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道德和规则”——评《道德和规则我们更需要什么》

闲话“道德和规则”——评《道德和规则我们更需要什么》

陈宣章

《学习时报》2013年04月01日赵迎辉《道德和规则我们更需要什么》，读后有许多疑问，提出供大家参考。

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道德和规则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对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秩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问题是：道德和规则标准由谁来制订和执行？一定的社会中，道德和规则标准由统治阶级制订和执行，总是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道德和规则标准经常修改。在社会大变动时，这种修改是革命性的，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已经萌芽甚至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变法与复辟的斗争常常发生，但是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是无法根本逆转的，只是增加一些曲折而已，因为变法更加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鲁迅说：“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留头不留发”，这个规则与什么道德协调呢？规范谁的社会秩序呢？(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二、“规则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其不至滑出底线；道德填补规则的漏洞，使其更加完美。”

其实，规则约束老百姓的行为，而道德约束老百姓的思想，使统治局面趋于稳定。但是，历来的社会都是道德和规则“双轨制”。制定道德和规则标准的统治阶级常常自己并不遵守道德和规则标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能够自我约束的君王有几个？以纳谏著称的唐太宗，数次背后对魏征咬牙切齿，要诛之。魏征死后，唐太宗“停婚仆碑”（罢掉先前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推倒亲为魏征撰制并书写的墓碑）。一段“君臣合契，共理天下”的历史美谈就此搁下。（《旧唐书•魏征传》）几千年“文明史”，封建皇宫中的丑事还少吗？道德和规则标准能够约束统治阶级自己吗？

鲁迅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准风月谈•礼》）谁等着？老百姓。别人是谁？统治阶级。

三、“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的差异，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两种手段的侧重有所不同。总的来看，西方国家更加青睐规则，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对公民的约束。而东方国家尤其是我们中国则更偏爱道德，习惯通过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整合和社会和谐。”

也许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道德和规则都是统治手段，是互补的，只是侧重不同而已。

有人说：“只要统治阶级是剥削阶级，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当社会大变动后，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统治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力，维持自己的统治，对过去的道德和规则标准会做修订。这是社会的进步。孔子所说“克己复礼”的周礼，是奴隶社会的规则标准；而孔子的道德标准就是对周礼必须克己。孔孟之道所说的规则标准在不同朝代在变化，但是孔孟之道所说的道德标准则是抽掉规则标准的那一套，所以，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采用。于是，要推翻别人的统治就“反孔”，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尊孔”；而规则标准则可以随统治阶级需要而不断改变。

现今，有些人一心向往西方“文明”，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东方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如西方”，希望全面学习西方。其实，西方也是一分为二的。28年学习十月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今所谓的“学习西方”究竟要学什么，你是知道的。

四、“不可否认，中华传统道德浩瀚博大、影响深远，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都极具影响力，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社会稳定有序的内在支撑。尤其是在规则尚未涉及的诸多领域，道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加强道德建设，提升每个公民的道德水准，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如果仔细研究鲁迅的思想，他的文章专门剖析传统道德毒害国民灵魂之深。现今有人还在宣扬《二十四孝》，为什么呢？时代前进了，他们的脑袋还留在过去。鲁迅说：“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是。大抵！”（《华盖集•小杂感》）

说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社会稳定有序的内在支撑”者，绝对忘了中国历史上的混乱与耻辱。除了历代农民起义和宫廷政变，汉朝后面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社会稳定有序吗？隋朝是鲜卑族统一了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是突厥人，安禄山一度称帝，做了两年大燕皇帝。唐朝后面的五代十国是最混乱的内战时期。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南迁建立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占领临安；1279年，8岁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有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元朝是蒙古族统一了中国；元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残余势力退回蒙古高原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多遭列强入侵，主权严重丧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经过三次复辟，又进入军阀混战。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蒋介石叛变三民主义搞独裁，日本侵华又爆发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失败，才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国社会稳定有序的内在支撑”，不是胡说吗？

五、胡适曾经说过：“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赵迎辉为了说明“道德的作用不是无限的。过分夸大道德，过于依赖道德不仅无益于社会关系的整合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甚至还会适得其反”，搬出了胡适。其实这也是“胡说”!

