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蛇的吐信：洋枪队
烈焰是可以吞噬一切的舌头，但凡被它扫过之地，留下的只有废墟。1860年10月18日，大清帝国首都的圆明园燃起通天大火，赤焰肆无忌惮地挥舞着爪牙，企图覆盖这座皇家园林所有地方。炎火连烧了三天三夜，之后，这座世界名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化为一片废墟。在这场大火燃起的十二天前，英法联军就占领了圆明园。10月8日，英国远征军中的一名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写下了他对圆明园的印象：“你很难想象这座园林如何壮观，也无法设想法军把这个地方蹂躏到何等骇人的地步……此地有精雕的象牙屏风、珊瑚屏风等大量珍宝，而法国人却以狂暴无比的手段把这一切摧毁了。”
不难看出这名青年军官对圆明园遭洗劫的惋惜，而且他认为法军才是元凶。讽刺的是，仅仅十天后，他的长官——英军指挥官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就下令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他更没有想到，不久之后，大清王朝会将他奉为座上宾，而他也将为这个王朝征战沙场。多年以后，有很多人都记住了他的姓名——查理·乔治·戈登。
火药发明国的惨败
焚毁圆明园的命令下达一周后，1860年10月25日，清政府议和大臣奕䜣与法国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这是继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火药发明国与西方列强对战中的又一次惨败。
尽管上一次惨败后，林则徐、魏源这样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但严酷的现实是，在此后十几年，中国的局面并未改善。清王朝定鼎江山两百年来，国内已无大规模战争，加上清初时火器不成熟，弓箭大行其道，火器发展缓慢。正如时人所描述：“国家承平二百余年，海防既弛，操江亦废。自英夷就抚后，始请以捐输之余作为船炮经费，而官吏侵渔，工匠草率偷减，不及十年，皆为竹头木削。”
清王朝被英国痛击的伤疤还未痊愈，国内烽烟又起，太平天国如日中天，半壁江山皆已陷落。国内的战争尚处于胶着状态，又与英法列强再度爆发战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在军事武备上的落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最直观的一点是，当时清军还在大量使用前装滑膛土炮。这种炮只是在明朝晚期引进的红夷大炮（清称红衣大炮）上进行了稍微改变，在明末清初堪称神器，但在19世纪已是落后的老古董，不仅射程有限，而且精度也差，发射时间长，杀伤力小。更要命的是，当时清军火器多粗制滥造，有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匆忙赶制的，还有不少是清朝初期铸造的，甚至有前明遗物。英军则装备了最新发明的阿姆斯特朗炮，法军也装备了新式拿破仑炮。一旦在战场相遇，英法联军手里的火器几乎占碾压式的优势。
军事技术远远落后于列强是事实，但更令清政府揪心的是，心腹之患太平天国的军队也陆续装备了洋枪、洋炮。太平军的洋枪洋炮，主要是通过上海的一些外国人购置，数目不少。左宗棠后来追述说：“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支贼匪不有洋枪洋火。”
要知道与列强交战，败了可割地赔款苟活，但与“长毛”交战，若败了大清可就完了。清政府在前线与太平军作战的一些官员意识到，必须尽快引进先进技术，更新火器。后来，奕䜣等人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困局时，就指出“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主张“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左宗棠也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迫切的改革愿望兴起了洋务运动，尤其在1861年恭亲王奕䜣联合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后，洋务派官员受到重用，除了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外，对尚未平定的太平天国也果断采取了“借师助剿”的方略。戈登与他的“常胜军”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登上了晚清的历史舞台。
华尔与他的“洋枪队”
