措了。我的哪怕最不重要的秘书也会比他强一些。　　“在旧王朝里像他那样的人也比他有用一些。然而他们在军队或者宫廷里都不会受欢迎。还是看看纳博纳先生吧！从来没有哪一位长官能像他一样唤起士兵们的热情。他不顾自己的年龄，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忍受了各种艰难困苦。他完全是由一种荣誉感驱使着。你们这些来自旧军队的人不喜欢这些新的皈依者。总而言之，你们不喜欢逃亡国外的人。不管是在朝廷或者是在军队，我常常听到人们发牢骚。要忍受人们的愤怒非得要有较大的勇气不可。像一匹被糟糕的骑手惹恼了的马一样，他们甚至会暴跳起来，但那是不会持续很久的。”　　就某些人来说，我认为皇帝所说的这种意见是有根据的。陛下在说到他们的德行时几乎没有任何褒奖之辞。对纳博纳先生却恰恰相反。皇帝对他真是大加赞赏。　　“这对您也是适用的，科兰古。”他说道，“尽管您像其他人一样是出身行伍的军官，尽管您是一个军人，您是靠自己的辛劳和功绩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就像我所有的将军们一样。可是您的出身和您的贵族身份引起了别人的嫉妒。我不得不维护您，而且不止一次地袒护您。您是人们忌恨的目标。我常常收到他们控告您的书信。在莫罗被审判以后，您还不断地去看他，甚至在莱茵军团 [ 编者注：作为第二枪骑兵师的上校，科兰古在莫罗的统帅下指挥了1800年的莱茵河战役。 ] 以后的年代里您也不例外。他们试图使我不再信任您。其买那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在那些狂热的人们的眼里，您的真正缺点就是您的贵族出身。我没有上他们的当。那时许多诚实的人都具有这种偏见。把您弄倒以后，他们就会攻击迪罗克和洛里斯托纳。今天那些以获得爵位为荣的人正是不久前起劲地攻击爵位的人。只有朱诺一个人没有这个弱点。他一直认为他自己应该获得高于侯爵的爵位。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博沃更伟大的贵族。可是，拉纳、贝西埃尔和勒费弗尔却沉溺于愤懑之中。要是我为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做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事，或者如果有谁要求获得并不超过当年他父亲争得的权利时，他们就同我谈话，似乎我是在做着违反我个人利益的事情。然而，我识破了他们。幸好，我从来没有一个宠臣。但是，如果我看中了某一位杰出的人物，如果我对某个出身贵族的人表示信任，那一定会把某些人气疯的。因此我采取措施统一全体人民的利益，让所有的阶级和拥有不同财产的人参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时间将会涤荡那些嫉妒的心灵。”　　皇帝称赞了许多人，特别是贝西埃尔元帅。皇帝信赖他指挥的部队。陛下还赞扬了他的诚实与正直，以及他有效地统率了禁卫军。　　“我是迫不得已才从拉纳手上把禁卫军的指挥权接过来的。”陛下说道，“他热切盼望为自己积累财富，因此上了几个恶棍的当，听了他们的建议。要不是我把他从那个岗位上调离，他一定会毁了自己的。”皇帝重复说，“过去没有谁，现在也没有人 [ 编者注：拉纳死于1809年5月31日。根据科兰古的笔记，皇帝这儿用的现在时是人们在抄原稿时出的差错。 ] 比拉纳更依恋我了。他不止一次地在危险的战场上挺身而出指挥战斗，以此证明他对我的爱忱。他爱我就像一个人爱他的情妇一样。他想要占有我，或者至少要影响我，以便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我常常拒绝他的要求，因为他那些要求对阴谋家有利。他终于发脾气了。他天生爱动感情。当时，他真是无所不能的。在那种情况下，他不止一次地给我捣蛋。如果他是和一位与我的性格不同的君主打交道，如果那是一位比我还要谦恭的君主，那么拉纳的这种捣乱就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皇帝谈到了几桩使他当时禁止拉纳在杜伊勒里宫露面的事实后，又继续说道：　　“那位元帅有一种叛逆的天性和爱吹毛求疵的脾气。这种性格使他失去了判断力。这种性格还超过了他对部属的情感。他是轻率的和好走极端的人。为了证实这种说法，皇帝提到了一个人，提到了拉纳元帅在最后一次对奥战争前不久当着那人吹嘘过他对沙皇亚历山大说的话。在埃尔富特会谈时，皇帝曾安排拉纳去陪同沙皇。当他同那位君主同坐一辆马车旅行的时候，拉纳告诉沙皇说拿破仑皇帝企图欺骗俄国人，说拿破仑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说为了实现眼前的目标，法国皇帝不惜诉诸战争等等。拉纳还吹嘘说他透露了许多内部情况，引用了一些事实来开导沙皇。正如他自己说的，以免亚历山大受皇帝的欺骗。　　“有人秘密地向我反映了这个情况。”陛下说道，“这件事正好解释了亚历山大在埃尔富特时的行动和他为什么对我们持怀疑态度。我没有对拉纳元帅提起过这件事。要是那样做，就会使向我汇报的人受到迫害，而且我也不可能获得他更多的效劳。我没有办法来改变拉纳元帅。要是他发觉他被揭露了，就一定会变成我的势不两立的死敌。反之，他却表现得像一个忠诚的人。此外，在战场上，他曾用自己的身体掩护过我。他牺牲得很英勇。可是那次他的表现简直像一个叛徒，因为我命令他去陪伴沙皇只不过是一种礼仪。他既没有权力发表自己的观点，也无权对我或我的事务妄加评论。他没有能够抵御住亚历山大对他的假惺惺的恭维和所谓的信任，而且他也没有忘记他对我的宿怨。