按照“胡说”：西方国家即使是“一个肮脏的国家”，只要“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就“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与实践道德规范是两回事；“人人讲规则”与遵守规则也是两回事。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人人遵守规则的。关键是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应该遵守规则；而且对于不遵守规则的百姓、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必须及时制止并处罚。谈道德还是讲规则，都是嘴皮子，关键是社会实践。也不能因为反对“过分夸大道德，过于依赖道德”而反对“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

六、“道德调整的对象不仅仅是人们现实的行为，而且还包括人们的思想、品格和行为的动机。而思想、品格、动机等都是内在的东西，是短时间内难以察觉甚至根本无法察觉的。”

实际上，思想、品格、动机等都必然从言行中反映出来。即使是虚假的言行，也是思想、品格、动机反映的一个侧面。贪官在台上做反腐肃贪报告，这种欺骗行为也是其腐败的一面，只是其腐败的行为被小圈子暂时掩盖起来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所以，说“思想、品格、动机等甚至根本无法察觉”，是虚无主义论调。关键是看到其腐败行为的人，因为自身利益而不愿揭发或为虎作伥；监督在权力面前无能为力；监督机制形同虚设。

不能因为“思想、品格、动机等都是内在的东西”，不去建立权力透明机制、权力约束机制。凡是欲用权力谋私者，必然要扩大权力，一手遮天。于是，灰色收入、暗箱操作盛行。扩大权力的方法，除了独揽大权，就是搞帮派。

七、“道德具有很浓厚的相对性特征，很难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标准和范围都不好确定，这就使得实践当中道德与不道德的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模糊是绝对的，清楚是相对的。模糊概念也有其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人们并不是毫无办法。关键是真正的民意，老百姓只是无能为力罢了。现今社会上“选举”代表、先进、优秀等等，大多代表了官意，有编剧、导演、演员、监制、场务、布景师、灯光、造型师、化妆师、作曲、剪辑……三个代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开会，从筹备、预备会、开幕到闭幕，都像演戏。

最近，央视就采访造假道歉，网民不买账。3月28日央视《焦点访谈》《养老金“亏空”了吗？》中，“北京市民姚春芳”表达了对老年生活保障的疑问；3分钟后，她却变身为千公里外“长春市某商场职工王维”再次出现。网民戏称为“失散多年的双胞胎终于重逢了”。随后，央视致歉声明则说是“工作失误，字幕打错”。知名博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于建嶸发微博说：“没事，我们早已习惯了，你一道歉，我反而糊涂了。”连《焦点访谈》都公然造假，其他非“焦点”的栏目岂不是可以随便指鹿为马了吗？其实，央视到底造假多少次?这也是网民的热议题。不久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发微博说：“不信也得信，央视造假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央视造假“穿帮”历史悠久，而《焦点访谈》当托做假也不是第一次。有人问：“央视新闻的道德底线在哪里？”

我对《焦点访谈》没有好感。若干年前，上海“塔民”（被苏州塔陵官商欺骗数亿元的十几万人）“通路子”到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结果被收了几万元的“通路子费”。搞不清是那些环节享受这些“通路子费”？反正《焦点访谈》栏目脱不了干系。

大多时候，道德不道德的界限很清楚，尤其是当事者，仅是不道德者刻意掩盖而已。

八、“一旦道德的标准被任意曲解，道德的价值被无限夸大，就会导致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以及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道德谴责和道德审判就会失去合理性和正当性，甚至挑战道德的底线，演变成为一种暴力、一种私刑。”

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决不是因为“道德的标准被任意曲解，道德的价值被无限夸大”，而是不道德者（尤其是有权阶级）胡作非为，并为了私利刻意掩盖。赵迎辉如此说，则大有为不道德的有权阶级辩解之疑。

现今社会，道德谴责和道德审判本无一席之地，谈何“合理性和正当性”？请问：包二奶成风何时惧怕道德谴责和道德审判？我多次文章中谈到，110答“举报私娼招外国人”电话：“通奸是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哪里有什么道德谴责和道德审判？不道德受到法律保护，不是更加猖獗吗？

九、赵迎辉举“公交让座纠纷”作为道德实践“最为典型”的例子，也有质疑。

1.“公交车上谁有权利坐着？”每个乘客都有权利。上个时期有人质疑：火车票坐票与站票为什么同价？假如坐票与站票不同价，则座位空着也不可让站票者坐，否则要补票，就像卧铺空着也不可让坐票者享受一样。而座位客满视路段不同，变化无常，管理难度也大，除非把坐票与站票分车厢（以前的闷罐子车厢就没有座位）。公交车更无法分坐票与站票，因为差价小，没有人会买站票。所以，凡是乘客都有权利坐着。因为座位不够，于是产生“抢座纠纷”和“让座纠纷”。民法上的“先占理论”只是一种无奈之理。为了争抢座位大打出手，是不道德甚至违法的。但是，谁也无法用规则解决这个难题。

2.“一直以来，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优先是我国公交车上的一条基本道德准则。”也不尽然。既然有“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专座”，这就不是“基本道德准则”，而是“规则”。原则上，非“老弱病残以及孕妇”不得坐专座。但是，在没有“老弱病残以及孕妇”而乘客又拥挤时，不得坐就不近情理。但是，一旦出现“老弱病残以及孕妇”，就应该坚决“不得坐”。当“老弱病残以及孕妇”多于专座时，一般座位的“哪些人应该让座？”就成为问题。因为是“提倡”而不是强制，所以，“让不让座”不是“道德不道德”的判定标准。

