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将杂谈笑古今
刘诚龙先生近年来杂文创作风头颇健，算得上一位比较活跃的青年杂文作家，在有影响的杂文阵地，如《中国经济时报》、《香港文汇报》、《同舟共进》、《唯实》、《杂文报》、《杂文月刊》等100多种能够发杂文的报刊上，频频露相，甚有锋芒；也曾在《红袖添香》里结集成文，深受红袖读者喜欢。他广泛地尝试各种杂文文体创作，每种文体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但他近来写得最多也称得上最好的应该说是那些历史性的杂文随笔，他那些入选各种《杂文年选》的作品以及获奖的作品，大都是这类杂文，实际上，刘诚龙先生有意识地在这类杂文进行开拓，他给自己定了这类杂文定了一个总题目：辣椒小炒史杂碎。这类作品，集中体现了他对文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对人生真理刻苦的思索，细细读来，有滋有味。
杂文，因其杂而好。李鸿章宴客，菜上完，而客人吃未尽兴，厨子没法，将吃剩的菜倒在一锅中烹调，端上桌客人吃了，满口叫“好”。是为李鸿章大杂烩。将众多吃剩的菜放在一起烹制，竟成为一道美味可口的大菜，受到食客们的赞誉，这不能不说是烹调者的高超技艺。刘诚龙的杂文就是这样一种技艺的表现。如《政治秀》，从一张小小的表格，演绎到曹操分香、宁波太守王进埋羹、孔秀送姜、王莽欺瞒；从历史联想到现实的干部下农村穿草鞋、胡长清得好评、联想到现实中很多人“油头粉面地‘表现’一番”，“假使东窗事未发，没谁不是好领导”。《曹操自杀秀》写建安三年曹操统兵征讨张绣，麦收时节下了一道临时命令，“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命令刚颁发，曹操自己的马就踏了麦田，怎么办，杀曹操当然不可能，不杀也尴尬，最后来个“割发权代首。”其理由是“《春秋》法不加于尊“。说到春秋当然是制度性质的问题了。为什么发可以代替首呢？“割发于古时是一种很重之罚，身体发肤，受诸父母，轻易动不得的，所以史传至清朝，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事，把头发看得攸关性命。把几根毫发的意义无限放大，究其实，是上层阶级玩的障眼法把戏而已。这就是说，把其意义无限放大，就是要把其损失无限缩小，为自己预置空间焉。”刘诚龙从一根小小的头发上，牵出了一些“头发的故事”，从古说到今，从“毫毛”说到整个“制度”，揭露了古代统治者制定制度的“良苦用心”，他们对大众的欺骗性、虚假性昭然若揭。刘诚龙许多杂文说历史“事件”往往都是从历史“事例”开始，“微小叙事，宏大叙理”，从小而又小的历史“细节”里发掘出“历史意义”，而这种历史意义又强烈地对应着现实社会。有的人写文章句句都是“现代汉语”，却没几字道着“现代社会”，刘诚龙先生也许没几句说“现代生活”的，却几乎句句道着了“现代社会”。写于文革时期的一副对联，是这样的：“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是非不分；正正反反，反反正正，正反一样”。它说的是那个没有是非的年代，没有是非，也区分不了是非；诚龙的杂文是有是有非的，他有鲜明的态度，明确的观点，坚定的立场，体现了自《诗经》所形成的讽喻精神，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守礼修德的自觉意识。发表于2007年第5期《杂文月刊》并获该刊奖的《寻租改革》，从头至尾都在王安石改革运用“小人”，把腐败当改革的“润滑剂”与推动力，无疑是着眼于当代国企改革及其他各种当下改革中的种种怪现象；发于《杂文报》也同样获该报月奖的杂文《民主的危机时刻》，从孙中山与黄兴的一次冲突说起，说到民主社会有两种“危机时刻”，一是“伟大人物”出现，一是国家“紧急时刻出现”，不能不让人佩服他“鹰一样锐利”的“法眼”，总之，他的杂文能够准确运用幽默讽喻的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的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他常常从历史的深处落笔，又回到眼前的现实来，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忧患、关怀、思索。
