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一种未知生物》——马小星

第一章　云遮雾障　龙归何处

数千年的文化累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假如要从浩若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遴选出一种动物来，最能够代表中华民族悠远的历史、宏伟的气势、复杂多变的精神世界以及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那么，这项桂冠非龙莫属。

遗憾的是，龙——这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的动物，在自然界似乎还找不到它的位置。近百年来，学术界在神龙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否定的。凡是自认为已经同迷信思想划清了界限的人，都不会相信龙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

既然如此，那么，龙的概念又是缘何而来呢？有人说，龙是原始人看见天空中的闪电而引发的奇妙联想；有人说，龙是人们将咆哮的山洪经过艺术加工而形成的生物化意象；有人说，龙是基于云、雨关系的一种功能性解释，反映了原始先民对想象中的司水之神的崇拜心理；还有人说，龙是图腾制氏族社会所使用过的一种族徽，对龙的崇拜实际上就是对蛇的敬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龙的崇拜，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新近出土于辽宁查海古遗迹中的龙纹陶片，又将龙文化的起源推溯到了八千年以前。既然在新石器时代就发现了龙文化的遗迹，因而将龙看作是一种早期的图腾动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殷周秦汉以来的社会，离开图腾时代已经很远了，为什么崇拜龙的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有关龙的新传说层出不穷，以至达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呢？有一种颇为圆通的解释：早期各部落崇拜的图腾形象，大多数是崇拜物的本来面目。后来，黄帝氏族在统一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以蛇身为主体，融入其他动物特征的综合性族徽，取代了各部落原先使用的单一的族徽。这种被称为“龙”的崭新形象，它的图腾意义已经转化为超图腾的巫术意义，因而在历史上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更加持久的影响。

无论上述的种种解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显然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且是在不需要更多证明的条件下就接受的——龙仅仅出自华夏族先民们的虚构。然而，当我带着这样一个经由现代科学浇铸而成的观念，去审视古代历史上的诸多现象时，仍不免感到疑云重重。

1987年，在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一处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蚌龙置于墓主人尸骨的右侧，龙昂首，曲颈，弓身，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蚌虎位于尸骨的左侧，虎首微低，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状如行走。龙为鳞虫之长，虎是百兽之王。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历来以龙虎并举象征着威武和权力。这一文化特征，竟可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确属前所未有的大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蚌龙的形态同后代常见的画龙非常相似，也是马首、鼍身、鹰爪，而蚌虎的形貌则跟现实生活中的老虎完全相同，并无任何夸张之处。这就不能不使人深长思之：既然左侧的蚌虎是对一种动物的真实模拟，那么，有什么根据断言右侧的蚌龙仅仅是一种作为崇拜物的抽象的图腾呢？

从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的造型来看，“龙”字显然是一个象形字，是对某种动物的粗线条描画。尽管同类字形之间略有差异，但基本形状还是清楚的，龙应当是一种身体较长、能像蛇那样弯曲扭动、后面拖着一条长尾巴的爬虫类动物，它的头部比较大，头上有角，身上时或还画有鳞片和背鳍。有些古文的“龙”字，看上去像一条蜥蜴。研究表明，古文字中有关动物的名词，几乎都是象形字，都是反映古人当时所看到的真实动物，比如虎、豹、熊、兕、象、马、鹿、羊、狐、鼠、鸡、兔、燕、翟、龟、蛇、蝎、蛙、鼋、鼍等，莫不如此。如果说龙的形象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那么，作为象形文字的“龙”又该如何解释呢？倘若将“龙”字看作是一个罕见的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在理论上有充分的依据吗？

大约完成于两周时期的古筮书《周易》，其中有一组爻辞，以龙作为取象之辞，简略地描述了龙“在田”“在渊”“在天”的各种动态，甚至还有龙在田野交配的情景。《周易》的取象之辞，乃是采取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显示较为抽象的休咎征兆及取舍标准，简言之，即化抽象为形象。我统计了一下，《周易》中除龙而外，还涉及十六种动物，都是当时生活中实有的动物。为什么偏偏只有龙成了虚拟的动物？春秋时代一位号称博学的史官蔡墨就说过：“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要不是当时的人还能经常见到龙，谁又能够如此具体地描绘出它的各种动态来呢？假如仅仅是少数几个人头脑中虚构出来的意象，那又怎么可能用作筮书中的取象之辞，怎么可能在其他人的心中唤起同样的联想来呢？

鲁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郑国发大水，有龙在国都（今河南新郑市北）门外的水潭中争斗。老百姓纷纷请求举行祭祀，以消灾祈福。执政官子产坚决反对，认为龙斗与人事毫不相干：“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秋季，龙出现在晋国绛都（今山西侯马市）郊外，大概当时有人想要捕捉它，魏献子特意去请教太史官蔡墨，于是引出了蔡墨一大段关于上古豢龙的精彩论说。这两件事，并非出自小说家言，而是正式记载于编年体史书《春秋左氏传》之中。假如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龙是一种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虚拟动物，那么，《左传》的记载又当作何解释呢？

以十二种动物配合十二地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后来又发展为用来记称人的生岁，这一习俗在我国民间起源甚早。根据现有的文献记录，至迟不过汉代，十二属的格局已成定型。在东汉人王充的《论衡·物势篇》及《言毒篇》中，十二属的配合情况跟今天的完全一样。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此中有什么蹊跷之处，但疑窦是客观存在的：假如龙果真是古人想象中的产物，那么，大千世界，物种可谓繁矣，为什么要在十一种实实在在的有根有据的动物之间，插入一种纯属虚构的荒诞不经的怪物呢？既然龙是早期氏族社会使用过的图腾标志，既然龙后来又演变为封建帝王统治万民的神权象征，那么，在十二属性的排列顺序中，为什么丝毫也看不出龙的这种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呢？