3.不管何种让座，受惠者应该“谢谢”，表示对让座者的敬意，而不是“理所应当”。 因为别人没给让座出口不逊甚至暴力相向，本身就是不道德甚至违法的。由于没有让座遭到围观者的恶骂甚至拳打脚踢，对方也是不道德甚至违法的。

4.“老弱病残以及孕妇如何判定？”谁也不会要老弱病残以及孕妇出示证明，谁也不会因要别人让座而出示证明。假装老弱病残、孕妇不管结果是不是露馅，本身是不道德的，但不违法，谁有权力“进行批评教育和舆论谴责”？谁有权力“动用暴力和私刑”？

5.我国连犯人刑满释放也不歧视；行政党纪处分常常是小范围公开（有时候也被说成是隐私），而且可以撤销；职工调动工作或军人转业复员时，原单位常常当面或不当面销毁处分档案；治安罚款不建档案；“诚信档案”大多是空谈……至于道德谴责和道德审判，更是无影无踪。有权阶级不道德行为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工作人员失误”而已。

6.与“没有让座”相比，社会上真正是道德缺失、素质低下者多了去了，老虎、苍蝇有的是，强盗贵族有的是，我们的管理层是什么态度呢？为什么呢？

十、“道德是比法律更高的维度，在法纪不彰、秩序不固的时候，如果每个人都一厢情愿地想用道德和善良制服邪恶，想靠辱骂与恐吓唤起良知，无异于叶公好龙。它不仅不能拯救道德，相反还会践踏道德。当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道德卫士，理直气壮地对有道德瑕疵的人大加挞伐而成为施暴者的时候，每个人也随时随地可能因为自身的道德瑕疵受到他人的攻击谩骂而成为受暴者。这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法律的失守、道德的沦陷。”

“道德是比法律更高的维度”吗？有人说：“法律起源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来源于道德，也就是说：没有法律之前，道德已经存在。精神层面上，道德比法律具有更高的境界。道德是从人的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有道德的人会主动遵守法律，而法律是靠外在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两者比较，道德的层次比法律更高。”但是，道德与法律都是有阶级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夺取剩余价值既符合道德标准，也符合法律规定；而工人得到最低工资，既符合道德标准，也符合法律规定。只在同一阶级范畴中比较道德、法律维度的高低，本身就是一种障眼法。

“在法纪不彰、秩序不固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加大道德教育？加大道德教育就是“一厢情愿地想用道德和善良制服邪恶，想靠辱骂与恐吓唤起良知”吗？就“无异于叶公好龙”吗？这是什么逻辑！

“当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道德卫士”有什么不好？道德卫士就是“理直气壮地对有道德瑕疵的人大加挞伐而成为施暴者”吗？笑话!把道德教育与遵守法律对立起来，道德卫士竟然就“是法律的失守、道德的沦陷”，更是混账逻辑。

十一、“道德是我们需要的，规则更是我们需要的。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只桶能盛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木板而非最长的木板。如果把社会比作一只木桶的话，规则就是最短的那块木板，道德则是最长的那块木板。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往往取决于规则是否建立和完善，而与最高道德标准没有太大关系。”

根据赵迎辉这个理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就是“多此一举”，和谐社会根本不需要学习雷锋。于是，赵迎辉的结论就是：“规则是道德的底线，道德是高标准的规则。遵守规则，守住道德的底线，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于是，大家一起向道德的底线看齐，向后转！

30多年来，制定了多少法规，不是法律专家更加说不清楚。但是，社会不是“法纪不彰、秩序不固”吗？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被实际取消后，规则制订就是到处补漏洞，而漏洞越补越多，因为广东有句名言：“只要红头文件没有禁止都可以干。”许多不道德行为是在“不要谈姓社姓资”加“三点式”（“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培养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反正“摸着石子过河”，索性就“浑水摸鱼”。

木桶原理并没有说“最短的那块木板有多短”，就要抛弃最长的那块木板。赵迎辉的中心思想是“规则更是我们需要的”。但是，规则再多，规则实践的双轨制等于没有规则。

十二、规则与道德是一对矛盾。两者相互渗透，制订规则与执行规则中有道德；守住道德标准中也有规则。相比而论，前者更为重要。例如：股市的所有规则都代表机构投资者利益，执行规则更加偏向机构投资者。这本身模仿的是西方的道德标准、法律规定。对于股民来说，这是绝对不道德的，却有法律背景。又例如：各行各业的潜规则是绝对不道德的，却打法律的“擦边球”。再例如：包二奶是违法的，但是，二奶们是自愿的，求之不得的……法纪不彰、秩序不固的现状，不是因为规则太少，也因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被实际取消。

现今，思想界的多元化说明思想的混乱，谁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理。结果必然是“有权就有理”。还好，有网络阵地可以争鸣，不至于“《真理报》太多伪真理，《消息报》太多假消息”。面对着伪真理和假消息，有闲阶级说说闲话还常常被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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