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小学
记忆中，小学时代的生活已经那么遥远了，只依稀记得校园里昏暗的教室、高大的古树和空旷的操场，时隔多年，每每回想起来都会令我神往。
我上的那所小学叫天宁寺小学，就坐落在北京城南的天宁寺，那个非常古老的寺庙里。后来查阅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才知道这个天宁寺还是北魏时期的建筑，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天宁寺的砖塔最为著名。记得那是一九七二年的春天，一年级开学的第一天，我的肩上斜跨着小书包，里面装着的是新书、新本，还有一个铁制的新铅笔盒。我在姐姐的陪伴下，惴惴不安地和即将入学的一百多个孩子们，排着队等在紧闭的校门外边。几个老师从校门里出来，按着名单把这些孩子分成了四个班。那时候，我刚刚才离开幼儿园的中班，不知道学校里的老师会是和蔼的还是严厉的。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跟着班主任金老师，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走进了那两扇墨绿色的校门。我们老老实实地跟着老师绕过一排教室，又穿过一个大大的操场，一直走到最后边的院子。在后院的西边，那间高大的、前面有廊的老房子，就是我们的教室。紧挨着教室北边还有一间小一点的屋子，那是我们老师的办公室。院子东边那一溜老房子是另外几个班的教室。这些房子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修建的，屋子中间还有几根碗口粗的木柱支撑着房梁。教室里面很昏暗，就是在白天也得开着几盏白炽灯，那种黄色的灯泡。在老师的指挥下，我们坐到各自的位子上。那时候，我们的课桌和椅子都是木头做的。课桌上有一个盖板，要把掀起来才能把小书包放进去。淘气的男孩子有时候会把课桌的盖子弄得乒乓乱响。我坐在靠着东边窗户的位子上，看着眼前的桌椅、教室前面的黑板，一切都是那么新奇。就这样，按捺住心里的惶恐，开始了我们的学校生活。
下课的时候，老师只允许我们在教室前面的空地上玩，不许到处乱跑，更不许我们去前面的两个院子，那是高年级同学的地盘。
有几次因为作业没有按时写完，我被老师罚晚回家。独自一人离开教室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没有了吵闹的小学生们的身影，寂静、空旷的院子里显得有些阴森森的。
院子的北边是一间最大的房子，好像是个大殿，房子的门是老式的，窄窄的，上半截的玻璃外面有着漂亮的花格，外表的红漆已经掉得几乎没有了。房子的门一直都关得严严实实，从来都没有打开过。我一直都很想知道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有什么人在里面。有时候下了课就扒着门框往里望，可是什么也没看清。在大殿的前面有几棵高大的柏树，树身粗得要两三个小孩手拉手才能围起来，高高的树冠郁郁葱葱。一到夏天，树上的蝉鸣吵得我们看不进书去，浓密的树阴下面就是我们玩“丢手绢”的好地方。冬天到来的时候，教室中间会立起一个很大的火炉。坐在火炉旁边的同学会觉得很暖和，甚至脸都被烤的热烘烘的。靠在教室两边的同学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坐在火炉后面的同学还得歪着脑袋才能看到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
记不清是几年级的时候，学校里曾经发生过一件很轰动的事情。那年学校组织高年级的同学去郊区农村参加学农劳动。有传言说，有个体育老师从农村背回来一个小孩的骨头架子，装在一个口袋里，那个口袋就放在我们教室后面那个狭小的过道里了。这下子，成了了不得的大事，差不多整个学校的学生们下了课都围到了我们班教室的后面，一个个伸长了脖子朝那个小过道张望着，一边还在嘁嘁喳喳的议论着。那些天里，我的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恐惧，上课的时候努力不去想那个“口袋”；放学回到家里，赶紧向家里人求证是不是有那个“口袋”。直到几天以后，听说老师把那个“口袋”拿走了，学生们才不再来围观了，我那颗惶恐不安的心才算落了下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不论是中午还是下午放学以后，我们都要步行一里多路回家，而且必须是排着队。由班长负责看着我们，路上要是有谁敢调皮捣蛋，班长就会报告老师。那些年学生比较多，教室不够用，低年级的学生常常只上半天课。不上课的时候我们就要到各自的小组长家里去写作业。写完作业，小组长检查过了才能回家。
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要从天宁寺的古塔下面经过。大概是为了保护古塔，它被一堵高大的围墙围在了北京唱片厂的院子里。有风吹过的时候，塔檐上面挂着的那些铃铛就会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叮咚声，好听极了。抬头仰望，古塔的塔身上面四周都雕刻着身披铠甲、手握宝剑的神像，一个个怒目圆睁，在夕阳映照下依然那么威严。在落日的余晖里，成群的燕子啾啾鸣叫着围着塔身飞来飞去。
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塔顶上面的砖被震塌了一些。后来经过修补，又恢复了原样。
上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语文课上学完了汉语拼音以后，课本里第一篇像样的课文只有一句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直到小学毕业我也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阶级斗争”。
