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御用文人”生涯
2000年的3月底，就在我找工作找得精疲力尽、焦头烂额时，一位四川籍的朋友对我说，我倒是认识一家工厂的老板，不过他的活挺苦的，我怕你吃不消。我说，一个人在外这么多年，我什么苦没吃过。于是，朋友领我去了那家位于上海青浦区某镇的一家服装印花厂。老板见是熟人介绍的，便收下了我。
按照“惯例”，所有的员工进厂，首先得交上身份证，再交200元的押金。从学徒工开始（一般为3个月，无工资，但包吃包住），根据个人表现，每个月发50——200元的生活费。为了能有口饭吃，为了能养活自己，我咬着牙挺过了三个月的学徒期，终于与老板签上了为期两年的合同而成为该公司的“正式员工”。开始有工资了，但还是每月只发200元的生活费，到年终发全年的一半工资，另一半得等合同期满时再结。单方面“毁约”者，责任自负。
2000年6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上海《青年报》社编辑打给我的电话，要我带上有效证件，去取稿费。我便找老板要身份证。他正在电脑上绘图纸，头也没抬一下，问我，要身份证干嘛。我说，取稿费。“取稿费？！”老板吃惊地站了起来，瞪着小眼睛从上到下将我扫了一遍。“4月22日，我在《青年报》上发了一个版面的文章。”老板见我不像是在撒谎，便给了我身份证，还破例放了我一天的大假。
转了4路公车，我才从青浦郊区赶到了市中心的报社，取了330元的稿费，还带了一份样报回来。晚上，老板找我要去了报纸看，之后，又看了我发表在其他报刊杂志上的一些短文。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只有六、七十人的小厂里，竟然还有一个“拿笔杆子的人”。第二天，我的工种立马发生了改变：从生产车间进入了中层管理员的行列。仓库、内务管理、催讨客户的帐款、原材料的采购，甚至还陪同老板一起出去洽谈业务。所有的工作，我都能将他们处理得井井有条，得心应手。不久后，老板又交给了我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定期地对全厂工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及业务技能培训”（上海方言即洗脑子）
听说老板原是一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后辞职去了澳大利亚打工，几年后，带回了一笔资金和技术，自己办了一个小厂。他全套照搬国外资本家的一系列管理模式，甚至将它们发扬光大了N倍。所以，他凭借具有绝对竞争力的价格、质量及交货期，迅速地打开了市场，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将业务拓展到江浙地区。短短的几年功夫，他的资本是成倍翻番，工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一年中估计有二百多天，工人的日工作时间在12小时上下;至少有2——3月，工人的日平均劳动时间达到15小时。炎热的夏季，工友们在车间里紧张、高效地劳作，伴随着他（她）们的是一台台功率达几千瓦的烘干机、压烫机和太阳灯，身上的衣服、鞋子还有头发，一天到晚不知道要湿透多少次，然后再用自己滚烫的“体温”来捂干它。整个车间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臭味和馊味，乃至于部分客户要进车间查看产品的质量，不得不捂着鼻子或戴上口罩，瞅一眼赶紧掉头跑；老板躺在空调间的大沙发上，喝着冰镇啤酒，眼睛像鹰一样盯着前方的闭路电视，几乎每个车间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如若某个人的动作慢了一拍或是违反了操作程序，老板会立即通过对讲机，让主管领着他（她）去室外享受40多度的“阳光桑拿”。捱到夏天过去，总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脚上先是起泡、化脓，由于得不到及时的休息和治疗，而后开始开裂子、溃烂，最后成了“跛子”，在车间里跳来跳去；三九严寒，工友们用海绵、抹布在一遍遍地清洗印刷制版上的色浆（以防丝网堵塞），然后才能清洁自己的手、脸和衣服上的各种色浆。天天和冷水打交道，加上各种化工制品的腐蚀作用，工友们的双手，轻微一点的，红肿得像胡萝卜，严重的，手背、手指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的口子，有时候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睡眠不足加之营养不良，我曾经不止一次看见有工友晕倒在车间里。长此以往，“逃离、维权”成了所有工人的最秘密、最热门、最核心的话题。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年之中，我实在数不清有多少人，为了逃离，不敢要身份证，更不敢提应得的血汗钱，能溜之大吉对他们来说就是“保住了一条命”。曾经在一个寒风凌厉的冬夜，六、七个“元老级”的员工，从宿舍楼上扔下行李，然后顺着下水管道溜下去，集体“逃往”杭州的一家同行企业；曾经有几次，工人们为了维权，拨打各类投诉、报警电话。往往不到十分钟，警车便呼啸而来，工人们暗地里欣喜若狂，然而，警察却将欲投诉的人带走了。听本地的驾驶员悄悄和我讲，根据“情节的轻重”，他们有的在派出所的滞留室被关了一夜后放了，有了被“请进”了市区的遣送站······在这种状况下，加紧培训新员工、稳定人心、继而“进一步”增强所有工人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就成了工厂里最为迫切的事。