——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引起了他那么大的怨恨——他急躁的情绪就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在后来的几年里，他变得令人羡慕地冷静了。而且，他是一位有冒险精神的指挥官，因此他变成一位杰出的元帅。他是我最好的将军中的一个。在战场上，他可是一个最有能力的将军呢。”　　皇帝接着又说：　　“科兰古，人们责备我说，对于像他们那样的人没有给予更多的尊重。难道我错了吗？假使我盼望他们比实际上更好一些，难道我就应该原谅他们的错误，忘记他们的过失吗？”　　我们又一次回到了莱比锡的那家小旅馆。我们回来时，人们把火炉子烧得很旺，好让我们取暖。我们的晚餐还没有准备好。我在靠近火炉的地方把两张椅子并在一起，让皇帝在上面躺下。我自己却利用这个机会继续记完我的笔记。晚饭终于准备好了。陛下急于上路，他尽可能快地用完他的晚饭。　　当皇帝正要下楼的时候，一位自称是住在这家旅馆的法军参谋军官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向皇帝作自我介绍，并说有要事向陛下汇报。他说，他奉总参谋部的命令出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当有陌生人同皇帝讲话的时候，我总是习惯地紧挨皇帝站着。那时，我正好站在他和那位军官之间。后者正急于贴近我们。当时一群人出于好奇正在围观萨克森国王的那架华丽的雪橇。皇帝赶紧朝他的雪橇走去，一时没有注意到那位年轻人。后来，与其说是被他的固执态度，倒不如说是被他的神态打动了，陛下停了下来。我们猜测他可能是一个间谍，或者更糟——只是伪装成一个军官罢了。皇帝立刻打发他走开。整个事情和这个军官的出现引起了我的怀疑。当我们驰离城市后，我回头向后面那辆马车望去，因为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正跟踪着我们。事实上，他真的就在后面的马车上，坐在我们的信使身边。他告诉信使说他是奉命来陪同我们的。我立刻命令他下车。费了很大的劲，他才执行了这个命令。　　过了卢岑后的一段路，地上积雪不厚，所以我们的滑橇被拉坏了。离开奥尔施泰特以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国王那架漂亮的雪橇。12月15日天亮时，我们乘坐信使的敞篷四轮马车进入了维根诺夫。我们在驿站换马时，那位认识我的驿站长走过来和我聊天。我相信他一定认出了皇帝，可他却没有暗示这一点。陛下在马车里喝完了咖啡。　　在埃尔富特的驿站，我们见到了圣埃尼昂男爵。皇帝同他共进早餐，谈论了有关的事务，并对他和本地的司令官下达了一些命令。一个小时后，我们又上路了，乘坐的是圣埃尼昂先生派人改装过的一辆顶篷可开合的四轮马车。这一下，皇帝就有可能舒舒服服地躺下了。陛下很喜欢这辆车子。他多次说到这是一辆很好的马车。在这一次长途旅行的最后阶段，他高兴的是长达三个月的行军生活快结束了，而不仅仅是他有了一张舒适的床。皇帝让我打发走了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一直坐在我们身后的那位萨克森宪兵，另外找了一名法国人坐在那个位置上。　　我们到达爱森纳赫时，马匹还没有准备好，尽管驿站接到命令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由于旅途劳顿，皇帝从马车上下来，走进驿站烤火取暖，并同站长的妻子——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人——攀谈了起来。她丈夫几次深深向我们鞠躬，却没有赶紧去工作，好让我们尽快上路。听站长说，从居民那儿征用的马匹还没有送来，因此我向他一再重复的要求不是为别的，而是Cleich(立刻行动)。天黑以后，我们将会进入山谷和森林里的崎岖的隘路。我离开了皇帝，亲自去过问一切。　　我所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就是马匹会送来的，但现在还没有来。我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念头。人们知道了这个旅行者正是皇帝本人，因此他们故意耽误我们的时间，以便在天黑后对我们进行伏击。使我更感惊疑的是，我知道过去这家驿站能够很好地供应驿马。可是如今在事先接到我们要到来的通知后，竟然还要去征用老百姓的马。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过其他旅行者，因而我急于想找一个人问一问，看这个驿站是否真的没有马匹。我走进院子，一边同一位车夫谈话，一边用眼睛搜索院子里的马厩。我问他驿站长是不是没有马匹。马夫偷偷地用手指了指大门紧闭的马棚。我轻轻地用手敞着门，用德语叫道：Mach auf(开门)，由于人们把我的声音错当成了他们一个伙伴的声音，一个马夫立刻就开了门。我发现他们正在喂十匹膘肥体壮的马匹。毫无疑问，他们在等待另外的时机。　　马夫一看到我在马厩出现，立刻全都跑了过来。我命令他们立刻给马戴上马具，并将马套上我们的马车。听了这个命令，他们都试图溜走。我拦住了他们中的三个人，并把站在拱道下面的宪兵叫出来去捉拿其他的人。驿站长听到一个马车夫的叫喊声，立刻赶了出来，不允许我们使用他的马匹。听了他的话，一场更大的骚乱随之发生了。当我看到什么理由也不能说动他，而他的马车夫们又不敢违抗他时，我就抓着他的衣领强迫他走进马棚的一个角落，下令他立即把马给套好。可是他还是拒不服从。我看到我们争吵的声音引来了一小群围观的群众，那个宪兵也正在艰难地拦阻那些设法逃走的马夫，于是便拔出剑来指着驿站长的脸说，要是有谁敢从外面进来制造什么骚乱，或者不在五分钟内给我把马套好，我就要他的命。