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原理》马尔萨斯（完）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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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自然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交换价值，是不是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或者是否应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把一国的财富更精确地定义为土地总产量的价值。
的确，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财富的每一次使用都会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富的增加却不一定会产生这种作用。
然而，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从许多方面来说，一国人民的衣服和住房不被视为收入，是不合适的。与一国所需的粮食相比，这类东西确实是微不足道而没有多大价值的，可是它们仍应当被看作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亚当-斯密的地方仅仅是：他似乎认为，一国收入或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总是会对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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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国生产的细丝、棉布、花边和其他用于装饰的奢侈品，会大大有助于增加该国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对于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却影响甚微。因而在我看来，我们估价不同种类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时，应从产品的实际效用着眼。
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用于制造业的全部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把制造业劳动同土地劳动相比较，我完全倾向于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却与他们提供的理由不尽相同。
他们认为，用于土地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土地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报酬之外，还能向地主支付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性的，是因为花边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生活品和雇主垫付的资本，却无法提供一点纯地租。
但假设花边具有很大的价值，以致在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报酬后，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种纯地租；在我看来，即便如此，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也仍然是非生产性的。
虽然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推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用来制造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劳动者，但是根据他们对一国财富所下的定义，却不应把这样的人看作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不仅没有为土地总产品增添任何东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总产品，而只留下了少许花边作为回报；他出售花边换得的食物可以是他制作花边时消费的食物的三倍，从而制作花边的劳动对于他自己来说是生产性很高的一种劳动，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这种劳动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所以，某种产品在支付了生产费用后所能提供的纯地租，似乎不能被当作判断某种劳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惟一标准。
有20万人生产一些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的制造品，假如现在改而雇用这20万人开垦荒地，则仅能生产出他们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现在也是具有更高生产性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产出来的食物仅能补偿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
在前一种个人假设中，他们消费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同样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可供10万人分享的食物。这两种产品究竟哪一种真正对国家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与其用财富养活20万人制作丝绸和花边，还不如养活他们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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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具有高度的生产性。与此相反，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是基于此，我才把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的制造业的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
的确，我们在看到工商业能够积聚巨额财富和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时，便不会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
其实，在许多行业，利润大得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不存在第三者，由于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制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们似乎不必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通过经营工商企业发了大财。
经验告诉我们，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来说却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食物的每次增加都会促进整个社会的直接利益的增进。但得自商业的财富却只是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倾向。
目前国内贸易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但是中国没有对外贸易，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而我们暂且可以不考虑对外贸易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精巧的制造业而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肯定没有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
丝绸、花边、装饰物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费品，毫无疑问应属于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能算作整个社会的收入，所以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粮食增长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粮食才是广大民众的主要收入。
按照亚当-斯密的财富定义（而不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
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人们一般如此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强一国的对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国对其他国家劳动的支配权；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因而几乎无助于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
从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来说，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在农业的高度繁荣之后。在欧洲，事物的这一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过来，土地的耕种要仰仗制造业的过剩资本，而制造业的兴起并非依赖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市中的工业受到了较多的鼓励，工匠的劳动由此而得到了比农业劳动要高的报酬，这也许正是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得到耕种的原因。
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欧洲的人口肯定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却不会因人口较多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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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是个很吸引人的问题。在我看来，需对这个问题作详尽而深入的讨论，但这远非是我所能做到的。
在撇开这一问题之前，不能不议论一下普赖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说的一段非常离奇的话。他列出了一些表格来说明城市和乡村人寿的概率，接着便说：“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清楚看到，一些人把大城市称作人类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也肯定使所有善于思考的人相信了我们在上一卷第四篇论文的最后所作的结论，即把人类的各种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意，严格说来是不合适的。一般说来，人类的各种疾病无疑都是自己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国家，其居民都过着完全顺应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么肯定地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享尽其天年，不会体验到痛苦和疾病，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像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可我只能遗憾地说，根据普赖斯博士在其两大卷著作中所列举的事实，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阅读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时间内便意识到，人口和食物增长的比率不同，因而我朦胧地感到，只有借助于某种苦难和罪恶的力量才能使这两者保持平衡，而仔细读了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关于恤金赔付的意见》后，上述朦胧的意识立即形成了一种信念。
