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屈原的是是非非”
闲话“屈原的是是非非”陈宣章
世界和平理事会1951年维也纳会议第一次做出决议：建议在全世界举行文化周年纪念会，希望通过纪念会使各国人民都能认识到怎样珍视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希望因此而建立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从1951年开始，在一些国家中每年都举行几位世界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出纪念的四位名人是中国诗人屈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法国作家拉伯雷和古巴作家马蒂。于是，屈原“走”向了世界。
今年6月23日是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中国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国家规定每年端午节为法定节假日，并允许周末调休，共放假3天。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参加人数多达60余万，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
2009年9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审议并批准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76个项目，中国“端午节”名列其中。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其实，早在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中，就完整生动地记录了端午习俗，成功入选是名正言顺，众望所归。
多数人认定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今年是屈原逝世2289周年。屈原头上有许多“桂冠”：中国最早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者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杰出的政治家；爱国志士。他有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两千多年来历代的褒奖，屈原显然是伟人、名人，不允许有丝毫批评。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其实并非如此。
一、屈原祖上姓芈（mi），后改姓熊。其代表作《离骚》第一句自我介绍：“帝高阳之苗裔兮”。高阳，即传说中的上古帝王颛顼（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黄帝与嫘祖的次子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昌仆生颛顼，姓姬（《山海经》、《淮南子·天文训》、《国语·楚语》）。关于共工氏和颛顼争夺帝位，怒撞不周山的传说，已经流传两千多年。传说不周山不周山是天地之间的支柱，于是天崩地裂。“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女娲于是炼五色石补天。”（唐《李凭箜篌引》）“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春秋初期（约公元前7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屈瑕受封于“屈”地为卿，改姓屈。屈原就是屈瑕的后代。(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为千古悬案。这个“伯庸”众说纷纭：东汉王逸说是屈原“父亲之字”（《楚辞章句》）。唐·吕延济则说即屈原父名（《文选》五臣注）。宋·洪兴且坚决反对（《楚辞补注》）。郭沫若《离骚今译》：“号叫伯庸的是我父亲。”今·黄震云则说：“屈原父亲担任过伯，也就是相当于州长的职务，名庸，所以叫伯庸。”今·武砺兴认为是屈原祖先屈申之表字。也有人认为就是熊绎，即楚始封君。《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辞赋大辞典》：“现代学者始考定其为西周周夷王时楚君熊渠之长子熊伯庸。”究竟伯庸是谁，确实是个谜。我认为：既然《离骚》中屈原对自己的名与字用化名，也不会对祖先直呼其名，故伯庸也是化名。但是，这两句与当今人们造“家谱”常常说祖上是***名人同出一撤：显示自己的高贵出身。
《离骚》第三、四句：“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也就是说，屈原诞生于寅年寅月寅日。这是降生的“祥瑞”，生辰不凡。
《离骚》第七、八句：“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屈原名平，字原。字“平”之义，公正而有法则，故曰“正则”；字“原”之义，高平之地，灵善而均调，故曰“灵均”。这里不直书名与字，大概因为是诗，而不是文。这也是屈原表达自己名字的美好。
《离骚》第九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就是说：天赋给我很多良好素质。所以，从第一句至此，都是“血统论”。
二、关于“中国最早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屈原并非“最早”。
我国最早的诗歌集是《诗经》，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六百年的诗歌305篇（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又称《诗三百》。虽然《诗经》中的诗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总还是诗人。据《尚书》所说，《豳风·鸱鸮》作者是周公旦。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清华简”）中的《耆夜·蟋蟀》是武王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其内容与《诗经·唐风·蟋蟀》有密切关系。《诗经》的主要采集者尹吉甫是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被尊称为中华诗祖，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
《诗经》包括三部分：风（民间歌谣）、雅（士大夫作品），颂（祭神的颂辞）。其实，由于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诗经》只是收录仅存的诗歌。据《史记》说，原有古诗3000篇，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编选了其中300篇。不管《诗经》作者是乐官、公卿、列士，还是民间人士，不管考证能不能得到作者姓名，他们都是诗人。