我的宝剑使他意识到，我是说得到做得到的。驿站长和他的马夫们都是言辞说服不了的。此刻马匹在一眨眼工夫里就套上了挽具。驿站长的一个朋友——他自称是公爵的顾问——来到了现场，并且从一开始就想干涉我们的行动。我只是简单地叫他不要多管闲事，他就不声不响地走开了。驿站长的妻子走了出来。她立刻就看到了他们的马匹被牵了出来。当她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后，就哭着向皇帝跑去，用结结巴巴的法语诉说她的丈夫受到了虐待。皇帝在最后一匹马被牵过院子的时候朝马车走去。我同驿站长跟在他们的后面。皇帝把驿站长的爱妻交还给他，并对他们说，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旅行者是错误的。　　皇帝并不知道该怎样对待驿站长的行为。时间上的延误使他大为吃惊。那天晚上(12月15—16日)，一整夜我们都十分警觉。我想我看到了东方的曙光，从来没有如此惊喜过，因为皇帝所处的环境从来没有像那天晚上一样使我担忧。北风寒冷刺骨。我们不顾威斯特伐利亚道路的艰难，迅速地前进。路上，笨拙的车夫竟然把车上的辕杆弄断了。我们用两条皮带就成功地把辕杆修好，总共用去不到半个小时。皇帝在哈瑙停了下来，派人去召见比斯赫普亲王的大臣阿尔比尼先生。皇帝一边吃早餐一边同他谈话。这位绅士刚看到陛下，特别是看到他乘坐这样一辆简朴的马车时，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离莱茵河只有一里格的地方，我们遇到了阿纳托尔·孟德斯鸠先生。我是在莫罗地赫诺派他出来的。此刻，他正从巴黎返回前线。他在巴黎只匆匆地停留了几个小时。他从前线带回的消息是为政府公报作准备的。现在他带来了皇后的信件。我想，皇后一定是怀着惊喜交加的心情在等候着皇帝吧，因此她才决定让阿纳托尔马不停蹄地连夜赶回来。陛下向他询问了皇后和他儿子的情况，然后又打发他带着我们的消息立刻返回巴黎。可是，我们在莱茵河的堤岸上又遇着了他。冰雪融化，河中漂浮着冰块。人们不得不乘船渡过河去。因此，我们又相遇了。　　我们过了河。当陛下的马车渡河和登岸时，皇帝步行向驿站走去。我从没见过皇帝的心情有这么轻松过。当他再次踏上法国的领土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疲倦忘到脑后去了。他甚至一时忘记了他在事业上受到的挫折。陛下一走进驿站，驿站长就认出了他。当人们给马匹上挽具时，皇帝派人叫来了马歇尔·瓦尔米，并开始同他交谈。后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在这儿见到陛下呢？还不到七点钟，我们就又上路了。我们经过古比宁时派出的法加尔德，在格罗高又同我们会合了。他一直给我们做着信使的工作 [ 编者注：这儿使用“信使”这个词不是很准确的。在使用“公共马车”的年代里，这是指那些先于马车出发，在驿站准备替换的马匹和为旅行者准备膳宿的人。 ] 。离开德累斯顿后，阿穆德鲁也加入了我们的旅行。进入了法国后，他们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　　从巴黎新传来的消息又引起了关于马莱事件的对话。皇帝的一些意见在我看来是值得记下来的。皇帝说道：　　“你们看，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顽固习惯是怎样破坏了人们对建立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观念。在重建社会秩序方面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当有人宣布我死了，那些军官和士兵们，没有一个人想到我的儿子。甚至连弗罗肖也没有想到过罗马王。在他看来，重新进行一场革命比维护已经建立的秩序还要简单一些。可是我到达巴黎后，每个人都一定会向我表白一番他们的忠心。要是我允许弗罗肖也来谒见我的话，他也会同其他人一样自我吹嘘一通。忠诚，对一名地方长官来说比对一名士兵更加重要，更加神圣；士兵们只要无条件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问为什么。然而地方长官犯错误就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因为他们是人民的榜样。人们是多么愚昧啊，甚至当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法兰西还需要我再为它干十年。如果我不久就死去，法国一定又会陷入混乱。如果我的儿子垮台了，则法国的一切王朝都难以长久。我知道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还是不够的。”　　“我们的制度和机构都还不健全。”我说道，“一切国力都必须用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存。”　　皇帝活泼地打断我的话说：　　“您要一个贵族、一个贵族社会来适应我们今天的时代吗？但是国民的浮躁和将军们的要求将使您的那些新制度没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是建立不起来的。要是我的司令官中多几个有才能的人物的话，他们一定会像恺撒的代理官员们一样，私下把整个世界瓜分掉。