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人口若不受抑制会极其迅速地增长，并举出了众多证据说明，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会怎样抑制人口过剩，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竟写下了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话，这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他极力提倡早婚，认为这是防止人们道德败坏的最好方法。他不像葛德文先生那样幻想两性间的情欲会消失，也不同意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说不应阻碍大自然的增殖力发挥作用。然而，尽管他有以上种种想法，尽管他本应得出以下明显的推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以无比快的速度增长，以致即使人类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无力生产出足以供养人类的食物。但是，他却没有得出这一推论，我吃惊的程度犹如他否定了欧几里得的一个最明白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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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赖斯博士在谈到文明的不同阶段时说：“最初的、质朴的文明阶段，最能促进人口的增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幸福。”
接着他以美洲殖民地为例，认为这些殖民地当时就处于他所谓的最初的、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普赖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状态，还不如说取决于其作为新殖民地的特有状况，即取决于其拥有大量未经开垦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麦、瑞典或我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现在美国的文明程度没有区别，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大不相同。
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大批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
毫无疑问，美国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对工业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民的幸福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公民自由无论能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也无法创造出新土地。现在独立了的美国人民，或许要比他们受英国统治时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们却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美国的人口决不会因此而长久地迅速增长下去。
了解二十年前美国下层阶级人民幸福状态的人，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处于那一状态，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只要制造品和奢侈品不被引入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这种原望就和女人不晒太阳不吹风就可以永葆青春的想法一样荒唐。
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状况，犹如人的青春，任何人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长驻。诚然，无论动物机体还是政治机体，都可以采用许多种处理方法来加速或延缓衰老的来临，但是，若想发明一种方法来使它们永远年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许可以说，欧洲由于更多地鼓励工业而歧视农业，已使自己未老先衰。
改变这种政策也许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长子继承法和欧洲的其它习俗，造成了土地具有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投资决不会给个人带来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难以得到适当的耕种。
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分立的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较为平均地分配财产总是带来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数愈多，劳动者的人数必然愈少，必然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必然会有更少的社会成员处于只拥有劳动这一种财产的不幸状态。
但是，方向最正确的努力，虽说可以缓解匮乏的压力，却决不会消除匮乏的压力。人们只要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了解大自然的一般规律，就很难相信最卓越的努力会使人类处于普赖斯博士所说的那种状态，即：“绝大多数人都能尽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为何物，死亡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像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头上。”
毫无疑问，想到大规模改良社会必然会遇到巨大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无法克服的，确实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长总会显示出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趋势，这是生气勃勃的大自然表现出来的一条一般规律。
不过，尽管认识到这种困难会使那些令人钦佩地想完善人类的人感到沮丧，然而很显然，尽力掩饰这种困难或尽力不想这种困难，也是无济于事的。相反，若因为事实真相令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视现实，则会带来最大的灾祸。
尽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碍，仍有大量事情需要人类去做，这激励着我们作出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这种努力时，若对我们将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没有全面而确切的了解，若愚蠢地力图实现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目标，那我们不仅将徒劳无益地耗尽力气，始终无法接近想要达到的山顶，而且还会被山顶滚下的巨石碾得粉碎。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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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对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很自然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
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像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一所考验和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学校，以帮助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
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因为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关于全面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不过，在我们试图凭自己的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到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到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
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为何会呈现现在的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变得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止步不前，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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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只是物质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无意义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其它实体化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经验告诉我们，灵魂与身体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自从婴儿期起便一同成长起来。
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二十年，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比较软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发挥太大作用。
人们都乐意认为，上帝既是身体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的创造者，身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创造精神，那么人在生活中能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符合自然现象，那也就不会与理性、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性质的少许了解，细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为了达到那一伟大目标而特定安排的。