在小学里我们曾经参加过许多次政治运动，比如学习黄帅“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学习白卷英雄张铁生、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每次运动来了，学校都会组织全校师生学习，就是到教室外面开大会，听广播。老师通知开大会的第二天，我们都要从家里拎来小板凳。开会了，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坐到操场上指定的位置，听学校的领导在大喇叭里广播，这样的大会常常一开就是两个钟头。
政治学习不仅仅是开大会，听广播，老师还让要我们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写日记，这是最难过的事。我们的年纪那么小，对政治运动是什么，为什么要搞政治运动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能够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写日记呢？每次写日记我都要求助姐姐，姐姐不耐烦了，就让我找报纸来抄，这更让我头晕。报纸上的那些评论文章、批判文章我一点也看不懂，不知道从哪儿抄起，最后就是胡乱抄些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交给老师。
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为了让小学生们从小就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学校还定期组织我们到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去参加学工劳动，每个班轮流去。全班的学生们被分别安排在几间屋子里，几个同学再组成一个小组。我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叫“折页子”，就是给学校旁边的北京唱片厂折一些印刷好了的唱片歌词，好像都是些那个年代流行的曲艺节目唱词。每天我们坐在桌子前，都不许乱说话，乖乖地闷着头，把老师分给我们的一大摞大张的唱词按照要求规规矩矩地折好，到了放学的时候交给老师，就算学工劳动了。参加这些学工劳动都是没有工钱的，只是每天老师都不会给我们留作业了。
除了“学工劳动”以外，我们还接受过其他形式的革命教育。比如，在学校组织下，到近郊的村子里听老农民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印象最深的那一次是整个年级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步行到离我们学校很远的北京小学的礼堂去看电影，放映的是黑白片的舞剧《白毛女》。从各种宣传形式中得知，对于我们这些“在蜜罐子里长大”的小孩子来说，旧社会的广大劳动人民过的日子那可真是“水深火热”。然而，多年以后，我在网上看到有文章说起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竟然有许多是为了迎合当时的宣传需要而刻意编造出来的。
在建国初期的土改中，我的爷爷家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都因为这个“地主”成分而抬不起头来。在学校里有个坏小子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们家是地主！”回家后我小心翼翼地问爸爸：“我的爷爷怎么就成了地主呢？”爸爸说是因为当年闹土改的时候原本是庄稼汉的爷爷得罪了什么人，被人家陷害的。为了这件事，我的心里一直在埋怨那个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的爷爷。好多年以后，爸爸才告诉我，爷爷在土改以后不得不离开了山东老家，“闯关东”到了东北，最后孤独地客死在异乡。
在小学里曾经最让我感到骄傲的事莫过于当上红小兵，而且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的宣誓仪式。那一次是在冬天，正式宣誓之前，老师还特意让我们几个就要成为红小兵的同学在放学以后排练了几次。当我们表情严肃地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面对着天安门，举起右手齐声朗诵宣誓词的时候，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要为了解放全人类继续革命的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
在天宁寺这座古庙里，陪伴着有上千年历史的文物建筑，我一直上到了小学毕业。之后我进入了中学，也是在天宁寺的古塔旁边。中学的大操场和古塔之间只隔着一条很窄的土路，每天在大操场上操仍然能够看到高高的古塔。只是上学和放学的时候都不会再经过古塔了。
现在，那些我们曾经在里面上过小学的天宁寺的古老的房子和院子早就被夷为平地了，上面盖起了一栋栋居民楼。后来，在古塔的周围，原先占据着天宁寺的北京唱片厂、煤厂和一些居民住宅都搬走了，在天宁寺塔的旁边重新修建了一个比以前的规模小了许多的天宁寺，前来朝拜的人很多，香火也因此很旺。我也到里面去过一次，那是我第一次站在了古塔的莲花宝座前。那天不是上香朝拜的日子，寺庙的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独自围绕着古塔下面的莲花宝座转了一圈，举头仰望这个承载了千年历史的神圣建筑，暗自感叹它曾经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看过无数风云变幻。望着千疮百孔的古塔，塔身上面那些雕刻精美的神像因为年久失修更加残破，塔檐上的铃铛也没有了，再也听不到悠扬悦耳的铃声，再也看不到燕子们翩翩飞舞的身影。
滕远2009。10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