可是，现在谁也没有如此的才能来完成这样大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尽管我会死去，可您还是会活下去的……要是发生政变的话，那么危险就在于我们统治的脆弱和那些想要占有所有土地和全部财富的将军们的阴谋。假如您没有果断地采取措施来减少禁卫军的数量，您的那一套也将是行不通的。您看到我本人都不会把禁卫军的权力统统交给一个指挥官。要把禁卫军牢牢掌握在手中。这颇要有非常坚强的意志力。　　“马莱是一个狂人。要是他认为那时停止警察的活动，蒙蔽几个高级官员和一个郡守三个小时——与此同时，法国的二十万大军正驻守在国外而他自己在政府部门或者在郡里却没有一个同谋——就能推翻一个政府，他不是疯子又是什么呢？他是那种想通过名扬天下来自寻死路的人。他的行为已经多少证实了我过去还比较模糊的感觉——对人类不能太信任。旧王朝的人是难驾驭的。他们爱搞派别活动。头脑发热时还敢于起来造反。一般来说，他们是不允许部下造反的。他们也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君主政体的观念和世袭制要求维持事物的现状——可未来的一代人对这些是不熟悉的。甚至当代人也已经对此感到生疏了。他们早已忘记了大革命所带来的不幸。　　“克拉克会夸耀他的忠诚、他的行为以及他发布的命令。那些命令可能还是事后下达的。可是事件发生时，他甚至没有穿上他的靴子就赶到最近的兵营去稳定军心。……他到处会见雅各宾党人。我们很快就会清楚，他和萨瓦里，到底谁是对的。为了确保解决问题，我甚至没有撤换警务大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医治政变的创伤。这种创伤是由于他缺乏远见造成的。　　“萨瓦里害怕失去他的地位和薪俸。其实，他可以不再需要那个地位了，因为我给了他足够的钱。他至少有五、六百万法郎。不管他是在做副官还是做内阁大臣，他都总是向我要钱。这使我很反感。不光是他一个人这样做，内伊、乌迪诺或者其他许多人在战役开始或者战役结束时没有一个不跟我要钱的。然而，萨瓦里是不幸的。他有几个孩子和一个挥金如土的老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公正地说，他是满腔热情地为我服务的。他相貌很英俊。这在巴黎是必不可少的。我很讨厌他同马雷争吵不休。他总是同巴萨诺公爵过不去，总是互相嫉妒。萨瓦里认为我更袒护马雷一些。您知道是谁挑起他们的不和吗？”　　“我一点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的妻子。她们总是唯恐天下不乱。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其他大臣们从来没有给我添过麻烦。他们都能够互相理解，不会用他们的小心眼或者不和来打搅我。有时候，我想过劝康巴塞雷斯结婚。可是，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但最后我觉得那是一件讨厌的事情。女人都有她们的要求。在宫廷里，官员们的妻子总是叫人心烦。你不知道如何安置她们。有外国女士在场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去安排她们的位置。　　“可怜的萨瓦里受到了巴黎记者的虐待。人人都在嘲笑他。当一个警务大臣最倒霉的时候，当他的位置由别人取而代之的时候，那就是阴谋家们最得意的时候。萨瓦里的失败看来是注定的了。人们似乎都以首先攻击了他为荣耀。”　　“陛下，这就是您为何支持他和一直任用他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正如您说的，现在他将比任何人都干得好。假如事实上没有阴谋集团，假如马莱在这个愚蠢的行动中只是唯一的一个策划者，那就证明萨瓦里的判断是正确的。”　　“您说对了，可是我很难相信这一点。萨瓦里可能被那些阴谋家们欺骗了，或许这些事情已被帕斯基埃掌握了。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侦察员。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一切的。告诉我，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到达巴黎？”　　“四十四个小时，陛下。”　　“我说是三十六个小时。”　　为此，皇帝叫我点燃了蜡烛。然后，他开始利用地图和旅行手册来计算我们到达巴黎所需的时间。经过几分钟的争论——仿佛我有能力延长或缩短我们的旅程似的——他拧了一下我的耳朵，开玩笑地说他被迫在他的计算结果里加进了八小时。然后，他又花了两个小时重新算了一遍。每一站路，每一小时里的每一刻钟，甚至每一分钟他都计算到了。我们不可避免的停站和逗留，我们休息的时间全都被缩短了。路途上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耽搁也被削减到了最低限度。皇帝又开始谈他见到皇后和他的儿子时的欢乐心情。一时间，他忘记了马莱，忘记了警察，也忘记了他遇到的一切麻烦。天亮时，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梦见了杜伊勒里宫，而我却盼望他能够安全地抵达目的地。他看来是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以至我在他的影响下也感到这一段路程是我们此次旅行最令人愉快的时刻。　　第二天(12月17日)，皇帝在凡尔登用过晚饭后，便重新坐进了埃尔富特的那辆马车。但是，我们不得不在一天里停下来两次给车轴上油。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吃饭。