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能够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对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作出解释，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此才经常抱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身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身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促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最初物质由于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的刺激方式，引发出同样强有力的其它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身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被中断。
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也许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寒交迫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种器官的机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而如果不必再为此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
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认识，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身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可以考虑他们会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因为缺乏刺激而沦为野蛮人。
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俗语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
身体需要常会给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诚然，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再有身体的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缺乏身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将全部被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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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
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感到没有这种快乐就会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去获得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为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而特意安排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
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不可或缺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绝对必要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可能要比身体或精神的其他任何需要更能促使人类作出努力。
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如果人类没有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由种子生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能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不必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造物使用。
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劳动，肯定不是用来帮助上帝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这些先决条件被满足之后，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上帝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实现上帝的神圣构想，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
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制造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作思考，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
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若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备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原因相同结果总是相同，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上帝的力量经常被察觉，或者更解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敢确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的各种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身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确定不移，农民才勤奋劳作、未雨绸缪，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娴熟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
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一切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依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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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非常显而易见，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若不是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赖散的，厌恶劳动的（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人居住了。
正是这种原因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难以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富饶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
假如人口和食物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无法走出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暴力革命可以把原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不见人影。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对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形成妨碍。
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口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大致平衡，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局部的恶。
除非人口原理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因为在人类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可以在勤劳的帮助下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口稠密，它必然也能让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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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实现上帝的一般目的。
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对精神的发展有利。当然，过大的刺激或过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规则的。
地球上温带地区也许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整个地球不可能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冰天雪地，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的物质微粒都浮在中间。
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想得到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在没有根或树枝的情况下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生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也无可非议。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分立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它能够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
不过，与栎树的情况一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导致输往树干的树液的减少，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最具智慧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没有奖勤罚懒，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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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从全人类着眼，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