显然，与现代学术界相反，古代中国人是把龙当作一种真实的动物来加以崇拜的。民间还常可以听到“龙骨”一说，乡民们一旦掘到了埋在地下的“龙骨”，便往往喜形于色。这倒不是因为“龙骨”本身会显什么灵异，而是因为中医学上早已认定它是一味收敛安神的良药。

玄武山一名三隅山，山出龙骨。传云龙升其山，值天门闭，不达，堕死于此，后没地中，故掘取得龙骨。（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五城县》）

崇祯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龙骨，首如五斗盎，角长三四尺，齿广寸许，爪甚长。人多拾之藏于家。（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嘉庆间，有人于某山麓垦田，得白骨数瓮，形段壮伟。医者汪大安曰：“龙骨也。”尽取之。（《光绪京山县志》卷一）

这些所谓的“龙骨”，难道真的是神龙留下的遗骨吗？即使在古代，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一位曾经探访过“龙骨”产地的明代人倪朱谟就说：“岂真龙之骨有若此之多，而又皆尽积于梁、益诸山也。要皆古燕、石蟹之伦，蒸气成形，石化而非龙化耳。”经过现代科学工作者的实地考察，业已查明作为中药材的“龙骨”，实际上是距今七千万年至一万年以前的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化石，其中绝大部分为象、鹿、犀牛、三趾马等哺乳动物的化石。当然也不排除在这些“龙骨”中间，可能有少量属于恐龙类动物的残骸化石。但恐龙化石的颜色、质地和内部组织不同于哺乳动物，一般不能用作药材。况且“恐龙”一词，原是近代生物学上一个不太确切的译名，跟中国传说中的龙并无直接干连，关于这一点，本书第七章中还将作更详细的讨论。

令人惊讶的是，秦汉以后的中国居民，仍不断有人声称他们亲眼看见了活生生的真龙。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仅仅看作是个别人的梦呓，因为自《汉书》以来的历代正史及杂史中，都将“见龙”当作一桩十分严肃的大事而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想要探究中华神龙的真实面目，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这些记载的。

我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华阳国志》《十六国春秋》《水经注》《伏侯古今注》等进行初步统计，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至隋仁寿四年（604年），共806年间，见龙的记载达108次。隋唐以后，文献日益增多，有关龙的记载愈加纷纭复杂，给统计上造成了困难。况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这类统计数字本身也不一定那么可靠。

首先，因为古代统治者早已视神龙为“祥瑞”之物，历史上有关见龙的诸多记载，不可避免地掺有作伪的成分。

例如，元和二年（85年）九月，汉章帝曾下过这样的诏令：

凤凰、黄龙所见亭部无出二年租赋；加赐男子爵，人二级；先见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长十五匹，丞、尉半之。（《后汉书·孝章帝纪》）

凡是发现凤凰、黄龙的亭部，免去两年租赋；最先目击者及当地官员，按不同等级均有赏赐。在这种高奖励政策的诱导下，还有什么样的奇迹不能创造出来？于是，从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短短三年间，各地关于“黄龙呈祥”的报告多达44起，而关于“凤凰献瑞”的报告竟多达139起。这是中国古代的“浮夸风”。像这类明显虚假的数字，我当然不能统计在内。

再例如，《后汉书·孝桓帝纪》载：“永康元年（167年）秋八月，巴郡言黄龙见。”沈约的《宋书·符瑞志中》也照抄不误：“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黄龙见巴郡。”其实，这一条记载是违背事实的。据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记载，有一个名叫傅坚的小吏，曾揭露过当时的真相：

时民以天热，欲就池浴，见池水浊，因戏相恐：“此中有黄龙。”语遂行人间。闻郡，欲以为美，故上言之。

本来是当地乡民的一句玩笑话，却不料以讹传讹，竟传到了堂堂郡府。尽管傅坚已经道明了事情的原委，可巴郡太守邀功心切，仍然坚持将讹言禀报上去，以致后来修史的人因为失察而误写进了帝王本纪中。类似这样由人为造成的严重失实的记载，古书中一定还有不少，可惜我们今天已很难再去一一分辨了。

其次，由于古代中国人运用概念时随意性很大，因此古籍记载中屡屡出现的所谓“龙”，在很多场合并没有被严格地限定在生物学的意义上。

就隋唐以前的记载来看，某些被观察到的现象，即可能出自其他原因，未必就是真正的龙。《南史·齐本纪下》：“永元三年七月丙辰，龙斗于建康淮，激水五里。”倘若一条大鱼在波浪中搅动，不是同样可以“激水五里”吗？《隋书·五行志下》：“普通五年六月，龙斗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之处，树木皆折开数十丈。”假如是一次陆地龙卷风经过，不也同样能够造成“树木折开数十丈”吗？

隋唐以后，“龙”的概念外延似乎有越来越扩大的趋势。《咸丰兴义府志》卷四四：“今江南夏雨时，常有龙见，多不胜书。”乍一听，不免使人顿生疑惑：根据一些古代学者的论述，龙自很早的时候起便是一种稀有动物，怎么会到了清代反而变得“多不胜书”了呢？原来，这里所说的常见于江南夏雨时的“龙”，乃是一种大气现象，是由积雨云发展而成的猛烈旋风，今人通称为龙卷风，古人或曰“龙挂”，或曰“风龙阵”，地方志中则干脆简化成了一个“龙”字。

正德十年（1515年）四月，有龙起西北，风雨大至，沙石蔽空，摧撤本州礼房、架阁库、军器库，及坏民居四百余间。（《万历通州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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