自从离开德累斯顿以后，皇帝除了谈巴黎、谈皇后见到他后会如何如何吃惊，人们会如何感到意外等等，别的什么都不谈。过了法兰克福，他就开始计算他将要到达巴黎的时间。每经过一个驿站，都使他更加肯定，我们如果不被耽误，就能在午夜前赶回首都。　　他越是频繁地遇到信使，就越是渴望了解那儿的具体情况：巴黎公众的舆论，人们对我军从莫斯科撤退以及同前线大军团中断联系的反应等等。这些情况比预想的更令人满意一些。可是，他对公报将会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关心。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在这方面竟没有获得一点消息。特别是在先于我们出发的孟德斯鸠先生重新与我们会合后，他变得更加焦急了。从私人信件上看，法国的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注意俄国的事件同自己的利害关系，以至无心顾及其他公共事物。人们都相信那边不会再发生战事了，俄军已经不堪一战。这种想法使得那些不安的情绪有所缓和。我们的灾难完全被人们忽视了。正如我们后来得知的，当时不可能发布那个对我方的失败进行了悲剧性描述的著名的公报。直到12月16日政府才发布了那个公报，比皇帝预计的要迟了两天。　　这一拖延使皇帝很生气。他本来希望公报在他到达巴黎前几天就能发布的。他旅行的速度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虽然皇帝生性镇定、冷漠，可是他还是被多种多样的心情激动着。他既有懊悔，又有希望。在他的前头有着幸福，在他的后面又留下了苦难，因而他无法掩饰他的感情。在谈了好一阵子心事后，他第三次把话题转回到了我们在爱森纳赫的历险。他不理解那位驿站长的行为。那位先生在事先就得到了通知，而且他也知道马匹是为一个尊贵的客人预备的。在那样一个地方，又是在那样一个时候，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令人怀疑的。皇帝命令我写信给圣埃尼昂男爵，指示他对驿站长的行为和动机进行调查，以掌握准确的情报。皇帝要求他尽快准备好他的调查报告，如有必要就向那个政府提出控告。　　“这是一个人的事情，”皇帝说道，“因此我不希望那个驿站长现在就被逮捕，也不愿意他被解雇。但是如能了解到在那件事的背后是否有阴谋就好了。”　　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了一般的问题上。皇帝对我谈到那不勒斯国王的计划(建立意大利联邦)。这给我一个机会谈到罗马和教皇。我对教皇的被捕 [ 编者注：1809年7月6日庇护七世在罗马被逮捕。在萨沃纳，他被囚禁了三年。1812年6月，他又被押送到枫丹白露。 ] 提出了异议。我说，尽管基督教世界不能再拔出剑来支持罗马教廷，但那件事在各处都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皇帝承认那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他说道：　　“在把教皇暂时从罗马弄出去这件事情上，我原来的想法是让他离开那些给他出坏主意的人。现在看来也许我把他留在那儿更好一些。我的政府在意大利强大得很。每一个神父都不会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意大利人这么些年来能过上平静的日子，我还要将其归功于那个事件呢。因为，英国人没有停止过在那儿投资。他们希望至少能策动一个局部性的暴动。可是他们已经失败了。哪怕是最缺乏自信的人，只要他们是公正的，那他们在我和教皇的争论中都不会发现政治分歧以外的东西。教会感谢我在法国重新建立起了正统的宗教，也许还感谢我让宗教继续在欧洲存在呢。——我肯定像查理五世一样是一个好的罗马天主教徒。查理也把教皇给抓走了，可他并没有变成异教徒。　　“当我恢复宗教的时候，假如我听取了几位智者的建议，就不会让自己再依靠罗马了。他们给我提供两种选择。一种是，我本来可以像历代沙皇那样干，另外设立最高一级的主教，我自己充当教会的首脑，或者至少充当教会的保护者，就像普鲁士国王成为新教的保护者一样(既然没有人再去向神父作忏悔，那么现在人人都是新教徒了)。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一个常务委员会或者主教委员会来管理宗教——事实上就是法国的天主教会。这样做不会改变惯例，因而也不会得罪虔诚的教徒，因为他们了解我和罗马教皇斗争的实质。”　　皇帝接着说：　　“现在，让教皇住在法国是必要的，而且还要把那些红衣主教也弄出来，以便让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团只受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优先权理应属于法国。法国天主教徒的人数最多。教皇只有在法国才能置身于他的教徒中。否则，教皇死后，他的继任人本应是聪明与温和的，可接替他的却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主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的奥地利人或者意大利人——这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那我们如何是好？”　　皇帝说：　　“……教会势力是一股永远不会平静的力量。它如果不支持你就会反对你。它从不免费为你服务。你也不可能受到它的恩惠。