《诗经》是现实主义的诗歌总集，反映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面貌，其中有先祖创业的颂歌，祭祀神鬼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的宴饮交往，劳逸不均的怨愤；更有反映劳动、打猎、以及大量恋爱、婚姻、社会习俗方面的动人篇章。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诗经》大多是短篇，《离骚》为长篇巨制。《诗经》是现实主义，《离骚》浪漫主义。司马迁《报任安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屈原政治上失败，悲愤加才能产生了“楚辞”这种文体。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通常《诗经》中的国风与《离骚》并称“风，骚”，成为“文学”的代名词。
说屈原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那就无可多言了。
三、屈原是杰出的政治家。我认为，最多只能说是失败的改革家。
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王的关系不同一般。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的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屈原生活在楚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正是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统治，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当时称雄的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国，都企图自己统一中国。其中，秦国因商鞅变法后来居上，最强大。其余六国中，最有可能与秦国抗衡的是楚国。“横则秦帝，纵则楚王”。苏秦挂六国相印“合纵”，联合抗秦，一度以楚国居“长”；秦国以张仪为丞相“连横”，对六国分化瓦解、远交近攻。
战国初期，楚悼王任用卫国人吴起为相变法，一度强盛。但是，在楚悼王葬礼上，吴起被旧贵族杀害，新法被废。经楚肃王、楚宣王、楚威王传到楚怀王时，楚国表面上还很强大，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秦国。楚怀王也清楚这种局势，也想变法图强。屈原出身贵族，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早年深受楚怀宠信，任左徒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楚国旧贵族势力强大，楚怀王缺乏政治远见，听信宠妃郑袖、小儿子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旧贵族势力的代表集团），内政外交都腐败。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两次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应该肯定屈原是变法派。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原来都是周朝分封的诸侯国，同属中国。新兴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统治，中国实现大一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由谁来统一，决定于谁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当时各国为了变法图强，任用变法改革派，并不考虑人才是哪一国人。当时著名的改革派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慎到等等。
公元前403年左右，魏文侯用魏国人李悝开变法改革的先河；公元前382年楚悼王用卫国人吴起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用卫国人商鞅两次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用郑国（已被灭国）人申不害实行变法；赵国人慎到在齐国讲学多年，传布法治，被齐宣王命为大夫；公元前328年秦惠王采用魏国人张仪的“连横”；公元前266年，秦昭王拜魏国人范雎为相，夺宣太后、魏冉等人的专权，改行远交近攻策略，大胜赵军，灭西周国，奠定秦统一战争的胜利基础（李斯《谏逐客书》）；战国后期秦王嬴政重用楚国人李斯统一中国。《谏逐客书》说，秦国前四位国君都是依靠任用客卿富强起来。秦王嬴政废除逐客令，广泛招揽外国异域额贤士，各国佼佼者几乎都西奔入秦，出现“大略驾群才”、“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谏逐客书》）的局面，所以秦王嬴政能够统一中国。
历史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楚国统一中国，屈原自己的作品深刻揭露楚国政治的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和楚王的昏庸。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其实，他并不清醒，他根本看不到各国贤士入秦的历史洪流。有人说：《渔父》不是屈原的作品，明显的证据是结尾倾向于具有道家思想的渔父，以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否定屈原的坚贞自守。但是，王逸《楚辞章句》定此篇为屈原所作。
一个看不清时代历史趋势的政治家杰出吗？屈原自己的结局只能说明：他最多是失败的改革家。
四、屈原是爱国志士，伟大的爱国诗人。
屈原爱什么国？楚国。既然楚王昏庸、楚国政治黑暗、楚国贵族集团的腐朽，为什么非要在这棵歪脖树上“吊死”呢？因为屈原出身贵族，是楚王的本家。他只爱楚国，也只爱楚怀王。春秋战国是“楚材晋用”的时代，任用别国人才非常普遍，“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魏国人范雎带秦兵攻魏国，并不是不爱（中）国。相反，屈原阻扰秦统一中国（其实质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是对历史趋势的反向。
西周分封诸侯，但还是一个中国。只爱楚国，不爱中国者，是爱国志士、伟大的爱国诗人吗？
韩非是韩国王室贵族，是李斯同学，李斯自己认为“才学不如韩非”。念念不忘故国，情牵于韩国王室，希望韩王安接受他的变法主张。但是韩王安昏庸，不采纳。韩非入秦前，秦王嬴政就非常渴望得到他。韩非入秦后，两难心理：他深知秦国统一中国的条件已经水到渠成，不可逆转，但是又留恋祖宗基业，于是上了一个表面上助秦，实质保韩的奏章。李斯乘机提出，要秦王杀掉韩非。韩非在狱中饮鸠他乡。世说李斯除韩非是心胸狭窄、不择手段，是害怕韩非被秦王重用。我认为：如果韩非保韩，对于秦王统一中国无疑是个障碍。
屈原同样如此。说屈原是“爱国志士”、“伟大的爱国诗人”，无疑是站在狭隘的楚国利益立场，而不顾统一中国的大局。
屈原坚持“美政”理想，只是希望楚国“美政”，不愿意全中国“美政”。在“楚材晋用”、“朝侍楚君，暮为秦僚”的时代，屈原完全可以去秦国寻求出路，在全中国“美政”的情况下使楚国人们也享受“美政”。但是屈原固执己见不愿意，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中国文学史》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合适吗？