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出现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不必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
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钦佩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做这种努力大都是受许多人的狭隘动机所驱使，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从人类现在的这种现状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
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华，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具有较高的天赋。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必然经历，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培养人的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令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这使得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被唤醒，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出现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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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是另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造成一系列特殊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使人的心变软，变得富有人情味，对于唤醒社会同情心，对于生成基督教的所有道德，对于慈善博爱之心能充分发挥作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事事顺利、一切如意，与其说会使人的品行高尚，不如说会使人的品行堕落。从未经历过不幸的人，很少会感受到其同胞的痛苦与欢乐、需要与希望。这种人的心中很少能充满温暖的手足之情，很少会体验到各种温柔亲切的感情，而怀有这些情感要比拥有最高的才能，更容易造就人的品格高尚。
才能无疑是人的精神极为突显的特征，但却决不能视其为精神本身。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很高的才能，但在社会同情心的鼓励下，却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
最卓越的才能往往被滥用，或许可以说才能愈大，带来的恶也愈大。
理性与天启似乎都使我们确信，滥用才能的人将被罚入地狱，不过在地球上，这样的恶人也自有其用处，它会使大部分人觉得反感和厌恶。道德上的恶对于完善道德来说很可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人接触的仅仅是善，则完全可以说这个人将被盲目的必然性所驱使。
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善根本显示不出一个人的道德倾向。或许可以说，上帝并不要求一个人通过外部行动来显示其道德倾向，但上帝也许希望预先确切地知道，一个人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
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反对把人生视为是一场磨难，有理由认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形成一种精神。根据这种观点，那些看到了道德上的恶并反对和憎恨它的人，实质上与只看到善的人不同。
两种人都是用泥土做成的，但由于从外界获取的印象不同，因而必然处于不同的状态；即便两种人表面上具有同样惹人喜爱的美德，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一种人阅历较丰富，性格坚强而刚毅，后一种人则较脆弱，易于为偶然的冲动所左右。
若要发自内心地赞美和热爱美德，就非得存在与美德相对立的东西不可。如果未见过道德上的恶，未体验过由此而生的厌恶心情，也许不会达到外表与内心在相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那种美的境界，性格也无法臻于那种完善境地。一旦身体上的情欲和需要将精神唤醒，使其转化为行动，便会产生智力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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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愚昧无知状态的不堪忍受，构成了另一类重要的刺激。
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是被特意安排来刺激大脑作出这种努力的，似乎都是被安排来提供无穷无尽材料供人进行不懈探索的。
色彩斑斓的图景可以为绮丽的大自然增添勃勃生机和卓异风姿，那粗糙不平之处和衬托着高山的峡谷，虽然有时会使戴眼镜的人感到不舒服，但却能够让整个画面显得匀称、优雅与协调。
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变化无穷，除了会给人造成多彩多姿的印象，对唤醒和改进人的精神有直接帮助外，还会提供无限广阔的探索与研究的领域，为改进人的精神开辟其他有利的途径。
大自然若尽善尽美，单调一致，就不会有这种唤醒人心的力量了。因此，当我们凝神暇思广漠的宇宙时，当我们把繁星看作是散布在无限空间中其他星系的太阳时，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能够发光，并赋予无数世界生命的天体还不到其总数的1%时，当我们因为我们的头脑不能把握无限的概念，感到绝望和困惑，而对造物主那叫人无法理解的遗传力赞叹不已时，让我们不要抱怨气候并不总是那样温暖宜人，不要抱怨一年并不总是春光明媚，不要抱怨上帝创造的一切并不具备同样有利的条件，不要抱怨乌云和暴风雨有时会使自然世界一片昏暗，不要抱怨天地万物不同样完美。
理性和经验似乎早已使我们明白，大自然的无穷变化（若没有优劣之分和瑕瑜互见，也就无所谓变化）特别有助于实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崇高目的，有助于产生尽量多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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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观点而言，所有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暗不明，也是刻意安排来增加求知欲所引起的那类刺激的。
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搞清楚这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应研究这类问题。这些让人类感到好奇的有趣问题的周围被黑暗笼罩，可能是为了不断刺激人类的智力活动与努力。为驱除这种黑暗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不能实现目的，也能够刺激和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
一旦人类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被耗尽，人的大脑很可能会停滞；但是，这样的时期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气象万变，让人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层出不穷。
智力由一小块物质产生，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活力，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能接受一定数量的印象。诚然，这些印象可以无限变化，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无限多样的人；但是，理性与经验两者都使我们确信，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并没有随着现有知识总量的增加，而得到增长。
最聪明的头脑似乎是通过努力进行富有创造的思维，尽力构造新概念，通过尽力发现新真理而形成的。
假如真有这么一天，人们不能指望再作出新的发现，只能运用脑力摄取已有的知识，不再努力提出具有创造性的新思想。那么，即使那时人类知识的总量比现在多一千倍，也显然不会再有对脑力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刺激，智力活动的最美好特征将因此而丧失，与创造性才能有关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可能比洛克、牛顿、莎士比亚高，甚至不可能高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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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关善与恶的观念或许是不明确的，是模糊的，但我认为，如果人们只是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惩罚或希望得到巨大报偿而做某件事，那很少有人会把这种举动称为善举。
在这个世界上，人由于自身身体的构造和自然法则的作用，必然要受各种各样的引诱，因而从这口创造世间万物的大熔炉中炼制出的容器，肯定有许多是歪七扭八的。
形成理智显然要有普遍规律的帮助，出现一两个例外丝毫也不会否定这一点。存在一般规律显然不是为达到局部的目的，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世代影响绝大多数人。
这个世界向人类提供的各种印象和刺激，是上帝借以把物质塑造成精神的手段，而产生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则是避恶趋善的不懈努力，这种看法似乎可以解决我们在思考人生时遇到的好多难题。
而且在我看来，似乎也可以由此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存在着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说明为什么在人口原理作用下，产生的这两种恶都不是很小。
但是，虽说根据这种假设，恶不可能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除，可是很显然，如果恶的数量不随着人类勤奋与懒惰的程度而增减，它就不会实现造物主明确的目的，也决不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去作出努力。
这种压力在重量和分布上的不断变化，使人心中总是怀着压力终将消除的希望。
希望永远在人的胸中涌现，幸福的降临永远是在未来，而决不是现在。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耐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摒弃自己身上的恶，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这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每个人愈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确，成果也愈大，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愈能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图。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