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传统文化角度探索人的意识形态特征
试从传统文化角度探索人的意识形态特征
“儒家”学说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在人的价值观设定上强调“以天下为己任”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处理各种利害关系时强调“舍生取义”；在处世态度上要求“见贤思齐”等等。
总之，“儒家”注重人自身的思想升华，有严格的道德操守要求，不以现实利益得失为人生考量，他所提倡的往往着重于“公”与“正”。但人总是或多或少有“私”性的，所以“克己”往往是成就“儒家”理念的关键。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能在中国扎根确实因为有很多可取之处。他成就了中国的“国风”，促生了无数的仁人志士，升腾了中华民族的奋发图强精神。但任何事物都有不足：由于很多人不能“克己”也就造成了他们在行为、思想上与“儒家”的要求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而“儒家”思想往往不能接受这种偏差甚至是直接批判，表现出鲜明的是非立场。这点在我们众多文化范畴中得到体现，很多作品甚至是一些史书（特别是近代史）对人物的臧否直接用大是大非来分类。在社会上和我们身边也经常出现一些意识形态的对立，相互之间缺少沟通与包容，“道不同，不相谋”，成为很多人的原则。
“法家”在认同“儒家”价值观的同时则强化了对人私性的认识，不认可“儒家”用“修养来改造人”的理念，他的核心是“以制度制约人”，认为必须用强制手段规范人的行为。从古至今无数政治家都信奉这种理念，他通过行政手段与“儒家”的意识建设相结合并互为补充成为中国历史主要的国家管理手段。
但“法家”的偏颇是比儒家更忽视人个性的差异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主观强调“清一色”。更有一些激进者发展为“兵家”理念，往往把世界看成对立的，并从理念对立认识发展为利益对立认识，对待他人往往从意识形态角度划分为“非敌即友”，且以立场为确定对错的最高标准。往往表现为：即使是同一件事因为主体不同，只要是己方阵营总能找出理由说明主体人是正确的或是不得已的；只要是对方阵营总能证明是错误的或是有玄机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儒为主、法为辅”，两家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思想领域“大一统”的主体。但显然都不是人（社会）处理自我矛盾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矛盾的好方法。所以“佛、道”两家便成为中国社会非主流确具有健康补充意义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作用在此得以显现。
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兴盛，是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不能解决人自我意识中矛盾斗争问题。因为很多人在接受儒家思想的同时又苦恼于自己这样或那样的做不到，如此便长时期面对自己内心的考问，需要精神的解脱，于是他们接受了佛家的出世思想。佛家讲究用“一”字来修炼自身修养，讲究“向有中求无，不可向无中求有，人人皆佛，善恶一念间”等等。使得人可以更好地接纳自己与原谅他人，从而调整好自己也是社会的心态。
佛家可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处世的问题，而中国传统的“道家”讲的“二”字，注重与外界的辨证关系，强调对立与统一，太极图就是典型代表。
有一个典型的道家小故事：一木匠师傅与众徒弟出游，徒弟们发现一罕见大树但师傅却不屑一顾。徒弟们惊问原因，师傅说：此树虽大但无论做什么材料都不合格，所以根本“无用”。夜间师傅梦见大树找他，并气愤地说：如果我适合做哪怕一种材料，我造就被你们砍了，你们眼中的“无用”恰恰是我眼中的“有用”。在这里“有用”与“无用”随着主体、环境的变化而互为转换，可以说道家思想适合用来处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由于其本身又讲究“人不胜天”等众多消极的理念而被人所忽视也不被社会所提倡。
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就是采用“外用儒法内用黄老”的统治方法，从侧面说明了道家在中国社会思想上的地位。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但各种思想在一个社会中共存，在一个单个人身上共存，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十分紧要的。所谓和谐社会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和谐更应该包括自身的和谐。如何让各种价值观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存共容是社会的课题也是我们自身的课题，只有做好这个课题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