那么，屈原为什么会如此呢？1944年9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的同性恋者身份，在当时文坛引起一片哗然，并遭到多人围攻。孙次舟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作家朱自清支持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著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主持公道。次年《中原》杂志发表闻一多的《屈原问题》，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椿历史事实……”战国末年纯文艺家还没有地位，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当时各国间战事频繁，“忠君”远非时尚，“朝侍楚君，暮为秦僚”并不会招致非难。即使象提出“忠”与“孝”的孔子本人也频繁地周游列国，并不因不能专事鲁君而自愧。再说战国时代盛行崇尚男风，人们并不以此为惭，所以屈原在诗歌中自称“美人”，对自己的仪表多有夸耀，在诗句中对同性爱情作大胆表白，并不出奇。
闻一多说：“玲珑细致的职业，加以悠闲的岁月，深厚的传统，给他们的天才以最理想的发育机会，于是奴隶制度的粪土中，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了。没有弄臣的屈原，那有文学家的屈原？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成长的。”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也不因此就“剥夺了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样看来，屈原最终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而已。
五、屈原是人民的理想，是光明和正义的化身，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闻一多）
从变法改革看，春秋战国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统治，废除奴隶陪葬，解放农业奴隶、工商业奴隶、在内廷帮闲的奴隶，促进生产力发展。屈原出身王室贵族，又因变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只是放宽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对人民有利，并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像屈原是“忠君爱国”，他的“爱民”也是因爱楚怀王而“爱屋及乌”，因为楚民是楚怀王的子民。然而，楚怀王并不想让楚民真正解放成为农民，始终听信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四个飞跃时期，分裂混战：1。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结果产生一统的秦朝；2。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士族地主取代贵族地主统治，结果产生一统的西晋朝；3。南北朝（公元420-589年）庶族地主取代士族地主统治，结果产生一统的隋朝；4。民国时期（公元1912年－1949年）：封建制过渡到共和制，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和两面性，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果产生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闻一多说：“孙先生察觉了屈原的‘脂粉气’，而没有察觉他的‘火气’这对屈原是不大公平的。”“我觉得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总之，我不相信《离骚》是什么绝命书，我每逢读到这篇奇文，总仿佛看见一个粉墨登场的神采奕奕潇洒出尘的美男子，扮演着一个什么名正则，字灵均的‘神仙中人’说话，（毋宁是唱歌）但说着说着，优伶丢掉了他剧中人的身份，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的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时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在演戏还是在骂街吧！从来艺术就是教育，但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闻一多说：“我们要注意，在思想上存在着两个屈原，一个是‘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集体精神的屈原，一个是‘露才扬己，怨怼沈江’的个人精神的屈原。”
把楚怀王、楚国放在一边，屈原宣传的是“爱国”、“爱民”、“坚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其“艺术效果之高，教育意义之大”，“燃烧着千百人的心”。这大概就是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的原因。
六、众所周知，屈原的爱情生活非常浪漫。他写过大量情诗，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湘夫人》。从诗中可推断：此女美貌惊人，比屈原拥有更高的地位；因为种种限制，她无法与屈原公开见面，而只能在荒郊野外秘密约会。屈原对湘夫人投入了异乎寻常的眷恋与爱慕。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女人只有一个人，楚怀王的宠妃郑袖：“湘”就是楚国；“夫人”，即楚王的妻妾。
屈原与郑袖的暖昧关系被怀王知道后，促使怀王以政治名义放逐屈原，使屈原再也无法与郑袖见面。楚怀王驾崩后，楚国王室遵照楚怀王的遗命，为防止屈原与郑袖的关系卷土重来，派人对屈原进行了捕杀。追杀事件的发生地就是今天的汨罗江，兵士们最终在江边抓住了屈原，将他刺杀后装进袋子，捆紧了之后压上石块投入江心，演出了一幕残酷的历史悲剧。
目前，在海内外的学者和历史学家当中，“屈原死于谋杀”的说法十分流行。屈原最终不过是一场秘密爱情的牺牲品而已。还是有百姓目击了这一谋杀过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委婉地说出真相，于是导致了“端午节”的起源：在纪念另一个楚国英雄伍子胥的日子（五月初五）里，举行哀悼屈原的祭礼，用赛龙舟隐喻当时追杀屈原的激烈场面；用包粽子来隐喻屈原被投入江中的悲惨事实——糯米饭象征着屈原的肉体，粽叶象征着装他的袋子，粽丝象征着捆扎他的绳索；而把粽子投入水里，则象征着屈原被人淹死的真相。
屈原与郑袖究竟是因政见一致而情投意合，是因郎才女貌而倾心爱慕，还是屈原想通过郑袖影响楚怀王用的“美男计”？但是，这是没有好结果的“私情”，作为一个“政治家”，难道“色令智昏”？
如果这是历史真实，屈原就因小失大，为私情导致政治上的失败和自己生命的丧失。从这一点，屈原“爱国”、“爱民”岂非“空头”？
还历史以真面目，并不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也不影响屈原在文学史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