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鼎文：从政治站位的高度审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是非曲直
从政治站位的高度审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是非曲直
文/郑鼎文
从古到今，对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首阳采薇”一类的问题，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我认为只有从政治站位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要了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不食周粟、首阳采薇的历史故事。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将王位禅让给叔齐，等到父亲死后，叔齐要让位给伯夷。伯夷不肯接受：“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即位而逃走了。国人只好拥立孤竹君的次子为王。这时候，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擅长让老人得到充分的照顾，心想：“何不去归附他呢？”等到达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武王车载着灵牌，说是奉了文王的遗命，东去讨伐商纣。伯夷、叔齐便勒住武王的马缰谏诤说：“父亲死了不安葬，却要发动军队打仗，能说是孝子吗？做臣子的要去弑杀国君，能说是仁者吗？”武王左右的人想要杀掉他们。太公说：“这是有气节的人。”于是把他们搀扶开去。等到武王平定殷纣的暴乱以后，天下都归附周朝了，而伯夷、叔齐却以做周的臣民为耻，为了坚守节义，便不吃周的米粮，隐居在首阳山，采些山菜来充饥。等到饿得将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歌辞说：“登上那个西山啊，去采些薇菜。以暴臣取代暴君啊，还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哩！神农、虞、夏的时代已很快地过去了，叫我到哪里去好呢？唉！我将死了，命运真是衰薄啊！”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里，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伯夷有谦让之风，为成全父意，宁愿避让；（2）叔齐也有谦让美德，在父亲去世之后，要让位伯夷；（3）从传统文化角度讲，伯夷叔齐有气节，就连姜子牙也说：他们“是有气节的人”。可是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来看，伯夷叔齐思想观念守旧，连大是大非也分不清，竟然弄不清谁代表腐朽没落的力量，谁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力量？一味地反对暴力革命，竟然认为武王“革殷之命”是犯了错误，是“以暴臣取代暴君”，这真让人匪夷所思。(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其次，古代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为什么一直很高？
古代对伯夷叔齐的评价极高，他们是备受先贤盛赞、品格高尚的隐士高人。他们所谓的高风亮节被《论语》、《孟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典籍高度赞扬。就连太史公司马迁也把他们放在列传之首，加以褒扬。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还写过一篇《伯夷颂》。古代那些名家之所以对伯夷叔齐的行为进行高度评价，究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站在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立场上。把伯夷、叔齐上升到“饿死不食周粟”的高度，使他们成为忠孝道德观的典范，更有利于教育臣民，恪守君臣父子之道，严格遵守社会统治秩序，保证统治者牢牢把握政权。这与那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春秋战国期间，各国王侯为争王位，争霸权而发生的子弑父、臣弑君的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弄得社会动荡不安，老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如果都像伯夷、叔齐那样谦虚让位，与世无争，逃离尘世，社会也就平安无事了。因此，伯夷、叔齐的作为很可能是诸子百家为说教诸侯，减少纷争，而加以发挥利用的素材。由此出发考虑，对伯夷叔齐的肯定与赞颂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古代先贤的政治智慧。就像我们今天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要求人们忠于祖国、遵法守纪、孝敬父母、谦逊礼让、和谐相处的道理一样。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政治站位正确的高度来认识伯夷叔齐的思想行为。
在这方面，一代伟人毛泽东作出了极好的范例。他在“别了 司徒雷登”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显而易见，毛泽东高瞻远瞩，鞭辟入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说的非常深刻透彻。在此，毛泽东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旗帜鲜明地批评伯夷叔齐“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这就抓住了实质。伯夷叔齐看起来很仁义，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你让我让，毫不贪恋权位，一副很清高、与世无争的样子，但实际上是图虚名，不作为，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根本不负责任，没有顾全大局，没有从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福祉这个大的方面来考虑问题，甚至逃避现实，一走了之。这确实是犯了糊涂，连大小轻重也分不来了，这样的谦让无异于伪君子。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这可是牵扯到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啊！因为当时殷商的国君殷纣王，已经昏庸至极，腐败透顶，淫乱不堪，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弄得四海不宁，怨声载道，到了呼拉拉大厦将倾的地步，相反，武王代表天意民心，代表新兴的进步力量，敬德保民，替天行道，讨伐无道昏君，深得人心，正所谓“汤武革命，顺天而应人也”。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伯夷叔齐不识时务，不分是非，以至胡搅蛮缠，叩马而谏，说什么武王伐纣是“以臣弑君”、“以暴易暴”，根本不懂要推翻一个祸国殃民的反动政权，必须通过暴力革命。
由此可见，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站位。在当年那个社会大变革时期，是站在腐朽没落、失去人心、阻碍社会进步的殷纣王一边，还是站在生机勃勃、深得人心，代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必然性的武王一边，这是最要紧的政治站位问题。立场站错了，一切皆错，就像伯夷叔齐那样；立场站对了，才能看到根本性的问题，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此，我们不得不说，毛泽东真是一代伟人，看问题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观点出发，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抓住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作者简介：郑鼎文，系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岐山周文化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第一、二届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终身客座研究员，县社科联副主席，县政协文史研究员，县老科协教育专委会主任和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曾任范家营高中校长和岐山县老年大学首任校长，在报刊和其他媒体发表文章800多篇，著书9本，2022年以来在国家级主流媒体《中国先锋》和《中国先锋头条网》发表文章80多篇。先后出席了宝鸡、武汉、兰州、天水、上海、洛阳、无锡等地的40多场学术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