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透慎入）再版序：信仰、追求、责任与担当

再版序：信仰、追求、责任与担当

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我曾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译出，作为新世纪的献礼。当时正值在课堂上给年轻的学子讲这本著作。我曾担心它还能否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心弦。欣慰的是课上课下莘莘学子对本书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大学生们同意我的观点，当今时代伴随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充斥着“唯金钱是尊”、物欲横流、精神信仰匮乏、道德滑坡的严肃问题。这位离开我们一百多年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作家的书还有一股直透心底的力量，在和我们讨论一些重大的人生问题。记得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学子们发自心底的话如果简要地表述就是：《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到什么时候总要有崇高的信仰，有精神追求，对于社会要有责任，有担当。

一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的一生最突出的亮点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经历。这位出生于旧俄萨拉托夫一个神父家庭的孩子，从童年时代就很聪慧，勤奋，有理想，有追求。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学习多门外语。黑暗的沙皇专制社会的恶劣环境激发了他为追求真理而拼搏的无畏精神。他立足于本民族优秀文化之上，又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将其集于一身。他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的好学生，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更可宝贵的是他“不唯书，不唯上”，以独立思考的精神批判地接受，结合俄国现实社会实际的精神去寻找答案。可以说，这就是他的创新驱动力。因此，他于1850年由彼得堡大学毕业以后，从任教萨拉托夫中学开始，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为《祖国纪事》撰稿，加入《现代人》杂志，后来成为该杂志的实际领导者，他站在和沙皇专制斗争的最前沿。他和自己的终生革命伴侣、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夫娜坦诚地表白：“由于我的这种思想方式，随时随地都要等候完兵的传候，他们会把我弄到彼得堡，关在要塞里，不知道会蹲上多少时向，我在这里做的是会招致劳役之灾的事……”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现代人》这一阵地，在1855-1862年之间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学、美学、哲学、社会的的重要论著。他提出的“美是生活”，文艺的最高使命是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论述，不仅对俄国乃至于对于世界文坛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他勇题地践行自己的主张，沙皇专制制度的斗士让敌人万分惶恐。1862年6月，《现代人》杂志被沙皇当局勒令停刊，同年7月7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投入彼得堡要塞单人牢房。在被关押在要塞的678个苦难的日日夜夜，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他坚持斗争，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写出了这部不朽的名著《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沙皇当局要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置于死地而后快，将他判处7年苦役后再终身流放西伯利亚。1864年5月19日，沙皇当局在彼得堡梅特宁广场上演了一出极为卑鄙，惨无人道的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处以“假死刑”的丑剧。接着又把他继续流放，服苦役，就在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也严密地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二十多年的监禁、苦役、流放生活严重地摧残了他的健康，但是他的信仰弥坚，对自己的追求矢志不移。1883年，他被容许回到阿斯特拉罕，之后回到他的故乡萨拉托夫。重病缠身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889年10月29日因病逝世，走完了追求真理，为人民的幸福勇于担当的光辉一生。

二

《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一书是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作家人生探索的艺术结晶。首先本书对俄国未来社会、未来人的理想蓝图作了诗意勾画。作家从社会制度、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设计。他首先突破了以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达到的高度，塑造了一批“新人”形象。社会的进步与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的副题即是“新人的故事”，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核心在于人。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敏锐观察，对人生理想的寄托，把作为一个革命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都满腔热情地融注于“新人”形象。作家强调了“新人”必须挣脱旧世界在物质、精神诸方面对自己的桎梏，走向新生。正像书中女主人公薇拉·巴芙洛夫娜，她已经从污浊的、使人窒息的“地下室”中逃出来，走向自由的天地。薇拉生活在一个完全以金钱为中心的鄙俗的小市民家庭里，薇拉的母亲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为了追逐财富、爬上上流社会无所不用其极，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人格，可以说她是几乎全都被“异化”的人。她不仅对自己的丈夫颐指气使，因为他的前程是由自己挣来的，而且对女儿也妄图牢牢地拴在她的战车上，把薇拉当作一个重要筹码，作为待价而沽的商品时时准备卖上高价，继续自己未竟的角逐。显然在这样的家庭里，薇拉犹如身陷泥潭。尽管薇拉天性善良、纯洁，她有美好追求，但是，如果不离开这龌龊的环境，她只能是又一个牺牲品。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最先出现的“新人”之一罗普霍夫向她伸出援救之手，在没有更好办法使她摆脱掉这种处境的情况下，他毅然同她结婚，过上了新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深刻在于他没有把“新人”的成长止于她的出走，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成为一只飞出笼子的金丝鸟，而是以更深邃的目光看到了新人成长的艰难，路漫漫其修远兮，并且指出“新人”的成长必须和改造整个社会制度，包括改造自身结合起来。

在《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里以梦的追求体现了作者的理想。薇拉的四个梦标示了“新人”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强调劳动的重要，尤其是妇女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有可能不成为男人的附庸。基于这一点，薇拉创办了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缝纫工厂。在那里每个女工既是生产者，也是管理者，她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

同时作家又从人的最本质的需要出发，提出“新人”必须是有独立性格、按自己意愿行动的人。作品将罗普霍夫、薇拉、吉尔沙诺夫的爱情纠葛作为本书的主线，足见作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罗普霍夫与薇拉结婚，薇拉不能不说很幸福，但是，经历一定时日的生活，她越来越在内心感到“性格”的不协调，而且潜生了对吉尔沙诺夫的热恋。罗普霍夫作为一个品质高尚的“新人”，敏感地意识到他和薇拉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对方感恩的回报，而在深层次上对方并没有得到感情上的满足。于是他佯装自杀，让薇拉解脱并与吉尔沙诺夫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家庭。在这里显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在追求离奇的情节，而是从更深层次去探讨妇女的独立、自由、幸福问题。甚至后来罗普霍夫化名毕蒙特回国与卡杰琳娜相爱之时，毕蒙特(罗普霍夫)进一步提出男女之间的全面体验才是双方幸福的保障的主张，他决不是简单地让妇女放纵，而是深入探讨人的天性如何受到尊重，双方才能自由幸福的问题。

