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真实与虚构
作家贾平凹与评论家王尧在关于“新汉语”写作的对话时谈及散文的状况，他说，中国的现代文化思潮是从现代美术上开始的，下一步到文学上，最后才到散文方面的。这观点是我极赞同的，而且新时期也是这样，美术思潮及观念方法等都是走在文学之前的，就更不要说散文了。贾平凹又说，70年代的小说家，几年不写东西人们就把你忘了；但散文不是，到现在也还是那些人。小说思潮的变化特别厉害，散文就相对稳定，缺少变化。小说现在几乎没什么参考，怎么写都行，写啥都行；散文却一直都有个标准，那就是短啊散啊的老标准，把你捆在那儿，一直往死里拽。贾平凹这样说似乎偏激了些，因为散文这些年不是一点变化没有的，事实上还是很活跃的。据我所知，仅各种命名就不下十几种。贾平凹是就总体且与小说比较而言的。
散文发展相对缓慢的原因肯定很多，但我个人的感觉，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家对散文创作中的真实与虚构之关系还缺乏更深刻的理解。多数散文作家被真实所困，无法更大限度地发挥艺术的想象力，遨游于无限的艺术空间。我的理解，散文的真实最重要的是情感的真实，作家向读者坦露的是一颗真诚的心灵，有了这一条，写什么及怎么写便可以随意了。二三十年代的散文大家的作品之所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仅仅是他们的艺术才能，更重要的是情感的真实。而六七十年代的散文大家的散文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会再去翻看了，我想，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才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作家个人的真实情感，完全是迎合那个虚幻的时代精神。本来是最具个人化的一种文体，因顺应主流意识形态而变得“假大空”了。杨朔自己也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凡遇到动情的事，就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不要说我们还没有实现共产主义，即便是实现了共产主义，我们的生活也未必就全部充满诗意。以一种完全诗意化了的情感去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其作品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便可想而知了。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替六七十年代的散文大家们进行一些辩解，但他们这种散文模式对后来散文写作的影响却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法消除的，即便是现在，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散文作家没能挣脱其束缚。
我曾经也写过一些散文，并以《无法告别》为名结集。我当然不能保证所写的细节都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但我敢保证，那些作品是我那时的情感与心境的真实倾诉与表达。我想，那时的生活肯定还有许多可以写，但我现在的心境却绝对写不出那样的作品了。因此，我对有的散文作家为一篇作品而苦思冥想数月甚至几年实在是难以理解。我怀疑，构思是清楚明白了，可是时过境迁，再写出来的作品还有多少是那时的情感呢？对散文而言，我以为故事与细节可以虚构，但情感不能虚构。虚构情感的散文肯定不能算作好散文。
关于真实与虚构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散文写作的具体方法与技巧。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写作《无法告别》中的那些散文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模糊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我只是把它们当作短篇来写。出集子的时候，我请范力女士写序，我特意向她强调了这一点。这样，在写作的时候，叙述与描写就更随意，而不顾及其文体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后来在《收获》上读到余秋雨的系列散文“文化苦旅”，以及再后来的“山居笔记”，就发现，余秋雨先生的这些被誉为“文化散文”的作品便在方法与技巧上吸取了小说及戏剧的因素，使得作品更具现场感与感染力。比如《道士塔》，在描写王道士收拾洞窟，并发现藏经洞的细节便完全是现代小说的写法。余先生当然无法知道当年王道士是怎样一种心境，并如何收拾洞窟，进而发现藏经洞的；他只能发挥他的艺术想象力，对那时的情景进行属于他的艺术虚构。这一点曾经遭到批评，有人甚至可笑地说，给他的感觉，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余秋雨就在现场。这可真是叫人有点无言以对的感觉了。我觉得，这正是余秋雨散文充满艺术魅力和感染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说，他没有完全地按照以往我们对散文的理解去写作，而是在一个更为开放的艺术空间里进行他自己的个性化写作。我认为，当代散文要想真的有所作为，散文作家就必须是在这样的一种开放的观念与心态中进行各自独立的、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创作。
就文学发展到今天而言，我以为只有散文这一文体具备了全面开放、兼收并蓄的条件。如果我们在真实与虚构这一组矛盾面前，采取更为灵活的态度，散文便可以在更为广阔与深刻的层次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实，新时期小说早就在吸取散文的语言、叙事及结构上的因素，进而打破了人物、故事、情节等小说理念，使小说更加生活化、散文化。那么，散文何以非要固守自己的那一套传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