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一词该休矣
“严打”一词该休矣
傅伯勇
“严打”一词，对于生活在中国的人们来说，恐怕并不陌生。在很久以前，笔者就想对它进行口诛笔伐了，今晚闲着无聊，觉得还是应该马上站出来说一说。
“严打”一词，据说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的简称。听说它的基本要求是从重从快打击犯罪分子。中国最初提出“严打”大约是1983年，并首次进行了“严打”；1996年又进行了第二次“严打”；2000年-2001年又进行了第三次“严打”。通过这三次“严打”，的确还是有效地打击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迅速地扭转了地方社会治安面貌。但从最终结果看，“严打”的正面影响还是很有局限，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甚至有时还事与愿违，就像那首“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的歌词一样。
其实提出“严打”，可能本身就有问题。如何定罪量刑，法律自有明确的规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法律之外，用不着谁去再吩咐、再强调、再吆喝，公检法司几家根据自己的职责各司其职就是了。任何人犯了罪，如果站在“从重”的角度来看，该有罪免处，却进行继续羁押，这不是侵犯人权么？该判五年，却判了七年，这不是践踏法律么？该判死刑缓期执行，却立即执行，这不是草菅人命么？如果站在“从快”的角度来看，假如必要的程序都没有，或者少了几个必要程序，这还能快吗？假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这还能快吗？况且，“严厉打击”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可能是“温和打击”，也就是说，在特殊时期是“严厉打击”，但在平常时候则是“温和打击”，这又是法律允许的么？法律的天平又何在？这能够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当然，在目前的中国，确实有很多老大难，但往往又是“老大出面就不难”，只要铁腕官员一来，说声“严打”，妖魔鬼怪就难有藏身之所。你看，朱镕基总理在台上一发威，全国各地就有一大批贪官落马；你看，薄熙来在台上一发威，重庆一大批腐败分子就被拿下；你看，仇和在台上一发威，昆明的官场就清明得多。如此光景，人们应该欣喜若狂呢还是应该忧心忡忡？恐怕人们还是应该在欣喜若狂之余忧心忡忡吧！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都在追求“法治”，但这体现的是“法治”吗？这不是“法治”的倒退吗？这不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悲哀吗？这些毒瘤又是谁养成的呢？尤其是那些大的毒瘤，又是谁提供了他们养大的沃壤？又是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纵虎为患、助纣为虐？那些人究竟是在干什么？据老百姓说，他们在吃纳税人的干饭，他们在吃共产党的软饭，或许是吧。俗语云：“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偏偏就有拿了别人钱财却不替人消灾的人，对这种人该如何处理呢？可能还没有规定吧；不，应该有规定，但很少有人去执行；也有人去执行，但不是按照规定执行。所以，他们有的照样是升了官，他们有的照样是平级调动，他们有的照样是躺在温床上坐吃俸禄，不但毫发无损，而且日子过得更加滋润。(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如果一味依赖铁腕人物，一味依赖“严打”，那么铁腕人物之后呢？“严打”之后呢？会不会沉渣泛起，卷土重来？我看是会的。首次“严打”之后不是有第二次“严打”吗？第二次“严打”之后不是有第三次“严打”吗？原因何在？在于第一次“严打”之后不久沉渣又泛起又卷土重来，在于第二次“严打”之后不久沉渣又泛起又卷土重来。
人们总是期盼晴明的政治，清廉的官场，和谐的社会，这是觉悟的表现。与人们的期盼相比，中国已经具备了很多东西，法律差不多健全了，制度差不多齐全了，人才也差不多聚齐了；但差一些关键的东西，差的是为官的一身正气，差的是当差的恪尽职守，差的是自上而下不折不扣的执行力。
所以，只要孙悟空们不打盹，不懈怠，一路打下去，妖魔鬼怪总会除尽；哪里还需“严打”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