在食堂的饭厅里，老板很快为我装上了一块大黑板，买了很多盒粉笔。从此，我开始做起了兼职“讲师”。我给我的工友们讲述如何勤奋、敬业，讲解非常流行的“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深刻内涵，讲述如何能成为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从而赢得别人的尊重······偶尔，老板也会抽出宝贵的时间（他的日常工作在14小时左右），亲自来听我的讲座，这不免使我有些受宠若惊。于是，我讲得更加卖力，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可当我看见工友们浑身湿透、挥汗如雨时，看见他们一走一跛仍快速地跟着机器跑时，看见他们见了比老板的狼狗的伙食差得远的饭菜而索然无味，但不得不大口地往下咽时，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绝不是我教育的结果，而是在人家的“淫威”之下，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你想，一个从乡下乍到上海的农民工，万一深夜被人家赶出了厂门，（此类事件多次发生过）身上没有身份证（被扣押了），没有钱，那是怎样的一种处境呀，真正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要说我的讲课给工友们带来的最大益处，那就是在他（她）们精疲力尽的时候，给了他（她）们一丝喘息的机会。另外，还有少数的几个文学爱好者，他（她）们欣赏我的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在背后，我知道有不少工友骂我是“老板的狗腿子”、“伪君子”。其实，人家是骂得对，骂得好！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日子，我的浑身散了架似的痛，可我还是辗转难眠。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御用文人”，我曾经对他们切齿痛恨。因为他们与腐朽、黑暗的反动统治者是一丘之貉，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是帮凶。他们最善于颠倒是非黑白。翻手为雨、覆手为雨是他们的强项。有时我在睡梦中，梦见自己变成了秦桧，变成了高俅······死了这么多年了，还遭万人唾骂，吓得我一身冷汗。但是，一回到现实中，我依然如故——唯唯诺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幻想”过，如果我振臂一呼，不敢说百分之百的工友跟我走，但响应者必众！我会找沪上各大新闻媒体反映事实的真相，我会请律师、会找区甚至是市一级的劳动监察机关去申诉，那么，很有可能早成了另外一种景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兄弟姐妹们，不必做得那么苦，那么累，想走的时候，能从工厂的大门堂堂正正地走，而且是拿上自己的身份证，还有，就是自己应得的血汗钱！(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文怀沙教授认为，文化人有两种：一种是奴隶，一种是奴才。奴隶有自己的思想，有反抗性，而奴才只会阿谀奉承。我深知，仅凭自己喝下的那一丁点墨水，远没有资格被称为“文人”，但是，我的的确确是在做那样的一份工作。我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以及那一点点可怜的虚荣心，始终没敢迈出那一步，直到合同期满全身而退。之后，我离开了上海，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打工生涯回到家乡开始了新的生活。到如今，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每每想起这一段峥嵘岁月，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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