1860年7月29日，戈登跟随英国特使詹姆斯·布鲁斯乘坐邮船“伐列塔”号向东行驶，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戈登年仅27岁，身份是英国皇家工兵队队长。9月17日，他们在上海登陆。此时的上海有一种奇妙的局面：在北方，英法联军尚在与清军交战，詹姆斯·布鲁斯指挥部队攻占了大沽口；在南方，驻扎在上海的英国兵在布鲁斯的兄弟费雷德里克·布鲁斯的监督下，帮助清军击退了进攻上海的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
太平军因信奉拜上帝教，曾博得不少西方人的好感。但戈登一抵达中国，就对太平天国政权带着敌意。抵沪次日，他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泰晤士报》必定会发表一个传教士何默斯先生所写的通讯。你必须注意读一下，因为这些通讯会告诉公众，叛党信奉的是什么样的宗教，以及我们对他们的误解到什么程度。”当北方英法联军与清军交战的消息传来，戈登即刻奉命北上参战，这一路上他们没有遇到过多抵抗，于10月6日晚就在距北京城一里处扎营。英法联军与清廷的谈判已在进行，戈登则利用闲暇时间参观了圆明园。不久后，条约签订，双方停战，戈登奉命移驻天津，担任工兵队技师，主持建设工程。
北方烽烟暂熄，南方战火仍在继续，列强一时也摸不准清政府是否会因此垮台，故而相继宣布“中立”。太平天国早期对洋人十分友善，认为在意识形态上都拜上帝，是“兄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太平天国对英法联军出兵打清军拍手称快，洪秀全的御诏中称“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替爷替哥杀妖魔”。列强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后，因条约只有清政府来兑现，列强便对太平天国有了成见，无心与之接触。1860年夏季，李秀成率部攻打至上海外围时，曾致函英、法、美三国领事，郑重表示将保护洋人在上海的生命、财产安全，并邀请对方到苏州会晤，洽谈通商联合事宜。但事实证明，列强的外交政策并不取决于太平天国的态度，他们发布公告，宣布由英法部队保卫上海，抵御任何攻击，并拒绝与太平军接触。最终，李秀成在上海之战中遭到英法联军阻击，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南方清军与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出现了“借师助剿”的现象，最著名的当属美国人华尔组织的“洋枪队”。华尔不是正规的军人，虽然早年在军事学院就读，但未及毕业就退学，流浪国外。后来，他又在墨西哥、法国投军，上过战场，有实战经验。1860年，在上海商贾和官员的委派下，华尔开始在各地招募人员，其中有洋人，也有一些中国人，其实就是一支杂牌军，但因这支部队装备有先进的火器，后来便取了个很能震慑人的名字“洋枪队”。因为华尔肯出高价，故能到处挖墙脚，导致不少英国水手投奔了他，这令列强大为不满。列强们解散了华尔的外籍雇佣兵，并逮捕了华尔本人。不过，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庇护下，这个美国人竟然宣传自己不是美国人，而是中国人，得到释放。华尔毅然加入中国籍，被清朝政府委任为副将，此后，上海富商们一如既往地支持他，要他组织一支强有力的雇佣军来抵御太平军。1861年9月，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被推荐到华尔军中当副统帅，开始打造一支有纪律、穿西洋军服、持西洋火器的军队。为了鼓舞中国人入伍，华尔给这支部队起名为“常胜军”。
华尔的西洋化部队很快就发挥了作用，1862年2月，他攻下离他司令部不到几里的市镇，接着又率部向北推进，频频奏捷。但好景不长，同年9月21日，调赴浙江慈溪的华尔率部与太平军激战，被同样拥有洋枪、洋炮的太平军击成重伤，次日即毙命于宁波。华尔之死让上海官商们再度感到焦虑，“常胜军”出现统帅权力真空，今后谁来领导这支部队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此时，英国人戈登已抵达上海数月，并在进攻青浦的作战中配合华尔击败了太平军。尽管戈登于12月30日被提拔为名誉少校（升级不加薪），但他并不是“常胜军”统帅的第一人选。
“借师助剿”策略落实
华尔战死的消息传到上海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就立即向陆军提督士迪佛立提议，任命一位英国军官继任华尔，并得到同意。但是，委派英国军官涉及国家政策，必须得到英国当局的批准。为此，士迪佛立于9月25日发公函给北京的布鲁斯，由布鲁斯转呈陆军部。在等待上级训令期间，在华英军不得擅作主张，洋枪队则由华尔的副手白齐文代理统带。
