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毕业照
一张毕业照
梁孟伟
不久前才加入了高中同学的微信群，看着曾经熟悉的一个个名字，浏览温馨俏皮的一句句话语，我的身心突然变得年轻，思维一下变得活跃。我一句“谁保存着毕业照”的问话，潘永平同学立即晒出了我们当年的高中毕业照片。
点开这张黑白照片之前，我阖上了干涩的双眼，怕到来得太快，穿越得突然，努力克制着感情的巨澜，平静着心潮的起伏。我睁开眼，轻轻地点了两下屏幕，已经分开40年的同学重现眼前，一个尘封40年的故事涌上心头。照片有点发黄，仍然清晰可辨：一片草地上，10位女生盘腿坐成一排，后面12位女生蹲成一排，中间18位老师坐成一排，后面21位男生站成一排，最后面15位男生又在凳子上立成一排……
久久地久久地，我寻找着一个个青春的身影，注视着一张张青涩的笑脸；静静地静静地，我回忆着一桩桩如烟的往事，打捞着一件件记忆的碎片。从1975年到2015年，四十一年间，沧海变桑田，每个同学都用壮志豪情书写着不屈人生，每位同窗都用勤劳智慧诠释着苦乐年华。
“从别后，忆想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如今，银釭能照到什么？照到满头风霜，满脸沟壑，满眼沧桑，满身伤痕，满怀疲惫，满腹牢骚？还是满脸春色，满眼明媚，满心欢喜，满腹珠玑……滴溚一声，一颗泪珠砸在屏幕上，我在泪眼朦胧中，轻轻地问候一声：老同学，你好吗……老照片像滴显影液，随着感情的升温，那段时光像一张逐渐显影的底片，从朦胧到轮廓，从轮廓到清晰……一切的一切，渐渐变得生动起来。(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们从小学到高中的求学十年，正是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这十年，历史的航道出现偏离，我们的命运开始逆转。我们这批1966年走进小学的孩子，正好成为运动中的冤魂，祭旗时的牺牲。小学语录当课本，初中教室作战场，“轰轰烈烈”地走过了童年，懵懵懂懂地告别了少年。1972年，历史似乎出现了转机，周总理开始整顿教育秩序，迎来了十年文革的第一次中考，我们的命运开始峰回路转——通过考试就能升入高中。
记得参加中考是1972年的冬天，我们冒雨赶到乡政府所在地胡卜，教室里是沙沙有声的答题，屋瓦上是叮咚作响的雪子，那种声音至今还记得那么真切。考试是对成绩的检验，我村初中两个班级几乎“绝收”，录取到完中的只有我和另一名男生。
其实当年我并不具备再上学的条件，爸爸刚从关着的祠堂里放回，妈妈又张罗着要造新屋，家里穷得只能吃玉米糊番薯饭，但父母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咬着牙借米借钱地让我去念高中。
求学的地方就在家乡的南面，一个相距十五里路叫大市聚的地方，也是新昌东向最繁华的集镇。大市聚中学的前身叫知新学校，创办于清朝光绪年间，算得上一所百年老校。但大市聚地处红壤台地，土质细腻，土性粘乎，晴天还好，仿佛行走在一张巨大的红毡上面，光秃秃，平展展。平坦处铺着一丘丘稻田，四季变换着不同的颜色；山坡上长着一些老头松，屈曲盘旋成一株株盆景。
雨天，台地就展现出特殊的“魅力”。洒上一阵小雨，穿着鞋走上一阵，粘鞋的烂泥就会高成木屐；淋上一场大雨，泥路变成一个溜冰场，一片沼泽地，一不小心就会跌个狗吃屎或四脚朝天。当地有首民谣：晴天红砖铺地，落雨桐油泼地。倒去昏天黑地，站起蹬娘日毴。路实在难走，鞋只有一双，于是脱鞋赤脚，滑溜而行。时值寒冬，冰冷的泥浆麻木了双脚，泥中的碎石印剌着脚底，等到走上管家岭那条石板路，感觉是那么干燥平坦和舒适。坑边洗净冻得发红的双脚，穿上那双干净的球鞋，温暖从脚底油然而生，幸福充满了整个身心。
大市聚中学坐落在集镇西南，住宿、教学、食堂分成三个地方，构成一个三角形。宿舍楼坐北朝南，呈角尺形，走进大门，只见一个院落，院落北面走上十来级台阶，就是一排厕所。院落西边一排朝东的平房，院落东首朝南一排平房，平房后面是个大会堂。穿过平房与大会堂中间的甬道，东面豁然呈现一个操场，操场东面是排二层的教师宿舍，操场北面就是一幢二层的走马楼。走马楼楼板廊柱，四面相通，中间围成一个长方形天井，这里是我们学生的宿舍，也住着几户老师。