因此你必须成为它的主人……在它能够成为政府的附庸以前，你得先让它成为政府的朋友。为了保证这一点，你一定要把教会的权力明确地加以限定。有我在，教会的过分要求都别想实现。但是，在我身后，他们就能够引起骚乱。上帝给了我力量来从事伟大的事业。上帝也让我喜欢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教会的权力就是使我们能进入天国——在我们年迈的时候，来安慰我们和我们的妇女。——它还必须把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我们：Roi dans le temple，sujet à la porte。”(教皇是“教会中的国王，教会外的臣民。”)　　有关军队和波兰问题，给我们的交谈提供了无穷的话题。两名军队的传令军官，带着我们离开大军团后六十个小时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消息，相继地追上了我们。那不勒斯国王和贝尔蒂埃元帅报告说军队还在继续溃散。酷寒迫使许多人，甚至许多禁卫军官兵离开了他们的团旗。除了这些，他们没有提供别的情况来让我们了解事态进一步的发展——甚至无法预见后来的情况 [ 编者注：在进行这次谈话的时候，最后的灾难正在不断地降临到法军头上。正如科兰古记下来的，12月5日，当皇帝从斯莫尔冈出发的时候，温度还在下降。两天以后，气温下降到华氏零下三十四度。于是那不勒斯国王在维尔纳想尽办法御寒，并且让部队都这样做。12月10日法军在慌乱中撤出维尔纳。缪拉和将军们骑马先走了。在城的那一边两英里远的地方，大炮和补给车辆被遗弃。在一个大广场上，尽管敌人毫无准备，也没有人停下来给这些军用物资放一把火，只有宝贵的资金被人放在马背上救了出来。12月12日科夫诺被抢劫。14日，也就是在拿破仑到达巴黎前四天，大军团的所有残余部队渡过了涅曼河进入东普鲁士。被指定为那不勒斯国王副帅的贝尔蒂埃因劳累和懊丧而病倒。军团还在继续溃散。1813年1月16日在波兹南，缪拉不辞而别，化装溜回那不勒斯去了。当拿破仑的命令花了很多时间传达到部队后，欧仁亲王把前一年六月入侵俄国时六十万大军的残余部队集结了起来。在这些幸存者当中，成建制的禁卫军到达巴黎时，只剩下一千人了。 ] 。皇帝清楚地意识到他离开大军团一定会使混乱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这件事对禁卫军的影响一定会比对其他各军团的影响更大。可是，由于维尔纳是人们争取到达的目的地，那么他们是分散到达那儿还是集体到达那儿，这对皇帝来说关系就不大了。在维尔纳，由于粮食和衣物只供给那些站在军旗下的军人，因而他坚信，法军必定会在那里重新集结起来。这两封信使他比过去更坚信，我军一定可以守住维尔纳。我与他争论，提出不同的看法也纯属徒劳。他嘲笑我是“杞人忧天”。　　“您总是爱用最悲观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他说。　　看来，除了事件的悲惨结局，别的什么都不能使皇帝醒悟过来。当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希望。回到法国在他看来是他重新获得好运的开始。他预感到他又将吉星高照，一定能够控制局势的发展。此刻他不能再像四十个小时以前同我一样正视我们面临的灾难了。　　在通向哈维尔的路上，我们赶上了一位侍从官法加尔德。他还没走过玛尔斯—勒—图尔。在圣—让，离驿站还有五百码的地方，我们马车的前轴木断裂了。我和皇帝登上了一直跟在我们后面的信使的那辆敞篷单马双轮轻便车。我们不得不丢下了沉重的斗篷，因为轻便马车里没有多余的地方来置放它们。自离开富耳达后，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气温的巨大变化。就是在这松软的道路上我们驰进了莫城。只有阿穆德鲁还同我们在一起。尽管我们像被魔鬼追赶一样狂奔，他还是生气勃勃地骑马赶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预订马匹。　　到了美因兹的时候，皇帝被人们认出来了。马车夫告诉大家，皇帝就坐在他的车上。可是驿站长们只有亲眼看见了陛下才会相信这话是真的。而车夫们就像重赏之下的勇夫，赶马拉着我们的马车飞跑。我们每到达一个驿站，当人们听我们的车夫说他拉的不仅是御厩大臣，还有皇帝本人时——正如我们的信使先前所宣称的——我无法表达出车夫和驿站长当时那种急于在皇帝面前一显身手的心情。从梅斯开始，我们好像进入了春天，皑皑的白雪被讨厌的泥泞代替了。莫城的驿站长把他的四轮轻便马车给了我们。就是这辆门窗修得很好的马车一直把我们送到了杜伊勒里宫。自从离开克拉耶后，可怜的阿穆德鲁不断地在马背上摇晃着，他与其说是累垮了，不如说是困极了。我不得不时时给他鼓劲。他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振作起来，以新的精力战胜睡魔。最后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他骑马驰入了皇宫大院，把我们送进了皇宫。　　马车夫没有得到我们的吩咐，在骑警还没有来得及喝问的时候，就将我们的马车夫速驰过了凯旋门 [ 编者注：皇帝的马车在凯旋门有优先行驶权。 ] 。　　“这是一个好兆头。”皇帝对我说。　　1812年12月18日午夜前一刻钟，皇帝安然无恙地结束了这次旅行，在杜伊勒里宫的大门口下了车。我敞开大衣露出制服上的铜钮扣。卫兵把我们当成了传令军官，放我们进去了。就这样，我们通过了俯瞰皇帝花园的长廊的大门。已经上床的门房听到敲门声，只穿了一件衬衫，拿着一盏灯来看是谁深夜来访。