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见吴老
吴殿康先生是公路设计院老一辈工程师，一九八八年退休后回到成都老家。
吴老年轻时，多年从事川藏公路的勘察设计，六十多岁又一次进藏，实地考察墨脱公路，直至退休后还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西藏，研究着墨脱，于一九九六年写下《墨脱公路方案研究》一文。
我们进藏，路过成都，特意拜访了这位七十九岁的老前辈，一位实足的西藏迷。
他穿一件白短袖衫，神态可掬，豁达和乐观的脸面泛着红光，而岁月已将他鬓发染成花白，沧桑在他额头上刻下明显的年轮。他走起路来，腰板直挺挺的，两脚铿然有声，早年的风范依然可以窥视。见到我们这些晚辈，就象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开心。话匣子一打开，西藏和墨脱的往事有如流泉涌出，除个别地名或人名需要用力去追寻外，他几乎可以说半天而不歇气。看上去，他并不象上年纪的的城里人那样苍老。没法想象，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运动”折磨后，他的身心还如此健康。
文化大革命反思题材的文章已经铺天盖地，在此我不想画蛇添足，但是谈及吴老，我又忍不住多说几句。
他可算是一位资深的“右派”。四八年川大毕业，带着一股子桀骜之气步入社会。不料，五七年，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扣在他的头上。此后，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群情激昂的批斗会场的前台，面对台下睽睽众目，千夫所指，他不得不弯下腰、低下头。充斥耳际的是愤怒的声讨檄文，是“东风吹、战鼓擂”，是阶级斗争的鸣放；充斥于心的却是一个伟大民族高八度的鼓噪。(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在那段疯狂的岁月，他一直扮演“牛鬼蛇神”的角色，直到七十年代末，他才挣脱噩梦，拥有正常人的生活，但为时已晚，失去的再也找不回来，至今他仍孑然一身，默默承受着晚年的孤寂。
华夏民族实在有太多的悲哀，其中之一就是“窝里斗”。特殊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中国人特有的意识形态，由此意识形态孵化出堂而皇之哲学思想，可谓渊远流长，根深蒂固。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所谓“攘外必先安内”，都是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人们不仅接受了这种哲学思想，而且将许多反常形态视为天经地义。余秋雨在赞叹海南的女性文明与家园文明的文章中，反观历史，写过这样一段话“偌大一块国土，反常形态严重饱和，寻常形态极其稀薄。事实上并没有几个人做得了圣贤和英豪，那就只能凭借争斗来决定胜负；争斗一旦开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更不会有寻常形态的存身之地了。结果，九州大地时时成为一块广阔无比的‘铁板烧’，负载着一个个火烫的话题嗤嗤地冒着热气，失去了可触可摸的正常温度。”
前不久，听人说：三个中国的诸葛亮合起来是一个臭皮匠，三个东嬴的臭皮匠合起来是一个诸葛亮。仔细琢磨，此话不无道理。关东军打进中国来，竟涌出成千上万的汉奸，甘愿当亡国奴，并助纣为虐，实在太可悲。
被誉为“国粹”的麻将，看起来只是一种普通的娱乐工具，但从玩的过程，则可以反映中国人的普遍心态：既要保全自己，又要防止他人。而西方的桥牌，则讲究配合的技巧。
论“窝里斗”的艺术，古人的表率作用实在功不可没，而现代社会的文明人对这门艺术，领会之透彻，运用之娴熟，恐怕古人也望尘莫及。
吴老只是“窝里斗”的千千万万受害者之一，许多忧郁的人无声无息地倒下了，而乐观的吴老还直挺挺地站着，象一颗屹立于陡崖上的老松，任风吹雨打，挺拔依然。
没有趴下的吴老，仍然喜他所喜，爱他所爱。
说他是西藏迷，一点也不夸张。他的书斋，被杂沓地存放着的西藏文献资料占去了大半，有报纸剪辑、相册、刊物、书籍、图纸、航片。书斋简直成了一个小小的西藏王国，他俨然就是这个国度的孤家寡人，说的浪漫一些，他有点象童话世界里小人国的smallking。当同龄人在公园的林荫下悠然舞动着太极时，或在僻静的茶楼陶然品茗时，或三两相邀鏖战于楚河汉界时，或沐浴在橘色的阳光下抚花弄鸟时，吴老先生正沉湎于他的书斋，陪伴青灯黄卷，神游于西藏高原的茫茫雪山和辽阔草原。
此次拜访，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墨脱，乃问起他当年的墨脱之行。
八六年，他们一行四人走进墨脱，没有任何装备，甚至没有帐篷和睡袋，每人只有一块塑料布，既当雨衣又当床单，在没有人烟的地方，石嘴岩洞就是他们的宿营地。饿了，啃几口压缩饼干；渴了，掬一捧清泉。他们走出墨脱时，蓬头垢面，衣衫破碎，犹如乞丐。四位工程师就是在这种条件下考察墨脱公路的，他们提出的路线走向，至今仍然是最有参考价值的方案。
过了两天，吴老兴致勃勃地找到我们所住的旅馆，郑重提议与我们一同前往西藏，我一下愣住了，不，是被一种无畏的精神所震撼。一代枭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凛然气魄就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我的眼圈湿了。
我必须阻止他，不能让他将一把老骨头撒在西藏，于是好言相劝：“爬山涉水的事让年轻人去做，您只要把关就好了。”但我还是深感内疚，毕竟我没能答应一位老人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