宿舍楼大门外是个大操场，操场上竖立着几个木头篮球架，围绕着球架是几圈跑道，几个沙坑。操场西南一条四五百米的沙石路，一直通向一个小山头，路边有口几亩水面的池塘。小山头上是我们的教学区——两排教室，第一排六间是高中部，第二排六间是初中部。小山北坡，是片翠绿的毛竹；小山南坡，是个学校的食堂。
那时的同学都属“土”，穿的土，差不多的土布卡其，一样的款式颜色；吃的土，每人自带咸菜炒酱，一吃一个星期。感觉新鲜的还是那些老师，陈胜标校长瘦长的身材，一丝不苟的大背头，身披藏青的泥大衣，颈绕黑色的羊毛围巾，下配一条笔挺的西裤，脚蹬一双雪亮的皮鞋，走路如玉树临风，讲话有绅士风度。其它的老师都有名牌高校的背景，温文尔雅的谈吐，恰到好处的举止。
佩服更在上课后，班主任是位女性英语老师，大约三十多岁年纪，大眼睛占了脸部的三分之一；娇小的身材，第一天潇洒挥臂，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邱玮。一张玲珑的小嘴吐出如此流利的英语，一双精致的小手书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这让一个从未接触过外语的农村孩子呆若木鸡。
还有数学老师王义谨，每次都把负的两次方念成负的难次方；语文老师唐大溪，他每讲一句话都要眨巴几次眼睛；物理老师吕加紧，讲课时那丰富的表情和舞蹈似的动作；政治老师吕梅珍，一边讲课一边仰头看着后壁的表情；化学老师梁德豪，四方脸上眯眼咧嘴的亲切笑容；农业老师赵守根，一种近乎女性的柔语轻音；还有物理老师赵红安，表情严肃讲话慢条斯理……他们用知识的甘霖，浇灌着这些焦渴的禾苗；用白色的粉笔，开启着我们智慧的航程。
高一分成三个班，我们排在二班，60多名同学，分别来自新林、红旗、立新、大市聚、城关五个乡镇，教室里是黑压压的人头。同学中有比我大几岁的，更多的是同岁，但感觉他们像大人，我更像小孩。如班长袁振华少年老成，后来果然是个当官的料；团支书吕玉钦成稳持重，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数学课代表张忠仁，当年数学好后来当上了企业老总；化学课代表梁跃进，协调能力强后来当上了汽车站站长；何彩妃梁爱莲两位女生，组织能力非凡后来都当上了校长。还有那位执着坚韧的孟亚珍，已经身价不菲还在编织更大的致富梦。更多同学的人生，都可圈可点可喜可贺，不像我这样平平庸庸疲疲软。
当时男女生之间的感情，纯净得像天上的白云，清澈得似山间的清泉。但清澈不能洗去心头的爱恋，纯洁不能冲淡心底的喜欢。俗话说，那个少女不怀春，那个少男不钟情，那时我们相遇一生最美的青春，滋生一世最妙的情愫。土衣布衫下雕琢出一个个凹凸有致的少女，粗菜淡饭下发育成一个个健壮有力的青年。对某位女生，说不出倾慕，谈不上爱恋，但有一种神奇的感觉，像蝙蝠飞过黑暗的夜幕，如百合盛开幽静的山谷：那一对摆动的辫子，那一圈齐颈的短发；那一张俊俏的脸庞，那一排整齐的刘海；那一双晶莹的明眸，那两弯动人的眉毛；那一片隐现的红晕，那一颗迷人的酒窝，甚至一个不经意的举手投足，很随便的一笑一颦，都如石投池塘，溅起内心的一圈圈涟漪。
如今，当年那位羞涩的美少女，脸上开遍了菊花瓣；那个腼腆的愣头青，头上飞满了雪和霜。但我们的心底，总保留着一方校园的天空，出没着一个清丽的身影，那无瑕的笑容，那纯真的歌声，那火热的眼神；那衣服上的一朵花，头发上的一个结。甚至相遇时落花似的叹息，离开时惊鸿似的一瞥。这一切的一切，都会如一坛陈酿，永远在心底珍藏，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
学校的生活是艰苦的，不要说整个星期吃着炒酱咸菜，吃得口吐清水喉咙生疼。如遇天气转暖，菜酱长毛，就剔掉上面，继续吃下面。最麻烦的是宿舍楼没装自来水，开水桶里也常没开水，洗刷饮用的水都要到校外去端。每天晚自习后，敲着脸盆去端水，就成为当年的一道风景。或踏着融融的月光，或冒着蒙蒙的细雨，我们来到水井旁。那个水井比较浅，趴在井台上一舀，就能舀上半脸盆，先是喝上一气，再是刷洗一通，然后端着脸盆回转。有时玩得迟了点，宿舍区已铁将军把门，我们就端着脸盆从铁栅门上爬上爬下，这盆水也由大半盆变成了小半盆。有了这半脸盆水，口渴了就可端起喝，第二天用来刷牙洗脸。