我们的脸在他看来好像很古怪，于是他就唤来了他的妻子。在我说服他们打开门以前，我不得不一再重复了我的名字。那个女人费了好大的劲——把灯一直举到了我的脸上——他们两人才认出了我是谁。在门房去呼唤一个男仆时，他的夫人开了锁。皇后刚刚就寝。我叫人领我去她的女侍的房间。按照我们的习惯，我要先让人去给皇后通报说，皇帝随后就到。在这一段时间里，门房和其他一些人正在从头到脚地打量着皇帝。“皇帝在这儿！”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道。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喜不自禁，欢乐之情，无法形容。　　就在我走进女侍们的房间里时，两名女侍正从皇后的卧室出来。我两个星期没有刮过的长胡子，我的衣服的模样，我的翻毛靴子——我想这一切正如使门房感到奇怪一样，也使女侍们感到惊诧。因此我不得不一再重复皇帝已经回来这个好消息才没有使她们把我当成鬼怪而逃之夭夭。最后，皇帝的名字使她们消除了疑虑，而且也帮助她们认出了我，于是一位女侍去向皇后通报我们的到来。这时，皇帝已经不能掩饰他那不耐烦的心情了。他快步地走过来说。“晚安，科兰古。您也需要休息了。”然后便走进皇后的房间，从而结束了我护送皇帝旅行的艰巨的使命。　　按照皇帝曾经对我的指示，我立刻去大宰相的住处。亲王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通过日夜邮局送出的快信这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要不是我乘坐邮政马车，要是没有一位穿着宫廷制服的男仆陪同我，而马车夫的制服又成为我的通行证的话——那么在大宰相的官邸我一定又会遇到不少麻烦。我会因为这副怪异的相貌而耽搁很多时间。宫廷男仆多少成了我身份的证明人。因为亲王的侍从们反复打量我，不知道如何对待我这个怪物。没有谁认出我，或者愿意进去通告一声。银行家诺贝尔先生和其他在亲王会客室里的人，面对我这个幽灵，一个个好像变成了石头，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谁也不知道对我的到来应说一点什么，也弄不懂我这个模样为什么会跟那已经通报的姓名这么不协调。我的装束和胡子给他们留下了第一个印象后，他们心中都同时涌出了同样的问题。　　“皇帝在哪儿？”“情况怎么样？他出了什么事？”　　这就是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提出来的问题。当时那个可怕的公报已经发布了。那天早晨人们都是怀着惆怅、阴郁的心情睁开眼睛的。没有谁知道皇帝回到了巴黎。为什么御厩大臣在这儿？他为什么离开了皇帝？漫长的时间，苍白的灯光，扑朔迷离的夜晚，令人痛苦的消息，以及人们在等待着的什么——所有这一切使他们沉痛、悲哀和怀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当我站在那儿等候男仆到亲王的书房中去报告我的到来时，客厅里的人们正是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那个哑剧真是妙不可言。所有的人都瞪着我。他们屏住呼吸，相对无语。每一个人都试图从我的眼神中了解到他们希望知道的东西——他们的表情流露出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我跟诺贝尔先生说了几句话，当他第一阵惊讶过去之后，他呼喊道：　　“皇帝？阁下……？”　　他的问题没有提完，大家又在一种沮丧的气氛中重复了那些问题：　　“皇帝呢？他在哪儿？”　　“在巴黎。”我回答道。　　听到这句话，人们的脸上立即放出了光彩。我走进内室去见亲王。他也是用同样的惊呼迎接了我。我没让他说完就使他消除了疑虑。我向他转达了皇帝的命令，责成他在黎明时用放礼炮的形式宣布皇帝的归来。跟他谈了几分钟后，我建议皇帝接见大臣和宫廷官员应安排在上午十一点钟进行。……　　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后，立刻派人将我的一封书信在早晨八点钟交给梅雷夫人以及各位公主，通知她们皇帝已经归来。然后，我给宫廷大臣和所有的皇室人员书写命令……　　12月19日早晨，皇帝命令我在巴萨诺公爵不在巴黎时代理外交大臣之职，并叫我把部分维尔纳信件及最近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签订的协议给他拿去。我一连辛劳了十四个昼夜，竭尽全力保持警惕，连打个盹的机会也没有。在这种情势下作这样的旅行，责任感和沮丧的情绪都在压迫着我。此外，更重要的是，皇帝对我的细心和忠诚如此信任，促使我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皇帝的安全方面，唯恐发生意外。这一切活动导致了我精神上极度的疲倦。我十分需要休息了。因而我恳请皇帝解除我的这一任务，而把它交给贝纳尔蒂埃先生去完成。陛下同意了我的请求。　　中午十一点钟，我来到了杜伊勒里宫参加皇帝陛下的接见。大臣们和许多皇室官员们(特别是侍从官)都到场了。他们团团围住我，向我提了许多问题，好像我是一个宠臣，是一个有影响的人——我曾同皇帝单独相处十四个昼夜，在那些日子里曾同他促膝谈心。　　那个令人震惊的通报登载在12月16日的公报上。我们在路上最后获得的急件报告了这一情况。公告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影响，甚至连那些最下等的仆人都深受震动。人们都急于想从我的表情里了解到他们亲人的讯息。