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家乡环境遭到破坏
(1958年冬)
学校的高炉停产了,恢复上课以后,每天各班都在赶课程。我们是毕业班,功课特别紧,老师都不让学生请假。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找了个借口请假回家一趟。
今年,我的家乡也和各地一样,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上半年就实现“公社化”,我们峰市第九区改名为“幸福人民公社”,原来的三峰、河头、石鼓、锦丰等村和峰市街的农业户合并称为“峰市管理区”,各村改称“××片”(如三峰村称为“三峰片”),管理区中心设在原来的三峰初级小学,而小学迁至寨上原三河乡政府所在地。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开始,幸福人民公社从各管理区抽调精兵强将,支援县重点工程——文溪铁厂(在坎市镇文溪)和池溪铁厂(在仙师乡池溪),此外,还在三峰的新桥头办起自己的铁厂——峰市铁厂。公社再次抽调人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也跟我们学校办铁厂一样,把人员分为三部分:烧炭、炼铁、挑矿石。峰市没有铁矿,铁矿石都得到四十里以外的三坝铁矿去挑。烧炭和建高炉,都是就地取材。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三峰村为峰市铁厂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整个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刚踏上家乡土地的第一步,我远远就看见村子周围的一片片森林消失了。我登上老家交椅山村东的山梁,这里离新桥头较近,又是在大路边,因而,小时候揦松毛所见的松杉杂树已经一扫而光。对面村西山梁,离新桥头相对较远,陡坡上的十余棵几百年的大松树还幸运地保持挺立的英姿;村北水口边,离新桥头最近,又都是杂树林,最适宜烧木炭,只还剩下一颗千年古樟和三颗巨大的枫树,枫树脱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哆嗦着;儿时熟悉的林荫小路,也暴露在阳光之下,好像忽然宽敞起来。回看村南,那儿是我的老屋所在,屋后熟悉的桂花树林还保持一片墨绿,但是间杂其间的毛竹已经不见了踪影,屋龙山上的树木也稀疏了许多,只有上半山还有些较大的树木。
下了石砌冈来到村里,屋门前的大鱼塘贮满了水,可是路边塘唇的石砌栏杆没有了——这可是祖先特意用青砖砌筑的呀,当时正是为了行人的安全而设置的,当然也增加了美观——它们都被拆到哪儿去了呢?
回到家里,见到了几个年纪较大的乡亲。我向他们问起,他们都感叹说:“都被用来大炼钢铁了!”我十分不解,这些东西都能用来炼铁吗?后来还是巧伯说的仔细,她说:“新桥头办起了炼铁厂。塘唇上的砖头,是拆到新桥头去砌高炉了;山上的能烧炭的树木都坎来烧炭了;屋后的竹子被砍下来做炭篓子了。还有,新桥头住着很多民工,都是吃食堂,大锅大灶,每天要烧掉大量的柴火,山上的松树都劈成柴火烧掉了……我们俞家人的风水都被破坏了!”巧伯一一数说着,听得出话中带有几分不满。(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问:“新桥头真的很多人吗?”巧伯说:“不信?你看我们村里留下来的都是老的老,小的小,哪里还能见到一个青年呀?青年人都调走咯,都炼铁去咯!”
我虽然不相信风水之说,但巧伯的话引起了我的回忆:自己学校不久前不是也搞过炼铁吗?全校上千人砍树的砍树,烧炭的烧炭,挑担的挑担,炼铁的炼铁,不也是很多人吗?西溪萧地、芹菜洋山上的树砍得怎样,我都没有上山见过,很可能也像我村一样呢!
我不敢想象下去,也无法判断对与不对;当时总觉得,既然要超英赶美,多炼钢铁,可以多造飞机大炮,这样做出一点“牺牲”好像也是应该的。不幸的是,后来证明这种“牺牲”并没有多大意义,而对我家乡环境的破坏,却成了永远无法治愈的痛。
附记:自1958年“大炼钢铁”以后,家乡的生态环境一直无法恢复。进入六十年代,永定县把“发展烤烟生产”当作经济支柱,各生产队也把烤烟生产当作仅次于粮食生产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烤烟需要大量的燃料,当时的燃料仍然是木柴。烤烟种得越多,所消耗的木柴也越多,生产队按社员砍回来的木柴重量记工分。生产队年年种烤烟,社员年年砍木头,近处的砍光了就砍远处的,合适扛的树砍光了就砍大的,大树砍光了就砍小的,一连砍了十几年,眼见山上没得砍了,上级才推行煤炭烤烟。到那时,我村只还剩下几棵几百年的大松树,社员们心想,这些古树应该保得住了。谁知,因为生产队没有其他资源可以利用,副业生产又搞不起来,烤烟收入又很有限,现金收入太少,生产队的办公费用都有问题,年终结算时社员的“劳动价值”每天才两角多钱,于是,干部们又把主意打到了那几棵老树上。他们联系了广东潮汕的一家造船厂,把那些大树统统砍下来,锯成十几米长一寸多厚的船板,买了出去,风光了一回。但是,此后,我村的山就成了光山。因为客家话“光”与“江”同音,大家戏称:“这才是真正的‘皇帝的江山’呢!”
2010-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