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的华商（旅俄散记之三十八）
很巧，我们从上海浦东机场飞到俄罗斯的第一个晚上，就住在莫斯科的伽玛大酒店，伽玛酒店背后就是那个名躁一时的切尔基佐夫市场――“一只蚂蚁”――市场所在地的俄语叫“伊兹马伊洛沃”，“伊兹马伊洛沃”经华商的嘴巴一念就成了“一只蚂蚁”，这个市场也便汉化成“一只蚂蚁”。
那天，车到酒店已是北京时间23点（我的手表没有拨莫斯科时间），晚上11点，莫斯科刚刚夕阳西坠，老远就看见一个花花绿绿的建筑在残存的夕照中闪闪发光。我们还以为是个教堂，一问导游，才知道原来那就是被关闭了的莫斯科乃至欧洲地区最大的生活用品批发市场的“一只蚂蚁”，占地二百多公顷。又因为市场由一只只集装箱组成，所以也有人叫“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场”。途中，导游再三告诫，不要到“一只蚂蚁”去，那边有很多警察，若遇盘问，你会无法说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的护照都被酒店服务台收了去的。再说， 我们大多又不会俄语，你跟俄罗斯警察怎么也缠不清，要是被他们关起来，那麻烦就更大了。所以，第二天一早，老伴与我只好在外面的马路上走走看看，间或碰上在酒店刚下夜班的俄罗斯青年向我们抛来一句生硬的“你好，你好！”时，老伴竟然也能以“色吧守吧（谢谢）！”相回，我知道她在初中时念过俄语，记性还真不错，居然还记得这些个单词。
“一只蚂蚁”，铁门紧闭，且有狼狗把门。“一只蚂蚁”的左边就是我们住宿的曾经接待过1980莫斯科奥运会80多个国家运动员的伽玛大酒店（这是首次在社会主义国家举行的奥运会，可我们中国等67个国家却没有参加）。7点多钟，我们夫妻俩拐进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小区一片寂静，稍倾，见不远处有二个黑头发的小伙子向我们走来。 “你是中国人吗？”我走上前试着与其中一个小伙子搭话。 “是的，我来自北京，他来自东北。”我们边走边聊。“在这儿做生意？”“做过，现在到了别处。”他俩匆匆走着，我们紧随其后。“听说你们的损失很大？”“中国官方说20几个亿，何止？我一个人就上千万，在这儿经商的华人有几万人呢，算一算，有多少？人放了，东西扣下了，人家不理你，中国政府也真没用。”
我读过文友周伟潮先生写的一本叫《爱恨俄罗斯》的书，书中说的就是发生在“一只蚂蚁”的“9·11”、“6·29”事件----2008年9月11日，俄方查封了市场附近的大城仓库的所有货物，涉及3万名华商的6千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在20亿美元；9个月之后的2009年6月29日，莫斯科市政府又突然宣布“一只蚂蚁”临时关闭3个月，华商销售商铺全部被封。（据北京乐清商会与浙江义乌、浙江桐乡、福建闽南、广东、河北等商会后来发布的联合统计数据，在莫斯科“一只蚂蚁”遭受损失的企业约2万家，连带企业3万多家，直接经济损失400多亿元人民币。）“据说你们都是办了合法手续的？”“我们的手续都是俄罗斯人帮着办的，后来又说我们的手续不合法，说我们偷税漏税。”他边说边匆匆走了。“俄国人办的手续？”我满脑疑问。在返回的飞机上，又有缘碰上一位曾在“一只蚂蚁”吃过大亏的小老板，与他一提起这事，话就多了。得知他是湖南某市工商局长的儿子。他说：“我爸看我不好好读书，整天在外瞎疯，就把我送到俄罗斯来读书，读了一半就读不下去了，我就到‘一只蚂蚁’去做生意，卖过家电，做过餐饮。”这个小老板是个胖乎乎的小伙子，就坐在我的身边。 他告诉我，“一只蚂蚁”是一个叫伊兹梅以洛夫的俄罗斯阿塞拜疆人。苏联解体后，他一个人买下“一只蚂蚁”，建了个市场。因为巴结上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伊兹梅以洛夫他走私、贩毒、扰乱金融、扰乱市场，有恃无恐，做尽了坏事。俄罗斯人对他很不满意，但靠着卢日科夫这把保护伞，俄政府查了他几次都没扳倒他，他便利令智昏起来。到土耳其投巨资建豪华酒店，剪彩当天，包飞机从空中抛洒美元现金6400万。此事激起俄罗斯人公愤，普京更是怒不可遏：在祖国遭受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伊兹梅以洛夫还不顾人民的利益，将巨额资金投向国外，便下令彻查“一只蚂蚁”。
政府要彻查他，扣了“一只蚂蚁”的货，关了他的市场。但扣下的货里，大部分是华商的（因在市场经营的商人中大部分是华商）。小老板告诉我：只要华真商能证明自己是守法经营的，就可以向俄方交涉，取回自己的货。可被扣货物的华商多数是通过“灰色清关 ”进入的，而有关单据全部在“清关公司”手中。
