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青春岁月
一、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
人生如梦，岁月蹉跎，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往事已从我的脑海中渐渐淡忘，可有些事却怎么也无法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四十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常使年已花甲的我感到伤感、愤慨和遗憾。它似一缕挥之不去的青烟，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不时地在熏烤着我心中的伤口，常常在触动着我的灵魂。它带给我的激动和伤害已伴随我四十多年，并将与我共生共存。
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1966年的春天，原本是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江山秀丽，陡然间惊雷炸顶、黑云翻飞、急雨骤至。那真是大江东去，沙石俱下，真金和顽石交替向河心投掷，一个浪峰刚刚跌落，又一个浪峰迎面腾空而起。在这恶风浊浪中，正在北京上大学、风华正茂的我们被裹挟在其中，来不及思索，也来不及辨认，由不得自己随波浪起落。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都被卷进了那深不可测的巨流中去。掀开那尘封的历史画卷，各色各样的人物在其中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有人庆幸生正逢时，扶摇直上；有人干脆踏上贼船，推波助澜；有人将良心押给魔鬼，铤而走险。于是，在文革这一政治大舞台上出现了昙花一现的跳梁小丑、张牙舞爪的打手、投机钻营的扒手、老谋深算的幕后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他们在历史的导演下****裸地演出了一幕幕丑剧、闹剧与悲剧，排列组合成了共和国难忘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二百多个国家中少有的几个大国之一。在有几亿人口的国家内发生持续多年的大动乱，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中国历史上上一次大动乱是安史之乱。它发生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玄宗时代。部将安禄山、史思明与现代的林彪有惊人的相似，他们作为朝廷中重臣，处处时时揣摩皇帝的内心世界，对皇帝阿谀奉承，肉麻地吹捧，百般地迎合，骗取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手握重兵，驻守在北疆边防。关键时刻，安禄山假借讨伐杨国忠，兴风作浪攻击朝廷，并且夺得了半壁江山，企图夺取皇位。唐明皇从蒙蔽中醒悟过来后，组织军事力量英勇反击。为了安抚自己军队的军心和将帅，他处死了杨国忠，并忍痛割爱，除掉了自己的爱妾杨贵妃，也没能阻止叛军进军的脚步，首都长安最终失守。经过三代君主八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平叛了动乱。安史之乱给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它触动了唐朝的根基，使原本繁荣昌盛的唐朝一路下滑，从此走向衰败。
文化大革命千载难逢，它使我大开眼界，让我亲眼目睹了百年不遇的各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真实嘴脸的“精彩”表演。这些让我终生回味无穷，受益匪浅。使我从中得到了许多珍贵的教悔，明白了许多在平常一辈子都难以弄懂的人生哲理。如果不是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你要想目睹那场剧目的演出，无论你有多高的职位，无论你付出多少金钱，都是拿不到“入场券”的。广袤的舞台、众多的演员，剧终人散，无法重演。这些对我以及我们那个时代的人而言，无疑是幸运的。但它给人心灵上的摧残和伤害，对我以及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又是不幸的。它使我痛心疾首，刻骨铭心。
二、文化大革命横空出世(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是在1966年5月由北京大学教师聂元梓拉启的。她的大字报一经广播，高校里像炸开了锅。北京市许多高校师生纷纷效仿，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似洪水猛兽，责难的矛头直指学院党委。院系领导立即召集党员紧急会议，给年轻人详细介绍五七年反右斗争的内幕及经过。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引蛇出洞，要求党员以及要求入党的同学要头脑冷静，关键时刻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被右派迷惑、利用。随即，大部分同学都靠拢在院系党委的舆论一边。对敢出风头的同事、同学，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无情的指责和深刻的批判。一批“反动学生”、“右派学生”、“阴谋家”、“野心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很快将这燎原的烈火瞬间扑灭了。随着领袖的指引，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要求青年学生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受压抑的大学生、中学生在中央精神的感召下，终于爆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走上讲台，一边哭，一边愤怒地控诉当权派对他们的迫害。毛主席就像当年花果山上的孙行者，从身上拔下一把猴毛，随风一吹，口中说变，瞬间变出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杀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文革的烈火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熊熊燃烧。
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要让刘少奇等一批老革命退出历史舞台。针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出之后，马上就被销毁覆盖。接着，第二次再被贴出，又第二次被销毁覆盖。当毛主席明确表态炮打司令部之后，才把文化大革命的潮水公开引向了刘少奇。应该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遭到了众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抗和抵制。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之下，所有的人都顺从了。林彪已把毛主席吹成了神，天下的人无需考虑，只要紧跟就行了。很少有人去思索，去怀疑。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不到半年时间，在“火烧”、“炮轰”、“砸烂”、“打倒”的震天口号声中，学校里的各级领导权被十几岁、二十几岁的红卫兵群众组织取而代之，各级权力机构被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掌控。
三、外出串联到萍乡
1966年11月，北京已是滴水成冰，寒气逼人。我和同班三位同学离开昔日上课学习的课堂，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听着一批又一批从外地回来的同学谈论着外地的所见所闻，做为青年学生的我们，在好奇心和革命激情的驱使下，乘火车取道济南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已使铁路大动脉处于堵塞状态，南来北往的红卫兵将车厢变成了沙丁鱼罐头，人员之密集，真是无插针之隙，就连车门、车窗上都挂着人;行李架上，车座底下，过道上，厕所里坐着的，躺着的全是人；谁想移一步踩着的必是人的手、脚，列车已严重超员。车厢里，呼喊声、叫骂声、哭闹声，混成一片。即使把一趟火车的人改乘为两趟，三趟，火车仍然要超员。车到济南，尽管站台上准备登车的红卫兵小将已是人潮滚滚，但车门口早已挤满了人，无法打开车门。没有一个人下车，也上不去一个人。偶尔有一、二个下车上车的人,也是从窗户爬上爬下。坐在窗前座位上的同学，有的等火车一到站，急忙把车窗玻璃关上。任凭外面的人如何叫喊，就是不开窗。在站台上等待几小时，十几小时上不去车的小学生大有人在。尽管我们都承受着肉体的折磨，但想到毛主席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到全国搧风点火，防止红色江山修正主义复辟，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丝毫怨言。感觉到我们是在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贡献。
12月，中央已通知停止革命串联，从井岗山、爱晚亭、延安等革命圣地传来的消息，奉劝红卫兵小将不要再到圣地去。那里已经无法安排串联同学的食宿，况且有爆发传染病的危险。12月底，我们四人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到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圣地的江西省会，住在江西大学。北国已是数九寒天，但南昌却是绿意盎然，很让地道的北方人留恋。江西大学和北京高校一样，已经停课半年，有半数多的青年学生都离开了校园。学校大路两侧的大字报栏内各种顔色的大字报在冷风中随风飘荡，发出沙沙啦啦的响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校院往昔的喧嚣和今日的萧条，在期盼着年轻的学子们早日回到课桌旁。
虽然北京离我们遥远，但从来往书信中，北京政治气候的变化及矿业学院的状况，我们时刻在密切地关注着。1967年的元月份，家在江西师院的张某送我们三个踏上了徒步串联之路，我们向着橘子洲头所在地长沙奔去。一路上，我们打着红卫兵的旗帜，吃饭记帐，住宿免费，到处受到热情的接待。路途中，我们访贫问苦，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和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各种组织交换意见。阳光下，红卫兵的旗帜，在田野小道上，在公路两旁随风飘扬。到处是串联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红卫兵接待站随处可见，为红卫兵吃饭、住宿、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这一特定条件下的特殊现象，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都未曾有过，可能今后也很难再现。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