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的1840年以来的耻辱（17）
17、严亮这个混球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恩可以沾边了。初次相遇，一上来他就把屎尿向我脸上抹。再后来接管张琨那头猪狗，坏事做绝，也把自己弄成无家可归的丧家犬。
严亮要学习张琨画虎。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比张琨更坏，失败的也更惨。
张琨的坏属于自不量力，没有自知之明下的坏和怂恿坏人作恶的坏。
严亮则属于骨子里的与生俱来的天性坏。老天送他投人胎的时候，就给他一个胎记，让他张了一双歪斜的眼睛标注他是坏人。
严亮在客观上保护和延长了张琨横行无忌，明火执杖，做土皇帝的淫威和时间。许多人对张琨及其一伙爪牙的疯狂、猖狂，大施淫威早已经难以忍受。但人们不反张琨。为时什么？张琨比严亮好一点，严亮比张琨更坏。如果让张琨下课，严亮必定出来上课。与其让严亮坏还不如让张琨坏。所以就任由张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怕严亮上来，情况更糟。所以容忍了张琨。
曾经有至少5个人对我说：不要骂张琨，严亮上来更坏。(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果然一个更恶的人，赶走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有些恶的人取而代之，带来的是更大的恶。
反过来，张琨这个有些恶的人也保护了更恶的严亮。张琨如果不是那样的飞扬跋扈，那样的独断专行，那样的刚愎自用，那样的不可一世，那样的威风凛凛，那样的胡作非为，那样的烂数票子，严亮就抓不住张琨的短处，严亮就没道理、没武器整走张琨。
正是张琨把自己的刀交到严亮手上，才让严亮逼走张琨，自己上台并模仿张琨继续作恶，并且有过之无不及。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个恶棍前后脚变成臭狗屎。
据说战后的以色列人一直追杀纳粹余孽。日本人把中国人蹂躏成那样，我们还自作多情的把继续作恶的日本人当朋友。鼓吹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结果人家就准备再开战。所以我主张做以色列人，要追杀恶人、追杀敌人。
严亮这种恶人，绝不属于宽恕的对象，必须要追杀。
但严亮已经遁身匿迹，找不到了。
于是我给严亮一个手机短信：严亮，我慈悲为怀，超渡一个邪恶的灵魂，试图把一个吃屎的货超渡为一个吃饭的货，让你这猪狗在地狱去再造人形！让六道轮迥的轨道去处理你这个邪恶的家伙吧。
经常有聪明人说这样的聪明话：你说一个人有问题，那可能就是那个人的问题。你说另一个人有问题，还可以确认为那个人的问题。你说大家都有问题，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这个推理不错。但这只是事情存在的一种情况。事情同时存在着多种情况。比如，有时候一个坏人遇到的是一群好人。但还有另外的情况：一个好人遇到的是一群坏人。甚至还存在一群好人对一群坏人甚至更复杂的情况。在复杂情况下，简单思维高明人的话就站不住脚了。
我提倡人要有综合的错综复杂的立体思维，多层次思维，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的叠加思维，这样才会有一个精确的对错得数。但人群中有几个人具备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康德的思维？大多数人的思维停留在一个朋友一条路，一个敌人一堵墙，有奶便是娘的使用主义思维，因此有几个人能认清复杂事物的真相。
我骂张琨的真相，骂严亮的真相，骂那头猪狗的稀少到只有猪狗才有的真相，谁能从表面看得清？
站在珠穆朗玛峰的人，看农民造的一个大粪堆很清楚。
在大粪堆上生出的一只蛆，怎么能看清珠穆朗玛峰的高度？
所以，我不和没有哲学立体思考问题的人论长论短的必要。我该骂的东西必须要骂，我敢报的恩我也知道报。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10件事中九件做的是好事，一件没做好，就骂人家。
同上面所说，这样的人也存在。但同样存在思维简单的人想不出来的多种复杂情况。
我和这些狗屁东西之间可不是一件事与九件事的问题，颠倒过来是九件事与一件事的因果。如果他们不天天做恶事，我早就假装糊涂过去了。我不是没有听过郑板桥的＂难得糊涂＂。
我还有举世浑浊我独清的独守。你能说鲁迅骂了那么多人鲁迅有问题？但我骂的人也不是对我一点恩德都没有。我是大仇说大仇，小恩说小恩。冤说够了，我来例举我所得过的恩。
王永统对我的恩：1990年派我去太原参加了一个全国化工技工学校教材编审会。我有机会在太原看了语文课本中的晋祠，有机会上五台山上拜神求佛，清洗我的心灵。
尚俊对我的恩：1991年派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培训班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讲课。1992年派我去青岛参加国务院下属机构的政策研究研修班。顺道爬了泰山，看了孔庙孔林孔府。1994年派我参加国家经贸委举办的改革开放15年工业企业展览，近距离见到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开阔了我的视野。写文章需要我学习。在政策研究室写文章的方式是：一人走来走去或坐对面吹，一人拿笔记，这样动脑的辛苦和写字的辛苦就分开摊在两人身上，不是太累，所以谁写文章都要拉我去做记录，因此大家觉得我没功劳有苦劳。一夜写3000到6000字的文章非常累，你一夜抄6000字试试，吃不消！所以派我学习除了开阔视野也带有放松休息的照顾性质。
张琨给我的恩：带我去北京出差一次，开会一次。去新疆乌鲁木齐开会两次，游历了天山天池，吐鲁番，过果子沟，看艾比湖，到伊犁及边境，到霍尔果斯口岸。在无锡办过一个年会，经江苏进安徽，看了歙县牌坊，上了黄山，去了同里，上海。那时候我是教育处玩文字游戏的，开学术会是我本行。另外，在教育处，范子琪副经理特批一个会议邀请函，到庐山参加会议，取道成都，经重庆看渣滓洞，过长江三峡到九江上庐山开会。再就是张琨派我参与高考招生服务，接触了许多大学老师，也拓展了视野。这在经常有出差机会的公司机关来说属于正常工作，但我还是宁愿把它列入张琨对我的恩德。至于张琨在教育处给我个副科长，我感觉我当个老师并不丢人，奔50的人了，当个副科长实在丢人。但也列入张琨对我的恩德。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运算下来，我作为＂全兰化公司唯一能帮他忙＂的人，我对为他抬轿子的付出大大超过他给我的一点小恩小惠。恩怨相抵对冲，怨是恩的1000倍，我宁可不要这些恩也决不要受这些辱。考虑到＂滴水之恩＂，所以，如果张琨还有脸求我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我依然帮他做。但他做的那些恶心事，挨骂是必不可少的，不存在忘恩负义的事。特别是他怂恿那头猪狗对我的侮辱和暴力，是我一生中遭遇到的唯一的巨大耻辱，我连雪洗耻辱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对于张琨这桩罪是罪不可赦，十恶不赦！在一个意识的限度内必须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