写历史性杂文，必须要有“史实”，更关键的是要有“史识”，历史题材很多是别人说了又说，写了又写的，后面的人再来写，就需要更大的勇气，必须写出更加耐读的新意。刘诚龙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总能看出新的东西，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另类处分与另类安排》里，武则天因“淫乱”而被废到“黄灯古寺”，打入冷宫，最后被再次“起用”，刘诚龙从中发现了唐高宗“曲线曲护、曲线救美”的“用人策略”，从而读出新意，即在干部使用上对喜欢的人采取“暂降后升”之计，就是对那些犯了重大错误的领导也采取这种办法。《贪心无底洞》写的贪心，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话题，写的说的不胜枚举，但是诚龙从另一层面，新的角度写出了新的意思。他不仅看到了人们对实实在在的物质的贪欲，而且透过物质的贪欲看到了精神的贪婪。“贪不在于贪物，而在于贪趣，从物质的满足升华到精神享受之层面上去”。文章举媒体曝光的某贪官竟然收受一辆推土机为例，写出了推土机是“拥有权力的象征”，确证了精神贪欲的危害。读来令人心脏碰碰直跳，冷汗直流。人们对物质的贪是可以制止的，但是倘若提升到精神的贪，就很难以遏止了。“扶不起的阿斗”是我们对阿斗的“定论”了，但是在《阿斗无情与亚圣精神》中，作者以“以人为本”的现代民生新视角，重新审视阿斗的形象，这篇杂文的深刻在于，作者把阿斗与孟子拉在一起“进行审读”。孟子或者说儒家思想里本身就很矛盾，例如孟子说“民贵君轻”，具有很强的现代“民本观”，但是他又说“重义轻生”，这就是要以君义为本，而非以人为本，作者认为，阿斗降晋，实践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而我们对阿斗的非议用的是孟子的“气节标准”，作者把阿斗放在中国文化的浩大水域予以观照，读完此文，我们不能不赞叹诚龙先生目光的犀利了。
刘诚龙先生的杂文已经形成了一定风格，但他在形成风格的同时似乎还在努力突破风格，这主要体现在其杂文的语言特色上。质朴、睿智、笑谈、讽喻，成为他杂文的初步特征，他的有些杂文类似“政论”，甚是“严肃”，义正词严，好象当庭“抗辩”；有些亦庄亦谐，有些更是调侃，以流行的现代口语甚至网络语来叙古人古事，趣味横生。文学理论教授张建安先生在评价他的杂文时说他“直捣黄龙府，击中要害”。这种评价于诚龙是当之无愧的，首先体现在其“标题制作”上，像批鳞之术、屁股与屁话、绿帽子情结、且说贬谪这档罚则、一个掷字、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穷死不要特别费、文字果然是匕首、西餐叉子吃人肉。这些标题即使不能说是精妙绝伦，也应该可以说是独具机抒。古人说语不惊人誓不休，诚龙杂文的标题也达到了这个境界吧。诚龙杂文语言十分注重“形象化”，如《杯某释某权》：“如果我们对杯酒释兵权进行一番爬罗剔诀，我们就不难发现，赵氏也没太绝的高招，投以所好，诱以所乐，不过是以“乐”字的一条蚯蚓钩取了“权”字这条大鱼。”“没太绝的高招”、“投、诱”、“钩取”等词语的使用，言简意赅，但却将赵匡应“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写活了，也活脱脱写出了赵氏的形象特征。二是很有语言的嫁接术。诚龙先生当过十年的“刀笔吏”，对现代政治用语相当“熟练”，他很会“套话”，他用套话，却没有一点“官腔”，读起来轻松，这是因为他把当下官场一本正经的用语“套”在“古事”上，一套接一套，幽默出来了，深刻出来了，因为有了这些语言，使其文章有着“指向性”，使读者自然联系“当下生活”，以古讽今的意味也就出来了，这样，既有解读者之颐的效果，又有解主题之构的效力，杂文倘若没有幽默就很难成为杂文，在幽默中揭示生活当中的的假丑恶，在微笑当中揭示深刻的道理。如《冬烘先生对三顾茅庐的体制研究》[〈〈杂文选刊创刊15年精华本〉〉]，文章的标题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三是他有着扎实的“古文功底”。诚如张建安教授所说：“刘诚龙坚守回归传统的艺术倾向，这体现在他的文章中能恰到好处地引用古典诗词和典故，并且把古典文学的词汇和修辞方法运用到写作中，文字干净、清畅、凝炼。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传统文学的成就博大精深，刘诚龙善于从古典文学和日常口语中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他的文章，读来颇有味道与劲道。”
诚龙先生是吃湖南辣椒长大的，湖湘文化在其身上烙下了很深的印痕，为人诚而实，简单、质朴、真诚，但是也很“辣”，倔起来也是很倔的。其文也是这样，他身处官场，但也是反官场文化的坚强斗士。他概括不惑之年的人生为四个“十年”，即“十年有欠当耍童子，十年有余当苦学生，十年有足当教师爷，十年有零当刀笔吏”。他不再像过去在政府里担任文字秘书那样忙，有了闲暇的时间，他又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因此就继续他的文学家的梦。诚龙初期的杂文往往喜欢揭露官场“官术”，让我们认识官术的可恶，后来的杂文更多的揭发“政场政道”，上升到了道的层面了，换句话说，他更关注的是民生民瘼、政治文化与历史规律等问题。也许是在官场呆得久，对世事看得更透彻，而自己并没有受到官场庸俗气息的污染，依然保留了那份质朴，因此他的杂文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更有一种抓人眼球的魅力，更有一种透过丛丛叠叠故纸堆直达历史深处与现实沟通的穿透力。我们期待他写出更多更好更广更深刻的好杂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