白齐文对统带一职志在必得，他本就是华尔的副手，现在又有英军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何伯的支持，顺利接位原本不是问题。但何伯不久后就发现，白齐文此人虽作战勇猛，却不遵守军纪，攻下城镇后往往到处掳掠，搞得鸡犬不宁。尽管如此，何伯依然没有撤换白齐文之意，只是觉得必须在其身边安插一些军官，协助其整肃军纪。真正断送了白齐文统带前程的人是李鸿章。早在1862年春，李鸿章的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他则在曾国藩的推荐下被任命为江苏巡抚。华尔死后，白齐文继续率领“常胜军”与李鸿章的淮军联合作战，击败了青浦以北的太平军。但李鸿章在奏折中包揽全功，激怒了白齐文，两人关系恶化。不久后的1863年1月3日，白齐文带领卫队去找苏松粮储道杨坊索饷，一言不合竟打了杨坊一巴掌。李鸿章本就厌恶白齐文，恰好这一耳光坐实了白齐文殴打中方官员的大罪。李鸿章当即要求士迪佛立通知白齐文：他被撤职了。这次人事变动，让华尔部队继承人问题再次成为必须解决的事情。当时，被提名的有美国人福立斯特上校、英国海军陆战队上尉霍兰德等人。但经过几番波折，终于在1863年1月17日，士迪佛立向英国陆军部呈报了他与李鸿章关于华尔部队指挥官的协定，提名以戈登为统领。
五天后，英国驻沪领事麦华陀将协定的副本寄给布鲁斯，请求转呈外交部。实际上，布鲁斯对这一提议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前，英国女王下达了“女王陛下所辖任何军官可为中国皇帝效劳，参加任何军役”的敕令，为戈登担任“常胜军”统帅提供了合法性。此时，戈登虽知已被推荐，但是否能成功，还是抱怀疑态度。他在1月16日的家书中写道：“提督已经推荐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非常怀疑，本国当局是否会批准把这样的美缺给我这个官卑职小的军官。”
士迪佛立接到女王的特许敕令后，尽力帮助戈登运作，直到当年3月，戈登才被正式委任为常胜军统领。对戈登来说，在异国担任一支精锐部队的统领，既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同时也意味着危险，华尔就是在率领部下进攻时被太平军打死，法国海军提督卜罗德也是在作战时被太平军击毙。为了不使家人担心，戈登在家书中还特意向母亲强调：“上帝保佑，我不会冒失的；我相信不久将回到英国……我时刻把您的照片放在面前，并向您和父亲保证，我绝不会冒失。”
常胜军从华尔时期到戈登时期，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华尔是加入中国籍的美国浪人，原则上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但戈登统率常胜军则涉及中英两国。士迪佛立与李鸿章协商后，决定对这支特殊的部队进行“约法三章”：首先，统带该军的英国指挥官爵与巡抚相埒，必须受李鸿章节制；其次，该军由英国军官和中国将领共同统带，英国统领不受中国统领牵制，只接受李鸿章命令；第三，以后该军粮饷不再由上海商人承担，而由清廷官方负责；此外还有附加条例，即李鸿章在同英法联军商讨之前，不得下令征伐三十里禁区之外的地方。
通过政变上任的恭亲王和慈禧，为尽快击败太平天国，允许江浙官绅“借师助剿”，形成了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戈登能够登上晚清舞台，离不开这一大背景。
征战四方，地位却岌岌可危
戈登没有辜负士迪佛立的希望，很快就将这支桀骜不驯的队伍训练得井井有条。对清廷而言，这支部队最重要的作用是攻打“长毛”。李鸿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协议的条款，要求士迪佛立批准常胜军到禁区外的地方作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这一要求开始遭到拒绝，但由于不久后士迪佛立外出，何伯卸任，也便没有人再反对李鸿章的要求。
李鸿章乘势要求戈登率常胜军进攻福山，此地在上海西北面六十里，坐落于长江三角洲，是常熟的门户。不久前，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和福山守将陈承琦相继倒戈降清。由于此地控制着太平军重镇苏州的水道，忠王李秀成听闻反叛发生后，立即发兵讨伐，最后攻下福山，却未能拿下常熟。
李鸿章的用意是救援被围在常熟的骆国忠，并在关键时刻要求戈登的常胜军出战。戈登接到命令后，配备了大量炮队，并于4月2日驶入福山附近的内河。他命人将大炮都设在废墟，在4日清晨下令猛轰，洋枪、洋炮的火力自不必说，太平军的工事迅速被摧毁，常胜军与淮军发起进攻，几乎没经过激战就攻下福山。福山一攻陷，炮艇与炮队就能通行无阻，围城的太平军自动退却，戈登毫发无损地开进常熟。 福山之战让李鸿章对戈登的军事能力大为赞赏。经此一役，常胜军的官兵们也愿意服从新统领的指挥了。然而，戈登的地位却在他凯旋时受到了威胁。原来，被撤职的白齐文到北京闹事，陈述自己的“冤屈”，而且取得了效果，布鲁斯在发给士迪佛立的函件中建议恢复白齐文的职位。关键时刻，李鸿章连写两封措辞强硬的公文交给了英国陆军提督和驻沪领事，说明自己无意让白齐文复职，并力保戈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戈登在担任统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李鸿章需要他。最后，上海的英方决定支持李鸿章，并呈文给英国驻北京公使。为避免夜长梦多，李鸿章索性奏请朝廷钦赐戈登江苏总兵头衔。如此一来，戈登作为常胜军统领的地位才算确定。