学校的生活也是快乐的，最快乐的地方在图书室。管理图书的王桂华老师四十来岁，头烫卷发，脸漾微笑，我一有空就往图书室跑，帮她整理图书修补破页，很快赢得了她的信任，我可以走进图书室内。当时书少，一个教室大的藏书，对我来说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这里有当年的畅销书，如《金光大道》、《艳阳天》、《春潮急》等；也有经曲作品，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甚至有《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中国文学史》等等。把经典列为禁书的当年，我突然与它们不期而遇，那份狂喜，那种惊艳，那阵迷醉，真是无以言表。可惜那些书束之高阁严禁外借，王老师对借阅经典慎之又慎。每天看着满架的经典，却不能相借相看相亲相悦，真有一种美食隔窗饥饿汉的痛苦，美人如花隔云端的遗憾。王老师偶尔也会借我几本，如《战争与和平》、《安妮卡列妮娜》《西游记》等，我都是偷偷看完，悄悄归还。
我们开始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一周一小考，一月一大考，直把我们“拷”得五体投地、七窃升天，学校希望把七年没学的知识让我们一口吞下，荒芜七年的稻田一朝种上。记得物理老师陈振荣布置的一道题目，我翻来覆去地做了好几天；记得为了催唐大溪老师早点改好我的作文，他的办公室我一天要跑好几遍；记得为了探讨一些难解的数学物理题目，我一次次向张忠仁胡梅英等人请教。如果给我们这样的两年光阴，我们何愁没有前景！
一九七三年学校招生恢复高考，张铁生在白卷上写的一封信引起轩然大波，招生考试制度又被取消，并把这年的考试视作“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回潮”，教育领域的“斗、批、改”运动又掀新的高潮。雪上加霜的是，这年七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马振扶事件，1974年初四人帮把这件事称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全国一大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复辟典型”。一个高潮接着一个狂潮，把我们彻底地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老师遁形，学生星散，校园萧瑟，教室无人，我们不以为忧，反以为乐！一进入1974年，马振扶事件加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我们每天刷战斗标语，写批判檄文，全部学生停课闹革命，整个学校搞得鸡犬不宁。等到1975年春高中毕业，我们成了没有扬花抽穗的稻杆，未经冶炼淬火的废铁，只见满园狼藉一地鸡毛，只剩胸中草莽空空行囊。
1977年，历史终于转向，四人帮彻底跨台。那一年的高考很快对我们的高中进行验证：考进高校的几乎没有。其实我和张忠仁一直做着高考的准备，就是做木匠时我也把数理化书籍带在身边，但高考前一星期把考大学改成了中专，忠仁说考中专比考大学更有把握，当时我们真不懂大学与中专的区别。这一改又改变了我俩的命运。
啊，我们这批被毁掉的一代！是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当重大事件的发生，即使你是一个最平凡的人，生活的轨迹也可能随之改变。习总一句话让我感慨良多：“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国家的不幸，历史的厄运，使我们这批人来不及开花，更不要说结果；来不及长杆，更不用说参天。与高等教育失之交臂早早地四处流浪，与专家学者擦肩而过久久地引车卖浆。我们稚嫩的双肩过早地承担起了历史的重任，年轻的心灵过早就蒙受了政治的风霜。我们的缺憾谁来弥补？我们的损失谁来承担？我们的幸福谁来归还？
我默默地注视着毕业照那一张张笑脸。如今这些历经坎坷的同学日渐老去，那个史无前列的运动也在远去。但共和国不应把他们忘记，历史应该将他们铭记，铭记他们的历史担当，铭记时代对他们的亏欠。他们的青春理想没有任何闪光，他们的人生价值没有任何体现，他们就像只冒烟没发火的灰堆，就像只发亮没座标的流星。
我手里不是一张普通的毕业照片，而是一个民族强弱的标志，一个国运盛衰的折射。
同学们，想念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