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老人谈母亲
我一直认为，生平受父亲文化熏陶最多，受母亲生活照顾最多。父亲在学养才能上影响我，母亲在勤劳节俭上为我楷模。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持家有方，家庭收入不多时，总能积谷防饥，有备无患。解放初至文革前，父亲工薪达九十二元多，是苏州商业界私方保留工资最高的几位之一。但要贴付祖父母大家庭三十元，给母亲家用四十元，抚养四个儿子，生活确实不宽裕了。
1970年，我们全家下放苏北时，父亲被迫以退职处理，工龄从1956年公私合营起算，一年结付一个月退职金，大约收到1500元退职金，那份高薪就永远消失了。
六十年代中期，母亲在平江街道创办邾长巷果品加工场，月薪仅仅15元。因此，母亲从不给我们零花钱。但我们四弟兄读书，母亲也从不拖欠学费。记得五六十年代，同学家境普遍贫困，学校每学期收三元学费五角书费，五角书费开学时一定要交清的，学费可以期初先交一元，以后每月分期缴。老师常常拿出五角钱一张的印花，催学生每月交了贴在一起，做缴费凭证。 令人欣慰的是，母亲总是每学期全部学杂费一次交清，免去我们被老师催讨之囧。
我小时候没有吃零食的记忆，故我至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香烟绝对不碰，老酒没有嗜好，不知个人日常开销会用什么钱（现在说起来算是新好男人了）。读小学四年级那会，学校组织看电影《马兰花》，我也不敢问母亲讨钱。恰巧那天我感冒发烧，黯然回家，母亲见我神情不对，就带我去平江路大新桥巷口点心店吃点心打牙祭，确切记得当时七分钱一碗小馄饨，美味的感觉永留齿间。席间，我吞吞吐吐，欲语又止，当母亲知道我想和同学一起看电影，马上慷慨解囊，为我了此心愿。
母亲将节俭的家风传给了我。踏上社会后，我在新洋农场月薪15元，竟可储蓄5元。1971年初起，我做乡村民办教师，月薪22元，年终大队再分红200多元，全部交付家用（因为我们是全家下放在大丰）。八十年代初期工薪仅仅三五十元，我总能每月固定储蓄三分之一交付银行。1981年我准备结婚时，母亲把我叫到一边，语重心长说，“阿壮，你下乡时对大家庭贡献最多，给你一千元办婚事吧”。那时，哥哥只花200元买了木料，替我制作了除大床之外的全套家具（俗称24只脚），用50元做了当时最流行的立体音箱，用50元做了一只沙发。丈人亲自为我做一件中山装50元，买一床羊毛毯50元。最高支出是买回配给的大料床，花去我200元大洋，那次是我的好友巢国瑞同我一起到景德路王天井巷，用板车拖回学校的。我请人掌勺，自办酒席七桌，五桌女方，二桌男方，费用也不过200多元。一般结婚时都有的12寸黑白电视机420元，还是婚后数月后凑钱买的。(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我生平因善创收节支，一般工薪一份，兼课打工可以再做大半工资的收入，所以手头不缺钱。但必要开销用度时，一点不吝啬，如遇他人困难需接济，或捐款，数目都比常人稍多。这都是母亲教化之功。
从艰难中见甜美，逆境中练修养。我从小看父母艰难持家，早在心头刻下志愿——要善待父母，尽心尽孝。所以，父母在农村时，我的收入全部交家庭共用，不留分文。父母渐渐年老，退休收入也不多，这十多年来，父母居所所用的水电煤气、电话电视等一应费用，全部包在我的银行账户上代扣。为了双亲老年生活能提高质量，几乎所有家电，我都主动买了送去。父亲平时购这买那，只要嘱咐，立马及时买了送去。近三年，父亲生活自理日益困难，我请来三任保姆去照顾父母生活起居，保姆费用由我弟兄轮流承包。但愿父母身体康健，延年益寿，颐养天年，就是为儿我的唯一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