对李鸿章的赏识，戈登也投桃报李，此后数月，他率领常胜军在太仓、昆山、吴江作战，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常胜军的装备也愈发精良，不仅有当时威力巨大的阿姆斯特朗炮、M1857型12磅拿破仑炮，还购置了“海生”号等铁轮船，常常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敌军。
但戈登与李鸿章的蜜月期很快结束，两人之间出现了裂痕。李鸿章的部将程学启（原为太平军英王陈玉成部属，1861年降清）的部队误伤了常胜军的人，程学启与戈登爆发矛盾。在李鸿章的调解下，程学启道歉。但不久后，戈登又与李鸿章发生矛盾：戈登认为李鸿章故意拖延军饷，因此屡次抱怨，甚至在7月25日呈上辞职书。
极具戏剧性的是，就在戈登准备撒手不干时，他收到了一封布鲁斯发来的公函，告诉他本国政府最近决定授予他全权带领部队，帮助清廷平叛。布鲁斯也在信中告诉戈登：“我殷切地希望你，而不是任何别人，指挥中国军队，因为你统带的部队将给叛党莫大的威胁……”这是戈登首次接到本国政府和英国驻北京公使明确的授权指示，于是不再闹辞职，积极准备作战。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是太平军的重镇——苏州。
杀降风波
苏州之役开打之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白齐文截走了常胜军的小汽艇“高桥”号，向苏州的太平军投降了！而且戈登还从一个自苏州逃出的美国人口中得知，除了白齐文，苏州城还有若干洋人协助防守。这是个对清廷很不利的消息，因为太平军不仅拥有白齐文这样的专业军事人员，还有若干洋炮和武装汽艇，要攻克苏州绝非易事。
听闻这一消息后，戈登首先想到的不是武力征伐，而是以绥靖之法诱降白齐文。1863年9月中旬，戈登率领常胜军与淮军进抵苏州城外，开始围城。戈登先与“高桥”号船长钟思取得联系，让他联系白齐文，并约定双方进行密谈。白齐文虚张声势，要求戈登与他会师，共同讨伐北京，这种疯狂的想法自然被拒绝。几个回合下来，白齐文终于道出心里话，说他在太平军中遭遇怠慢，只要戈登保证他不会受到逮捕和审判，他愿意归降，戈登当即同意。苏州的太平军守将慕王谭绍光也很大度，准许白齐文及其部下离开苏州。白齐文率部走出苏州南门后，归顺了戈登。
苏州一役极其酷烈，清军即使联合装备精良的常胜军，也没能取得进展。太平军一方，忠王李秀成自天京（南京）回救，激战数月同样无法解围，双方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入冬后，据守孤城的苏州守军人心离散，离城遁走者不计其数。戈登抓住这一机会，得知守军纳王郜永宽等人与慕王不和，遂派奸细潜入城中进行策反。接触下来，戈登发现纳王果然有投降意向，遂将此消息告知李鸿章。李鸿章则委派投降的程学启与郜永宽秘密联络。纳王等人希望投降后能保全性命，最好能受清廷的重用。为了让郜永宽下定决心，戈登担保，投降后他将保证降兵降将的生命安全。12月4日，郜永宽等人刺杀慕王谭绍光，献城投降，淮军与常胜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进了太平军的这座重镇。然而受降后，苏州城中的一些异象引起了李鸿章的疑虑，他发现郜永宽等人依然留着长发，而且倒戈的太平军人数甚众，装备精良，一旦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表现得非常狠辣，宁可错杀，也不留后患。他设下鸿门宴，邀请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前来赴宴。席间，他让身边的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八人，郜永宽等人正要接受时，武弁们随即拔出腰刀杀死了八名降将。与杀降将同时进行的，是对苏州太平军士卒的大规模屠杀，降卒被屠戮殆尽，通常认为死的人在两万左右。
这次杀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戈登与李鸿章决裂。戈登听闻苏州杀降消息后勃然大怒，大骂李鸿章背信弃义，卑鄙无耻。戈登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有绅士情结的军人，苏州围城期间，是他出面担保了郜永宽等人的生命安全。如今苏州血流成河，降将人头落地，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侮辱。他认为，无论是自己的荣誉，还是作为一名英国军人的荣誉都扫地了。但他接下来的举动，却大大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
戈登给李鸿章写了一封公函，措辞强硬，满腔愤怒，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否则自己将把从太平军手中夺得的各城池交还给太平军，还扬言要率常胜军攻打淮军。他甚至想鼓动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无论戈登此举动机是什么，此事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大量西方媒体将矛头指向李鸿章，大肆批判。英方想借此机会搞掉李鸿章，彻底从清廷夺取常胜军的控制权。