我问他，什么是“灰色清关 ”？他说，就是自己不到海关去办正规清关手续，而是付钱给清关公司，让他们代办。偏偏这些清关公司好像都不守规矩，与海关人员狼狈为奸，截留该上交的税款，使俄罗斯人蒙受巨大损失。而华商也明明知道清关公司都是些不法之徒，却偏偏又出钱让他们办手续。主要是因为不少在俄华商是没有外贸经营权的个体经营者和中小型私营企业，因此“灰色清关”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而外贸经营权又是一直被垄断的。小老板说，明清时期，对外贸易都是官营，民间是不准许直接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当时，一个集装箱货物从中方厂家拉走一直送到莫斯科，费时一周，费钱1.2万美元。而正规清关不仅价格高得多，而且长达一个月时间还未必能到货。刚开始，灰色清关便宜快捷，华商为利所趋，情愿掏钱灰色清关，至于清关公司是否把税款交给海关了，还是私吞了，他们一概不关心。然而只要海关没有收到某批货物的税款，这批货就是走私。货主明知清关公司截留税款，仍然把钱付给他们，也就生出恶意串通的嫌疑。所以，灰色清关其实是一条极端危险的路。华商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只要有一部分人灰色清关赚到较多的钱，其他人也就跟着选择灰色清关。可是一到后来，灰色清关的费用涨得比正规清关还要高。清关公司又和海关人员勾结，对灰色清关加快审批程序，而且故意减慢正规清关的货办手续。为图方便，华商大都往这个陷阱里跳。“不偷税漏税赚个屁啊？”这个湖南小老板的话代表了大部分华商的心理。只要能赚钱，他们根本不在乎法律。(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灰色清关的危险越来越清晰。俄罗斯那些腐败的警察知道这是个把柄，不抓白不抓。他们还知道行贿是华商常做的事，那叫“花钱买平安”。“一只蚂蚁”周围的警察从此盯上了中国人，想尽各种办法要钱。一些警察在盘查中国商人时会说上几句汉语，比如“护照”、“罚款”、“钱”。如果被查者一切正常，警察就说“啤酒”――意思是给他钱买酒喝。“如果不给钱，警察就会拿走护照，甚至把人带上车，不让你开张，直到要到钱。”小老板说，2002年的一天他去交房租，身上带了2000多卢布和400美元。警察盘查后，没有任何理由地要他交出一半的钱。“我不同意，就被带到警察局，关在铁笼里。最后的解决办法还是我交出一半的钱。”在莫斯科的中国商人，又有哪个没被关过铁笼呢！
中国人遇事习惯给钱，这个习惯是被官员教导出来的。在国内行得通。但到了国外，这习惯可就把华商搞惨了。花钱买来一时平安，却为自己，为自己的同胞带来无穷尽的灾难。外国人原先没有行贿的习惯。你花钱买来的，不是平安，而是灾难……
在圣彼得堡玩了三天后又乘火车回到莫斯科，上午去了克里姆林宫，下午便是自由活动，不少旅友坐在普希金公园都不想动了，我却跑去看文登哈。
要观察俄罗斯商品市场的变化，非去文登哈不可。在那里，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轨迹一目了然。“文登哈”，是原“苏联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俄文缩写的音译，现名“全俄展览中心”。莫斯科地图的中北部有两大块绿颜色区域连成一片，其一是植物园，其二就是文登哈。不过，人们在地图上感受不到文登哈地域的广阔，一旦身临其境，你准会对她的宏大气势感到吃惊。
文登哈，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文登哈，这种排列有序和间距开阔的宏大展馆布局，处处体现了超级帝国的大气派。文登哈内有名有姓的建筑近百座，这些建筑绝大多数是各个行业的成就展览馆。走进中国商品馆，满眼全是皮货、服装、鞋帽之类，商品档次不高，价位较低，多在一百美元以内，其中不乏次品，货架缺乏整理，给人一种凌乱、无序的感觉。我跟一个沈阳籍的小伙子聊了一阵子，他在此干了四年，租了一个约四平方米的摊位，租金每月一千美元。他说来这里练摊的大多是东北人和北京人。我问他商品销售情况好不好，他说不怎么好，主要原因是货不对路：俄罗斯人身高马大、胳膊长，而他们运去的服装偏瘦偏小；现在俄罗斯人讲究穿戴做工精致和款式新颖的，不象前几些年了。因此他们喜欢土耳其、意大利和韩国的皮货……
离开中国商品馆，我心里好像打碎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按说，我们中国货能在莫斯科文登哈占有一定空间，大家应该高兴和自豪才是，但我却高兴不起来。相反，我倒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羞愧感。是我们的国货假冒伪劣的多吗？不完全是。我自愧的，是人。经商同胞的言行举止有些使人难堪，有些卖货的同胞素质实在不敢恭维，他们在那里大声聊天，旁若无人；有的嗑瓜子，满地的瓜壳；还有的带着孩子，光着膀在摊位上吃喝。当然我知道他们携家带口出外谋生很不容易，可这里毕竟不是在老家。整个中国商场，给人拥挤、憋闷、混乱的印象，完全属于无人管理，只管摊位敛钱不管经营秩序。实际上，凡此种种，在国内已不多见，然而为什么在莫斯科却仍然司空见惯呢？
我不否认华商在国外生活的艰难，更不否认他们的劳累辛酸，但既然走出了国门，就该多少注意点中国人的形象，挺起腰杆，堂堂正正地生活，自尊自重，总不能老让人家笑我们是“丑陋的中国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