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人敢开口问我一声。因为公报送到巴黎时，前线军人们的信件却是杳无踪迹。我满意地使许多人放了心。唉，还有许多人，我却使他们更悲哀了。——在马洛雅罗斯拉韦次战役之后，军队的组织已经涣散，队伍拉得很长，以至总参谋长都无法知道许多军官，甚至高级军官的下落。他们没有马骑，由于饥饿，不得不跟着成群结队的散兵游勇沿着行军纵队的两侧寻觅粮食。他们一会儿往队伍前方走，一会儿往后走。哪怕是最顽强的人也被那残酷的折磨征服了。渡过别列津纳河以前，你就是有满手的金子，也换不来一片面包干……　　在结束关于俄罗斯战役和皇帝的旅行的叙述前，我回到了会议厅。曾经单独陪伴过我们的侍从鲁斯坦正在睡觉。他被禁止在和别人交谈时随便发表见解。皇帝也像公报披露了事实真相那样坦率地谈到了我们的失败。可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部队到达维尔纳的消息。因此，他也像别人一样对我军后来所遭遇到的最大的灾难一无所知。经过这次旅行，皇帝感到腿有点儿胀。他的眼睛是肿的。由于冻伤，他的皮肤呈黑红色。除此以外，他还是显得很健康。他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巴黎，因而不需要再故作镇静，而且也毫无萎靡不振的模样。他整天整天地工作，甚至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发布命令，指导、监督、检查政府各个部门的工作，希望它们按照他的意志把一切办好。在我看来，皇帝对公告发布以后的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精神状态是很满意的。他的回来解除了人们最大的忧虑，平息了人们的恐惧心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能擦干那些失去了亲人的家属们的眼泪。　　皇帝向大臣们谈到了他的不幸。他停留在莫斯科所犯的错误。他认为，这样的错误，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很可能犯的。　　“多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结果使我的胜利成果付诸东流。”他说道，“要办好世界上的每一件事情，关键在于正确掌握时机。这就是成功的秘诀。”　　在接见德克雷和塞萨克先生的时候，皇帝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啊，先生们，好运气使我眼花缭乱。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没有按照我的既定计划行事。塞萨克先生，我告诉您，我到达了莫斯科，并想在那儿签订和约，可在那儿停留得太久了。我想在一年里赢得只有两次战役才能赢得的胜利。我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不过，我有办法弥补这一错误造成的损失。”　　从一开始，巴黎的局势就使皇帝很受鼓舞。他的归来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皇帝本人也同样感觉到了这一点。回到巴黎两天后，他对我军的损失可能会引起的严重后果放心了。维尔纳的失守也没有改变他的乐观看法。　　“那个可怕的公告有它的影响。”皇帝对我说，“可是我看，我回来所带来的喜悦比我们的灾难所引起的痛苦要大得多。公告给人民更多的是忧伤，而不是气馁。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将会影响维尔纳政府；不用三个月，我将东山再起，那时整个局势就会改观。”　　如果说我把同皇帝长时间促膝谈心中的许多内容从本书中省略掉了的话，但我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已经披露的谈话是准确的，因为我记下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他的原话。我的良知和记性从来没有欺骗过我。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把我的想法坦率地告诉皇帝，从不怕得罪他。而且，我还要说，在整个旅途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推心置腹地交谈，那要归功于他常常要求我秉公直言，而他从不计较我说了些什么。尤其是，他用自己坦率的谈话和对我的信任来鼓励我。他向我证明了我已经相信的一个事实：皇帝并不总是尊重事实，然而他尊重那些按事实说话的人。　　在别的场合下，要是谈话触及到了他不愿意讨论的问题，不管怎样，他会突然中断谈话。倘若是在家里，他会离开我或者打发我离开，要不就是让你去执行一个与谈话主题毫不相干的命令。也有的时候，他会说：“你对那件事情一点也不懂。”　　与此相反，在雪橇里，他总是鼓励我讲心里话。他不感到刺伤自尊心吗？——他对此总要戏谑一番。更重要的是，他表现出需要放下心中的包袱。如果某个话题使他很不愉快，他会暂时改变话题，但是，在当天或者第二天，你一定会又回到那个问题上去的。我敢断言，在旅途中，皇帝始终善意地听我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没有发过脾气。从他那开诚布公的谈话看，我再一次说，我相信，皇帝对于自己并不宠爱的人是可以给予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