对待这一问题，作为一代哲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了“合理的利已主义”的概念。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新人”罗普霍夫、吉尔沙诺夫、包括薇拉都是以此为准则来支配自己的行动。罗普霍夫本来让薇拉与她真心喜欢的吉尔沙诺夫结合应该说是利他的举动，但是，他认为：“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是为自己的利益；我的行为也有高尚的一面，但这行为的原动力都是我天性中的利己欲。”在这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人的深层次探讨，熟稔黑格尔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肯定吸收了黑格尔的“人应当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即罗普霍夫的行动是利他的，而出发点又是利已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是用“高尚”的信仰统一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极其黑暗的沙皇专制制度下强调个体人的充分权利，而且是普通平民百姓的权利，它的意义是积极的，它不啻是从根本上动摇旧社会的根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作品里描绘了许多蓝图，要实现一系列“梦想”，大到社会结构，小到一日三餐，连在那个时代刚刚流行的铝制品都使他激动不已。在许多设计中毋庸讳言充满了一种乌托邦色彩。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绝对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建设未来社会是艰巨的事业，甚至不是几代人就能完成的。他在作品里塑造了“特殊新人”形象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作品中的拉赫美托夫和“穿丧服的太太”是在当时刚刚出现、尚处于凤毛麟角阶段的“特殊新人”，这是历史的真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把他们称作“这是优秀人物的精华，这是原动力的原动力，这是世上的盐中的盐”。他们都出生于贵族家庭，有极高的教养和突出的才智，准备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为平民百姓的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拉赫美托夫和“穿丧服的太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充分认识到要改造旧世界就要身体力行地付出代价，甚至作出牺牲。为此，拉赫美托夫选择了职业革命家的艰难职业，从各个方面磨砺自己。他为了有强健的体魄，去干各种粗活，作石工，当木匠，去拉纤等等。他为了在将来的革命中能经受得住反动政府的折磨，让自己多受皮肉之苦，躺在扎满了钉尖的毡毯上，使自己处在血泊之中。他对自己生活中的分分秒秒都精确地计算，把它作为对革命事业的投入。那位“穿丧服的太太”宁肯割弃甜蜜的私生活，支持自己的丈夫去从事危险的工作，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不能不说是最大的牺牲。虽然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一定的理想化的痕迹，“特殊新人”似乎离普通人有相当距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看他们的全部言行，就会意识到那是在一个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的产物，我们会发现“特殊新人”形象仍然是有血有肉的，而不是概念化的。拉赫美托夫和薇拉曾做过彻夜长谈，薇拉曾惊讶自己对他的看法有失片面，因为在过去只是注意到他是一个“阴沉的野兽”的“怪物”的一面。在拉赫美托夫身上也有七情六欲，也不乏温柔、体贴的平常人的一面。但是，他为了达到一个伟大的目的，是不得不作出牺牲的，连同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要服从大局。同样，“穿丧服的太太”虽然“刚烈”“放荡不羁”，但是，作为一位年轻女子在她看到吉尔沙诺夫夫妇和毕蒙特夫妇甜甜蜜蜜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引起了精神上的巨大震动，甚至昏厥过去。作家对于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简单化处理。作家极为深情地用民歌、诗的形式让“穿丧服的太太”抒发自己的多彩的感情世界，爱情生活，她纠正了自己不让革命青年恋爱、结婚的忠告，而鼓励革命青年大胆地去爱，只是不要欺骗，而要清醒，要有勇气承受命运可能发生的一切。作家在最后一章用浪漫的笔调写了两年之后的欢快场景，“穿丧服的太太”身着节日盛装，容光焕发，和刚出狱的丈夫一起去迎接盛大的节日。

三

这部小说是在监狱里写成的，面对沙皇专制机关的严格审查，不得不以伪装的方式让它面世，为此作品里许多情节多含寓意、双关(如未婚妻的寓意)，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就必须把握作家的战斗历程和作品的时代背景，不然就会与作品本来的意愿相去很远。

任何文学作品都浇铸着作家的人生追求，跳动着作家的一颗心。同样，读过《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的呼吸，听得见他心灵的倾述。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把拉赫美托夫、“穿丧服的太太”看作是作家本人和他夫人的写照，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两个人物身上有作家的影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他独特的人生历程，是不会写出《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的。

他把这部作品题辞献给他的夫人也不是简单地表达对妻子的爱，这是两位职业革命家心灵的交流，它远远超过一般的夫妻之爱(当然这种爱同样是崇高、伟大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受民粹主义的影响很深，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书，自然是从更高更新的层面来吸收营养。但是，作为一代哲人，他的文本凸显的是哲学对于人的历史的反思、超越。这是一种批判性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必然会常读常新。我们进入一个“新常态”时代新节点，“创新”成为关键词。抚卷长思这本书会给我们不少正能量，它激励着人们有美好的追求，有信仰，有担当，让我们把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

最后，还要再次感谢翻译界前辈蒋路先生。1999年，在我校阅译稿时，先生将苏联1978年《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校勘本查出的一百多处勘误的复印件寄赠给我，使我提高了译文的质量，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我是莫大的鼓舞。籍此，聊表感恩之心。

孟庆枢
2016年5月—6月30日于北京常青藤宅长春澄怀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