悲剧收场
尽管事出有因，戈登的行为显然越界了，甚至涉及干涉别国军政问题。但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之所以如此做，是为了防止出现更多的苦难与牺牲，并言：“我毫不怀疑，抚台将被罢黜，甚至可能被处决。”无独有偶，李鸿章也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及了杀降之事，自言“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接报后，赞赏这个学生“殊为眼明手辣”。
戈登失算了，清廷不仅没有罢免李鸿章，反而于12月14日颁布敕令，钦赐李鸿章黄马褂，加封太子少保。对戈登的行为，李鸿章自然甚为恼火，但又不好与他彻底翻脸。之前，他在奏章中称戈登“奋勇勤苦，洞悉机谋，火攻利器，尤多赞助”，希望朝廷能论功行赏。清廷也的确对戈登进行赏赐——“赏给戈登头等功牌，并赏银一万两以嘉奖”。随后，李鸿章又发布公告，声称戈登与处决诸王之事毫不相干，推卸了戈登的责任，戈登这才重新指挥常胜军与淮军联合作战。还有一种说法，即李鸿章委托朝廷聘请的西方官员赫德给戈登送去七万元的犒赏费，被戈登拒绝后，赫德将其中一万元存入了戈登的外国账户，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杀降事件平息后，戈登参与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役——常州之战。1864年2月，戈登率常胜军自昆山出发，经无锡攻宜兴，以截断浙江太平军北援之路，3月2日就攻克了宜兴。苏州杀降让周边的太平军都丢掉了投降的幻想，选择抵抗到底，这最后的战役也异常惨烈。在进攻嘉兴的作战中，淮军悍将程学启中弹身亡。戈登也在金坛激战中被太平军的子弹击中腿部。这是戈登穿上戎装以来第二次在战场上负伤，上一次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作战时，被俄国人射伤，所幸都不是致命伤。在淮军与常胜军的连日猛攻下，4月25日，金坛被清军攻陷。5月13日，清军提督冯子材部攻占丹阳。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占领。两个月后，天京被湘军攻陷，太平天国政权在漫天通红的焚城大火中走向覆灭。戈登作为常胜军统领的戎马生涯也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后，戈登受到了清廷极高的礼遇，同治皇帝敕封他为提督，这是清廷军队最高的军阶。戈登因此穿上了他一直羡慕的黄马褂。英国也晋升他为中校，并封他为巴兹勋爵。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基层军官，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军事将领，这是戈登在中国四年最大的收获。但戈登的人生巅峰并不在中国，而在苏丹。他于1874年初到达埃及，并在那里成为埃及军的上校。1876年，在众人的推举下，戈登成为苏丹总督。统治殖民地，戈登颇有手腕，他废止了当地的奴隶贸易，同时大力挖掘苏丹的黄金，赢得了良好口碑。就在戈登登上人生巅峰的高光时刻，殖民地的一场大起义让他跌入了万丈深渊。1881年1月，苏丹反英领袖马赫迪·穆罕默德发动反英大起义，起义军声势浩大，苏丹局势很快便失控。1885年1月26日，起义军攻陷总督府，戈登在府内进行最后的抵抗，最终被起义军用长矛刺穿胸膛，当场殒命。
戈登战死后，在英国备极哀荣，无论是英国本土还是海外殖民地，以戈登命名的楼房、道路等比比皆是。在中国，戈登的身份是复杂的，他是清廷“借师助剿”方略下卷入中国内战的英国军人，他的军队还带着侵略者、殖民者的印记。清廷对戈登的评价一直较高，但只能说他有功于大清，断不能说他有功于中华。在太平军一方看来，华尔、戈登等人的登场是“洋鬼作怪”，李秀成认为苏杭之事“非李鸿章本事，实得洋鬼之能”。洪仁玕也将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之一归结为“鞑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
前文提及的白齐文叛而复降事件，被英国人视为戈登智勇双全的事迹。但必须认识到，能成功策反白齐文，与太平天国在“借师助剿”这一问题上与清廷截然不同的态度有关。尽管当时双方都有外籍雇佣兵，但太平军中的洋人声势和规模远不及清廷。因为太平天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留不住洋人，对洋人始终保持着戒心，不愿“引鬼入邦”，故而拒绝了白齐文提出的独立带兵等要求。清廷虽然也对“借师助剿”心存顾虑，但“以灭发捻为先”的思想占了上风。正是双方有这种差异，太平军中必然不会出现华尔、戈登式的人物。
洋枪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